Repository: HarborLibrary/Social-Sciences Branch: master Commit: 37922fe6bf59 Files: 19 Total size: 459.7 KB Directory structure: gitextract_p57gpa7b/ ├──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epub ├──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mobi ├──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txt ├──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epub ├──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obi ├──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epub ├──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obi ├──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txt ├──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epub ├──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mobi ├──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txt ├── 王朔 & 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epub ├── 王朔 & 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mobi ├── 纳西姆·塔勒布：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epub ├── 纳西姆·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epub ├── 纳西姆·塔勒布：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mobi ├── 钟祖康：中国比小说更离奇.mobi ├── 钟祖康：中国比小说更离奇.txt └──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 (增订版).epub ================================================ FILE CONTENTS ================================================ ================================================ FILE: 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txt ================================================ 中国人的性格 原名：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亚瑟·史密斯[美] 制作：编程随想 前言 　　这是一本很古老的书，出版于清朝末年。出版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欧美，都很畅销。因为它是第一本以西方人的眼光，来介绍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书中的剖析非常深刻，非常全面。有优点的介绍，但更多的是揭露缺点。此书被称作“世界上研究中国民族性最早、最详尽、最切实的著作”。 　　这本书对鲁迅的影响极大——据说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阅读了此书的日文译本（日本人译作《支那人气质》）。鲁迅一直在文章中批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主要就是受此书的影响。可以说，鲁迅中对中国民众、中国文化的批判，跟史密斯是一脉相承的。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还写了如下文字： ＝＝＝＝＝＝＝＝＝＝＝＝＝＝＝＝＝＝＝＝＝＝＝＝＝＝＝＝＝＝＝＝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是书中所批判的中国人的性格缺陷，依然广泛存在。俺强烈建议没看过的同学一定要仔细看看，看完后还得再自省一下。 以上文字摘自俺写的书评： 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1/02/book-review-chinese-characteristics.html 导言 　　人们总是希望见证人所说的都是真话，没有半点含糊。许多略知中国人的见证人，虽然能说出一些真实的东西，但他们中并没有多少人能如实地叙述；更不用说要他们讲出全部真情。任何个人，无论他的知识面多宽，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全部真实情况。因而，本书必须面对来自3种不同观点的异议。 　　首先，或许有人会说，要把所知道的有关中国人的特性如实地转述给他人，那只是白费力气。乔治。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是1857至1858年期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专门采访中国的记者；他像所有到中国去的作家一样，有机会亲眼目睹在各种环境下的中国人，并可以借助于那些很具资历的人物的看法去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所出版的书信集的前言中却承认他对中国人特性的描述是失败的，并为此表示歉意。他说：“在这些书信里，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作品，我写得并不够精彩，这是很大的疏忽。这本是一个最具诱惑力且最能施展才华的题目；机智的假定，深刻的概括，自信的断言，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展示。那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们肯定会由于我没有从这种机会中有所收获而鄙视我。事实上，我写过几位中华民族中非常优秀的人物；但不幸的是，在我把眼前的这些人物置于笔下时，他们曾有过的粗俗的言行却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为了追求真实，我烧了好几封长信。此外，我还经常就这种事与最著名的汉学家坦诚地进行交谈，结果发现，他们与我一样，都认为要形成有关中国人特性的整体概念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困难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汉学家们才会遇到。一位精明的作家，可以在完全撇开主题的情况下，轻易地作出两个客观真实、头头是道但相互对立的分析。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可以获取某些必要知识，能够全面准确地分析和评价中国人的特性中明显的自相矛盾。目前，我至少必须排除严格的界定，用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品性去描述中国人。”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人已经使自己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看做是压服不了的、神秘伪，的确，除了在中国，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人；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中国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体。但是，既然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的交道，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以及其他复杂的现象作同等看待。 　　“其次，对本书更为严重的反对意见是笔者并不完全具备写此书的资格。一个在中国生活了22年的人，并不能完全保证他有能力写出有关中国人特性的书，正如一个在银矿里埋头苦干了22年的人，并不足以证明他有资格撰写出有关冶金学或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一个还未考察过它的一半以上省份且只是在其中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这整个国家作出概括。本书的这些文章最初只是为上海的《华北每日新闻》所准备的，并没有考虑更广泛的传播。然而，其中的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笔者这才应读者的要求将文章汇编成册。 第三种反对意见，来自某些人，认为要阐发某些看法，特别是涉及中国人的道德特征，会产生误解和不公正。 　　然而，人们应当记住，印象并不可能像统计数字那样丝毫不差。它们更像是照片的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真实地再现其他底片所没有表现的某些方面。拍照用的胶片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剂又不同，其结果当然也就不同。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他们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完全要比笔者多得多。他们所表达的看法实质上是与笔者相一致的。还有人认为，在某些部位加一些亮丽的色彩会给过于单调的画面增添真实性，这些人的看法同样值得尊重。正是考虑到这些十分正确的意见，笔者对原文作了全面的修订。由于出版的紧迫，原来所讨论的中国人的特性有三分之一被省略了，当然，最重要的部分仍然保留，并新写了“知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所具有的并且表现出来的一切好的品性，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予以赞美；同时，又不能陷于某种先定的思维框架，抬高他们实际上所具有的道德品行而大加赞赏——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并不亚于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指责。这使我们联想起撒克里。曾经有人问他，在他的小说中，怎么会好人总是傻瓜，坏人却是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他是无心的。一幅表现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分辨出拿破仑抱臂低头站在圣。海伦娜岛的样子。长时间地这样看，往往一无所获，而且，这样做显然也是不对的；但是，一经他人指点，看画者在看画时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拿破仑的样子。同样，在中国，许多事起初并没有出现，但却能被看出，而一旦被看出，就难以忘却。 　　正如限制性从句不能取代概括性的主句，本书的文章并不是对整个中国的概括，也不是诸多外国人所见所闻的集萃，这一些必须提请读者们注意。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位观察者对自己的印象所作的描述，只是许多“中国人特性”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构成一幅中国民众的肖像图、而更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用炭笔对中国民众的某些特性所作的简略素描。它们只是组成一条光线，而无数的光线交织在一些，才能形成一道白光。它们也可能被视作归纳研究，来自笔者及其他各种人的个别经验在这里得到汇集。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围绕着各个主题列举了大量的具体事例。 　　米多斯先生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哲理性的。他认为，一个人对外国民族特性有了正确的看法并希望把这种看法转达给他人时，其最佳方式莫过于把所有有关的笔记都交给他细读。在这些笔记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同一般的事件，并附有当地人对该事件的说明。 　　从大量的此类事件中推出一般性结论。推出的结论可以被怀疑或否定，但所列举的个别事例，只要是真实的，就不能仅仅由于某种原因而被搁在一边。任何有关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必须对这些事例作出分析。 　　将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是十分困难的。试图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同样，许多看起来属于中国人“特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东方人的特性，待会儿就会看到这种情况；至于对不对，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予以判断。 　　据说，当今与中国人交往、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有三条途径：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信息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似乎还有第四条途径，这就是研究那些住在自己家乡的中国人的家庭生活，这一途径比前三者相加起来还有价值，但它并不向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开放。正如在农村比在城市更能明白一个区域的地形。在农村也更易于了解人的特性。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城市住上10年，他所获得的有关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知识，或许并不如在中国农村住12个月所获得的知识多。除了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我们还必须把乡村看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本书的这些文章正是以中国农村为立足点而写成的。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观察者对所见所闻的如实报告。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没有涉及所谓用基督教改善中国人特性的问题，也不作出中国人需要基督教的假定。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这些缺陷如何纠正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己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到20世纪，这一问题将是更为紧迫的问题。中国人是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何改善他们是每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不可能不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些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将会得到一系列曾被过多忽视的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错了，无论怎样支持，都不攻自破。 　　埃尔金勋爵对上海商界的那次答问，虽然已过多年，但他的话至今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他说道：“当自由进入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时，西方基督教文化将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种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衰退和有缺陷的古老文明，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不能不使我们抱以同情和尊敬。在将要出现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要想在这个具有怀疑态度且又足智多谋的民族中开辟道路，就要使人们明白，进入天堂的信仰比不离尘世的信仰更能保证公众和个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第一章 保全面子 　　乍一看来，把全人类所共有的“脸面”当做中国人的特性，可能太不合理了。但是，中国人所讲的“脸面”不仅仅指头的前面部分，它是具有多种复杂含义的名词，其意思比我们所能描述的或者所能理解的还要多。 　　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人具有强烈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某个角色。他会摆出演戏的姿势，鞠躬行礼，下跪叩拜。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情形似乎多余，或是可笑。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当要为自己辩解时，他面对两三人的讲话就像是面对众人。他大声他说道：“我是当着你们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场。”如果他心情愉快，他会说自己是光荣地“离开舞台”；如果心情不好，他会说自己没有脸“退出舞台”。所有这些，如果明白了，就会发现与实际毫不相干。这里根本不是事实的问题，而是形式的问题。一场戏中，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说了一句漂亮话，这场戏就会赢得喝彩。我们并非要进入幕后，因为那将会糟踏世界上的所有好戏。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那就会有“面子”。在他们表演时，不理他们，小看他们，喝倒彩，他们就“丢面子”。一旦正确理解了“面子”所包含的意思，人们就会发现，“面子”这个词本身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之锁的钥匙。 　　应该一提的是，如何做到有“面子”，其技巧和造诣往往是西方人所望尘莫及的。西方人经常是忘记了其中戏剧的因素，而走进与之无关的事实领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像是南海岛的戒律，一种潜在的，不可否认的力量；只是“面子”可以反复无常，不可简化为规则，并且只是按照公共的情理而取消或变更。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必须承认存在着差异，因为他们决不可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同样的事情。在调解各个村庄之间常有的无休止的争吵时，“和事佬”必需认真考虑“面子”的平衡，就像过去欧洲政治家考虑权力平衡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的目的不在于执行公正的原则，而是按照适当的比例，对所有相关的“面子”进行分配。执行公正的原则，对一个东方人来说，即使从道理上讲有这种愿望，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诉讼的裁决中、按比例分配“面子”的事也常有发生，这使得相当大比例的裁决在所谓不分胜负的比赛中不了了之。 　　送人一份丰厚的礼物，算是“给面子”。但是，如果礼物是个人所送，受礼人应当只接受其中的一部分，统统拒绝是很少见的，或者根本不可能。一些渴望保住面子的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因错而受到指责是“失面子”，所以，无论证据多么充分，也要为了保住面子，予以否认。一个网球不见了，被一位苦力拣了去；即使有证据，他也会不客气地予以否认，然后走到丢失球的地方，找到了球（球是从他的长袖里掉出来的），并且还说：“这是你“丢”的球。”一位侍女把客人的削铅笔刀藏在她主人的房里，后来，她又在台布下把刀子找了出来，并且还谎称是她找到的。这样，“面子”保住了，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井傲慢他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面子”没受到损伤。一个人放了一笔债，他知道他已不可能收回；于是他找到欠债人，给予严厉的威胁，以表明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没有收回债款，但他保住了“面子”，并以此来保证他将来不会再遇到此类事。一位仆人失职或拒绝做某些份内之事，当他知道主人打算解雇他时，他会故意再度犯规，并自己提出辞职，以保住他的“面子”。 　　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听说，中国的地方官享有一种特殊的恩惠，这就是被杀头时准许穿戴官袍，以保住他的“面子”。 第二章 节俭持家 　　“节俭”这个词表示持家的原则，特别是指家庭的收支关系。按照我们的理解，“节俭”这一词包括3个不同方面的含义：节制花销，制止浪费，用少花钱多办事的方式调节收支。无论从这3个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中国人都算得上是杰出的节俭能手。 　　到中国旅行，最初的印象之一是民众的饮食相当简单。众多的人口似乎全依赖于品种很少的食物，如稻米、各种豆子、谷子、青菜和鱼。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食物，就是亿万人主要的食品，也许逢年过节遇到特别的事情，再增加一点点肉。 　　在西方各国，人们想方设法为生活非常贫困的人提供廉价且富有营养的食品，那么，一定也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平常的年份里，每个成年人每天花不到两分钱就完全能够得到足够量的生活食品。在灾荒的月份里，成千上万的人更是靠每天不到一分半钱的生活费来维持生命。这意味着中国人做菜做饭的水平是很高的。虽然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食物很少且不精，有些还淡而无味，甚至倒胃口，但又必须承认，中国人在准备饭菜方面是超一流的烹好大师。在这一方面，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把中国人列于法国人之下、英国人（也许还包括美国人）之上。中国人是否应该排在哪一个国家之下，我们不敢说得像库克先生那样确定，但他们在某些国家之上，这是无可争辩的。我在以前的一些小文章中已经说过，即使从生理学家的观点看，中国人对主食的选择也算得上是很高明的。中国人的食物原料简单，制成品却是花样繁多，其烹任技术之完美，即使是对中国烹任术一无所知的人也会有所听闻。 　　另一件以往没引起我们注意却是很有意义的事实是，中国人在做饭菜时很少浪费，一切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在普通的中国人家庭，即使是每顿饭后的剩余饭菜，除了很少一些不值钱的之外，都留待下次再用。为了说明这一事实，只需看一看中国人的狗和猫的身体状况。这些家养动物靠人们的剩菜剩饭艰难地“活着”，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在新兴的国家中，浪费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猜想，像美国这样日子好过的国家每天所浪费的东西有可能够亚洲6，000万人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我们确实希望看到这些剩余的东西不被浪费，而能使更多的人胖一些起来，正如许多中国人“吃饱”后，仍把剩余的饭菜整理出来以备下次再用一样，即使是杯中的剩茶也要倒回茶壶，以备下次热过后再喝。 　　有一个时时处处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事实是，中国人对吃的东西并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于讲究。什么东西都迟早会成为他们的网中之鱼，不能吃的东西几乎没有。中国北方，普遍使用马、骡、牛和驴干活，许多地区还使用骆驼。但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牲口只要一死，甭管是意外之死、老死或病死，一般都吃掉。无疑，这在我们一些读者看来，显然过于节俭了。在中国，牲口死了，把它吃掉，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即使牲口偶尔死于像胸膜肺炎一类的传染病，也还是这样做。不过，在他们看来，这类病畜肉要比死于其他疾病的病畜肉更差，因些出售的价格也较便宜，但还是都卖了，都被吃了。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类病畜肉进入人的体内，会产生某种疾病，但还是要花较少的钱去吃这种肉去冒险，无非是贪图便宜。当然，应当说，这是不常见的。死狗，死猫，也像死马、死骡、死驴一样被吃掉。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亲身了解村民故意用毒药把狗毒死后煮了吃的事。其中有一次，有人提议去问问外国医生，吃了这种肉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但狗“已下锅”。曾吃过这种肉而没得病的人不可能放弃这顿美餐，结果，在这次狼吞虎咽之后，居然仍是平安无事！ 　　有关中国人节俭的另一个事例，也与做饭有关，这就是为了有效地使用燃料在饭锅的制作上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中国，燃料缺乏因而十分宝贵，一般有树叶，庄稼的根茎，这种燃料只有一把火就没了。为了适应这种情况，锅底要做得尽可能薄，因此用起来要非常小心。顺便说一下拾柴的过程，这也可反映中国人节俭到了极点。每个小孩，即使他还不会做其他什么事，但至少能拾柴。秋冬时节，到处是拾柴大军，他们手持竹耙，连一根干草也不留下。孩子们进入树林，用木棒打落秋叶，好像是在打落成熟的栗子，甚至树叶还在随风飘落时，一些心急的拾柴人就开始去“抓”了。 　　所有的中国家庭主妇都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她手中的布料。她的衣服并不像西方国家同龄女性所穿的那样，在装饰和款式上过于浪费，而是尽可能地省时、省工和省料。在外国人看来是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料，在中国妇女手里同样能派上用场，这是议会中“家庭经济”的女作家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一处不能用的，在另一处肯定能用，即使是一些碎布头，还可用来粘合成鞋底。伦敦和纽约的慈善家把自己不再穿的衣服送人，并不切实际地希望接受者不要因而成为单纯依靠救济过活的人。这样做弊多利少。但是，无论是谁把同样的物品送给中国人，尽管他们使用的布料和穿着风格与我们根本不同，但也可有理由相信，这些特殊的物品会得到充分的利用，即使一丁点儿也不会被丢弃，而与其他布料配在一起。 　　中国人经常为朋友题词，题完词的纸被缝在一块绸布上。用线缝而不用浆糊粘贴，为的是让受赠者以后可以方便地更换绸布上的字，使他拥有一块可长期使用的绸布！ 　　中国人的节俭还可表现在小商贩的买卖中，对他们来说，再小的东西都会引起注意。例如，一个小商贩能准确地知道各种火柴盒中的根数，知道每盒火柴的蝇头小利。 　　中国人的账簿用过后，每一片都还用的着，或是糊窗子，或是做纸灯笼。 　　中国人处处节俭，就连确实必需的食品也尽量节俭。在他们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而认为是理所当然。B.C.亨利博士在《十字架和龙》一书中给出一个很好的例子：三个轿夫抬着他走了5小时，23英里路，然后，轿夫们又回广州，去吃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早餐。吃早餐前走了46英里的路，其中一半还是抬着轿，只是为了节省5分钱！ 　　还有一个例子。两个轿夫抬着轿子走了35英里路，然后撑船回去。自早晨6点起就什么东西也没吃过，舍不得花3分钱买两大碗米饭。后来，船搁浅了，直到次日下午2点才到广州。这些人已是27小时没吃东西了，负重走了35英里路，其中抬着亨利博士去广州走了15英里，还要再加上他的行李！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节俭的做法确实很难苟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做法完全是出于纯朴的天性。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说起来很怪）在北方，男孩女孩像是在伊甸园里，光着身子到处乱跑。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样更舒服一些，但主要还是为了节俭。中国人使用的独轮车相当大部分转起来咯吱咯吱地作响，只要加几滴油，车子就不会这样响了，但没人会这样做，因为对“心平气和”的人来说，咯吱咯吱的响声要比油更便宜。 　　一位日本人侨居国外，他的特别要求是每天有热水洗澡，这是习惯。中国人也有澡堂，但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没去过，甚至连见都没见过。一位外国妇人看见一位中国母亲用答帚掸去她孩子身上的尘土，好奇地问：“你每天都给你的孩子洗澡吗？”这位中国母亲回答说：“自他生下来就还没洗过。”对一般中国人来说，肥皂零售商就是把“比污垢更便宜”的字样贴在橱窗上，也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 　　中国人肯定把外国人看做是“浪费肥皂的人”，正如意大利人看英国人一样。在中国，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我们所说的清洁标准元疑还有距离。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节俭，因为许多中国人与我们一样，尽管生活条件非常不利，但仍喜爱干净，其中有些人还值得我们效仿。 　　正是由于节俭的本性，要买任何现成的工具一般是不可能的。你可买到部分“半成品”，然后自己加工组装。自己加工总比买现成的便宜，正因为所有人都这么想，现成货当然也就买不到了。 　　我们曾说到过许多中国人节俭的事例。比如，在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的隔墙上开一个洞，洞中摆一盏几乎是不用花钱的小油灯，用以驱散两个房间的黑暗。在中国，诸如纺织、制陶、冶炼、工艺制作一类的小作坊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这类作坊在我们看来，并不像是在表现中国人的节俭，更多的是在表现某种才能。中国人原本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劳作方式，但是却没有人去改善它。他们似乎能够白手起家干一切工作，他们的产品，无论简单或是复杂，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还有，他们的炼铁炉建在一个小院子里，总共就是那么一点点大，像是建一个大炉灶，一个小时就能用砖砌好，而且是长期地用下去，不花钱。 　　在中国，说明中国人节俭的最好、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对大量谷物贡品的管理，宁可说是完全缺乏管理。在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谷物贡品运到北京，这些贡品从天津起运至通州卸货。令“谷物交换”商吃惊的是，装卸、称量和搬运这堆如山的稻谷不是用机械，而只是靠一帮苦力。一些计量谷物的斗和数量不定的苇席，仅此而已。席子铺在地上，然后倒出谷物，称量，装袋，运走，最后收起席子，剩下的又仅仅是泥岸！ 　　在美国烟草种植园，最沉重的开支之一是建一个又长又精致的棚子，用来晾烟叶。而在中国种烟草的农村根本就没有这桩花费。晾烟叶的棚子是用茅草搭盖的，用过后，这些茅草与其他草一样仍是很好的燃料。烟叶摘下时，结实的叶柄依然留着，于是用草绳扎住叶柄，这样烟叶都连在草绳上，然后再把它们挂起来，正像衣服挂在绳子上一样。这样做真是再简便而有效不过了！ 每一个居住在中国，细心观察的人都能再补充一些有关中国社会生活的事例。但是，或许没有比以下更典型的事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瞒珊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费用。 第三章 勤劳刻苦 　　勤劳是指习惯于勤奋地干任何工作——始终专心工作。在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值得高度赞美的美德之一，是永远受到尊敬的美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致可以由3个方面来衡量：长度、广度和厚度；换句话说，有两个外延和一个内涵。所谓长度，是指勤劳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真正可以算做勤劳者的人数；所谓内涵，是指“习惯于勤奋”和“始终专心工作”的能量。这3个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一般说来，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的侨民，他们所获得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确实相信中国人的勤奋。初到中国的人，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民族的人正在履行约翰。卫斯理的格言：“全力以赴，始终如一”，在中国，懒汉是不常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什么。当然，也有不少富人，尽管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他们可以不干事而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外国人在表面上所看到的那种平庸。在中国，富人仍然像他在贫穷时那样专注于他的事业，一般不会放弃。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商人。让我们分别看一看每一阶层所表现的勤劳。 　　西方人很难接受像中国那样的教育模式。总体上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但仍有一点却总是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只为勤奋，不求回报。为有钱人买官而敞开的许多后门似乎很可能会挫伤读书人的热情，们“阿职买卖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后果。各省都在抱怨，每一职位的合格考生远远多于空缺的职位。所有各级考场，从最低的到最高的，都人满为患，经常是一万多人竞考一个职位。只要我们想想中国的读书人为了进入这样的考场而花费的心血，就会生动地感受到他们的勤奋。《三字经》中所提及的传统读书人的勤奋，借萤火虫的光亮读书，把书本固定在耕牛角上边犁田边读书，至今仍被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努力效仿。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获得初步的成功就开始放弃往日的勤奋，但是中国人根本不把此类人当做读书人，而把读书人这一荣耀的称呼留给那些在充满荆棘的狭窄小路上不断奋斗直至功成名就的人。除了中国，我们又能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祖孙三代为了谋取同样的职位参加同样的考试，经过同样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同样都是在80岁时获得盼望已久的荣誉？ 　　1889年春天，北京的《邸报》上披露了各种材料，其中有关于省级考试中老年考生的事。福州总督报告说，福州秋季考试中，有9位超过80岁和2位超过90岁的考生通过规定的考试，他们的考试文章，结构严谨，文字书写有力、准确。他说，这些老年考生中秀才后己过60年，在此期间已参加了3次晋级考试，如果第四次再不成功，当授予名誉头衔。河南总督以同样的方式报告说，有13位超过80岁和1位超过90岁的考生，他们全部“通过为期9天的严格考试，文章精练，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超过90岁！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于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并不亚于他们。农民的劳作如家务一样，没完没了。所有北方各省，除了冬至前后有一段相当短时间的空闲外，一年到头就根本没有闲的时候，要做的事很多。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农民是这样，雇农更是这样，雇农们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各种害虫，雇农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饱肚子，养家活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习惯，无论何时，在路上都可看见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当没有其他事可做时，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养家活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撬，搞搬运，赚点小钱。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都是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产品。中国妇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们或许还搓棉花，以备纺纱。总之，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阶层，商店职员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闲的，但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任务繁重，只是在精神麻木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记制度采用一种复式簿记法，非常细致，使得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员们在无事可做时，就坐下来挑捡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最让人羡慕、每一有志者都设法跻身于其中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而这类公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以下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5、6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点之前到家。”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而奋斗，当看到上面这每日的工作安排时，又会有什么滋味呢？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此类事的再度发生并不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之时，往往是半夜后不久，中国的皇帝每日上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的事。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还没亮，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夏季清晨5点半后，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没有比这里更能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动静时，而亚洲人却已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进入了高潮。几小时后，当西方人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抢占市场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活。 　　约翰·戴维斯先生曾相当正确地评论中国人的“热爱劳动”，他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环境方面是成功的。这种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仍需说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工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试图把我们的模式强加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那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诚心。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基督教《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成熟的宗教和哲学虽然可以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却不能使他们改变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正像荷马之神，他们从来就是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要问，当有朝一日白种人与黄种人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之时，谁将败下阵来？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以克服所谓“恒久关德”的明显缺乏，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无可置疑的了。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看待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貌一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撤克逊人有许多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刚，外柔则不主要。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高得多的技巧，内心不由得充满羡慕。这是不会做某事的人对于能轻松做这桩事的人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具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一个完美的高度，这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且未曾体验的、甚至几乎不可想像的高度。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300条，行为准则3000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要延续下去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设法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一种内在的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对待教育一样。这个民族的精英，曾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这一切只适用于宫廷和外交往来。当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而是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该搬出来时就得搬出来；至于在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他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9乘以9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之所以不会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观念，这就是“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在西方，把个人的幸福（在理论上）看做是全体人的幸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看法，但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完全与之相反。像所有的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并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这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国人看来，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有前就有后，有后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就像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王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王也走一子”。后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王的士要吃尊王的卒，走到鄙王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说几句客套话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说出下一步棋，否则就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即是下棋，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无知。 　　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一个乡下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他并不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些具体要求。 　　但同时必须承认，即使中国有难得一见的不懂礼貌的人，他们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只是怀中的婴儿。一般说来，除非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又担心自己有所失礼而被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礼貌之举。外国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也表现出那样的麻木和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理所当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礼貌可以比做一个气垫。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地减缓颠簸。同时，还可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貌（完全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如何待人，其次才是考虑到客人是否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偏偏要为你生火沏茶；结果让你被烟熏得流泪，呛得喉咙像是在吞苦药；而主人仍然自信自己知道该如何待客，至于客人不乐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再比如，你在乡下租了一问较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认为把房间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下是他的职责；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仍然还在打扫；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做。也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请客吃饭也有这样的礼节，这是令初来乍到者生畏（而有所涉足者常见）的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地为你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管事实上你是否喜欢吃，是否吃得下。若是你一点也不想吃，主人似乎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而主人则肯定他自己并没有失礼；也没有人会说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这种游戏规则，那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她背朝夫人，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结果使女主人感到奇怪和生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她并没有在意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应当站在房子的什么位置，那么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至少她表明自己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磕头！ 　　中国人的礼貌常常表现在送礼上。如前所述，这是给受礼人“面子”。所送的礼物有某种固定的老式样。一位常与中国人打交道的外国人，总会收到一些礼品盒，这些礼盒用红纸包裹得清清楚楚，内装油腻的糕点；即使他根本不可能吃，甚至被逼得走投无路表示不愿意接受，否则他只好拿去送人，送礼人还是不会把礼品拿回去。 　　中国人的礼貌决不是不允许人们“对礼貌吹毛求疵”。受礼人经常会问，这些礼物花了多少钱。到别人家做客的人在与男女主人告别时常说：“给您添麻烦了，让您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曾应邀参加一次婚礼。婚礼上糕点丰富。婚宴进行中，端上一盘糕点，仅有两三块，热气腾腾而受到夸耀（似乎都喜欢热的）。由于这位外国人是贵客，这盘糕点端给了他。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不知是什么道理，这给正在进行的婚宴投下了一片阴影，那盘糕点后来没传给其他人，而被撤了下去。原来，按照习俗，每位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送一份礼钱当做婚宴的花费，照例是客人还在席上时就开始收钱，但在中国人看来，向客人收礼钱是不礼貌的，于是就以向客人送热糕点为托辞。每个人都知道送热糕点的用意，唯独这位外国人蒙在鼓里，他的拒绝使得其他人不便在当时拿出自己的礼钱。后来，他又应邀参加这一家举行的另一次婚宴，这次，这位外国人有趣地听到婚礼主持人比西方人还直截了当地对客人们说：“这是放礼钱的地方，请吧！”显然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在否定了中国人礼貌中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之后，我们仍要在社会交往方面向中国人学习许多东西。保持我们的诚实，抛弃我们的鲁莽，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西方人的坚定的独立性掺入一定量的东方人的温文尔雅，那一切将会更好。 　　然而，许多西方人根本不会用这种观点看待事物。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巴黎住了许多年，以致于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里的风俗习惯。当他后来回伦敦时，他已习惯于向见到的每一位朋友脱帽鞠躬。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鞠躬时，这位朋友嘲笑他说：“老朋友，请看，这里没有你的法国猴子可耍！”如果人们能够集东西方之精华于一体，能够安然地走在狭窄的、荆棘丛生的中庸之道上，那该是多么的惬意！ 第五章 漠视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发达国家流行的一句格言。现代社会生活的安排极其复杂，一个商人能在特定的商务时间里处理好大量各种商务，这在上个世纪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盎格鲁撒克逊人曾以其身体素质为这场革命做了预先的准备。虽然我们的祖先曾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和决斗，但无论如何，我们的民族是具有冲劲的民族，这种冲劲驱使每个人无休止地去做一桩又一桩事情。 　　中国人的问候语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问候语之间存在着一种很有意思的差异。前者遇到他的同事时说：“吃饭了没有？”后者则问：“做得怎么样？”做，这是人的正常行为，正如中国人看待吃一样。由此可见，感觉到时间就是金钱，一秒钟也不可放过，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中国人，像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则是非常地浪费时间，中国人的一天仅有12个时辰，一个时辰与下一个时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只是象征性地把一天分为12个部分，他们所说的“中午”是指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我们可以听到一位中国人在问：“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半夜什么时候？”这里的语言多少有点模棱两可，他应当进一步问：“现在是半夜几点？”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说到时间时，几乎都有类似的不确定，中国人所说的“日出”和“日落”，就其用来指称太阳所处的纬度（还有经度）而言，还算精确，但“半夜”，正如“中午”一样，并没有具体的时间所指。夜里的时辰通常用“更”来划分，同样模糊不清。只有最后一更，由于是在晨曦初露之时，才较为精确。即便是在城里，“更”所指的时段也多少有些不确定。我们所说的表，绝大多数人一无所知。有些人确实有表，但在他们当中，即使有人每隔几年将表清洗一下，以保证它正常运转，也几乎没有人会用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普通人完全是根据太阳的高度来知道时间的，而把太阳高度说成是一杆子高、两杆子高，或几杆子高。若是遇到阴天，就根据猫眼睛瞳孔的放大和缩小来知道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这已是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对时间的利用是与他们对时间测定的不精确相对应的。根据西尼·史密斯所说，世上的人分为两类，大洪水前的人和大洪水后的人。大洪水后的人发现，人的年龄再也不可能达到几百岁，更不可能近千岁，所以他们学会抓紧时间，以适应环境。相反，大洪水前的人不可能意识到长寿的梅修撒莱★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生活仍然依照家族的成规进行安排。 ★《圣经》传说中的长寿者，享年969岁。——译者注 　　中国人可以算做是“大洪水前的人”。中国的说书人，比如在茶馆里为吸引和留住顾客的那些说书人，会使人想起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布鲁克”。听众可以随便来去，但他却是“没完没了”不停地说。演戏也是一样，有时，一场戏要接连演上好几天，当然，还是不能与泰国的戏相比，据看过泰国戏的人说，他们接连看了两个月。中国人的戏法，技艺高超，且有趣，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总要向观众说一大堆空洞无聊的开场白，以致于外国观众还没看戏就已经后悔当初不该来。最可怕的是出席中国人的酒宴，其持续的时间之长几乎是没完没了。酒菜的数量之多、花样之繁，几乎难以置信。所有经历过这种场面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恐怖和不知所措。而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招待所花费的时间还嫌太短。中国人有句最让人回味无穷的格言，这就是“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被诱入圈套出席这种酒宴的野蛮人却感到，这一原本可以为他们带来一线希望的格言，在这种场合总是难以实现的。 ★（1809一1892）英国桂冠诗人。——译者注 　　中国人从小就完全习惯于依照大洪水前的成规行事。上学的时候，他总是一天到晚读书，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停一下。除此之外，无论是学生或是先生，都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读书方式。科举考试要进行几天几夜，每一关都不是好过的。尽管大多数考生对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感到厌烦，但他们仍然相信这种考试对于检验人的知识才能还是有道理的。 　　这种教育所产生的结果会使人联想到其形成的过程。中国人的语言基本上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掌握它需要梅修撒莱毕生的时间。与古罗马人一样，古代中国人意识到，若不自觉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就永远不会说或写！中国人的历史是属于大洪水之前的。它可追溯到太初时代，尔后，则是混浊、舒缓、漫长的大河。其间，不仅有挺拔的大树，也有枯朽的草木。除了较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之外，没有人会去编写或阅读这样的历史；除了中国人的记性之外，没有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能装下它们。 　　中国人漠视时间还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中国人勤劳的内涵完全不像是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劳动时所表现的那样。 　　曾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匠合作建房子的那些外国人，有多少希望再度合作呢？这些中国人来得迟，走得早，老是停下来喝茶。他们用布袋从很远的石灰坑里一袋一袋地运灰浆；若是用独轮车，一人可抵仨；但是谁也不这样干。如果遇到一点小雨，所有的工作还要停下来。这样，花费的时间不少，进度却很慢，往往很难看出这帮人每天到底干了多少活。我听说，有个外国人对他的木匠钉板条的缓慢进度很不满意，于是趁他们吃饭时自己动手干，结果完成了4个木匠半天的活。 　　对中国的工匠来说，修理他们自己的工具也是桩很花时间的大事。然而，如果工具是外国人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一件工具莫名其妙地坏了，但没人承认曾经动过。“没人动过”，这是一句很适合于他们的口头禅。在墙上插一些木条，用绳子捆绑一下，就算支起脚手架。整个工期，天天都有危险。不管干什么事，都没经验。沙子、石灰和当地的泥土原本以为都可以用，结果都不能用。外国人没办法了。他就像《格利佛游记》中所描写的被线牵制着，这些线凑在一起，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直会想起一位广东的承包人。他是个鸦片鬼，他的允诺正像他的钱一样统统消失在鸦片烟中。最后，忍无可忍，只得把一些实在过分的问题摆到他的面前，“告诉过你玻璃的尺寸，你也量过窗子好几遍，可是你统统搞错了，都不能用。你做的门一块都合不上，一点胶也没用过。地板不够长，数量也不够，还都是节疤孔，而且没有彻底干透。”听着这番指责，那位脾气温和的广东人似乎有些可怜，然后又用一种文雅的语调抗议说：“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这样说有失体面！” 　　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人格中所具有的这一品性，正如我们也不喜欢他们缺乏诚实一样。 　　无论如何，要让一个中国人感到行动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难的。我们曾听说，一大包外国邮件在相距12英里的两个城市之间被耽搁了好几天，原因是邮差的驴病了，需要休息！中国邮电系统的管理还只是停留在应该怎样与能够怎样的模仿阶段。 　　最使外国人讨厌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过程中对浪费时间的不在乎。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访问是有某种时间限度的，他们不会超过时间。但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限度。只要主人不提出要为客人安排食宿，客人就是精疲力尽了，也还是要说下去。中国人在访问外国人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一连坐上好几个小时，一个劲儿地说，不知在说些什么，也不说要走。一位高明的牧师有句格言：“想见我的人，也是我想见的人。”假如这位牧师在中国待过，无论时间有多长，他都会对他的这一格言进行实质性的修改。当他碰到上述的那种事之后，肯定会效仿另一位很忙的牧师，在他的书房醒目地挂上一条圣经中的格言：“主保佑你离开！”如果对一位正说到兴头上的中国人明确表示自己很忙，那往往会给他当头一棒。他会长时间地一言不发，默默地忍受着，其时间之长足以消磨掉10个欧洲人的耐心。终于他开始说话了，这正如谚语所言：“上山打虎易，让你开口难！”如果外国人都像已故的麦肯齐博士那样就好了。他觉得他的中国朋友不断前来做客，并且“只来不走”，浪费时间，影响到他的工作，于是习惯性地对他们说：“请坐，像自己家一样；我正忙，请原谅。”假如他能够模仿一位中国学生说得直截了当、简明扼要，那就更有意思了。那位中国学生学了一些短语后，想在老师身上尝试一下，于是下课时大声说道：“开门！出去！”结果，弄得老师差点晕过去。 第六章 漠视精确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千人一面。他们的相貌似乎出自同一个模子；穿的总是蓝色；眼里无神，好像发直了一样；辫子像是同一个豆荚中的两粒豆仁，一模一样。但是，无论把中国人说成是怎么样，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只要略加体验就会发现，所谓中国人是千人一面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两个地区，无论多么靠近，口音上都存在着有趣的、莫名其妙的差异。而且地区间相隔越远。差异就越大，以致于形成不同的“方言”。经常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语言写起来都一样，说起来却大不相同。我们常常想到，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也有同样的差异，按照中国人流行的说法，十里之外不同俗，这种事例，随处可见。然而，最常见的是计量标准上的差异，而在西方国家，绝对不变的计量标准才能保证生活的舒适。 　　任何双重标准，对西方人来说都是令人烦恼的，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是乐此不疲。两种货币单位、两种重量单位、两种度量单位，这些对他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很平常，不必予以反对。向一位卖肉馅汤团的人打听每天做多少这样的汤团，他回答说，大概“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能做成多少汤团，这个问题只能留待询问者自己去猜想。同样，向一位农民打听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如果他给出的数太低，相差太大，他会解释说，这个数不包括骨头！问一位职员身高是多少，如果他给出的数与他的实际身高相差的太离奇，经过查问，他会承认他给出的数没把头部算在内！原来，他曾当过兵，在部队分配挑担时，人的锁骨的高度比较重要，因此，说自己的身高时一直就没有把头部算在内，这次他是疏忽了。一位乡下人的计量方式就不同了，他硬说他的家“离城90里”，但经过盘问，他承认没那么多，他说的是往返的路程。实际距离只有“45里”！ 　　在中国，计量不一致的最明显的事例是计量铜钱的方法。铜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货币，各地都采用十进制，这也是最简易的计量方式。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一串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所预想的一百个铜钱，除非他特地算一下。他不必走遍18个省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发现一串钱的铜钱数目各不相同，而且无法解释。按道理，“一串”就是100个铜钱，但事实上从100至99、98、96、83（如陕西省会）、直到直隶东部的33，各种数目都有，或许有些地方可能更低。银子买卖中的称重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各地的“两”都不一样，除非是巧合。这种情况把外来人搞得稀里糊涂，除了那些专门买卖银子的人外，谁都会遭受一定的损失，特别是会给那些老实人带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货币混乱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眼下关心的只是存在的事实。 　　所有各种计量都有同样的混乱。一个地方的斗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斗。如果在粮食征税中总是采用这种斗，那么，就很容易在那些不像中国人那样会忍气吞声的民族中引发政治动乱。至今为止，“全世界都是一品脱是一品脱，一磅是一磅”；而在中国却是一斗不是一斗，一斤不是一斤。这种混乱居然还有道理可言。而且，到处还可看到（例如在盐业专卖中）纯属随意武断的标准，比如把十二两叫一斤。购买者买的是十六两的一斤，得到的却只有十二两；而且还是公开这么做的，同行的商人也都这样；据说这不是欺诈，只不过是盐业买卖中的“老习惯”，百姓们完全清楚。土地的丈量中也普遍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在某个地区，一“亩”土地只相当于其他地区的一半，如果有人碰巧住在边界线上，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准备两种丈量土地的工具，以分别用于不同的田亩制。 　　要知道每斤粮棉的价格，仅凭现有的报告（正像到中国的旅行者经常做的那样）是很不可靠的，还必须首先弄清楚这里的“斤”是指哪一种斤。同样，要知道每亩的粮食产量，不能仅凭现有的统计数字，还必须弄清楚这里的“亩”是哪一种亩。在计量路程的距离方面，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每位到中国的旅行者都会有这种体验。在陆地旅行中，如果路程是以“里”计量，那么就有必要弄清楚这个“里”是不是指“大”的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计量路程有某种根据，但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计量既不精确也不统一。据我们所知，人们普遍感觉到，一离开宽阔的国道，“里”就变“长”了。如果在国道上每天能走120里路，那么在乡村的小道上满打满算也只能是每天走100里，而在山区，就只能是每天走80里。此外，测算路程的长短往往不是根据实际的绝对距离，而是根据行走的难易程度，甚至中国人也不否定这一点。因此，若是说到山顶有“90里”，实际的里数还不到一半；而中国人还强词夺理硬要坚持，理由是走这段路程的困难程度相当于在平地上走“90里”。还有一件与测算长度有关的稀奇事，即从A到B的距离不一定等于从B到A! 在中国，欧几里得的公理“与同一量相等的量彼此相等”也已不起作用了，需要插入一个否定词加以修改。我们可以举例说明：在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公路，有一段路根据里程碑所示从北到南长183里，而从南到北却是190 里。真是太奇怪了，无论你走几趟，也无论多么仔细地看里程碑，事实就是这样。” 　　在写这段之前，我们已经在巴伯先生的《中国西部之行》一书中看到过类似的事例：“比如，我们说两地间的距离是根据两地一来一往的人们所估算的而定；这样，各人给出的数字当然不会相同，从A到B的人都说是1里，而从B到A的人却都说是3里。当地一位有知识的人解释说：运费是按里计算的；显然，上山时，苦力应得到更高的报酬；若是按照路的坡度来计付报酬那是很麻烦的，为了方便起见，就把难走或陡峭的路说得更长一些。原来如此。眼下，这些约定俗成的里程数就是旅行者一直想弄明白的。“但是”，我反驳说，“按照这种说法，雨天也肯定要加长里程数。晚上的里程数肯定要比白天的更长”。“很对，是要多付一些钱才行。”这种做法对当地人来说可能是方便的，但旅行者却会不断遇到麻烦。像这样估算路程的事还有：平地上，1法定哩被说成2里；不是很陡峭的一般山路，1哩说成5里；很陡峭的山路，1哩说成15里。一位云南的山里人，他老是少算了平地上的路程，但在他所住的山里就没这样。以后的旅行者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只要不是很陡峭的山路，他肯定都会把5里说成是1里。” 　　在利特尔先生的《长江三峡之行》一书中，他说：有一段水路，顺流而下时说成是90里，面逆流而上时却说是120里。他估计是3.62里相当于1法定哩，或者说，250里相当于1纬度。 　　与此类似的是，“整体等于部分之和”这一公理在中国也不能成立，尤其是在河道航行中，你通过打听知道到前方的某一地点有“40里”，然后，通过更细致的分析，你才知道这个“40”原来是两个“18”；“4个9是40，不对吗？”这种说法会让你哑口无言。照此说法，“3个18”就是“60”。我们曾听说过一件事，一位政府通信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跑完规定的路程，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个“60里”是“大”里。由于他的申辩合理，他的上司下令测量这段路程，结果发现实际上是“83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按此计算。 　　分布在一座城市周围的几个乡村，离城里从1里到6里不等，但每个村子都可以叫“三里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据估算只有1里的路程，如果道路两旁有房子，就会被说成是5里，而且每个村民都会认真地向我们保证，这条街确实是那么长。 　　在这些情况下，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制定标准，大可不必为此大惊小怪。造秤的人徘徊于街上，根据每个客户的偏好在秤杆上镶上秤星。每个买卖人至少有两种秤，一种是用于买的，另一种是用于卖的。他们不买现成的秤，除非是杆旧秤，因为情况在变，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买卖人的需要而定。 　　说人的年龄大小也是如此，其中尤其能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凭着一个人出生年的动物属相，就能轻易地推测出这个人的年龄，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说一位老人有“七、八十岁”，其实是去年才满七十岁。事实上，在中国，一过七十岁，就是“八十”的人了，如果想弄得准确，就必须减去这个“常数”。即使一位中国人说出他的准确年龄，所给出的也只是下一个春节后的年龄。用“十”为单位计算岁数的习惯根深蒂固，并且搞得很模糊。一些人是“一、二十岁”，“没几十岁”，或许“好几十岁”；在中国，严格准确他说出年龄是非常少见的事。这种模糊还延伸至“百”，“千”和“万”，“万”是中国人计算的实际限度。对于比这些笼统说法更加准确的表达，中国人并不感兴趣。 　　一位熟人告诉笔者，有两个人花了“二百串钱”看一场戏，后来又补充了一句：“是一百七十三串，不过，这与二百串是一样的，不是吗？” 　　一位绅士及其夫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后要回国时，他们的中国朋友送来两幅卷轴，是要分别转赠给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各自的父亲都已去世，他们夫妇俩各自的老母亲恰好同岁。两个条幅上的题字分别是“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每个条幅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其中一个条幅上的小字恭贺受赠者享受了“七十年的富贵”，另一个条幅则赞美贵夫人享有“六十年的荣华”。夫妇俩在对这两幅卷轴大加赞赏之余，其中一位战战兢兢地问道，为什么明明知道两位母亲是同岁，却还要说一个是七十，另一个只有六十呢？得到的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回答：如果每幅卷轴上都是写“七十年”，那会显得作者太缺乏想像力了！ 　　中国人讲究社会连带关系，这对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是致命的。一位打官司要求咨询的人告诉笔者，他“住”在一个村里，但从他的口述中可以明显知道，他的住所是在城郊。经过查问，他承认眼下是不住在那个村里；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才发现，他十九代之前就已搬出该村了。问他：“你难道不认为你自己现在是城市居民吗？”他简单地回答说：“不，我们现在的确住在城里，但我的老家是在那个村里！” 　　还有一个人曾经要求笔者去看看他村里的一座古庙，他骄做他说：“那座庙是我建的。”经过进一步调查才发现，那座庙建于明朝的某个时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当时，那个“我”只存在于可能语气之中。 　　学习中文的人，最初遇到的一个困难是，找一个满意的词语表示自己的身份，以区别于他人。中国人的整个思维都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他们可能并不完全理解西方人为什么会有把一切都弄得准确无误的癖好。中国人并不确切知道他的村子里有多少人家，他也确实不想知道。他始终不能明白那些想知道这个数字的人到底为了什么。只有“几百”、“好几百”，或者“没多少”，而没有准确的数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不仅表现在数字的运用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书写和印刷上。在中国，要弄到一本没有错别字的书并非易事。有时，所用的错别字比正确的字还要复杂，说明写错别字不是为了贪图简便，而是由于人们日常不重视精确性。文字书写的不准确更大量的是表现在常用字中，有些字经常用同音字代替，出现这种错误，或者是由于不认识这些字，或者是因为马马虎虎。 　　漠视精视在书信的称呼上更是表现得一清二楚。中国人家信的称呼是用醒目的字体写的，“父亲大人”，“慈母大人”，“叔祖大人”，“贤弟大人”，等等 ，一般不写出“大人”的姓名。中国人非常讲究实际，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们对自己的名字却满不在乎。像这样的民族实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名字一会儿写成这样，一会儿又写成那样；我们看到名字，但并不知是谁，还要问一下。最使人弄不清的是，同一人常常有好几个不同的名字，他的原名，他的“号”，甚至还有科举考试注册时专用的名字。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常常把一个中国人误认为其他人，村子的名字更不确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并不是一个比一个更“恰当”。如果一个名字有了别名，它们可以互相交替使用，在官方文件上用原名，在平时交谈中可用别名；甚至也可以把别名当做形容词，与原名一起组成一个复合名。 　　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化学分子式那样绝对需要精确的教育，这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第一代化学家也许会因为把“没几十个微粒”的某物与有“好几十个微粒”的另一物混在一起，而少了许多数字，造成预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中国人完全能够像其他民族一样学会对一切事物都非常精确——甚至更加精确，因为他们有无限的耐心——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目前还不重视精确，他们还不知道精确是什么。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有两条推论：其一，在我们考查中国历史档案时，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漠视精确这一特性。我们采用中国人所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自己受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精确。其二，对于中国人所提供的冠以“统计数字”以抬高其权威性的各种材料，必须留有很大的余地。整体并不大于部分之和，然而，中国人的统计数字却相反。当我们审查完中国人的一份“统计数字”后，就立刻会像一位聪明的苏格兰人拿着一部很现实的“不确定大法”对美国最高法院说：这里有“对案件的最终的猜测！” 第七章 易于误解 　　当外国人学了不少汉语并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你首先发现的是中国人很有天赋。令你惊讶并感到痛苦的是，你所说的，别人听不懂。于是，你以更加的勤奋重新学习；几年后，你能够自信地与别人交谈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如果是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尤其是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人交谈，你就会像最初说汉语时那样感到惊讶和痛苦。对方明显是听不懂，而且明显是不想听懂。他根本就没注意你在说什么，也不跟着谈话的思路，而只会打断你的话说：“你说的，我们听不懂。”他带着一种具有优越感的微笑，就像期待哑巴开口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谁说能听懂你的话？你天生就不会讲中国话，这是你的不幸，但不是你的过错。可是，你应当承认你的无能。不要为难我们，因为你说的，我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始终保持一种平静是不可能的，你自然要发火，说：“我此刻所说的，你懂吗？”“不”，他回答说，“我没听懂你所说的。” 　　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所讲的汉语，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即便他们听清楚你所说的语词，但由于没有注意到某些细节，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没被搞懂，至少没有全部搞懂。比如，“外国人在中国”这个短语必须放在表达“在这种条件下”、“有条件地”，“根据这种条件”之类的一大堆短语之中。而中国人事实上并不用这类短语，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与外国人大不相同。中国人也不用时态，不在乎时态，而外国人就一定要注意时态。 　　在中国，所要注意的问题中，最需要防止发生的问题是不要在钱上造成误会。当外国人要为所购买的商品付钱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外国人的主要职责），将来完成时态就像“军事急需品”。“你将来干完活之后，你就会得到钱。”但是，汉语中没有将来完成时态，或者说没有任何描述某事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中国人只是简单他说：“干活，挣钱。”在他的心目中，后句是主要的，并且不受“时间关系”的限制。因此，他给外国人干活时，希望马上能拿到工钱，这样才能有饭“吃”，似乎如果不是偶尔遇到这个工作，他就会连一点吃的都没有。我们必须反复告诫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尤其要避免在钱上造成误会。谁收钱，什么时候收，收多少，是银锭还是铜钱；若是银锭，成色怎样，重量多少；若是铜钱，“一串”有多少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说得太明白的。若是与营造商、经销商和船东签订合同，对方该做哪些事，要履行哪些条款，一开始就必须作大量准确的说明，否则就会一团糟。 　　“自作自受”，这在中国是太常见了，并不会引起多大的注意。一位船夫或车夫受雇于外国人，本该按照雇主的要求，但有时却断然拒绝履行合同。在这种场合，中国的车夫固执得就像他的一匹骡子。那匹骡子躺在泥泞之中随心所欲地洗泥土澡；车夫用鞭子抽打着骡子，直至精疲力尽，仍无济于事；而骡子却视鞭子抽打如苍蝇挠痒痒。看到这一情景，不禁使我们想起德昆西对中国人的评论，他讽刺中国人“像骡子一样固执”。他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头；其实，中国人并不像骡子那样固执，因为骡子不会改变它的脾气，而任性的车夫则不然。受雇的车夫虽然在半路上不听从他的雇主，甚至对于雇主明确警告要扣掉他的全部“酒钱”也不予理睬，但过了半天时间到达终点时，他却对自己在半路上的所作所为予以辩解，并且赔不是。旅行者与他的车夫，船夫立下一个字据，通常是明智之举，这样就不会因可能的误会而带来麻烦。 　　“有言在先”，这是中国人谨慎处世的至理名言。然而，事情往往是，即使费尽心思订立了字据，也还是会有出现误解的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你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都会发现钱是引起你烦恼的重要原因；至于对方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一字不识的苦力，这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有中国人都有在误解中取得优势的天赋。他们就像腊月的北风钻进门缝，像河水流进船洞，迅速且不费劲。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为了适应需要在某些方面也独立地发展出这一中国人的天赋。就像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对此，中国人不久就会有所觉察。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似乎就像犹太人曾有过的某种独特的习惯。犹太人在对台塔斯时期的罗马人采取军事行动时，无论形势多么紧迫，每隔6天都必定要暂停一次。就像犹太人的那种习惯对罗马人是有利的一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那种天性对中国人也是有利的。 　　1860年之前西方与中国人所进行的一个世纪的外交，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易于误解的习惯；在以后的年代里，这种习惯并没有消失。与中国的外交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力图对被完全误解的事进行解释的历史。无论如何，中国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外国人是遵守诺言的，尽管也有例外。而且同样非常相信外国人办事公正（尽管也有某些个人和国家恰恰相反）。但是，正是基于这两点，中国人有能力对付即使是最顽固的外国人，“你是这样说的”，“不，我不是这样说的”，“但我认为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就算我们都是傻瓜，请付钱，是你自己说过要给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千百次争论的实质，而百分之九十七的结果是外国人付了钱，中国人心里很清楚，外国人为了表现自己的诚实和公正是会给钱的。在以下的3个事例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如何利用其他手段达到目的，而且是三次有两次成功。” 　　有过体验的读者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各种误解的例子。你告诉一个苦力把院子里的杂草拔掉，而把开始抽芽的草皮留着，从而使你能够看到渴望已久的一片珍贵的草地；可是，这只粗心的牛拿着锄头把所有绿草都铲除了，使之成了荒地，还说这样才干净。他不“理解”你的意思。叫厨子到很远的菜市场去买一条鲤鱼和一只鸡；他没买鱼回来，却买了三只大鹅；他认为你就是这么吩咐的。他不“理解”你的意思。派送信人在收信之前把一包重要的信件送到法国领事馆；他回来说，法国领事馆不收该信件；原来他把信件送到了比利时领事馆，结果误了收信时间。他不“理解”你的意思。 　　笔者的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可怜的外国人是多么容易误解和被误解。这位朋友去拜访一家中国的银行，银行老板与他关系良好；当说到最近银行附近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大火时，这位外国人为大火没有蔓延到银行而向老板表示庆贺。对此，这位老板立刻觉得尴尬，并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么说不好！”直到后来，我的朋友才发现，他的冒犯之处在于他的话可以被误解为：大火如果再近一点把银行烧了，那才是最不幸的。因此，尽管是表示庆贺，但也属犯忌。一位刚到京城不久的外国人看到一群骆驼，其中有只小骆驼，就对长期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说：“你回家时，告诉我的小孩，让他出来看这只小骆驼，他从来没看过，这一定会令他非常高兴。”车夫没有立即回答，像是在酝酿某个思想一样，过了一会儿才略有所思地说：“就算你要买那只骆驼，也不能抬举它，否则就是害它！” 　　笔者曾参加过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礼拜，布道者讲的是有关纳曼的事。他描述了叙利亚大将军来到埃利沙★门前并代表随从人员要求进见主人的情景。为了尽可能说得形象生动，布道者如演戏般地模仿叙利亚的仆人喊道：“门卫，开门；叙利亚将军来了！”令布道者吃惊的是，一位坐在后排的人此刻突然不见了，像是被枪击倒了一样；事后才明白，这人完全是误会了。他是教堂的门卫，由于没有注意到前面所讲的内容，当突然听到有人叫他开门，就迅速地冲了出去，让纳曼进来。 ★《圣经. 旧约》人物，跟从先知以利亚的圣者。——译者注 　　还有个例子是：某省一位传教士的听众所产生的错觉。这位传教士为了让他的听众有深刻的印象，就用幻灯机显示一只放大的普通寄生虫。这只虫子斜着映现在屏幕上，其庞大的身躯完全就像是埃及的鳄鱼。这时，只听见一位观众以一种敬畏的口气小声地宣布他的新发现：“看，外国大虱子！” 第八章 拐弯抹角 　　我们盎格鲁－撤克逊人引以自豪的习惯是喜欢直来直去，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当然，考虑到社交礼节和外交的需要，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按照这一习惯行事。然而，直来直去的天性实质上仍支配着我们，只是在不同场合表现不同。然而，经过与亚洲各民族不太长的接触之后，我们相信，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根本不同——事实上是分别处于相反的两端。在这里，我们且不说亚洲各国语言中敬语的累赘，在这一方面，某些国家的语言明显要比汉语更加复杂麻烦，否则，我们的朋友会一直沉默寡言下去，保持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默。 　　中国人下决心把不好的消息传给他人时的举止非常有趣。在那种情况下，有时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甚至可以公开直截了当他说了，但传消息的人还是完全有可能采取一种拐弯抹角、不着边际的方式说一件不能说，万万不能说的事。只见他心神不安地看看四周有没有人偷听，然后压低声音神秘地窃窃耳语；他伸出三个手指头，作为手势，不明不白地暗示那个没说出来的人就是他家的老三。他先含含糊糊他说了一番，然后指出事情的重要性；正当说到来劲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不进一步说出事情发生的原因，然后意味深长地点点头，很可能是说：“现在，你可明白了，不是吗？”在这个全过程中，可怜且不开窍的外国人除了不明白还是不明白。传消息给你的人说到这种程度，如果你还是一无所知，那也并不奇怪，他会明确他说，总有一天你会发觉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其他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就是都希望尽可能长时间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中国人所要求的“好方式”其隐瞒程度之大，肯定会让我们惊讶并感到毫无必要。我们曾听说，有一位慈祥的老奶奶意外地遇到两位朋友，这两位朋友是特地赶来向老奶奶报告她那在外的孙子不幸去世的消息，当时他们正在小声地商量应当怎么转告。可是，当遇到老奶奶后，他们却只是反复说明他们正在闲聊，尽管后来不到半小时，消息就已经传开了。我们还听说，一位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朋友劝他快快回家，不要逗留去看戏，他便从中推断出他的母亲去世了！事实果真是如此。我们曾受托将某个中国人的一封信转交给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大意是：他不在家时，他的妻子不幸突然去世，邻居见他家没人管，就拿走了他家的每一样东西，而这些东西理应属于他的。但是，这封信的信封上却用大字写着不太准确的话：“平安家信！” 　　中国人善绕弯子还往往表现在该用数字的地方不用数字。比如，一部五卷本的书，每一卷不是用数字分别标上第几卷，而是标上“仁”、“义”，“礼”，“智”，“信”，因为这是“五德”的恒定顺序。很多册的《康熙字典》，各册不是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用数字来区分，而是分别用“天干地支”来标识。在考场上，每个学生的隔间是分别按照《永乐大典》的字目次序进行标识的。 　　另一个事例是向已婚妇女了解她家成员和其他人的情况时她所表现的拐弯抹角。这种妇女不是用原名称呼，而是仅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姓合成的两字姓氏来称呼。平时被叫着“某某他妈”。比如，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对你说，“黑蛋他妈”病了，也许你从来没听说过他家有一个“黑蛋”，但他认为你肯定知道。但是，如果没孩子，那问题就更复杂了。也许这位妇女被称为“小黑蛋他婶”，或者其他拐来拐去的称呼。已婚多年的妇女很自然地称自己的丈夫是“在外的”，意思是，丈夫是忙家务事之外的事。结婚不久还没孩子的妇女在说到自己丈夫时常常由于没有合适的词而为难；有时称她的丈夫是，"先生”；有一次，她被逼得没办法，干脆用丈夫干活的地方来称呼他——“油坊是这么说的！” 　　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在去战场的路上，经过一片沼泽地时，向那里的青蛙深深地鞠躬，他希望他的士兵们明白，要像这些青蛙那样的英勇才是值得赞美的。普通的两方人当然知道这位将军是在给他的部队以某种“巨大的动力”，但对于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也许算不得什么。中国的春节来临之际是一年一度借债的时候，一位熟人前来见笔者，他做着某种手势，似乎包含着什么深奥的意思，他用手指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然后指了指对方，最后指了指自己，一句话也没说。我很惭愧地说自己不明白其中是什么意思。但他仍然不予原谅。他以为通过他的手势能够很容易地推知，他希望借些钱，而且希望保密，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吃、喝、嫖、赌，”是四种最常见的恶习，现在又加上抽鸦片。有时，人们张开五指说：“他五毒俱全”，就是指某人沾染了所有这些恶习。 　　中国人善绕弯子还表现在，由于他们的礼仪规定过于复杂，可以采取一种在我们看来纯属拐弯抹角的方法去冒犯他人。比如叠信的方式就可以表现一种故意的冒犯。故意不把一个人的名字摆在其他字之上的单独一行，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其严重程度要超过英语中不用大写字母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不说一句话哪怕是一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算是一种侮辱，就像不到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人的身份送客一样。规矩如此之多，缺少任何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在表示一种隐含的侮辱。中国人当然一看就能明白，而可怜且无知的外国人却因此受到无数次的伤害，还以为是受到特殊的礼遇！中国人因生气而互相辱骂时，充分运用各自的文学才华，很得意地用一种精致的暗讽表示一种恶毒的意思。其暗讽水平之高，使人不能当场听出其中的真正含意。需要仔细琢磨，就像糖衣药丸，里面才会令人恶心。再比如，“东西”——字面上是指东西方向——意思是一样物品，而称某人是“东西”就是骂人。同样，拐弯抹角地说某人不是“南北”，意思就是，他是“东西”！ 　　即使是最没知识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地凭空虚构各种似乎合理的借口，我们每个人肯定都会被这种高超的能力所吸引。除了外国人之外，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种借口，除非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其实，过于想把问题弄清楚的外国人根本没必要花力气，一会儿在空气中，一会儿在水中，一会儿又在土中，去追究他们，因为他们习惯于把事实作最简单的处理。当他们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他干脆装着什么都不知道，以保证他可以脱逃。他“不知道”．他“不明白”，这两句话，像上帝之爱，掩盖了一大堆罪恶。 　　从每天发行的北京《邸报》上，可以找到很多用以说明我们的论题的材料。在中国，这张报纸最能清楚地反映中国政府的真实情况，尽管也有欠缺。在报上，古语所谓的“指鹿为马”己变得更加高级，运用也更加广泛；关于“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报上有其它地方所不可比拟的真实写照。如果中国人真的是不愿意讲出事情的缘由，只能靠猜测去知晓他所说的意思，那么最好的事例可以从中国官员的生活中去找，在那里，拘泥于形式和矫揉造作已发展到极点。当中国的“官方报子”整版都登载着一些渴望退出官位的年老官员遭受各种痛苦的情况时，这里究竟有哪些含意？当他的迫切请求被拒绝，并被要求立即回到他的岗位上去时，这又意味着什么？这长篇的编年史作为事实材料披露出来，其真正的含意是什么？当一位被指控为有罪的高官被确定为无罪，而被认为只是犯了一些还够不上惩罚的过失时，这是意味着起诉人已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还是被指控的官员真得有做过那种事？谁能说得清？ 　　我们完全相信，每一个细读过北京《邸报》同时读过报上每份文献的人，都能比较正确地了解其中的真正含意，这比读有关这个国家的所有作品都更能了解中国。但是，迄今为止，所有外界的野蛮人在理解中国时，都是采取一种根据其言了解其意的方法，以为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其实我们会遗漏很多方面，难道没有理由对此表示担心吗？ 第九章 顺而不从 　　我们最初对中国人的了解是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了解中国人特性的第一任老师，当然，他们并无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他们也总是不满意，然而，他们给我们上的课却令我们难以忘怀。随着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日益广泛，我们发现，尽管仆人是中国人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我们与他们相处而逐渐形成的结论明显地得到更加广泛的确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中国人都是整个民族的一个缩影。本章所要讨论的中国人特性，其标题虽然互相矛盾而不能令人满意，但却是最为合适，只要略加描述，就会很容易使人明白。 　　外国人居住在中国，在所雇的仆人中，没有人能像厨师那样完全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刚到任的厨师，当女主人告诉他应当怎么做，不应当怎么做时，他就像是服从的化身。对家里已有的规矩，他是真诚地赞同，给人以好感，但并不是说他已成为赢家。女主人特意举例告诫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不能容忍的习惯，面包坯还没有完全发好，就放进烤箱。还有其它很多事都不能与女主人所想的一致，于是两人吵翻。对此，新厨师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他无论有什么缺点，也一定不能固执。女主人还告诉他，在厨房里，狗、二流子和抽烟都是不能容忍的。他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抽烟，是一个外地人，城里只有几个朋友，都不是二流子。此后，他开始履行职责。但没过几天，发现这个厨帅在烤面包方面是前任厨师的“把兄弟”，也是把没发好的面包坯放进烤箱；而且有数不清的人在厨房里进进出出，许多人还带着狗；厨房里香烟味浓重，成了永久的宝物。厨师自己承认，面包做得不是最好，但肯定不是由于揉得不够，在揉面方面，他是很讲究的；厨房里看到的那些陌生人是他的“哥们”，但他们都不曾有狗，而且他们都走了，不再来了——但是，次日又见到他们；没有一个仆人会抽烟，烟味肯定是隔壁传过来的，那一家的仆人都是烟鬼。这个厨师是个懂道理的人，但是，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他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同样还有一件事。要一个苦力割草，给他一把雪亮、锋利的外国镰刀，他微笑地接过镰刀表示赞同。但后来在干活的那天，他用的却是一把中国镰刀，由大约4英寸的旧铁片加上一个短柄做成的。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洗衣工一台外国的洗衣机，洗起衣服来既节省时间，又省肥皂，省力气，最重要的是洗得干净；再加上一台绞衣机，既不费力又不损坏衣服的纤维。但是，洗衣机和绞衣机都被丢在一边，成了“有用的废品”，洗衣工仍然像往常一样搓洗和拧衣服，衣物都被洗坏了。要改变这种情况，只能靠不断地督促他们。 　　告诉园丁用手头的砖坯修理一下破损的围墙，但他认为在墙头上插上树枝会更好一些，并且就这样做了；如果你问其原因，他会说出这样做的优越性。雇一个送信人把一包重要的邮件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傍晚，把邮包交给他，本来，次日清晨就可以出发。可是第二天下午，还看到他在附近的胡同里；派人把他叫回来，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要休息一天洗袜子！雇一个车夫也会有这种体验。告诉他走那条路，照理其他人也会这么走，他也答应了，但他却带你走另一条路，因为他曾听过路人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车夫——统统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而只相信他们自己。 　　外国人开的诊所和医院里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类现象。医生仔细地给病人做了检查，开了药；病人拿到药后，医生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吃多少，千万别搞错；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来回一两次，才算搞清楚；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因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给病人贴一片膏药，并明确地告诉他不要去动它，但还是不能阻止他随时揭掉膏药, 因为病人不希望变成一只“乌龟”，让一层硬壳长在皮肤上。 　　在一个诊所里，主治医生拥有各种医学头衔，且经验非常丰富，而助手却是一字不识，也不知药的名称和病的症状；但对于一般病人来说，助手的看法似乎与主治医生的看法同样重要。甚至看门人或苦力的一句话也足以使病人完全不顾医生的嘱咐，而采纳某种肯定是愚蠢且可能致命的做法，这些事听起来并不那么舒服，但却似乎是丰富的例证。 　　至此，我们所谈到的中国人顺而不从的例子都是外国人所遇到的，因为这些事最快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影响到我们的最实际的利益。但是，我们越是深入到反映中国人真实气质的人际关系，就越会看到“口是心非”的状况到处都是一样的。中国的仆人顺从且讨好中国的主人，与对待外国的主人是一样的，但他们不知道仆人是不能自行其是的，他们的主人也可能不会要求仆人唯命是从。外国雇主要求雇员切实地按照规定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雇主就一直会给他们难看。笔者的一位朋友有一大帮仆人，他们既极端忠诚又极端固执——这使他们成为既难得又讨厌的人——这位朋友每每谈起这些怪“家伙”，就表现出这类仆人的主人所常有的两难；他经常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炒他们的鱿鱼呢，还是给他们加薪！中国的雇主完全清楚，他的指令会被撂在一边，但他事先会有所准备，就像留一些备用金以备坏账，或者像机械学所说的，留些空隙以减少摩擦。 　　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最高层的关系中，也或多或少地有类似的无视命令的现象。导致违反上级命令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比如，个人的懒惰，为了朋友，最重要的是金钱的魔力。一位地方官，由于其居住地的水有咸味，就命令他的仆人用水车到几里以外的河里去运水。仆人并不是按部就班，而只是到附近有甜水的村子去取水；取来的水与官员要求的一样多；而且少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皆大欢喜。如果这位官员确切知道他的仆人没有依照命令去做，那么只要有好水喝，他也许就不会过问这件事了。在中国，“会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一事成功，事事成功，中国人天生怕得罪人，生怕出乱子。因此，出现了违反命令的不端行为，就算有500人知道内情，也不会有人去报告。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仆人，要求他把水池里的水用容器装起来，以备后用，他却把水统统倒进了井里。这样，他表面上一副顺从的样子，而实际上却是完全相反，雷尼博士说到一件事：厦门某官员把国家的公文分成两部分，把后半部分放到前面，为的是让别人难以读懂。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事务中，这种手段是很常见的，中国的大臣并不想让外国人满意。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执法过程中也有违法行为，而与法的要求相冲突。地方官判处一名罪犯戴两个月的木枷，只有晚上才能卸下来。但是，只要在“最关键的地方”花上几个钱，那么命令也就可以打折扣了，犯人只需在地方官进出衙门时带上木枷，装装样子；而其他时间，犯人尽可以把令人讨厌的木枷丢在一边。那么，地方官难道不知道贿赂会战胜他的判决，他应该悄悄地回去当场抓住违背命令的证据？但他没有这样做。地方官自己也是中国人，他知道，判决书一下，它就不被当做一回事了，因此，他会记得把服刑期延长一倍。这只是各部门官员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实例，外国人会不断地看到类似的情况。上司命令下司去检查某一步骤的执行情况，下司毕恭毕敬地报告说，这件事已经做了；事实上，这期间根本什么都没做。在许多情况下，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但是，如果不断有来自某个方面的压力，而且命令非常急迫，下司就会把这种压力转嫁给更下一级的官员，并把上司的指责也转嫁到他们头上，直到这种压力的“风头”消去为止。然后，一切又照常如初。这就是所谓的“改过自新”。这种“改过自新”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禁止鸦片销售和种植，忽冷忽热，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会有人认为中国人是最“固执”的，我们用“顺”这个形容词去描述中国人“不从”的特性，似乎显得异常的不恰当。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并确信，中国人远不是最固执的民族，事实上，他们远不如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来得固执。我们说他们“顺”，是因为在他们像骡子一样的“倔强”中含有一种依顺的特质，而这往往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缺乏的。 　　中国人能够不失风度地接受他人的指责，这正好说明中国人具有“顺”的天性。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没有这种本事，甚至连见也没见过。中国人能够耐心地、专心地、诚心听你指出他的缺点，并乐于接受，还说：“是我错，是我错。”也许，他会因为你善待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感谢你，并保证，他会将你所指出的缺点立刻彻底地改正，并永不再犯。你完全知道，这些漂亮的承诺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但是，就算是不着边际，也有可能使事情就此结束；而且，你如果对此加以注意，就会发现，你要求他们做的也不过就是这些。 　　把中国人比做竹子，这种比拟一矢中的，最为精确。竹子高雅，到处都用得着，它柔顺，中间是空的。东风吹来，它朝西弯，西风吹来，它朝东弯；没风的时候，它一点也不弯。竹子的幼苗像是棵草。然而，草易于打结，而幼竹尽管柔顺，但很难打结。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人的头发更柔顺的了。它可以拉到一定的长度，但是，拉力一旦没了，它就立刻缩回去。头发只是按照自己的重量倒向任何方向。许多人头上的头发长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一般是不能改变的。有一种头发俗称“牛舐过的”，也就是，一绺翘着不易梳理的头发，而其他头发，不管有多少，都必须顺着这一方向梳理。如果把我们居住的星球看成是一个头，各个民族看做是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一绺古老的牛舐过的头发，它可以梳，可以剪，可以剃，但依然与以前一样，生长的大方向是不可改变的。 第十章 思绪含混 　　我们把“思绪含混”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特性，并不是指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情况，或者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作为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完全有能力自主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的智力当然并不低下，而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同时又必须记住，在中国，教育并不普及，那些没有受过完整教育或根本就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运用中国语言时，造成了思绪含混，有可能犯了律师所说的“事前从犯”的罪行。 　　不少人已经知道，汉语的名词是没有格的变化的，它们既没有“性”，也没有“格”。汉语的形容同没有比较级。汉语的动词也不受任何“语态”、“语气”、“时态”、“单复数”和“人称”的限制。名词、形容词和动词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任何汉字只要能用的，都可以通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门并不是要说中国语言不能用来交流人的思想，也不是要说中国语言很难或不能把人类的各种思想都表达清楚（尽管这样说有道理），而只是认为，这种语言结构，正像夏天的酷热自然要引起午睡一样，会招致“思绪含混”。 　　与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要弄清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是很困难的。有时，他的话好像全都是宾词；这些词以一种复杂方式编排在一起，莫名其妙，不着边际。说话含心里以为，没有主格无关紧要，他自己是清楚在说什么，但决不会想到听众根本无法根据直觉理解他所说的这一大堆内容。显然，很有经验的专业猜测家可以给人多数中国人讲的话补上所缺少的主语或谓语，并指出其中有歧义，而不能表达真正的内容。有些往往是整句话中最重要的词，但却破产掉了，也找不到有任何头绪。在说话中，话题的主语发生改变时，说话人往往没有在态度、音调以及相光的细节上予以提示，因此，你会突然发现他已经不是像刚才那样在说他自己，而是在说道光年间他的祖父。他怎么会说到那里，又怎么再说回来，往往是一个难解的谜，但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一成功的绝技。对中国人来说，没有预先的提示，而突然莫名其妙地从一个主题、一个人、一个世纪跳到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就像一个人在看窗上的小虫的同时，不转移视线就能够看到同一视线上远处山坡上的牛群一样。 　　汉语动词没有时态，中国人讲话没有说明时间，地点变化的标记，这些都是事实；但同时，他们的思绪经常处于含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外国人若对一连串稍纵即逝的想法仍然抱有兴趣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提出一系列问答式的询问，就像一位边远地区的猎人用斧子在无路的森林中“开出”路来，“你现在说的这个人是谁？”这个问题搞清楚后，还可以接着问，“你说的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个人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后来呢？”每问一个问题，你的中国朋友都会带着一种困惑或许是一种恳求的表情望着你，似乎在怀疑你可能没有五官。但是，沿着这样的线索不断地追问下去，就会找到阿利蒂纳★把人们从无望的迷宫中解救出来的路线。 ★古希腊神话中米诺斯的女儿，用丝线引路将提修斯从迷宫中解救出来。——译者 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无论什么想法都会令他惊讶，因为他肯定没有心理准备。他搞不懂，因为他也不想搞懂。他需要花一些时间增加思维能力，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像一门生了锈的旧滑膛炮，架在腐朽的炮架上；在瞄准前，需要先调整方向，而最后肯定还是打不响。因此，当问他一个简单问题，比如“你几岁？”他注会茫然地盯着问话人，并反问道：“是问我吗？”你说：“是的，是问你”；这时，他振作起精神，又问：“是问几岁吗？”“是，是问几岁”；他再一次调整他的注意点，“是问我几岁吗？”“是”，你说，“是问你几岁”，“58”，他回答说，这回他的炮才运转正常，对准了目标。 　　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人习惯于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些盐？”得到的解释是，“我们都不在面包里放盐。”“你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冷冻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冬天吃呢？”“是的，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快乐的”；如果他生活在中国，他就会把他的格言修改为：“试图找到事物缘由的人是自寻烦恼。” 　　思绪含混的另一个事例是，他们无法将别人的一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转告给另一个人。要A把某事转告于B，B再转告于C，这在中国是最难做好的。或者是由于有关的人不了解该事的重要性，而根本就没有把该信息传下去，或者传到C时已是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以为这样一台复杂机器中的3个齿轮能互相配合，运转正常，那简直是异想大开。即使是那些有相当理解力的人，他们也觉得转达一个想法而不有所增减是很困难的，正如一根直棍插入清水中，折射出来的肯定是扭曲的样子。 　　善于观察的外国人处处会碰到这些奇特的现象。你就某种反常行为问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是的”，回答就是这么简明扼要。在这种含混不清的回答中，一般附有几个令人恼火的常用词。既有表示疑问的“多少”，又有表示肯定的“几个”。你问：“你在这里住几天了？”回答是：“是的，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天了。”在中国人的言语中，也许最含混不清的词是人称（或非人称）代词——“ta”，这个字既可以表示“他”、“她”，也可以表示“它”。有时，说话人为了表明他所说的人指的是谁，就用拇指含混地朝这个人的家的方向指一指，或者指向这个人目前所处的地点。但是，单音节的“ta”更经常被看做是一个关系代词、一个指示代词和一个指定形容词。在这些情况下，中国人的谈话就像英国法庭上证人作证，他以下列的语句表述一场斗殴：“他拿着一根棍子，他也拿着一根棍子，他打了他，他也打了他，如果他像他打他那样狠地打他，他就会打死他，而不是他打死他。” 　　你向一个散漫的仆人提出质问：“叫你，为什么不来？”他回答说：“没为什么。”坦率得不得了。这种思维含混的状态会导致各种往往令人为难的举动，使得讲究条理的外国人总要为此而生气。厨师做饭时，总要把佐料用得够，而做下顿饭时，就少用一些。问他是怎么搞得？他坦率地回答，“佐料用完了。”“那你为什么不及时再弄一些呢？”“我没再弄一些。”这就是他的最好解释。你向某人付一笔钱结账，于是就很花功夫地打开保险箱，非常细心地点钱给他；付完钱后，他坐下来聊了“老半天”，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然后，若无其事地说：“除了这笔账，我还有一笔账在你这里。”“那刚才我开保险箱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然我可以一次统统付清。”“噢，我是想那笔账与这笔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再比如，一位病人在诊所看病，已经随意地花掉了医生的大量时间，但不一会儿，他又回到候诊室；医生告诉他，他的病已经看过了，他则爽快而简要地说：“除了刚才看的病，我还有其他病！” 　　在我们看来，最愚蠢的是普通中国人习惯于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也许是因为当时太忙，或者是因为治病要花钱。他们往往认为，忍受一阵阵的打摆子要比花10个铜钱——约1美分——买一剂能治好病的奎宁更便宜。我们看到许多病例，都只是因为病人拖时间而使本来不需要花什么钱就可以治好的病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一个人的家离外国人的医院不足半里路；他外出时染上了眼病，回家后痛苦地拖了两个多星期才去治疗；在这期间，他每天都希望病会自动好起来，但与此相反，他的一只眼因角膜溃疡而瞎了。 　　还有一位病人，他因脖子深度溃疡而每天都要接受治疗；当治疗到18天时，他说他的腿疼得让他睡不着觉。经检查才发现，他的腿上有一处像茶杯那样大、那样深的溃疡！他是想在他的脖子治好后才说他的腿！ 　　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这类现象会使我们想起查尔斯·里德的一本小说中的一段话：“人类不是没有头脑，而是他们的头脑有毛病——头脑含混！” 　　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西方各国都有人在传说，某些布道者可以确切地证实，即使他们的经书上有天花病毒，他们也不会染上。而在中国人当中居然可以看到这类事。中国的狗一般不会自己去追捕狼，当看到一只狗在狼的后面，若不是朝相反的方向跑，那么至少是朝相互成直角的方向跑。与此相类似，中国人在谈论某一话题时，总是离话题越来越远。他往往触到该话题，时而像是要作彻底的探讨，但最后还是离它而去；说得非常疲倦了，还是没有把话说完。 　　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国家。富贵者与贫穷者、受高度教育者与愚昧无知者，都生活在一起。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他们就像井底之蛙，看到的天空只是黑暗中的一块。有不少这样的人连10里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他们并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的人更好的生活。在他们身上，任何人都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心似乎已经泯灭。即使当他们知道，离他们家不到１里的地方住进了一个外国人，他们也从来不打听一下他从何处来，他是谁，他要干什么。他们只知道如何为生存而斗争，此外，就一无所知了。他们不知道人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有3个灵魂，还是只有1个，还是１个都没有；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其中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们相信来世，相信来世中坏人会变成狗和虫；他们也纯朴地相信，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在空中。在西方，造就了“实际者”的力量，同样也造就了他们，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你无法让他理解他没见过或听过，当然也没有任何概念的事物。生活对于他来说只是一连串事实，而且绝大多数是不称心的事实；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他立刻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给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尊敬和食物，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性，但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周围人的习惯。在他看来，人的肉体只是独自地生长发育，而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因素无关。要把这些人从麻木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输入一种新生活，向他们展示古代基督教创始人所讲述的终极真理：“人是有精神的”，因为这就是所谓“上帝的感召赋于他们知性”的全部含义。 第十一章 不紧不慢 　　从“nervous”这个词的不同用法中，可以看出现代文明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这个词的原意是“神经的，强有力的，刚强的，有活力的”。这个词的引申意思，也是我们今天经常碰到的，是“有神经衰弱或神经疾病的，神经过于紧张的，易激动的，有病的”。表述神经疾病处于不同阶段的各种专业术语，今天听起来像日常用语那样熟悉。现代的文明无疑使人们的神经过于紧张，神经疾病也比前一个世纪更为常见。 　　但我们现在要说的并不是那些患有神经疾病的人，而是一般的西方人。这些人并非有疾病而健康状况不佳，相反，他们经常以各种方式提醒自己，神经系统是全身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说的是那些“神经过于紧张”的人，我们知道这也包括所有我们的读者。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那些生活在蒸汽机和电力时代的人们，其神经的紧张程度当然不同于生活在帆船和马车时代的人们。我们的时代是日新月异的时代。它是一个急匆匆的时代。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后果完全可以想像得到。 　　今天的商人有一种急切、不安的神态（至少在西方国家做生意的人是这样），他们好像时刻在盼望一封关系其命运的电报——他们事实上也经常是这样。我们的这种精神状态无意识地表现在各种行为之中。我们坐立不安，心情烦躁。一边谈话一边拨弄着铅笔，好像此刻应该写些什么，否则就太晚了一样。我们搓着双手，好像准备干一桩需要耗费全部精力的大事。我们拨弄着大拇指，像野生动物那样迅速转过头去，似乎是担心有某些被忽略的危险事物。我们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去做某件事，这样，我们必须先尽快完成手头上其他几件更为紧迫的要事，然后立刻投身于那件事中去。神经的过度紧张不仅导致了诸如“拉琴痉挛”，“按键痉挛”、“书写痉挛”一类的病，而且导致了普遍的紧张。无论就时间长度还是就休息的有效性而言，我们的睡眠都大不如前。树上的鸟叫声。射进我们昏暗房间里的一丝光线、微风吹动百叶窗的响声、说话声，诸如此类，都会令人讨厌地打断我们的睡眠，而一旦这样，就别想再睡着了。我们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没有空闲，其结果是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家只能抱着银行睡觉才能成功。可见，在股东们获利之时，正是银行家倒霉之日。 　　在我们对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实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如果一个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人，那么他肯定会看到或感到有某种强烈的反差。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研究并非寻常之事，当然也曾做过，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高加索白种人的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与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几何学家所说。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大相径庭。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个位置上无论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他可以像一台自动机整天地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地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打金箔或干其他什么事，而且是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根本没想过需要有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变动；若这在西方，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会与猴子一起做各种滑稽动作，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在中国人看来，活动活动筋骨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像“猎犬追野兔”游戏那样你追我跑地打垒球，更是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师看到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就问仆人：“她这样跑来跑去要付给她多少钱？”如果告诉说：“没钱”，他根本不会相信。在中国人看来，一桩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他对此根本不理解；若是有人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是听不懂了。 　　就睡觉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不同。一般说来，他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们根本无法人睡的干扰，对他却不起作用。用砖当枕头，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躺在上面就可呼呼大睡，其他什么都不管。他睡觉时，不需要房里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安静。“半夜啼哭的婴儿”喜欢哭就哭吧，根本不会吵醒他。有些地区，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的人都本能似地（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季节的午后两小时里，整个世界就像半夜后两点一样寂静。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睡觉的地方并不重要。横卧在三轮车上，脑袋像一只蜘蛛向下垂着，张大着嘴，苍蝇在嘴里飞进飞出；若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经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要招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此外，我们肯定能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变卖木料。我们常常听说中国人住得过分拥挤，但是，中国人觉得这很正常，似乎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点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挂齿。如果他们像盎格鲁一撤克逊人那样神经易于激动，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很不幸的。 　　中国人不会神经过于紧张还表现在他们很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不退缩，有些疼痛还可能令我们外国的壮汉所望而却步。这一话题可以很容易扩展为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把它搁在一边，而去听一听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她说这句话肯定是由于她所不感兴趣的神学套话激怒了她。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使他们的感召与选择成为可信。 　　布朗宁夫人曾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无疑，这只是对像这位著名女诗人一类具有敏感大脑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难做的事时更是这样。但是，中国人也许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外国人不常去的那些地方，我们的到来，会引出一大群中国人，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其实，他们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我们还是经常抱怨，若不把他们驱散，我们就会“发疯”。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觉完全不可理解。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强烈的反感，那么他会自然地怀疑那个人肯定有毛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如果他平时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他现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声的干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相互配合确保这一对治好病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果病人得的病已是无可救药，那么病人更是处于一种最安宁的环境之中。中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都强加于病人身上；而且病情越重，干扰就越多。此时，谁也没想到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也没人要求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大闹一场。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这种场面，还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者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对此没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国，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只要雨水稍微减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些灾难不仅说说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断地俏然降临。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等待一场不可防止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去忍受”，这正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百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有。这一含义复杂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强——我们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测，但我们至少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者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到，中国的这一商业中心与欧洲已有360年的频繁交往。在这期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举动。外国人无论抱着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其他非希腊人一样，把他们看做是“野蛮人”来对待。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习惯于用“野蛮人”而不用“外国人”来指称外国人。只是到了1860年，由于某条约的特别条款规定，才开始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来指称外国人。 　　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来民族的这种态度有关，中国人的邻国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一些最差的国家，因而他们被奉承惯了。尽管这些奉承无非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可以在哄骗和威胁之下，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行事，他们确信自己具有无法形容的优势地位，并且一直是按照这种看法处事，这种状况直到北京被占领才被迫发生改变。从那以后，尽管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终于意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全部价值。然而，不必对中国人作更广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都会相信，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心里想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并不都是尊敬，即使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视我们，但他们好像是带着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且往往是无心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现象。 　　中国人对外国人最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服装，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的确，东方人的所有各种服装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臃肿，摆来摆去，限制了“人的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便，而完全不同于任何东方人。当我们考察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于东方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服装完全适合于东方人。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看我们的服装时，找不到任何值得赞赏的地方，更多的是批评和嘲笑。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穿在身上可以掩盖住身体的线条。有体面的中国人是不敢穿着短上衣到公共场所去的，而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外国人的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尤其是既难看又没样子的燕尾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来无法全部遮住胸脯，还露出一些内衣，更是不可理解，他们还看到外国人衣服的尾部钉着两粒纽扣，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扣的，也不能起到装饰作用。 　　如果说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那么女装就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它都有背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了。西方文明是伴随着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而产生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对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限制，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只依据传统标准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误解和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个外同人，即使他能够流利地说现代欧洲所有各国的语言，但只要他听不懂一个不知字的中国苦力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苦力就会瞧不起他。的确，苦力若是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无知，但他那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却是真的。，如果这位外国人硬要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并努力地去掌握中国人的语言，他会不断地受到蔑视，就连自己的仆人也会在一旁说：“哦，他会听不懂！”其实听不懂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自己说得不清楚。但中国人并不会承认这个事实，即使承认了，也不会削弱他的天生的优越感。这种情况，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经常而且永远会碰到，因为，无论他知道了多少，都总还有他未曾知道的新大陆。在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在中国有了一定的经历后，就不会因为他偶尔才知道某事而感到不好意思，更不会因为他对某事全然不知而感到不光彩。中国人在对外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进行估量时，往往就像约翰逊博士对女人唠唠叨叨的劝诫所作的生动描述一样；约翰逊博士说女人的劝诫就像狗用后腿走路——是无法做好的，但后来又惊奇地发现，居然做好了。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风俗一无所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他们几乎不相信居然会有人不知道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外国人常常受到中国人间接的冷落而不知，这就导致中国人愈加故意地轻视外国人。对“当地人”把我们看成什么嗤之以鼻不予计较，反而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许多中国人会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逗趣的方式对待外国人，时常还伴些贬意，就像利特默先生对待大卫·科波菲尔★，似乎心里还不停地嘀咕：“这么小，先生，这么小！”当然，在中国的外国人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迟早会成为精明的观察者，而那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然而，一个人无论经验多么丰富，总还有他没听说过的或者第一次听到的事，总有许多细节是他所不知道的。 ★美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译者注 　　任何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很容易做到的事，外国人却不会做，这就导致中国人看不起我们。我们吃不下他们所吃的东西，我们经不起太阳的暴晒，我们无法在嘈杂的人群中入睡，也不能没有新鲜空气。我们不会用他们的橹划船，也不会喊“吁！吁！”使唤牲口。众所周知，1860年，英国的炮兵部队在去北京的路上被无人驾驶的马车队搞得没有办法，因为英国军队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中国的牲口走动一步！ 　　无法适应中国人的观念和礼仪，以及其他更重要的规矩，使中国人毫不掩饰地轻视一个在他们看来没有“礼貌”或不懂“礼貌”的民族。其实，不是外国人不会鞠躬，而是他总觉得以中国人的方式鞠一个中国式的躬很难，不仅难在身体上，心理上也很难接受。外国人不把礼仪当一回事，常常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即使他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但面对一场有礼貌的大战，其结局事先已经确定并为双方所知道的大战，就算只有20分钟，他也会不耐烦。外国人不愿意花“老半天”时间去闲聊。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对中国人来说，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有很多时间，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中国人不知道，他所浪费的时间是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别人的时间。 　　外国人由于省却了大量令人厌烦的繁文缛节，而把时间用于其他方向。因此，与过分讲究礼节的中国人相比，外国人显得非常单薄，即使外国人自己也这么看。与中国官员富丽堂皇的长袍和温文尔雅的举止形成对照的是外国来访者那不成样子的跪拜；面对这种反差，即使有礼貌的中国人也难免会笑出声来。在这种场合，必须记住，对付中国人轻视外国人的最有效方法是，对东方人所看重的官架子不屑一顾。如果中国人见到的是“大美利坚皇帝”，并且曾见过他穿着市民的服装，叨着雪茄，在大街上散步，那么中国人的心里又会怎么想呢？假如一个与中国的道台相当级别的外国领事为调解一桩国家间的纠纷，前往某省会与省长会晤，那么肯定有成千上万的人会聚集在城墙上，想亲眼目睹这位外国大官的浩荡队伍，结果看到的只是两辆马车，几匹马，一名翻译，一位中国的跟班，还有厨师等几人。东方人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会从好奇变为冷淡，再变成轻视，这并不奇怪。 　　我们在某些方面自认为肯定比中国人优越，但却不能如我们所想像和所期望的那样给他们留下印象。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发明方面占优势，但许多发明却被轻易地看做是莫名其妙且没有实际用途的戏法，是某种超自然力的结果，是孔夫子闭而不谈的魔法。有一些承包商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和电力应用的奇迹是那么的不放在眼里，因而感到失望。此外，中国人反对一切都采用外国模式（尽管有时也不得不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和通风设备，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喜欢接受一些西方进步的成果，但不采纳西方人的方法，若要他们采纳西方人的方法，他们宁可把进步的成果也抛弃掉。只有那些肯定能直接使中国成为“强国”的东西，才能被接受，其余的必须暂缓一步；任何改良，如果没有时代精神，不会比中国优越，都可能被抛在一边。某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中国的劣势，但又声称，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知识只是古代中国人在高度发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所积累的，而近代中国人却不幸让这些东西被西方人盗走。 　　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在应用领域方面的能力不很感兴趣。撒克逊人欣赏“能人”，正像卡莱尔喜欢别人都称他“皇帝”。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吃惊，而且以后若用得着，他们不会忘记和拒绝使用；但这绝不意味着在这些方面他们要效仿外国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许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他们的理想学者是书呆子。这种人什么都学，什么都不会忘记，拥有多个学位，学习刻苦，废寝忘食，虽有几寸长的手指，却不会做事（除了教书）；正是这样，才保持了灵魂与肉体的统一，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西方国家并没有使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落后于西方各国。中国驻大不列颠前任大使郭阁下的所言很能说明这一点。当听到里格博士说英国的道德状况比中国的要好时，阁下并没有立刻对此作出评价，而是富有感情色彩地说“我感到非常震惊”。这种比较从表面上看，尤其是从外交的观点看，是不成功的。它涉及到对这两个国家内部生活的深入了解和对现状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的能力。进行任何诸如此类的比较根本不是我们当前的目的。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外国人的主要对手。外国人虽拥有各种机械技术，但仍被中国的文人学士认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欣赏中国伦理道德之伟大。这种蔑视在那些“头在宋代，脚在现代”的典型中国学者身上很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类人在近年撰写并散发了大量极力排外的文章，这些文章铺天盖地，充斥了整个中国。 　　曾有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被西方的各种发明所占据。刀叉、长筒袜、钢琴会从英国运到中国，在这种作用下，中国将会被“欧洲化”。如果说有一天中国会被这种方式所占据，那么这只能是很久以前的某一天，而决不可能有过这样的一天。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一个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要使中国人对西方人保持稳固而持久的尊敬，唯一的途径是通过可信的客观事实表明基督教文明无论在总体上还是在细节上都取得了中国已有的文明所不能相提并论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可信的事实，中国人仍会在与外国人的接触中表现出恩赐和轻视的态度，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诗经》上有一句也许是农夫所说的祷告辞，大意是：降雨先至公田，尔后再及私田。无论周朝兴盛时期以及后来的各朝代是否真有其事，现在是肯定不会有农夫或其他什么人祈求老天“先”降雨到“公田”了。中国实质上是采取家长制的统治方式，要求百姓服从于顶头上司。一个种植园的黑奴听到一句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但没有正确理解其含义，而把它改成：“人人为自己，上帝也为自己！”普通中国人对权力本质的看法与这个黑奴对古老格言的解释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百姓，他认为，“我有责任照顾好自己”，至于政府，他认为，“政府既成熟老练又强大无比，完全能照顾好自己。用不着我们操心”。作为政府，尽管是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家长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一般说来，若不是百姓有难，政府是不会为百姓着想的；而由于事先没做什么，事情发生后，就必须做得更多。百姓明白，政府努力减轻诸如洪水泛滥造成的灾害，目的是为了保证税收不受损失。而百姓自己努力防治这类灾害，则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因为若是让政府来办理这类事，反而要增加百姓大量的苛捐杂税。 　　中国的道路状况很能说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不重视以及百姓缺乏公心。在这个国家，各地都曾有过宽阔的标准公路；这些公路用石子铺成，两旁种着绿树，连接着许多最重要的城市，但这些道路现在都已损坏，这种情况不仅在北京附近的地区可以看到，像湖南、四川这些很远的地区也同样可以看到，筑路需要花大笔的钱，而维护保养则相对要容易些；但是政府和百姓都忽略了维护保养，以致于造成这类公路的损坏，严重妨碍了交通，甚至整条路都报废。假如这些交通要道的毁坏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那么，扣除政治动荡的那几年，至今少说也有250年，足以修复这些交通干线。但是，这种修复工作从未有过，甚至也没人提出过，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状况。 　　政府的态度与百姓的态度是相互影响的，百姓关心的只是个人不要遭受损失，而不顾公共财产到底会怎样。事实上，中国人就从没想过，一条路或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共的”。“河山”（即国家）被认为是当朝皇帝世袭的财产，他在位多久就占有多久。道路也是他的，若要修复什么的，让他去干，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说，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又是不属于皇帝的。农田是农民凭力气开垦出来属于自己的，农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必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因此，穿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归农民所有，但是，通过农田的那部分道路同其他田地一样，要支付税赋，因此，这部分道路的所有者所获得的好处并不比其他人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农夫要尽可能地利用道路，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若是夏季暴雨冲毁农田，道路和农田混在一起，农民会在路上重新开挖出自己的农田。这样，再加上自然的狂风暴雨，原来的道路最后成了一条水沟。中国人根本没有我们所说的“道路权”的概念。 　　在潮白河上乘船旅行，途经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时，偶尔会看到河面上有小旗；经打听才知道，这些小旗是用来指示下面有水雷，过往船只必须绕开而行！据说，中国的一支部队在进行军事演习时居然直接在大路上打炮，结果是，交通中断，牲口受惊，一片大乱。 　　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 　　乡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正好与城里的占道行为形成对照。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经过那里，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处，在大多数中国的城市里。狭窄的街道上排着各式手工作坊。杀猪的、理发的、肩挑卖吃的，做木工的，修桶的以及其他无数工匠，都插进小街的两旁，与城市生活溶为一体，并成为令人窒息的拥挤之处。更有甚者，女人们把被褥拿出来，晒在街上，因为他们的小院子远不如街上来得宽敞，中国人几乎没有不能摆到街上的东西。 　　这些不只是造成交通阻塞。木匠在其摊位前留下一堆木块，染色工把长长的布匹挂在高处，卖面条的沿街晒起面条，因为摊前的空地不是属于“公共”的，而是属于摊主的。但是，对所占道路具有所有权，就需要有相应的维修的责任，现阶段的中国人根本没想过这一点。一个人即使想维修道路（这是不可能的），他也没时间和所需的一切；而许多人合在一起干，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生怕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多而得到的好处却更少。如果地方官员要求沿路的村庄保证所属范围里的道路畅通，那一切就好办多了，但是，任何中国的官员都肯定想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对属于“公共”的东西不仅不当一回事，或不加爱护，或占用，甚至还偷盗。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日渐减少。在中国的某个港口城市，外国人墓地的围墙被弄得一块砖也不剩下，据说是因为那个地方并不特别属于什么人。不久前，北京紫禁城里发现某些建筑物屋顶的铜饰物被盗，在皇宫里引起了一场非常大的轰动。中国人普遍知道，在18个省份中，皇帝是最容易被骗的。 　　中国人是否有爱国心？这是一个经常提出来的问题，同时也不是用一句话就能回答清楚的问题。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无疑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因此他对外国人抱有敌对情绪，并认为西方人的发明源于中国。近年来，湖南省出现大量排外的文章，恶意诽谤外国人，妄图引起混乱，把洋鬼子赶出中国。在中国人看来，出版这些文章的举动是值得赞赏的，正如我们看待反无政府主义一样。这场运动主要是由于误会，另一方面，也由于是对西方国家的憎恨。也许有许多中国人都认为，这场运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但是，这些写文章的中国人是出于为国效劳的需要，还是为了获取报酬，这个问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才能说得清楚。一个中国人是爱国者可以不必非常关心当前清朝的命运，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无论怎样改朝换代，民族的整体感情是与今天一样的——这就是极度的漠不关心。对此，孔夫子曾在《论语》中含蓄地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们看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一半是结果，另一半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国人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漠不关心的原因。 　　对此，哈克先生有一个很好的事例：“1851年，道光皇帝驾崩。当时，我们正离京外出旅行。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客栈喝茶，试图在在座的中国人中发起一场小小的政治讨论。我们谈到了皇帝在近日驾崩，这本是一桩肯定会引起每个人兴趣的重要事件。由于皇位的继承还没有公布于世，我们对此表示担忧，于是就问：‘你们谁能知道。皇帝的3个儿子中哪一个会继承皇位？如果是大儿子，他会延袭现行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小儿子，他还大小，据说朝廷中有两派，他会倾向哪一派？’我们简要地提出各种猜测，目的在于激发这些善良百姓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根本不听我们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提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们只是摇头，只顾着抽烟、喝茶。他们的冷漠确实引起了我们的不满。这时，这些够格的中国人中有一位从凳子上站了起来，走到我们身边，完全是以一种长辈的架势，拍拍我们的肩膀，讥笑地说：‘朋友，听我说，你何必要为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操心劳神呢？大臣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他们挣他们的钱，我们别为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烦恼，我们傻乎乎地去关心政治，图个啥！’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是这么个理。’于是，他们示意我们，茶凉了，烟抽完了。” 　　曾记得，1860年英国军队进攻北京，用的就是从中国山东买来的骡子。天津和通州为了各自的利益签订了投降条约，提出只要英法联军不侵犯这两座城市，他们同意提供所需的一切。为外国军队干苦力活的绝大多数是从香港雇来的中国人。这类苦力被中国军队俘虏后，被剪掉辫子又送还给英军，——不难看出，如果说中国人真有爱国心，真有公心，那么这些词的意思也不同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使用该词时所包含的意思。 　　当人们被迫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时，总会有一些人站出来成为带头人。此时，政府会作出妥协。但事后，“受骗”的群众无论被如何处置，带头人总难免为了正义而一死。为了正义甘冒危险、愿献生命，这才算得上是公心的最高体现。 　　中国历史上的关健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志士仁人挺身而出，担当起重任，勇敢地献身于他们所崇敬的事业。这些人不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本身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人能够在具有公心的领导人的带领下，激发出极大的英勇气概。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确实地相信，已经过去的时代才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古代圣人带着无比的崇敬谈论着更古的“古人”。孔夫子说他不是一个创始人，而是一个继承者。他的天职是把所知道的一切，包括长期被忽略的和被误解的，收集起来。正是他在完成这项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著和才能，使他成为他这个民族非凡的圣人。正是他的崇古、述古，构成了儒家成圣学说的基本主张。按照儒家的道德理论，有好的君主，才有好的百姓；君主是盘子，百姓是盘中的水；只有盘子是圆的，水才是圆的；若盘子是方的。水也就是方的。根据这种理论，只有明君统治时代，才有美德的盛行，“尧舜”时代，夜不闭户，因为没有盗贼; 路上丢失了东西，最早看见失物的人会守候在那里，并与其他来人轮流守候，直到失主完好无损地领回失物。这些事就连大字不识的苦力也会对我们说起，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就美德与正义而言，现在不如过去；就违背良心而言，过去不如现在。 　　对现状不满的倾向并非只有中国或中国人才有，世界各国都同样有；只是在中国这种倾向似乎更为严重。中国人相信，古代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保留在经典作品中，而今天只是继承而已。因此，这些作品被当做纯粹的偶像。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经典就像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以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最高、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更好，那是不可能的。 　　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为《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辩解一样，儒家学者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行为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源。 　　古代经典铸造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中国的政体；无论这种政体的质地如何，至少它是经久耐用的。自我保存是个人同时也是民族的第一法则。一种统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运用最后仍然适合，这种统治方式就可能被奉为经典。如果某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能够对中国的政体如何形成为今天的样子有清楚的了解并成功地予以解释，这就是一桩惊人的发现。从他的发现中，我们肯定会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中国几乎没有经历过其他民族所经常发生的那种政体改革，曾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工匠砌一堵石墙；墙有6尺厚，4尺高。问其原因，他回答说，这种墙若是被风吹倒，反而会更高！中国的政体根本不可能被推翻，因为他是一个立方体，它翻倒时，只是换了个面；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本质，都与原来的一个样。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使中国人懂得了其结果肯定是像猫用脚走路那样不会改变；于是，人们便开始相信当初设计建造者的天才。任何要求改良的建议都成了十足的异端邪说。结果是，古人毫无疑问地优于后人，后人自愧不如地劣于古人。 　　有了这些清楚的认识后，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一开始就盲目固执地遵循过去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人来说，习惯与道德是同一回事，因为它们同出一源，本质相同；这种看法与古罗马人是一致的。对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侵犯了最神圣的领域。他们无需从最终的意义上理解这些风俗习惯，或者严格地说，完全理解它们；而只要像母熊保护她们的幼仔一样，出于本能地坚决予以维护。这不只是中国人才有的本能，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值得重视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乐意为之献身的信仰却是一种他们所不了解、而且并不用以规范自己生活的信仰。 　　中国的风俗习惯，正如中国的语言一样，我们并不知道它们是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风俗习惯，如同人的言语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但是，中国的风俗习惯与语言形成的条件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各种令人眼花镣乱的风俗习惯可用以说明常言所谓的十里不同俗；同样也会听到有令人莫名其妙的方言。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并固定下来，就会像成形的熟石膏，即使打碎了，也还是不会改变。按理说是这样，但实际上肯定会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没有哪一种风俗习惯是永恒不变的，在某种新的条件下，改变总会发生。 　　下面的事例最能说明问题。清政府曾在中国国民中推行一种全新的削发方式，绝大多数的人极力反对这种改变，宁死不从。但满族人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表现出他们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削发方式。推行新的削发方式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辫子，至于对清政府这一做法的仇恨只是残存于广东、福建本地人曾用来遮盖民族耻辱的头巾中。 　　佛教进入中国，只是在一场最具决定性的战争中才得以实现；而一旦完全扎下根来，它就像土生土长的道教，难以替代。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最初形成到今天的样子，很容易使人得出一个基本的假定，这就是：现存的就是合理的。长期形成的习惯是一种专制。无数人遵从习惯，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做的缘由。他的职责是遵从，并且他遵从了。在中国，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因地区不同而迎然相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成千上万做过“三大宗教”所有仪式的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信仰，就像他们不懂埃及象形文字一样。若是问起某一宗教成规的原因时，通常只有两种回答：一是认为，与上帝沟通的各种做法都是古人传下来的，肯定自有其牢靠的根据；二是认为，“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也应该这么做。在中国，是机器带动齿轮，而不是齿轮转动机器。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只要遵从准没错。 　　蒙古人有一个习惯，任何人，只要有鼻烟，就会分给他的朋友，每个人都带有一个小烟盒，遇见朋友，他就拿出来；即使盒内的鼻烟已经吸完，他也要把烟盒递给朋友，他的朋友会装着从中拿起一撮，然后把盒子送还主人。如果客人把盒子看成是空的，那就有失“体统”，而按照适当的习惯去做，则会保全主人的“面子”。这一切都是按照既定的惯例；在许多特定的场合都只能是这样。珊瑚虫早已死了，但留下了珊瑚礁，为了避免翻船，行船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航线。 　　始终如一地按照以往的方式行事并非为中国人所特有。印度的苦力习惯地用头顶着东西进行搬运，并且用同样的方法为修建铁路运土。承包商叫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反而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巴西的苦力搬运东西的方式与印度苦力一样。一位住在巴西的外国绅士要佣人去寄一封信，他惊奇地看着佣人把信放在头顶上，再压上一块石头。思想过程的僵化导致行为模式的僵化，中国人做事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我们所熟悉的这种事例。最初教厨师做布丁时，打开鸡蛋一看是坏的，于是把它倒掉；后来这个厨师每次做布丁都把第一个鸡蛋打开后倒掉。拿一件有补丁的旧衣服，要裁缝照样子做一件新衣服，结果新衣服上也缝了一块补丁。说这样的故事并无意于夸大中国人的某种特性，但却是非常真实的事实。 　　每个对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了解的人都能举出中国人因循守旧的例子。对我们来说，中国人的因循守旧的确难以理解，除非我们明白了他们这种行为的根本原因。住在北纬大约25°的中国乡村，人们按照常规，冬天不穿皮衣，夏天需戴草帽，若不是这样，那才怪呢！有的地区，只有到了非常冷的冬天才烧炕取暖，如果旅行者正巧赶上突如其来的“寒潮”，通常根本无法说服店主烧炕，因为烧炕的季节还没到！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匠不愿意采用新工艺，但最守旧的莫过于外国人窑厂中的烧砖师傅。有一次，需要用到比当地所流行的砖更大一点的方砖，于是，外国老板下令烧制这种砖。实际上，只需要准备一个尺寸稍大的木模子就行了。但需要砖时，砖却没烧制出来。把接受任务的烧砖师傅叫来一问，他说他拒绝参予任何诸如此类的创新，他的唯一理由是：天下没有这种模子！ 　　无论对中国这个大国的未来是有兴趣，还是没兴趣，人们都不可能不看到，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会影响到外国人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关系。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有大量很新的酒提供给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只有各种很旧的酒囊用于装酒。中国人由于天生因循守旧，几乎没有接受多少新酒，而且，就是所接受的那一点点，还是找新瓶来装的。 　　中国人目前对西方各国的态度是一种拖延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太想要新的；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想放弃旧的。正像我们看到古老的土屋，本该早就归还给泥土了，但却用粗糙的泥柱子支撑着，拖延着不可避免的倒塌；已经过时的旧风俗习惯和旧宗教信仰仍然被支撑着，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旧的职责。“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是没有道理。由此及彼的变化过程可能会长期受到阻挡，但也可能会突然实现。 　　当初，把电报引进中国时，沿海某省的英国总督禀告皇上说，当地人对这桩事抱有很大的敌意，以致于连电线也架设不起来。但是，后来与法国人开战时，不仅架设电线的支架完全不同，而且有关当局还立即建起了电报站，电报受到了欢迎。 　　不久前，许多人还相信风水，坚决反对在中国修建铁路。最早的铁路很短，只是建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由于要经过一大片中国人的墓地，坟墓需要搬迁，这与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是一样的。只要看一看被一分为二的墓地就足以计人们相信，风水与火车狭路相逢时，风水根本不是火车的对手。后来这条铁路的延伸显然是由于财政问题才担搁了，与风水完全无关。 　　中国人在处理重要的事务中，既有天生的因循守旧的一面，又会有侵犯惯例的另一面。在中国，孝道是最重要的；一位大臣的父母去世，他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但是，宰相则不然。皇帝会不顾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含泪”申诉，要他在本该守孝的日子里继续尽心尽责于国家大事。在中国，最不可改变的是君臣父子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然而，在最近一次的皇位变更中，由于皇位由旁系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仍健在，这样，小皇帝的父亲要么就要自杀，要么就退休。光绪继承皇位，其父亲醇亲王就得辞官。醇亲王得病，其儿子光绪皇帝只能以探望下臣的名义探望其父。既是儿子的父亲，又是儿子手下的重臣，因此还需要有某种权宜之计。 　　如前所述，因循守旧的本能使得中国人过分地看重成规。但是正确地理解并谨慎利用中国人的这一本能，可以使之成为外国人的重要的保护伞，从而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一个如此敏感、如此固执又如此守旧的民族打交道。外国人只需模仿中国人的做法，把一切都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装着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在受到责难时为其辩护，并且想方设法坚持下去。因此，居住在内地和其他城市的外国人只要像居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明智地采取一种墨守成规的方式，就不会有什么事。险恶的暗礁对于航船似乎是一种无法通过的障碍，但一旦穿过，便可进入一片神秘而又平静，不怕风吹浪打的环礁湖。 第十五章 随遇而安 　　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人对于舒适与方便的不讲究。但这只是依照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的标准来说的。因此，本章实际上主要是谈论东西方人在所谓舒适与方便问题上的根本差异。 　　首先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在前面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我们已经偶尔论及西方人的服装式样几乎不能力中国人所接受。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中国人的外观打扮也会令西方人所难以接受。中国人在外观打扮上，把头的前半部位的头发剃光，让本应得到保护的部位暴露于外；当我们看到—个伟大的民族居然会有这样一种反常的打扮习惯，肯定会感到意外。如前所述，中国人是在刀尖之下被迫采取了这种削发方式，并以此作为忠诚于皇帝的标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对此作进一步的关注，而只要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不舒适，或许她们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恢复明朝的削发方式。 　　同样，我们也只能这样地去看待中国人几乎一年四季，尤其是夏季，不戴帽子的习惯。在炎热的夏季里，所有的行人都举着扇子遮挡太阳。其中也有一些人是用阳伞，但肯定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的男人常常因为是戴帽子而引起别人的讨厌。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女人只有装饰用的头巾，当然，在挑剔的外国人看来，这头巾根本起不到装饰作用。中国人认为，夏天带一把扇子在身边，就够舒服了。在夏天，经常可以看到苦力们光着膀子，拼命地拉着沉重的盐船逆水而上，一边使劲地扇着扇子。即使是乞丐，经常也是打着把破扇子。 　　中国文明有许多不可理解的现象。据说这个民族是最早的游牧民族，照理说，在利用这一天赐良机方面，他们肯定有相当高的水平。但是，他们却不懂毛纺技术。唯一的特例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西部有一些毛纺业。但这种技术并没有得到普及，我们仍然看到成群的羊漫游在山野之中。 　　在棉花传入之前的古代，这个国家人们的衣服是用诸如灯心草一类的植物纤维制成的，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整个国家完全是依靠棉花织布制衣。在那些冬季非常寒冷的地区，人们要穿好多件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小孩穿了这么多的衣服，若是摔倒了，常常是爬也爬不起来，就像是掉进了一个桶里。但我们从来没听说有人抱怨穿这么多衣服难受。既然要穿就不要怕难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忍受这种束缚，他们会想方设法摆脱它。 　　与冬天穿那么多衣服形成对照的是，他们没有任何内衣。在我们看来，不穿那种可以经常换洗的棉毛内衣会坚持不下去。中国人没考虑过这种需要。他们用那么多衣服裹住身体，像套着许多层的袋子，但却有许多空隙，让寒风透过刺人肉体；而且，他们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尽管也承认这种衣服不理想。一位66岁的老人说他已经被冻麻木了，我们给了他一件外国内衣，并告诉他每天都要穿着，免得受寒。一两天后，我们发现他居然把它给扔了，因为他都快被“烤死了”。 　　中国人穿的鞋是用布做的，经常会渗水，稍一沾水，里面就潮湿。天气一冷，他们就会觉得脚底整天冷冰冰的，中国人的确还有一种上了油的靴子，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它虽好却很贵，使用的人也只限于极少数。雨伞也是如此。它们被看做是奢侈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被雨淋湿的人，他们并不认为应当把湿透的衣服换下来；他们觉得让身体来焐干衣服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人说外国人的手套很好，但自己就没想搞一副；那种不灵便的连指手套，他们不是不知道，但即使在北方，也难得一见。 　　按照外国人的看法，中国服装最令人烦恼的是没有口袋。外国人一般都希望衣服上有许多口袋可用。他要在外衣胸前的口袋里装记事本，下面的口袋装手绢，衬衣的口袋放铅笔、牙签、怀表之类，还有其他地方要放小刀、钥匙和皮夹子。如果一个外国人身上还带有小梳子、折尺、开塞钻、靴扣、镊子、指南针、小折叠剪刀、弹子球、小镜子和自来水笔，这对外国人来说并不算什么稀奇事，这些东西是他经常所要用的，不能少。而中国人几乎没有用到这类东西；就算要用，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如果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手帕塞在怀里；他若是带着孩子，他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他要带一份重要文件，他会认真地扎紧绑腿，把文件塞在里面，然后上路；有时，他干脆把文件往裤腰一别。在这些情况下，若是带子不知不觉地松了，文件就会丢失——这是常有的事。如果身上还要带其他什么东西，他们一般都把东西放在卷起的长袖里，或帽子的某个地方。中国人很难在身上找个放小东西的地方，可以把钱卷成小筒架在耳朵上。像钱包、烟袋和烟杆一类的小东西，为了保险起见，就系上带子，挂在腰带上。如果带子松开了，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丢失。钥匙、梳子和一些古钱系在外衣的纽扣上，脱衣服时还得小心，以防这些东西丢失。 　　对我们来说，如果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外衣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那么他们在晚上的穿衣方面就更是不必多言了，因为他们是脱光衣服睡觉的。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他们都没有睡衣。据记载，孔夫子曾要求穿比身体长一半的睡衣，但据推测，他所要求穿的并不是普通的睡衣，而是他节食期间所穿的长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并没有人仿效孔夫子穿这种晚礼服，也没人有意去节食。就新生儿而言，他们由于不知道婴儿对温度变化异常敏感，而不注意给婴儿盖好被子，甚至随意掀开被子，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孩子，仅凭这种荒唐的做法就足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中国婴儿满月之前会死于因突然受寒而发作的惊厥。当孩子稍大一些时，有些地区的中国人并不是使用尿布，而是用一种沙土袋。对于西方国家心疼孩子的母亲来说。只要有这种想法就足以令她们恐怖万分。这些可怜的孩子吊着个怪物，就像青蛙“背”着个铅弹，无法动弹。在这种做法流行的地区，若是一个人没有实际经验，就会被说成是还没脱掉“土裤子”。 　　中国人很能将就不仅表现在服装上，而且也表现在住房上，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必去说那些没自己房子的穷人，中国人并不在意在房子的四周种树遮荫，而宁可搭个凉棚。若是没这个能耐，他们本可以在院子里种一些遮荫的树木，这又不难。但他们不是种这种树木，而是种一些行榴之类的观赏性的灌木。酷暑来临，院子里热得受不了，他们干脆坐到街上去；再不行，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大多数的房子只有南门而没有北门，因此无法形成空气对流。若是能开个北门，也许还能凉快些。当问起这等方便之事为何没人做，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北门！” 　　北纬37°以北的地区，中国人一般是睡炕。炕是用砖坯垒起来的，中间烧火加热。若是没有烧火，冰冷的炕会令外国人无法忍受。若是火太旺，他会在后半夜由于身上被烤得厉害而醒过来。无论如何，炕的热度总不可能整夜都一直很适宜。一家人就是睡在这样的炕上。此外，这种炕由于其材料的原因，还会生虫，即使每年都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能赶走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整个房间的墙上都被它们占据了。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害虫会传播疾病，但是，并没有人去防治这些害虫。不少人家的墙角上挂着蜘蛛网而没有人打扫，据说，即使是城里人也很少有例外。苍蝇和蚊子的确是很令人讨厌的东西，偶尔烧一些有芳香气味的草驱赶它们，但这种害虫并不会惹中国人生气。 　　睡觉的枕头应该是怎么样才算舒适，这也反映出舒适标准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枕头是一个装着羽绒的袋子，正好支承着头部。在中国，枕头是用来支承颈部的；有的是一张小竹凳，有的是一截木头，更多的是一块砖头。以中国人的方式，枕中国人的枕头，简直就像是在受折磨；同样也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所使用的枕头上睡上10分钟。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不懂毛纺技术。但更难以理解的是，他们似乎对家禽的羽绒也不感兴趣。尽管中国人非常节俭，但他们并不知道可以很容易地用羽绒制成被子，而让羽绒随风飘走，所以羽绒的价格很便宜，甚至不要钱。他们只知道羽绒可以卖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就是把羽毛扎起来做成鸡毛掸；在中国西部，家禽的羽毛有时被厚厚地散布在地里，以免刚出芽的麦子和豆子被动物吃掉。 　　对西方人来说，理想的床是有弹性且坚固的。最好的床大概要数钢丝床，近年来，这种床已很流行。但是，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添置这种高档用品时，居然有病人不躺这种弹簧床，而宁可躺在地板上，因为他们感到躺在地板上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这使得那位置办这些用品的好心医生十分生气。 　　中国人的房子到了晚上几乎总是很昏暗。当地的菜油灯发出难闻的怪味，而且灯光仅够用来照见东西。人们的确也知道用煤油点灯的好处，但绝大多数地区还是一直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点灯，这纯粹是由于保守的惯性力所造成的，他们只是满足于仅仅能看见东西，而根本不在乎能进一步看清东西这种更高层次的舒适。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家具既不灵巧又难看。中国人坐的长凳不像我们祖辈所坐的那种有靠背的宽大的长椅，而是一种没靠背又很窄的凳子；如果凳子的某条腿不牢固，或者凳子的一端没人坐，那么坐下去的时候，凳子肯定就会翘起来，这并不奇怪。在亚洲各国，中国人是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看法，中国人的椅子是很难看的。其中有一种椅子的式样好像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所流行的，很高，靠背又直，非常呆板。还有一种比较多见，样子看上去很大，可以坐一个大胖子，但支撑力不相称，估计很快就会垮掉。 　　西方人对中国人住所最不满意的肯定是潮湿和冷。由于房子的地基随随便便，房子经常会潮湿。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房间里泥土的地面或用没烧制好的砖铺成的地面非常不舒适，而且对健康也相当不利。还有，房门松松垮垮实在是令人讨厌。这种门有两扇，根本关不密，四周透风，就算只有一扇门，而且用结实的纸把门缝糊好，也还是不能很好地抵挡住刺骨的寒风，因为中国人不懂随手关门，就是教也教不会。一位商人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贴了一条告示：“请随手关门”，这在中国纯属一句废话，根本没人会随手关门。无论是房子或是院子，门框都做得很低，一般的人进门都要低头，否则就会撞在门框上。 　　中国人用纸来糊窗子，这种窗子抵挡不住风、雨、太阳、炎热，或灰尘。百叶窗不常见；就算有，也少有人用。 　　大多数中国人的家里只有一只锅，一口容量很大的大铁锅。但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煮饭的时候就不能烧开水。而且，还要有一个人蹲在灶口不断地往灶膛里添柴草。几乎每次煮饭都是这样。水汽和烟弥漫整个房间，若是外国人肯定会被呛得睁不开眼，或者喘不过气来，而中国人明明知道这会害眼病，但似乎还是无所谓。 　　对西方人来说，中国人的住所最不舒适的是冬天没暖气。绝大多数地区，即使是冬天最冷的地区，取暖只是靠煮饭的锅灶和炕。中国人对于炕的舒适予以高度赞赏，女人们有时称之为“自己的母亲”。但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炕实在是不舒适，因为西方人要求热源发出的热是适宜于人体的恒温。因此，在寒冷的夜晚，中国人的炕根本不如“壁炉”或者火炉来得舒适。在一些产煤地区，煤的确己被作为燃料，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些地区非常有限，而且烧煤时，煤烟总是在屋子里出不去。木炭要非常节省地用，家境好的也不例外；就像烧煤一样，若是烧得不小心，危险还很大。天气冷了，屋子里冷得令人难受，待在家里的人往往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上；外出时，就没有衣服可增加了。我们问他们：“你冷吗？”“当然冷”，他们总是这样回答。他们给西方人的印象是，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使自己暖和过。在冬天，他们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河水一样，表层冻结了，只有底层在缓慢地流动。曾有一位中国的道台在国外说过，美国的监狱比他的衙门更舒适，我们如果知道中国人的住所是那种样子，就不会对这位道台的话感到惊奇了。 　　我们曾指出中国人对拥挤和噪声并不在乎。天气一冷，中国人肯定是挤在一起取暖。甚至是三伏天，也经常可以看到轮船上仅有几间的船舱里挤满了人，或是坐着，或是躺着，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而中国人似乎并不在意，西方人喜欢住独门独户的房子，既通风又不受打扰。中国人对是否通风和不受干扰并不在乎；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条件，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好。中国的城市周围无计划地建有许多小村落，换言之，大家都挤在一起，好像是由于地价大昂贵；而恰恰是由于挤在一起才抬高了地价，上像在城里一样。结果是狭小的院子、拥挤的房子统统都挤在一起，人满为患，谈不上还有什么活动空间。 　　一位住在中国小客栈的中国旅客在吃完晚饭躺下睡觉后，欣赏着大队人马的光临而带来的喧闹。而他的外国旅伴醒着躺在那里直到半夜，头脑清醒地聆听着一大群骡子在那里嚼草、踢腿和长叫。这些响声时而还交替地伴有木头的撞击声和狗叫声。在一个小客栈的牲口棚里，看见有50头驴，那是常有的事，整个晚上会有想像不到的热闹。正如哈克先生所说，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在牲口的尾巴上吊一块砖就可以使牲口不乱叫，但就是没人这样做。道理很简单，中国人对50头驴怎么叫并不关心。而外国人却不愿意留下这种没搞清楚的问题。中国人不在乎动物的吵闹，这不仅限于某个社会阶层，而是中国人的天性。一位中国大官的太太一下子在家里养了大约100只猫，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所有城市都有无人看管的狗到处侵扰，中国人对此熟视无睹与佛教的不杀生灵有关。然而，中国人的这种态度比起东方其他国家来，还算好一些。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罗斯·布朗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关东方游记的书，书中配有他自己所作的插图；其中一幅画的是各种各样的狗正在举行一个会议，有精瘦的狗，还有癫皮狗；题为“君士坦丁堡大观”。书中同样有一些很能反映中国许多城市概貌的插图。中国人对这么一大群狗在那里无法无天地乱叫，似乎不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不舒服，也不担心会被疯狗咬伤而造成危害，尽管此类事经常会碰到。就算被疯狗咬伤，治疗的方法也往往只是在伤口上敷一些狗毛；这种做法与我们的一句谚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被什么狗咬伤，就用什么狗的毛医治”。打狗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以上说的这么多都是为了说明中国人对舒适不舒适并不在意。同样也可以轻易地举出很多事例以说明中国人对方便不方便并不关注。下面只要略举几个事例，中国人骄傲地自称为有文化的民族，事实上，也是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笔、纸、墨、砚被称为“文房四宝”。但是，这四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当要用的时候，根本不能保证它们就能在手边；就算这四件齐备了，没有水来研墨，还是无济于事；如果不知道如何正确地把笔毛弄软，毛笔还是不能用，还很可能把笔弄坏，反而浪费时间。中国人没有像铅笔之类的书写工具替代毛笔；即使有，也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他们没有削铅笔的小刀，也没有衣袋装铅笔。在前面说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力图证明他们具有用很不合适的工具做很好的事这种高超的技艺。但又必须看到，西方人经常采用的那种节约劳力的方式，却不为中国人所知。在西方的高级宾馆中，宾客们要用什么有什么——冷热水、灯光、供热和其他服务。而中国18个省份中最好的旅店也只是像下等的客栈；口头上说得很好，但客人却没能得到应有的服务；每当这时，客人只好到房门外大声叫喊，希望店主能听到他们的呼声，但往往事与愿违。 　　中国人的许多日常用品并非想要时就能弄得到，卖货的小贩时而来时而不来，也没有定规。有时候，连天天要用的东西都无法搞到，好像是被丢在了苏丹。在城里，夜间行路要打灯笼；而在一些城里，只能在那些带有灯笼沿街叫卖的小贩那里才能买到灯笼，正像我们向卖牛奶或卖鲜酵母的小贩买东西一样。在中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不可能会大，因为买东西不方便。例如，有的地方习惯于二月份卖建房用的木料；一根木料在一个集市上卖不出去，就又拖到另一个集市上去卖，拖来拖去，直到卖掉；若是卖不掉，就拖回去。如果一个人没经验，硬要在五月份去买木料，他根本就买不到，他会立刻明白东方智人所言：“世上的机会只有一次。” 　　在谈到中国人节俭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人买来的工具大多数是还需要加工的；消费者买来一些部件，然后根据需要自己组装，这在我们看来是很不方便的。 　　笔者曾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柴的斧头。市场上没有，他买回的是14个（进口的）大马掌，然后请铁匠打一个斧子的头，再请木匠装一个柄，整把斧头所花的钱比外国的一把好斧头还贵得多！ 　　在中国，最不方便的事是缺乏卫生设备，这一点给西方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比如在北京，如果要改善一下排水系统，那么由此会产生更多需要治理的问题。一个人不论在中国住多久，他都会有一个既令他兴趣而经常提起又无法解答的问题：在中国，到底哪个城市最脏？一位从中国北方来的外国人对旅居厦门的人说，中国南方的城市在感觉上要比北方的城市更好一些。为了证实这种感觉，他们在厦门到处都走了一走，结果发现，真的是出奇的干净——这是就中国的城市而言。这位厦门的旅居者出于对旅居地的嫉妒，说了一句：在游览时，刚下过大雨，把街道都冲洗干净了！后来，这位旅游者到了福州，说是发现了中国最糟的城市；到了宁波，情况完全一样；到了天津，情况还要更糟，最后，如果他公正而诚恳地撤回他在北京时的看法，那也并不奇怪。 　　要说在中国生活不便利，西方人肯定有点印象：缺少邮局，道路状况差，货币流通不畅。私营的邮局当然有，它们也经营传递信件和包裹的业务，但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与这么大的国家相比，它们的业务所覆盖的地区小得可怜。关于中国的道路状况，在前面说到中国人缺乏公心时，已经谈过。山东有一条几十公里长的穿山路，窄得两辆车子不能对开。路的两端分别有人把守，只允许车子上午朝一个方向行驶，下午朝另一个方向行驶！正是由于中国人的穿着——尤其是中国人的鞋子——是我们所描述过的那样，也正是由于中国人的道路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一下雨，中国人就得待在家里。在西方国家，我们把下雨天不懂如何出门的人叫做傻瓜，而在中国，下雨天不懂待在家里的人才被说成是傻瓜。 　　中国人的言语中最常用的一句是“等雨停了再说”。除了政府部门之外，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他们的活动要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就算是急迫的公务，在这句习惯语面前也变得不那么要紧了。我们听说，中国有一个很有实力的要塞，配备有精良的武器和经外国人训练过的士兵，但每逢下雨，岗哨上的士兵都自作主张地撤回室内，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在露天站岗。他们是“等雨停了再说”！1870年的天津惨案，本来会有更多的人被杀害，但一场及时雨阻挡了前往租界行凶的暴徒。在敌占区受到追逐的外国旅游者，或许一场阵雨就能使他们受到最好的保护。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曾经看见，从两英寸长的水枪里喷射的水柱，5分钟内就能驱散气势汹汹的暴徒。橡皮子弹也远不如那么奏效，因为许多人也许会停下来去捡废弹头，而对于冷冰冰的水，自汉朝以来的每个中国人都像猫一样抱以反感。无论是从怎样的意义上讲，泼冷水都被看做是致命的。 　　关于中国人的钱，这个题目写一小段根本不够，至少可写一篇综合性的文章，或者一本书。其中各种怪事都有，足以使一代西方人发疯，除非能找到对付这种怪事的良策。在“漠视精确”那一章里，我们已经说过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事。说是一百钱，但不是100个铜钱；说是一千钱，也不是1000个铜钱，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只能凭经验知道个大概。在许多地方，一个钱可抵两个，20个可抵40个；所以当一个人听到有人要支付给他500个铜钱，他知道实际拿到的只能是250个，甚至更少；当然，各地还会有所变化。在钱中，混入小钱或是假钱也是常有的事，为此事，商贩之间常常发生争吵。地方官吏也为钱的短少不定期地颁布文告，打击掺假行为。这又使得衙门里的下属有机可乘，加重对当地所有钱庄的税收，给货币的流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困难。人们需要纯真的钱，因而其价值立即上升。一旦市面上纯真的钱耗尽——失去其货币的功能——不纯的钱就会到市面上流通，且其面值并不会下降。这样，不纯的钱取代了较纯的钱，从而形成了不断起作用且不可克服的规律。钱的状况越来越糟，以致于在河南某些地方，人们上街需要带两种完全不同的钱，一种是通常用的好坏掺杂的钱，另一种则完全是假钱。有些东西只是付给假钱。而至于其他商品，如果是经讨价还价而成交的商品，就要付两倍的价钱。 　　中国人的钱实在是“脏钱”，无脏不成钱。500钱或1000钱（名义上的）的钱串子很容易断，散落的铜钱重新数、重新穿起来麻烦得很。通行的铜钱重量不一，但都是又笨又重。相当于1墨西哥元的铜钱，其重量不轻于8磅。人们挂在腰带上的小钱袋总共只可以装下几百个铜钱，如果所需的钱超过这个数，那么带起来就麻烦了。用银锭买卖东西，损耗总是很大，并且用银锭的人不管是买还是卖难免受骗。如果是使用钱庄的银票，麻烦还是不少，因为一个地区的银票到了另一个地区或者完全不能通用，或者会被打很大的折扣；而拿到银票的人，当他去开出银票的钱庄兑现时，很可能会与钱庄的贪心鬼就所兑付的钱的好坏发生一场争斗。奇怪的是，在这些不利的条件下，中国人生意照做；正像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是习惯于这些烦恼之事，几乎不觉得有什么负担，对之叫苦连天的只是外国人。 　　外国旅行者在经过中国乡村时，经常会看到一只驴伸直地躺在地上，一条结实的缰绳绑着它的脖子，拴在一根柱子上。由于缰绳太短，牲口的头被吊起了45 ，好像脖子要脱臼似的。令我们奇怪的是，它为什么不会挣扎而弄破脖子，反而心甘情愿听任摆布。没有一头外国驴会这样。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觉得，中国人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似乎仍然感到相当舒适；当然这只是按照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而与我们的标准完全两样，这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学会如何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当遇到困难时，他深知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以极大的耐心默默地承受着。 　　一些熟悉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虽然他们也熟悉我们所关注的那些方面，但却经常断言，中国人不文明。这种判断是很肤浅且完全错误的，其所谓的文明与舒适是缺乏哲学依据的。中国现在的状况比起3个世纪前的状况无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变化是一样的，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一种公正的比较，我们不能把米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看成是不文明的国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期的英国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没有必要去说大不列颠群岛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发生惊人变化的各种复杂原因。更加精彩的是，最近五十年以来，人们关于舒适和方便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我们如果被迫回到我们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时代，也许就会提出我们活着是否有价值这样的问题。时代变化，我们也随之改变。中国则相反，时代没有变，人也没有变，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前一个样。但只要出现新情况，这些标准也将必然要改变。这些标准肯定会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标准相同，这既不仅仅是希望，也不仅仅是要求。 第十六章 顽强生存 　　中国人极富生存能力，这构成了中国人其他特性的一个重要背景，而其本身也值得思考。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以考虑：中国人的繁衍能力，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延长寿命的能力和康复再生的能力。 　　外国旅行者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人口过多。中国似乎到处都挤满了人，事实也正是如此。日本的人口也很多，但是明摆着，日本的人口密度不如中国的人口密度大。就人口的相对密度与绝对密度而言，中国最类似于印度。不过，印度的民族和语言多种多样，而中国人，除了那些影响不大的民族之外，几乎是统一的。在这个辽阔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口过剩。就算是有些人口稀少的地区，我们一般也能轻易地找到能够被接受的原因。令人胆战心惊的太平天国暴动，随后较小的回族暴动以及1877一1878年遍及5省的空前饥荒，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大概有好几百万。我们看到，在中国，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像在西方那样能得到很快的修复，这是由于中国人极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投奔他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难发现，无论多大的破坏力都不及修复力来得强大。我们相信，只需几十年的安定和农业丰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就会从本世纪那一连串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这种恢复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在中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群的孩子，他们像查尔斯·兰姆在给好吹嘘的母亲泼冷水时所说的，“挤满了所有死胡同”。这么多的孩子靠什么为他们提供吃穿，这是中国社会永远解不开的谜；但必须记住的是，许多孩子并没有基本的“吃穿”；换言之，极度的贫穷显然不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的减少。 　　要制止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唯一有效且持久的方法是采用鸦片、战争、饥饿、瘟疫等一类导致其民族灭亡的手段。中国人的繁衍能力之强，现有人口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作最低的估计，中国现有的人口数也已达到约两亿五千万。这个数是可以肯定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增长的速度。我们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只能靠笼统的不精确的方法得出结论。然而幸运的是，这种结论几乎不可能错。中国人结婚很早；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其次才是爱惜钱财。 　　与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相比，法国的人口状况正好相反，其人口增长率是欧洲最低的。最近，其居民的绝对数呈下降趋势。这个事实引起了这个国家对未来的严重担忧。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并没有任何比盎格鲁－撒克逊人衰退的迹象。上帝给予人类的指令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教导人类“在尘世间休养生息，落土为安”。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这个指令“已经为人类所遵从，并且只有这一上帝的指令为人类所遵从”。这在中国要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正确。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中国幅员辽阔，几乎拥有各种土壤、气候和物产。无论是亚热带地区、近北极地区，还是这两个地区之间，中国人看上去都十分兴旺。若有所差别，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本身的特征和该地区承受人口的能力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各地人民适应环境的能力有任何内在的差异，来自广东、福建两省较小地区的中国人，他们移居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墨西哥、美国、西印度、中美洲、或南美洲，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不能很好、很快地适应各种环境的事。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适应得又快又好，并且比当地人更刻苦、更节俭，加之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非同寻常，以致于其他民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要求“中国人滚出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再大规模地整体移居国外，这对于其他民族的心态安宁来说，当然是最大的幸运。如果今天亚洲大陆的东部像中世纪的中亚那样，都是一些不可征服且极力把自己的能量朝向其他地区的人，那么我们很难想像我们每个人以及适者生存的教条将来会变成怎么样。 　　由于完全缺乏统计数字，我们只能最笼统地说一说中国人的长寿。中国各地都有非常多的老人，这种结论也许所有观察者都会同意。年长者总是很受尊敬；长寿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被列为五福之首。出生的日期，直至时辰，被慎重而准确地记录下来，需要时就报出来，尽管通常的计算方法并不严格，不准确，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死者的享年，但是，除了石碑的产地及附近地区外，只有很少坟墓有墓碑，因此，还需从其他方面推断死者的享年，仅靠墓碑实际上是不够的。 　　很少听说中国人有活到百岁以上的，但接近百岁的到处都能找到，如果认真去找，还会有不少。事实上，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穷人，他们营养极度缺乏；若是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么不禁要问，这么多的人是怎样活到如此长的岁数的。众所周知，本世纪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平均寿命都在不断提高；这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生命法则，改善防病治病的手段。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相比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一点应当引起注意。如果社会与医药科学能像过去的50年里关注英国那样关注中国，那么中国长寿者的数目肯定还会有非常大的增加。 　　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懂得卫生规则，即使懂了，也公然不予理睬。那么，对自然法则的无知和违抗所招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没能灭绝中国人呢，这一直是外国观察者想知道的问题。在中国，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事实上，这样的人数并不是多得不得了，这表明中国人在抗病和康复方面有奇特的能力。中国人为了一点小事就拼命，与其顽强的生存一样，都是中国人重要的特性。 　　我们已是多次遗憾地说到，由于缺乏重要的统计数字，我们不得不依靠外国观察者的记录；这些一年比一年更多且更有价值的记录来源于数量不断增加的外国诊所和医院。 　　为了说明中国人的康复能力，分析和整理每年度的医学报告是一桩非常有用的工作，其结果肯定既新颖又有说服力。然而，我们只能陈述几件事实，并略加说明。其中有两件为笔者所熟悉，第三件取自天津一家大医院所出版的报告。这些事例的说服力就在于它们互相联系且非常特别，但又能与我们大多数读者的观察事实相一致。 　　几年前，笔者与一个中国人家庭同住一幢房子。一天下午，听到窗下传来叫声，那窗台是用砖坯砌成，下面有个洞，洞中有个大蜂窝。一个才14个月的小孩正在那里玩耍，看见这个洞，以为是一个好玩的房子，就自作主张地爬了进去。这个孩子剃着光头，脑袋呈红色。蜜蜂或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侵扰所激怒，或许是把光头误认为大牡丹，停在光脑袋上就蜇，孩子被抱出来时，已被蜇了30多下。孩子哭了一阵，被放在炕上睡着了。手头上没有任何药品，患处也没有敷任何东西。整个晚上，孩子一点吵闹也没有；到了第二天，肿包全都消失了。 　　1878年，北京有一个外国人家庭雇佣的马车夫患了流行性斑疹伤寒，当时有许多人死于该病。马车夫患病后第13天，病情危机；他突然变得很暴，力气大得能抵几个人。3个照看他的人被弄得精疲力尽。那天晚上，病人被捆在床上，以防他逃跑，当看守者熟睡时，他设法解开绳子，完全光着身子逃了出去。大约凌晨3点，看守者发现人不见了，四处寻找，连水井也找过了，生怕他投井。后来，在一堵约10英尺高的院墙处发现了他的踪迹。他爬上一棵树，然后跃到墙上，再跳到墙外的地上，并马上沿着皇宫城墙的护城河跑去，两小时后，找到了他；只见他把头伸进城墙下涵洞的铁栅栏内。因为他的头热得不行，赶快到这里凉快凉快，显然，他已经这样待了很长时间。在带他回去的路上，他的热病居然完全消失了；尽管腿上还有点风湿痛，但肯定慢慢会好起来。 　　一个大约30岁的天津人，经常到中国军队的演习场去捡废炮弹壳，并以此为生。有一次，他偶尔弄到一枚炮弹，试图把它拆开来，结果引起爆炸，炸掉了他的左腿。他被送进医院，实施手术，膝盖以下被截去。这个人并没有因此改变这种危险的营生方式，又尽快回去捡弹壳。大约6个月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他的整个左手掌被炸掉了，伤口破烂，右臂上部被炸得严重烧焦，鼻梁和上嘴唇被炸裂，右边脸颊、右眼的上眼皮，额骨的旁边和右手腕被炮弹片划伤，右小腿也被炸开很深的裂口，露出骨头，受了重伤的这个人昏到在地上，任凭日晒，孤立无助达4个小时。一位大官正好看见此事，便命令一些苦力把他抬到医院，自己也护送着走了两里路。抬的人显然是不愿意抬；只等那位大官一走，就把可怜的伤员扔进了沟里，不管死活。那位伤员尽管因流血过多而精疲力尽，但还是爬了出来，单足跳了500码，来到一家米店，找到一些吃的，用一个大篮子装起来，吊在脖子上，用一只没受伤的手吃饭。店主为了赶他走，只好用筐子把他抬到医院门口，让他在外面等死。尽管由于失血过多，脉搏微弱，几乎不行了，但他神志清楚，还能交谈。他吸食鸦片戒痛，到了无法戒除的地步；但对于如此的重伤，除了第五、第六天有腹泻和轻微的打摆子外，完全没有其他不好的症状，四个星期后，他拄着拐杖被允许出院。 　　如果一个民族具有像中国人那样的身体素质，能够在战争、饥饿，瘟疫和鸦片的影响下生存下来，如果他们能进一步注意生理和卫生法则，有适宜的食物，保证营养，那么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自己就足以占据世界的主要地区，并且还会更多。 第十七章 能忍且韧 　　“忍”这个词，包括3层完全不同的含义。首先，它表示长期不抱怨、不生气、没有不满情绪的一种品质或行为；其次，表示默默地忍受或承受任何苦难、泰然处之——镇静自若地忍耐——的一种能力或行为；再次，它也可以作为坚韧的同义词。显而易见，这里所涉及的各种品质；与中国人的生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联系。对待中国人的各种特性，我们不能将它们分隔开来独立地进行考察，否则就会弄不清楚，而考察忍与韧这种特性尤其是这样。中国人的这种特性与他们“不紧不慢”、“漠视时间”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与最能直接体现中国人忍与韧的“勤劳刻苦”更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上有关章节中所说的内容本来己足以表明忍与韧是中国人特性中的主要美德之一，但由于只是附带提到，难免不连贯，而应当以更为全面的叙述加以增补。 　　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生活的水平之低，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为了生存，就必须有生活资料。因此，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这些生活资料。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这本身并不会使任何人勤劳刻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具有勤劳刻苦的天性，那么，贫穷和为生存而斗争就会使这种天性得到最有效的发展，同样也会使节俭这一中国人重要的特性得到发展，而且，还会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猎人和渔夫懂得，他们的生计靠的是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他们总是隐蔽，小心而有耐心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谋生，因此，他们能把最文明民族积极的勤劳刻苦与南美洲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很少的报酬长时间地干活，因为报酬再少总比没有要好得多。长期的经验告诉他们，勤劳刻苦并不一定就能有更多的机会，西方人则以为，机会是勤劳刻苦的自然结果。所谓“自然的”结果，是指相应的条件具备后，结果随之而来。显然，每平方英里500人的人口密度，这样的条件并不适合于证实所谓“勤劳与节俭是幸运儿的双手”这样的格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干活有钱拿，而这种满足正体现出他们忍的美德。 　　谈到己故的格兰特将军，他在环球旅行回来时，有人问他，他所见到的事情中，最出乎意料的是什么？他立即回答说，他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事是一个中国小商贩凭着自己强劲的竞争力战败了一个犹太人。这件事的确意义重大。犹太人的品格至今已为人熟知，他们卓有成就，令人惊叹，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则在世界总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战败的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肯定没有本质的不同，而那个成功的中国人与其他数百万的中国人肯定也无本质的差别。因此，若是其他中国人有机会与犹太人竞争，除了竞争者的身份不同外，竞争的结果也许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如前所述，一位中国学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90岁才如愿以偿，否则他死不瞑目。这样做并非为了报酬，而且也不可能有报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超凡的韧性。这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就算是商店门口最下贱的乞丐，也可以从他身上看到类似的品性。他不受欢迎，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耐性不衰，他的韧性不变，非要讨到一个铜钱不可。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阿拉伯人的头巾被陌生人偷走了，失者非但没有因丢失了这件重要物品而去抓小偷，反而立刻去部落的墓地，坐在入口处；有人因这种奇怪的行为问他，为什么不去抓小偷，他镇定且具东方特色地回答：“他肯定最后会来这里的！”这个将消极等待予以夸张的故事使我们经常想到，这种情况不仅也存在于中国人的个人行为里，而且还存在于政府行为里。康熙皇帝的统治从1662年直至1723年，其时间之长，成就之辉煌，使他成为亚洲最受赞美的君王。然而，正是在这最伟大的中国皇帝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国姓爷”的一位中国爱国将领竟敢在广东、福建两省沿海地区进行大肆破坏，居然连政府的战船也根本对付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命令沿海所有军民朝内地后退30里，约合9英里，在这个地方，旧王朝的维护者就无法再进犯了。这个稀奇古怪的圣旨下达后，居然大获成功。“国姓爷”后撤了，终止了继续搔扰的计划，转而进发台湾，把荷兰人赶了出去，他也因而被封为“靖海侯”★，而被招安了。每个外国人读到这段难得的叙述时，都会赞同《古代王国》作者所作的评述：一个政府既然有足够的能力迫使这么多的沿海军民撤离城市与农村，不惜代价地退到内地，那么就应该有足够的能力装备一支舰队，去打败那些对留下的家园进行肆意破坏的敌人。 ★原著有误，历史上被封为“靖海侯”的是施琅。——译者注 　　中国政府具有韧性的另一个例子也非常值得注意，它在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心目中至今仍记忆犹新。1873年，驻巴克尔和哈密的中国将军左宗棠受命平息回民起义。这次起义起初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遍及整个中国西部，并波及中亚。所要面对的困难大得几乎无法克服。当时在华的外国报刊纷纷载文，嘲笑左宗棠的承诺与清政府通过贷款筹集资金支付大量军费所表现的昏庸无能。然而，左宗棠的军队前往平息暴动不足一年，就己进军到天山两侧，给起义军以沉重打击。他们每到一地，若遇粮草不足，就转而开垦土地，自己种粮，以作后备。正是这样一边打仗一边种地，左宗棠的“农垦军”彻底完成了任务，其功绩被看做是“现代国家中最卓著的”之一。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忍主要表现为毫无怨言地等待和默默地忍受。据说，检验一个人的品性，真正的方法是研究他处于风雨交加，饥寒交迫之中所表现的行为。如果检验结果令人满意，就“温暖他，擦干他，让他吃饱，使他成为天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经常有一种说法：遇到一个没饭吃的英国人就像遇到一头失去幼仔的母熊一样危险，这种情况无论是对所有盎格鲁－撤克逊人还是对不列颠岛的居民，都是适用的。可见，我们这些引以自豪的文明人仍然受到肚子的奴役。 　　笔者曾经看到大约15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走了几里路，去参加一次宴会，结果却碰到一桩倒霉事。宴会原订于10点钟开始，许多人都把宴会当做是早餐，但是宴会并未能按时开始。后来，又来了一些人，于是先来的人只好站在一边为后来的人充当侍者。后来者细嚼慢咽地吃着，那种小心谨慎的样子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比起我们来要高雅得多。先来的人没吃东西，长时间耐心地等待着，然而又出乎意料地来了一些人，看来又得等。那么，这150位遭受冷遇的人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不列颠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国家”的其他公民，那么，我们完全清楚他们会怎么做他们肯定会一直带着难看的脸色，直到下午3点坐下吃饭，并且还大骂一通，说自己运气不好。他们肯定会采取严厉的方法，“写一封带有5个‘先生们’的信给伦敦的《泰晤士报》”。但是，这150位中国人根本没有这样干、他们不仅没脾气，而且一直非常诚恳、礼貌地服从于主人，似乎他们的等待是无足轻重，早吃晚吃确实都是一样的。读者可曾知道，有哪一种西方文明能经得起如此意外而又严厉的考验呢？ 　　中国人的神经紧张程度与我们的大相径庭，已经表明“神经麻木的说都兰语的人”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都是甘愿忍受痛苦而不抱怨的人。中国人忍受痛苦不仅靠毅力，而且靠耐心，而后者往往要困难得多。一位双目失明的中国人问外国医生，他的视力能否恢复，并且还干脆地说，如果不能恢复，他就不再为治眼操心了。当医生告诉他无能为力时，这个人回答说：“这下可心安了。”这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无可奈何，更不是绝望，而只是一种能使我们“忍受痛苦”的品格。我们把焦虑看做是现代生活的祸根，侵蚀刀刃的铁锈。而中国人却具有不着急的天性，这对于完全有理由着急的整个民族来说，的确是桩好事。地大物博的国家遭受着周期性的干旱、水灾，以及由此引起的饥荒，诸如打官司这样的社会麻烦事以及因某种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的更令人担忧的灾难，困扰着成千上万的人，但结果却完全可能出乎观察者的意料之外。我们曾多次问一位被夺走了土地，房屋和妻子的中国人，以后会怎样，他总是回答：“再没有太平的日子嗲！”“那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呢？”“谁知道？”“也许早，也许迟，但肯定麻烦不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无限止地忍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那种不幸的灾难接踵而来时，中国人所表现的忍。外国人所最熟悉的那些中国省份，很少能幸免于水灾、旱灾和饥荒所造成的灾难，1877至1878年的那次令人恐怖的大饥荒，有几百万数不清的人遭难，这些往事今目击者久久无法忘怀。当时，由于黄河水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的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难以想像的灾难。几个省份最好的地区都被破坏，肥沃的土地被冲毁，变成了一片黄沙地。几千座村庄消失了，死里逃生的灾民无家可归，四处流浪，陷于绝望。大批的人并非因自己的过错而突然家破人亡、陷于绝望，这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是好对付的。自我保存是自然界的首要法则，那些无缘无故被迫陷入饥饿的人联合起来迫使有粮食的人拿出粮食分给饥饿的人们，难道还有比这更合情合理的吗？ 　　在一些大城市，贫穷的受难者最为集中，确实有按某种方式发放救济。但是，救济相当有限，时限又短，并且不向灾民——即使是重灾民——提供任何药品，这也是事实。对于遭灾严重的那些人的以后生活，政府就没考虑那么多了。至于土地的开垦、房屋的重建、以及新环境下的重新生活，政府一概不管。百姓要求减免赋税，经常是得不到应允，除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地方官表明根本就没东西可以用来抵交赋税。对于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外国人来说，“面包、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口号是很熟悉的。但很难理解，为什么无家可归，饥饿绝望的中国难民宁可在被洪水和饥荒摧毁的地区流浪，也不愿意团结一致向当地官员要求救助。这些地方官确实无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总能迫使他做一些事，而这也算是开个头，以便能迫使他做更多的事。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应该下台，就让其他官员取代他的位子。但是，我们反复恳切地询问大饥荒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采取那样的举动呢？回答肯定就是一个词：“不敢”。如果还要花费口舌，硬要说，一个人与其饿死，还不如起来造反被杀死，就算是非正义的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么回答仍然是“不敢，不敢”。 　　中国人之所以不采取这种做法大概有两个原因。他们是最讲实际的民族，凭着本能感觉到这样做是徒劳的，因此他们不可能进一步联合起来。但我们必须相信，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可以有本事无限地忍下去。正是因为忍，在中国可以看到一种最压抑的情景：成千上万的人明明可以轻易地夺得很多粮食，但却偏偏要让自己默默地饿死。中国人对此怪事已是习以为常，以致于无动于衷，就像身经百战的老兵无视战争的恐怖一样。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们已经注定要一辈子面对苦难，挣扎在死亡线上。灾难降临时，他们只知道承受，像是不可避免、不可战胜的一样。如果他们有能力用独轮车推着家人到能够讨到饭的地方去，他们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一家人走散了无法在一起，他们会尽可能地各自寻找生路，直到灾害过后再团聚。如果得不到救济，灾民们就会成群结队地冒着严寒，沿路乞讨，行走千里，穿过好几个省，希望找到粮食收成较好、较需要苦力、较能生存的地方，如果洪水退去，外出乞讨的农民回到自己的家乡，当泥土还非常烂，耕畜无法耕犁的时候，在泥土中挖开长长的裂口，然后在这小小的缝隙中熟练地播下一些麦种；于是又重新上路，乞讨为生，直到收割时才回来。如果天公作美，他又会重新以种地为生，不再乞讨，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倾家荡产和挨饿仍然可能发生。 　　灵魂不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人的灵魂中最高级的才能在现世中根本没有合适的机会得以施展。如果这个论据确凿，那么，中国人这种无法匹敌的忍肯定有其更崇高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使他们去忍受生活的苦难和被活活饿死。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给予的忠告，那么，一个具有忍这种天赋的民族，加上强大的生命力，肯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人在忍受任何困难方面具有令人惊叹不己、不可思议的能力。这种能力或许可称为一种心理悖论。明明是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他们却没有表现出一种失望；更确切地说，他们似乎是在作无望的抗争，并且往往不是为了希望。19世纪末叶，大多数民族都有一种烦躁焦虑的特性，而据我们所观察，中国人并没有这样的特性。他们似乎并不打算去迎接“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甚至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时代。 　　但是，“忍”和“韧”这两个词根本不能涵盖中国人全部的美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们往往能在不幸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安宁和长期的精神愉快，我们可称之力“常乐”。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唤起人们对这种美德的注意；当然也可能会提出某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以帮助对这种美德的理解。 　　说中国人“知足”，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只是满足于已经获得的，而不希望获得更多更好。正如我们在论及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时已经看到，他们的知足最能表现在他们对待自己的政体上。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要改变那种政体。这就是中国人的脾气，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就一般的意义而言，因循守旧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所有民族都有这种现象，不过中国人较为典型而已。很显然，中国人的因循守旧观念充满着整个社会，世代相传，完全压制了人们对于命运安排的不满。他们当然会遇到灾难，但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始终固守这种观点的人不可能会努力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身受的压力过于沉重了。中国的知识界实际上是思想和行动的领导者，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中国的知识界却极力说服中国人，现存的体制是公认最好的。他们以史为鉴，旁征博引，以令人信服的实例告诫中国人，对他们的体制作任何改良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这种顽固不化的因循守旧正是这样慢慢地生长起来的。 　　中国人是一个相信命运的民族，对此还没有人完全认识到。在中国的经典中，有大量有关“天命”的论述，百姓之间也经常说到所谓“天意”。这种说法往往与我们所说的“上帝无所不能”极其相似。但在基本思想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对我们而言，“上帝”意味着一个完全拥有并创造世界一切、能给我们带来关怀和预言的造物主；对中国人而言，“天”实际上指的是一个笼统的非人格的东西，而且还是完全说不清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命运。“好命”与“坏”，对中国人来说，其意思类似于儿童故事书中的“好神”与“坏神”。依据这些神秘的东西就能做成一切，或不能做成一切。 　　中国人的占卜、巫术、算命，其复杂的说法和做法是依据一种直线式的力的作用和相互作用。有数不清的中国人正是依据这种普遍实用的说法度日生活的。当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这种迷信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之中。中国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总爱说：“这是我的命。”尤其是那些运气不佳的人更是这样。相信命运的必然结果是走向绝望，或者失望；带着这种念头的人，尤其是中国人，只能像病人一样等待着最后的解脱，等待着时来运转。也许中国人并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始终相信命运，也许中国人的“命”不同于“真主之意”，但是，一个民族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相信命运的存在，相信命运是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违抗的，那么就肯定不会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坚决抗争。 　　历史是以实例教人的哲学，这是希腊人长期以来的看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一直是他们的老师，正是吸取了历史教训，才使他们形成了因循守旧的尽最大可能地屈从而毫无怨言，而不愿花力气撞墙以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顽强不屈，“不能医治的伤疯必须忍受”，这一古老的格言是他行事的依据。简而言之，中国人知道富该怎样，穷该怎样；最重要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知道如何知足。 　　中国人的常乐，我们必须视之为一种民族特性，与他们的知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所获得的幸福总是超过所期待的，与我们不同，他们总是尽量地自得其乐。普通的中国人没有过分的讲究。他们总是模范的客人。不管在什么地方吃饭，吃什么，他们都觉得够好的了。即使是为数众多的缺穿少吃的人，他们也始终保持不慌不忙，其样子显然会令我们感到惊异。 　　中国人的常乐一般与他们的好交际密切相关，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忧郁孤傲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人的主要乐趣之一似乎是与人聊天，无论是老朋友还是陌生人，差别并不大。毫无疑问，中国人所遭受的许多痛苦可以通过聊天而感到大为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人乐于种树养花以点缀非常简陋的环境，并成为最大的爱好。有一句难以表达清楚的说法：“东西不多，应有尽有”。 　　对于我们的中国仆人，虽然有许多批评或许是公正的，但他们经常任劳任怨，为许多人长期做额外的工作，不仅没有怨言，而且经常觉得没有什么可怨言的，这的确又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的仆人，若是习惯于叫命苦，就会常常受到同伴的笑话，有时还会成为笑柄或口头禅。中国人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纺线的人不仅能一直纺到半夜，为了节省一点油钱而在黑暗中劳作，而且不叫一声苦。他们起早贪黑，并视之为理所当然。像苦力、纤夫和独轮车夫之类，他们的劳动最为辛苦，但不仅没听到他们对世上分配不公有过牢骚，而且他们还常常放弃休息的机会拼命干活，并为一顿便饭而满足。有见识的旅行者经常提请人们注意中国劳工的这种很有意义的特点。霍西先生在《中国西部三年记实》中谈及扬子江上游时说道：“纤夫也值得一提。除了乐师和潜水员之外，他们几乎都是小伙子；他们总是愿意在岸上奔忙，吃饭的时间从不超过一刻钟，并且从来不发脾气。”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先生在《长江三峡之行》中也有类似的描述：“我们的5名纤夫紧紧攥住纤绳，踏着凹凸不平的岩石，一寸一寸地拉着船逆水而上。我无法用语言来赞美这些穷苦力的顽强和韧劲，他们两个月才挣两元钱，每天三餐只是粗米饭，配一点洋白菜，正是靠这些食物，他们每天从早到晚，使尽力气。” 　　笔者认识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车夫，他经常是推着沉重的车子一连行走数月。在行程中，他必须很早起身，走到很晚，运送着沉重的物品翻山越岭；一年四季，不论气候如何，赤脚涉水；每到一处，还要为雇主准备食宿。干了这么多的活，得到的报酬却不多，而他却没有任何怨言；干了几年的活，他的雇主说他从来也没见过这个仆人发脾气！除了某些细节有所不同外所有的读者都可能切实地作出同样的陈述。 　　也许中国人生病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乐观的天性。一般来说，他们对一切都表示乐观，也希望人人对自己的境况保持乐观。甚至对于极度的病痛，他们也常常表现出充满希望的乐观。我们知道，许多中国病人，遭受严重疾病，往往又极度贫穷，总是得不到适当的营养，身边又无亲人，甚至还可能遭到亲戚的冷遇或抛弃，几乎看不到一线希望，但是，他们仍然一直保持快乐与镇定。而在同样的情况下，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肯定会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情绪。 　　我们相信，具有这种快乐性格的中国人决不在少数，每个在中国待久的外国人都会遇见他们。我们需要重申的是，如果历史所告诉的“适者生存”是真的，那么中国人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十九章 孝悌为先 　　讨论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谈谈孝顺。这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课题。“孝顺”与我们不得不采用的许多其他概念一样，难以用英语词语将它准确地翻译过来。其意义也和我们所理解的大相径庭。汉语中还有不少包含这一意义的概念，其中与“孝顺”联系最紧密，也最常用的一个是“礼”。为了对此加以说明，并为讨论中国人的“孝顺”性格提供一个背景知识，最好先引用卡莱尔先生的一段话（引自《中央王国》）：“礼是中国人所有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在我看来，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最合适、最完美的专著就是《礼记》。中国人的感情靠礼来满足；他们的职责靠礼来实现；他们的善恶靠礼来评判；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关系靠礼来维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由礼来控制的民族，每个人都作为道德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人而存在，受家庭，社会和宗教等等多重关系的制约。”对这段话，威廉姆斯博士的评价最令人信服，他说：“将‘礼’译为‘ceremOny’很不准确，ceremony’的意义太过贫乏，而‘礼’不仅指人的外在品行，还包括支配所有真正的礼仪和礼貌的正确原则。” 　　翻阅一下“四书”和其他古代典籍，尤其是《孝经》，最容易让人确信，中国人十分重视孝顺。目前，我们只关注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孝顺观，看看他们是如何理解孝顺的，孝顺是如何成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的。要切记，中国人的孝顺是多侧面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条件下或所有的观察家都能发现其实质。 　　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会议上，雅蒂斯博士宣读了一篇论“祖先崇拜”的论文。在这篇精心写作的论文中，他具体阐述了自己三十年来在中国的观察与经验。在论文的开头，作者提出，祖先崇拜只是孝顺的一种表现形式，接着又说，“孝’这一概念，容易产生误导，我们应当警惕，以免误入歧途。在我们了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国人是最不孝顺的，不服从父母，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开始固执己见。”曾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的、著名的中国典籍翻译家莱格博士，则断然否定雅蒂斯博士的观点。他宣称，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与此截然相反。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表明，人与人之间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就像两支温度计一样。要想获得正确、全面的观念，就必须将这些互相冲突的观点联系起来，综合考虑。 　　长期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孩子，没有接受过如何正确听从父母的教育，我们把立即服从父母当成一条规则，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不受约束或半受约束的孩子长大之后，情形就不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了。中国人认为，“树大自然直”，这个比喻就是说，孩子长大之后，自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它也可能讲的是其它意思，但它确实为孝顺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是由人们的孝顺观念、受教育的方式和各地孝顺的典型共同促成的。《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还有一种最普通的说法：“孝为万德之首，其诚存于心，而不在行。以行而论，世无孝子。”中国人还特别指出，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违背礼节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为缺少孝心，不克尽厥职是因为缺少孝心，对朋友不忠诚是因为缺少孝心，临阵胆怯是因为缺少孝心。这样，孝顺的内涵就远远超出了行为的范畴，不仅包含了行为的动机，还包含了所有的其他道德内容。 　　一般人认为，孝顺实际上是出于感激。《孝经》敕令章对此作了强调。据孔子说，父母死，要守孝三年，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娩于父母之怀”。守孝三年似乎成了对父母这三年养育之恩的回报。就是小羊羔吃奶时，还知道要跪着呢（羔羊，兽也，跪哺乳）！孝顺的人还要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它是父母赐予的。不善待它，就等于忘恩负义。孝顺的人，当父母在世时，要竭力服侍；去世后，要经常祭拜。孝顺的人，要继承父道，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母明显有了错误，作子女的也可以努力促使他们纠正。威廉姆斯博士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可以为证：“父母有过，下气怡然。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令人担忧的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可以完全不听父母的告诫，然而，就连在中国都很少听到这样的事。 　　在《论语》第二章，我们发现，孔子对孝作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在不同的情况下，他的解释也不同。第一次是在鲁国一位名叫孟懿的官员请教时，他只简单地说了句：“无违。”意思很容易理解，就是“不违背”，那位官员自然也是这样理解的，可是，孔子和他的同胞一样，也具有“拐弯抹角的天赋”。他并不亲自对孟懿作出解释，而是直到后来，他的弟子樊迟驾车送他时，才又重提这件事。樊迟听了，自然问他：“夫子，您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作出了如下解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毫无疑问。孔子希望樊迟能将这话转述给孟懿，这样，孟懿就会理解“无违”的真正含义了。还有一次是回答“孝”意味着什么。孔子强调对父母要事之以礼，否则，只照顾他们的身体，就无异于把他们当成马、狗来看待了。引用上面那些，是想表明，中国人的孝顺观主要是应该依从父母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在中国，这是个古老的观念，孔子曾明确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也说明他感到当时与古代已大不相同了，而他对古代则心往神驰，希望复古。夫子的这些言谈已过去好多世纪了。可他的教诲已深深地渗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中。如果今天他仍活着的话，我们深信，他会更坚定地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孝顺与其他社会职责间的关系，可我们还不清楚中国人在现实中如何理解孝顺。随便挑十个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问，怎样才算是“孝顺”？可能会有九个人回答：“不让父母生气。”父母生气是因为子女没有好好地服侍。说得简单些，还是应该“无违”，这是孔子的话，尽管他这样说时，包含着“特殊的意义”。 　　如果读者想知道有关的实例，就请看一看《二十四孝图》，它讲述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其中讲到东汉的一位少年，六岁时随父亲去拜访一位朋友。他发现，那人家里的桔子特别好吃，于是，就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偷偷地塞了两个桔子在袖筒里。但在他告辞鞠躬时，桔子掉了下来，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可是，这位少年非常镇静，他马上跪在主人面前，说了两句令其名声留传千古的话：“家母喜欢吃桔子，我是拿给她的。”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一位高官，在西方人看来，这孩子不可能没其他机会为他的母亲弄到桔子，但在中国人眼里，他却成了典型的孝子，因为小小年纪就能够为母亲着想。不过，也或许是因为他反应敏捷，很快就能想出借口吧。晋代也有一位少年，因为父母没有蚊帐，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权宜之计，每天早早地上床，整夜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甚至连扇子也不摇一下，为的是让家里的蚊子都来叮自己，好使父母能睡个安稳觉。与他同时代还有一个少年，在家里很不受继母的喜欢，可他的继母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吃鲤鱼，但在冬天又弄不到。于是，这少年就不加思索地脱去衣服，躺在冰上。冰下的一对鲤鱼看到这情形，大受感动，就钻了个冰窟隆，跳了上来，以供他那暴戾的继母享用。 　　中国人认为，“偏袒妻儿”是一种不孝之举。《孝经》敕令章中曾把它与赌博并列。《二十四孝图》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位汉朝人，家中很穷，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老母和一个年仅三岁的儿子。他就对妻子说：“我们太穷，甚至连母亲都养不起。但孩子会争母亲的口粮。为什么不把孩子埋了呢？孩子埋了，咱们以后可以再生；母亲死了，就不能再有了。”妻子不敢反对，就挖了个两尺多深的坑，可在坑底，他们挖出了一坛金子。坛子上刻着一些字，说这些金子是上天赐给这位孝子的。假如没挖到金子，孩子可能就真被活埋了。按照一般人的孝顺观念，这人的行为可以理解，做法也正确、“偏袒妻儿”的感情不应阻止他活埋儿子以使其祖母活下去。 　　中国人还相信，父母的痼疾、只要吃了子女的肉，就有可能治愈。这些肉应该做好后、让父母无意中吃下。即使不敢肯定会治愈，中国人认为总有可能。北京《邸报》上经常出现这类事例。笔者认识一个年轻人，为了给父母治病，就曾经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对那块伤疤，他一直十分自豪，就像个老兵一样。毫无疑问，这类事情并不普遍，不过也许并不罕见。 　　中国人的孝顺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需要有后，是因为需要人继承香火，祭把祖先。这已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同样因为这一点，中国的男孩子必须尽早成婚。三十六岁做祖父，在中国司空见惯。笔者的一位熟人，在弥留之际，曾责备自己有两不孝：一是不能亲自为老母亲料理后事；二是没安排好儿子的婚事。他的儿子当时只有十岁左右。这种想法，无疑会为大部分中国人所接受。 　　中国人休妻一般有七种理由，第一种就是不生男孩。对男孩的渴求，导致了纳妾制度。也随之产生了各种不幸。他们生男孩时就兴高采烈、趾高气扬；生了女孩，就神情沮丧、意气消沉。大部分的溺婴事件也与此有关，这种事南方比北方多。有时，人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想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极为困难，因为人们对此讳莫如深。中国的私生子也不少，但无论男孩女孩，人们都不希望把他们留在世上。即使不能直接证明各地溺杀女婴的事件比实际上要少，但从道理上肯定活埋三岁小孩以便养活其祖母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不能逃脱杀人的罪责，即使是不受欢迎的女孩。 　　中国人守孝的观念，上文已作了阐述，原来要求应满三年，可实际上已缩短为二十七个月。在《论语》第一十七章，夫子的一个门徒就坚决反对守孝三年，坚持说一年就足够了。对此，夫子最后说，在三年守孝期间，君子不能行乐，但如果你把它缩短为一年，只要行乐时能心安，就行乐好了。可是，夫子明确评价他“不仁”。 　　守孝比一切社会职责都重要，作儿子的，为政府服役时除外，一生要为此付出很多时间。也有一些特别的孝子，会在父亲或母亲的坟前搭个棚，整天住在那儿。最平常的做法是夜晚住在那儿，白天照常生活。也有一些人情守礼仪，完全沉浸在悲痛中，什么事也不做。笔者也认识这样一个人，他对父母极尽孝道，在父母坟前守了很长时间，仍然心绪不宁，给全家带来了一个不必要的负担。但中国人对此极为赞赏，完全不考虑后果。履行仪式是绝对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 　　好多人为了给父亲或母亲置办体面的葬礼，卖掉了最后一块田，甚至扒屋卖棒。这种行为是一种社会性的错误，但又很不容易让中国人明白。它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也符合礼，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去做。 　　中国人极重视札仪和孝行，胡克神父依据自己的亲自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子，那时，他来到中国，尚不足一年，住在南方某地。他雇用了一位家在北京的教师，教师家中有一位老母亲，母子已四年未通音信。有一次，神父要派一个信差到北京去，考虑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让教师也写封信回家，听说信差马上要走，这位教师就从隔壁教室叫了一个学生，对他说：“过来，拿着纸，替我给我母亲写封信，别耽误时间，信差马上要走了。”胡克先生十分惊讶，就问那孩子是不是认识老师的母亲，结果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你没告诉过他，他知道写些什么呢？”老师不以为然地说：“他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他学作文已有一年多了，掌握了不少文雅的辞令，你认为，他不清楚儿子该怎样给母亲写信吗？”孩子很快把信写好了，而且还封了口，老师只是签了名。这封信可以送给帝国的任何一位母亲，她们收到信时，也都会同样满心欢喜。 　　由于孝行对孩子的影响不同，就导致了两种情况。当然，两种极端的例子在哪儿都能找到。杀死父母的现象并不多见，这种人一般都是疯子，但对他的处罚与常人没什么不同。普遍百姓，终日在穷困潦倒中痛苦地呻吟，父母对子女过分苛酷，有时在所难免，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另一方面，主动代父接受死刑的事也时有发生，它有力地证明了孝心的真诚与力量。尽管做父亲的可能罪该万死。 　　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家庭关系纽带十分松弛，对刚从这种纽带中解脱出来的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孝行的确有些吸引力。尊敬长者的品质就对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特别有益。在西方，儿子长大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愿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中国人眼里，这有点像长大了的牛犊或驴驹，因为只有动物才不受礼的约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思考一些问题，就会发现，我们还有许多社会行为需要改进，我们大多数人就像生活在玻璃房子中一样，确实应该小心谨慎，不能乱扔石子。不过，不重点强调一下孝顺的几个致命缺陷，一切讨论都将徒劳无功。 　　中国人的孝顺观念有五大缺陷，两个已经讨论过了，还有三个未讨论。第一是它对作儿女的，列举了一大堆义务，可是对父母的义务，却只字不提。在中国，提这类建议是多余的。而在世界其他各地，它一直都是必不可少的。神启的智慧曾引导使徒保罗，使他以精炼的语言道出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你们作妻子的，当顺从你们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女儿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孔子道德思想中的那些世俗的智慧怎么能与这些意义深远的准则相比呢？所有的教义都不为女儿说话，全都为了儿子。在这方面，多少世纪以来，如果中国人不是色盲的话，怎么会没发现这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呢？生为男身，就被家里奉为至宝，生为女身，则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赘，就算不一定被溺死，也一定会终生饱受歧视。 　　中国人认为，妻子是卑贱的。孔子没有说过丈夫应该对妻子如何，或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儒教只是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同时也强迫妻子这样做。妻子与父母产生矛盾时，因为妻子次要、卑贱，她就应该让步、屈服。中国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至极端；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一代则倍受压抑，处在从属地位。钢铁般的压力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利有益的变革。 　　孝道中传种接代的宗旨是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无论有没有养活孩子的条件，都必须生养。它导致了早婚与人口泛滥，使人们倍受贫困的煎熬。它也是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的根源，它永远是一个祸根。祖先崇拜真正是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民族被迫套上的最沉重的苦轭。正如那茨博士在上面的那篇论文中指出的：令人恼火的是，数亿中国人都受无数死人的支配，“活着的一代受过去无数代人的控制。”对于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来说，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道德上的打击，在本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能够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当做真正的神灵，他们如何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完全是由恐惧和自私造成的，这二者是左右人灵魂的最有力的因素。鬼魂因为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忽略了供品，鬼魂就会发怒，接着就要报复。崇拜它们就是一种较保险的方式，这似乎就是各种崇拜死人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推理也同样简单。儿子孝顺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尽孝，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无论是老子，还是儿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人坟前烧纸。”每一代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因此，孝顺的品行就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有一种忧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上帝，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顺最完美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它纯粹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中国人要么接受基督教，要么放弃祖先崇拜，二者不能共存。在这二者生死斗争中，适者生存。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生活——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绝不是事实。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他们一旦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戴维·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发现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 　　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做，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相当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中国人大概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引以为耻，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在他们眼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官吏贴出告示：“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对我们来说，确实罕见。 　　为穷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活鱼、活鸟，把它们放回大自然；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撤网、捡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 　　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 　　“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肯定是件了不起的事。这也可能会促使他们去探求隐藏在这一意味深长的事实背后的东西。我们还应该提醒中国人去注意一个令人深思的细节：表示“仁”的汉字与其他和感情有关的汉字不同，它没有以心字作偏旁，这说明，它代表的美德通常是缺少诚意的，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慈善活动应是一种本能，无论有无明确的必要，都要找机会表现出来。中国人完全缺乏这种精神，这的确不是人类的进步。如果中国人想创造出真正的慈善，就必须经历西方人过去的经历，把仁慈变成人生的重要成分。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 　　我们已经考察了中国人的慈善活动。仁慈是一种善良的天性，同情也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姑且认为中国人的确做了些慈善事业，下面所要阐明的是中国人明显缺乏同情。 　　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人口众多，各地会定期发大水或闹饥荒。很多国家的事实都表明，社会条件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国，似乎不怎么灵验。传种接代是中国人的首要愿望。最穷的人家也要在儿子很小时就给他们娶媳妇，随后这些孩子又生出一大堆孩子，就好像他们生活有保障一样。还由于一些其他原因，结果使得中国人的生活简直就是干活，吃饭，吃饭，干活，几乎就像一个短工，这已经难以避免。如果一个外国人不能马上意识到，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缺钱，他就不可能长期与中国人相处。事情一开始做，他们就要钱，因为他们一无所有，给了钱，做事的人才有饭吃。即使是小康人家，急需用钱的时候，也很难筹集到起码的数目。中国有个意味深长的说法，用以形容办丧事、打官司时被迫借钱的窘状：“过贱年”，就是说好像一个饥饿的人，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除了境况较好的人家外，谁都不可以指望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立操办这类事情。令人绝望的贫穷是帝国最突出的现实，它使得人与人之间明显变得冷漠。在物质困乏的压力下，人们已形成一些固定的习惯，即使是直接的生活需求不再紧迫时，他们仍保持艰苦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生活就像一个椭园，钱和粮是它的两个圆心，一切社会生活都围绕着它们旋转。 　　帝国民众的极度贫困、他们为生活所需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抗争，以及在各种难以想像的条件下所遭受的令人同情的苦难，都是世人皆知的。中国人的慈善行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也都只不过是想从令人绝望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哪怕是千分之一那么一点点。这些苦难一直沉重地压迫着他们，要是遇到灾荒年头，还不知要糟多少倍呢！中国的有识之士应该意识到他们那些缓和痛苦的办法是彻底行不通的。无论是靠个人的慈悲，还是靠政府的干预，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改善表面的症状，对于根除疾病完全无效。就像发冰块给伤寒病人一样——每个人就这么多，没有医院，没有饮食，没有药物，没有护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没有变得更慈善，而是在全然缺乏制度、预见和管理的情况下，一直保持行善的习惯。我们都清楚，即使一个有教养的人，长期面对既无法阻止又无力帮助解决的灾难，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现代的战争就是一个明证。第一次看见血，会精神紧张，产生难以消除的印象，但它很快就消失了，人也变得麻木了。对有经验的人来说，对血的恐惧一生只有一次。中国经常发生战争，人们对战争的结果也早已习以为常。 　　对残疾人的态度也能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中国人一般认为，呆子、瞎子、尤其是独眼龙、聋子、秃子、斗鸡眼都应该避而远之。似乎生理上有缺陷，道德上也一定有缺陷。据我们观察，人们不会对这些人冷酷无情，但总是缺少同情。就像古犹太人认为的，这些人肯定暗中犯了罪，因此才遭到这样的惩罚。相反，西方人会对这种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同情。 　　一个不幸残疾的人，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能忍耐嘲讽就不能活下去。对他最温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说：“麻子老兄，你是哪村的？”一个斜眼人听到“眼斜心歪”也不足为奇，假如是个秃子，就会听到：“十个秃子有九个是骗子，最后一个如不哑巴，也一样。”这些不幸的人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只有当他听到长年不断的嘲弄而不再温怒时，才能够安于生活。 　　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中国人同样坦率得过分。旁观者会说：“这孩于是个笨蛋！”可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笨。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很容易摧残他未发育完全的智力。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也许恰恰就是这种方式导致了疾病的产生，并使之更为严重。他们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细节成了公众的谈资，而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二百五”、“蠢货”等等。 　　在一个重视生男孩的民族中，因没有孩子而遭到谴责与嘲骂，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传说中先知撒母耳★的母亲，“为了激怒她，仇敌触动了她的痛处。”不管有意无意，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她的一个孩子，人们对此并不大惊小怪，那一定是个女孩。 ★注：撒母耳，《圣经》中希伯莱的士师与先知。——译者注 　　婚礼中新娘的遭遇也是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典型例证。新娘一般都很年幼，也很害羞胆怯，突然置身于那么多陌生人当中，难免感到恐惧。尽管各地风俗差别很大，但都任凭众人盯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完全漠视她们此刻的心情。有的地方，人们可以随意拉开轿帘，盯着新娘看；还有的地方，新娘会成为尚未出嫁的姑娘们取乐的对象。她们站在新娘经过的道旁，大把大把地向她头上撒草籽或谷糠，新娘的头发是费了好长时间，仔细油过的，那些东西会牢牢地粘在上面。在公婆门前，新娘一下轿子，就立刻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仿佛一匹刚买来的马，此时此刻，新娘的心情当然是不难想像的。 　　中国人一方面特别注意细节，另一方面又会做出对别人显然不合时宜的事。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老师则会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高中，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他所见学生中最愚蠢的，这种评价会对学生产生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各家情况不同，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缺少感情上的结合，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他们持久稳定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同情心。 　　在中国，女孩一出生，多多少少总不受欢迎。她们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义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 　　在中国，母亲和女儿共同住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难免会发生争吵，由于平时很少受到约束，她们便往往恶语相加。中国俗话说：“再骂总是亲闺女。”对于想了解中国家庭的人，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女儿一旦结婚，除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而是别人的媳妇了。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儿隔三差五回娘家走亲戚，这也是地方风俗，某些地方，女儿经常回娘家，而且住的时间很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女儿则应尽量少回娘家，如果娘家人全死了，她就几乎再也不回去了。不管这些风俗有多少细微的差异，人们普遍认为，媳妇是婆家人。女儿回娘家，严格说来，是出于一种做活的考虑。她们常常带上婆家的一大堆针线活，而娘家的人必须帮她做完，每次还要尽量带上自己的孩子，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时没人照看，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销。对于女儿较多的家庭，频繁的造访会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盘剥。因此，父亲与兄弟常常阻挡女儿回来，母亲却暗中支持。但根据当地风俗，如正月里的某些日于，尤其还有节日，女儿回娘家是不能限制的。 　　女儿回婆家时，就像谚语中讲的贼，从未空手而归。她应给婆婆带些礼物，一般是些吃的。假如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没能办到，婆婆就会演戏似地发一通脾气，女儿嫁到穷人家里，或者后来家道衰落了，假如她有一些结了婚的兄弟，她将会发现，回娘家就仿佛医生说的，“处置不当”。娘家的媳妇和已出嫁的女儿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就像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领地，把对方看成入侵者。如果媳妇在家里足够强大，她们就会像非利士人那样，对不能统统消失或赶走的仇敌索取贡品。媳妇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严格地说，形同奴仆。找仆人，当然要找健壮的，发育良好的，而且还要懂得烹调、缝纫等生活技艺，不论当地人如何谋生，她们总比没有力气和办事能力的孩子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瘦弱的男孩会要一个健壮丰满。二十岁的姑娘作媳妇了。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姑娘还要尽心尽力照看生天花的小丈夫，天花是一种幼儿病。 　　中国媳妇的苦难简直罄竹难书。中国妇女一般结婚很早，她们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受婆婆的绝对控制，由此，人们大概可以想像出媳妇在倍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做父母的，在女儿遭受虐待时．只能对她的婆家表示抗议，或在女儿受虐自杀后，索取高昂的送葬费，除此之外，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丈夫严重伤害、甚至杀死了妻子，只要说她对公婆“不孝”，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们有必要重复一遍，年纪轻轻的媳妇自杀，在中国司空见惯，有些地方，各村都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类事。一位母亲曾责备已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痛哉斯言！ 　　在几年前的北京《邸报》上，河南总督偶然披露了一种情况：不仅父母杀死孩子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而且作婆婆的杀死媳妇只需交一笔罚金就行了。在报告的案例中，有一位妇女用香柱烧她的童养媳，用烧红的火钳烙她的双颊，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她烹死。这位总督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其可靠性是勿容置疑的。这类极端野蛮的行径大概并不多，不过，残酷的虐待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却是常见的。 　　中国有许多妇女嫁给人作妾，她们的生活也十分痛苦。她们生活的家庭，极少是幸福的，总是不断发幸争吵和公开的打斗。一位在中国住了很久的外国人写道：“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的长官，是个大富翁、大学者，诗人，也很有才干，通晓经典教义；但他任意欺骗、诅咒、搜刮和体罚百姓，以满足自己罪恶的欲念。他的一个妾逃跑了，抓到后，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梁上，严刑拷打。”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可不能生病。女人、孩子病了，男人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任其发展，到最后常常都是病人膏盲，因为男人没时间照料他们，有时是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我们前面讨论的孝顺观念把年轻人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价值只在未来，而不是现是。西方的许多做法在中国常常是被反其道而行之。三个旅行者当中，最年轻的要吃苦在前。最年轻的仆人也一律最辛苦。百姓的生活穷困难熬，孩子们经常会因苛刻的压制而离家出逃。在外头，他们一般都能发现生存的希望，因为可以与别人合伙谋生。。出逃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据观察，最普遍是因为不堪虐待。我知道一个男孩，最近斑疹伤寒初愈，很想吃东西——这种病人一般都是这样。他觉得家里的粗糙的黑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跑到街上，非常奢侈地买了大约两毛钱的点心吃了，但因此受到父亲的严厉责骂，于是一气之下，跑到东北去了，从此，杳无消息。 　　乔治·D·普林蒂斯说，男人是支配者，女人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这话用来形容妻子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非常恰当。人们认为，婚姻对女方家庭是为了不再抚养她，摆脱一个负担，对男方家庭则是为了传种接代。除非深究潜在的动机，人们对此都是闭口不谈。但是在中国，没有谁对此心里不清楚。 　　婚姻的这一目的，在较穷的阶层表现得更突出。寡妇再嫁，人们会说：“现在她不会饿死了。”俗话说：再嫁再娶，为了肚皮；没吃没喝，拆灶散伙。灾荒年头，丈夫抛弃妻儿，任其乞讨或饿死，己是司空见惯，有很多家庭把儿媳妇赶回娘家，由娘家赡养，或最终饿死。他们说：“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有时，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救济粮，会被男人吞吃，尽管这种事可能并不多，可总在发生。 　　仅仅通过灾荒年头的现象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欠公允，然而，重要的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和平时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只不过，这时人似乎忘记是在从事人口交易。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牲口一样公开，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赶到集市上去。1878年，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买卖妇女随处可见，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把年轻的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我们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对病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天花，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可中国人对它一点儿也不重视——尽管在中国经常有人染上这种病，而且几乎无人能逃，这也只因为害天花的主要是孩子。因害这种病而双目失明的人十分普遍。中国人对婴儿生命价值的忽视程度，令西方人难以想像。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但对婴儿的尸体经常不加掩埋。婴儿死了，人们都是说：“扔掉”，用芦席松松地卷了，抛到荒野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还流行一种恐怖的习俗，把婴儿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以免“鬼魂”回家骚扰。 　　我们感到天花可怕，中国人却不在乎。可他们对斑疹伤寒与伤寒的恐惧，如同我们见了猩红热一般。一个人离家在外，得了上述其中任一种病，都难以得到妥善的护理，甚至一点护理也得不到。向其他人请求帮助，得到的回答肯定是：“那病传染。”尽管伤寒多少有些传染，可在云南的一些山沟里，它可能是最令人胆寒的灾难。巴伯先生描述说：“患者不久变得虚弱不堪，接着一连几小时，浑身疼痛难忍；随后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患了这种病，十之八九，性命不保。”据当地人说：“病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桌子和床在里面四处移动，发出声音，清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可是，很少有人冒险进屋。传教士向我证实，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害怕传染，人们像对待麻疯病人一样将病人丢弃不问。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了这种病，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锁上门。挂念他的亲人每天两次战战兢兢地从门缝往里看，用棍子捅捅病人，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中国人性情温和，在这样一个民族，每个家庭中肯定存在友爱行为，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疾病与灾难尤其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的西方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实例，不仅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真诚相爱，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一位中国母亲见到失去母亲的婴儿，很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因为不忍心看着他饿死。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没人愿意帮助别人，这是中国多重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比如，一个聪慧的男孩，经过考虑，想去读书，即使他没机会入学堂，这也非常合乎清理。可他周围的很多读书人，宁愿闲着无事，也不愿教他识字。他一流露出读书的愿望，就会招来无穷的嘲讽，这些人曾经年累月待在学堂里，他们似乎认为：“这家伙凭什么走捷径，我们费了好多年时间辛辛苦苦学来的东西，怎么能教他，让他很快学会呢？还是让他和我们一样请老师吧。”尽管个别人可以自学，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学到知识，哪怕是最基本的识字也不可能。 　　见人落水，竟袖手旁观，所有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对此大为震惊。几年前，一艘外国汽轮在扬子江上着火，岸上挤满了观望的中国人，但没人营救落水的乘客与船员。最后，那些拼命游到岸边的人，很多都被抢劫一空，甚至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去了，还有一些人被当场杀死。不久前，英国也曾发生沉船事件，但没有出现不营救的现象，我们应该将这些事比较来看。1892年秋天，英国一艘庞大的汽船在中国海岸搁浅，当地渔民和政府官员都尽全力救助幸存者。不过，中国人对灾难麻木不仁，这是个普遍的事实，尤其离家在外，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 　　在中国旅行，人们普遍发现，沿途的人对陌生人缺乏友善与帮助。夏天遇到暴雨，无法继续旅行时，需要前进的人会发现，这时天公和人在合伙捉弄他。即使你走的路通向泥潭，也没人会提醒你。你走入泥潭，与附近修路的人无关。我们说过，中国人不重视公路建设。所有的路在任何时候都布满了深坑，旅行者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自拔。这时，周围立刻会聚满看热闹的人，他们都像一句成语所说的：“袖手旁观”。直到答应给钱，旁观者中才会有一位站出来，帮你一把。不仅如此，当地的居民还经常故意在难走的地方挖一个深坑，这样，陷进去的旅客不得不花钱请他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若不了解道路情况，最好不要听当地人的劝告，只管照直往前走，只要不能肯定所走的是一条绝路，就比接受他们的“帮助”好得多。 　　可是，我们还听说过，一家外国人搬到中国内地的一个城市，受到了人们的热诚欢迎，邻居甚至主动借家具给他们，直到他们把家具备齐。类似的事情无疑还有，不过，谁都明白，这只是例外。人们一般除了对新搬来的人感到好奇外，更多的是表示冷漠，就好像肥鹅注定会招来贪婪与阴沉的敌意，最终被拔光羽毛。还没听说过，外国人遇到天灾人祸，中国人自愿帮忙的先例，当然，也可能出现过。我们只听说，曾有一些海员尝试从天津到烟台、从广州到汕头作陆上旅游时，自始至终没人给过他们一碗饭，或留住一宿。 　　在中国，将客死他乡的人运回家，途中住店非常困难，一般是住不成，我们曾听说，一位死者的兄弟，因店主不让住店，不得不在街头过夜。请摆渡者将尸体运过河，也会被狠狠地敲一笔。我们还晓得，有些人为免引起怀疑，就把尸体层层包裹，再外扎草席，使它看起来像一包货物。据说，前几年的一个寒冬，山东维县的一家店主因为怕几个快要冻僵的旅客死在店里，拒绝他们住店。结果，这几位旅客都冻死街头。 　　中国人作恶犯罪，很少有人告发，部分原因是没钱告状，另外也不愿惹人注意，通奸案一般私下了结。插足者会遭到一大帮人的毒打，中国人相信“人多势众”。有时，这个人的腿会被打折，有时是胳膊，更多的情况是被用生石灰弄瞎双眼。笔者知道几个这方面的例子，这类事情一点儿也不罕见。有一位聪明的中国人，他不了解西方人的思想“方式，当他听到外国人抗议这种极为残酷的做法时，毫不掩饰他的惊讶，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在中国已是“非常宽容”的了，就像他自己，仅仅残废而已，否则，早被杀死了。 　　“为什么老是到我家吃饭？”作嫂子的会对小叔子这样说，他已离家多年，在外头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双眼被人用生石灰弄瞎了，“这儿没地方让你住，硬的，有刀；软的，有绳，你只配要这些！” 这是那位无法医治的盲人偶然告诉我的，如果有希望，他还想获得一丝光明；若是没希望，他暗示说，无论“硬的”，还是“软的”，都可以让他解除痛苦。我们很少听说过，这类暴行的受害者告官成功过。对他们不利的证据已经压倒了一切，而且官员们十之八九认为他们活该，罪有应得，甚至还应该加重惩罚。即便他打赢了官司，处境也不会有所改善，只会变得更糟。他的邻居会更加愤怒，那时，他连命也难保了。 　　中国人把人视为神圣的，但生活中很少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在中国，偷盗是最易惹人愤怒的罪恶之一。因为人口众多，而且经常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偷盗就被视为对社会的严重威胁，其危害仅次于谋杀。在一次救灾中，一位分发救济品的人，发现一位妇女像疯狗一样被锁在石磨上，她是个盗窃狂，早已精神错乱。如果一个人被发现是小偷，或因某种原因而被公众唾弃，他就可能在简单讯问后被公众处死，这和弗吉尼亚早些年治安维持会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有时用刀子刺死，更多是活埋。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吞金”，其实，这非常残酷。笔者认识四个人，曾差点被这样处死。有两例是已被捆上，有一例是坑已挖好，后来由于族人中一些长者的干预，才没有被活埋。另有一例，发生在笔者很熟悉的一个小村子里，一个年轻人偷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人们也知道他神经不正常。他本家的一些人和他母亲“商量”了一下，就在村口的小河上砸了个冰窟窿，把他捆紧，塞了进去。 　　太平天国起义闹得最凶的那段日子，到处都很紧张。一张生面孔，一旦有嫌疑，就会被抓起来，遭到严厉的盘查。若不能交待清楚，使抓他的人满意，马上就会遭殃。在离盘查点几百码远的地方，文告上写着将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两件惨事。当时，官吏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无力执法，就发布了一个半官方的告示，让百姓捕捉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次，村民们发现，一个人骑着马向村子里走来，不像是本省的。盘问中，那人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来历，接着又发现他的包裹中塞满了珠宝，这显然是偷来的，村民们就把他捆起来，挖坑活埋了。这时，又看见一个人惊恐地从田野中跑过，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同伙，索性连他也一起埋了。有时，陌生人还被迫自己挖坑。在无法无天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会变得胆大妄为。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像这类事数不胜数。1877年，爆发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剪辫运动，当时，大半个帝国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活埋了。当然，特殊情况下，任何民族都会产生这样的恐怖时期，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中国人。 　　中国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他们自己更残酷。尽管可能真的如此，但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对别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就拿孩子来说，在家里，他们几乎无拘无束；一旦开始上学，这个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三字经》是帝国最常用的启蒙教材，这本书中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情。”老师的性情与学生的天资都会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不过一般来说，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那情形就像在街头打了一架，头破血流。老师让他掌握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他没做到。老师发火，学生挨骂，更是常事。另外，不幸受罚的孩子还会遭母亲的毒打，一位平时拿孩子出气的母亲，遇到特别刺激时，更会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刑法制度中，根据帝国的法典，很难判断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有一些不符合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习俗的认可与支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打板子的数目，它们常常高出法律规定数目十倍，有的多达百倍。这里，我们没机会公正地评价中国人对囚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在像《中央王国》或者《胡克游记》这类有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胡克游记》的作者提到，他曾亲眼看见一批囚犯手被钉在囚车上，押往衙门，因为解差忘了带脚镣。囚犯没有钱来打通关节，平时就会受到蓄意的残酷折磨，中国人虽有“心肠”，却肯定没有“慈悲”，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吗？几年前，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一个案子。两个老囚犯向一个新囚犯索取“孝敬费”，结果地方官员判他们重打两、三千大板，又用铁锤敲碎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谚语云：死不进地狱，活不进衙门。我们大概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吧？ 　　韩因章（HANYINZHANG）先生，一位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他曾在一家重要的宗教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论述中国法治。前面在讨论中国人“不紧不慢”时已经引用过这篇文章。该文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刑罚当成残酷的。可我们对此不敢苟同。不能忘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法律、习俗也是中国人的。他们在个人权利方面不进行彻底改革，他们的刑罚也许永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在道德力量有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之前，一定不能放弃物质力量。 　　既然上文中，那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是从表面上可靠的，下面我们将引用1888年2月7日北京《邸报》译文中的一段： 　　“据云南总督报告，该省的一些农村，流行一种可怕的陋习：抓到偷粮食的人，要活活烧死。同时，还强迫他的亲人书面表示同意这种做法，并要亲自点火，以免日后归罪于他人。有时，只不过折断庄稼的一个枝茎。有的出于怨恨，仅凭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别人置于死地，乍一听，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也曾助长了云南的叛乱。政府一直努力铲除这一陋习，至今仍未成功。” 　　福州附近的一个地区，还有强迫寡妇自杀殉夫的恶习。几年前，当地的中国报纸曾作过详细的描述。乡人先是逼迫寡妇自缢，然后焚烧尸体，并建造一座牌坊，以彰其节。政府不断努力阻止这一残酷的做法，除了个别地方一时奏效外，基本上徒劳无功。 　　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政治家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友邦人士认为显然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指导，但若进一步分析帝国的境况，难道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她需要对孩子同情，尽管人类从前没发现它，可十八世纪以来，它已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她需要对妻子和母亲同情，这种同情十八世纪以来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并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懂得仁慈之情有如天国的甘霖，既降临于祝福者，也降临于被祝福者——只有它才使人类最接近于上帝，塞内加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智力的缺陷”，但基督教培育的仁慈之花，要一直等到开满全世界才会停止。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在人口异常稠密的中国，一个大家庭拥挤地住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口角。你问邻居：“你家有多少人？”他会回答：“十好几口吧。”你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吗？”最普通的回答是：“是的。”十五或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全靠一个商号或一块土地生活，收入都归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也由公共财产满足。兄弟们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团结在一起。她们年长的欺压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长的。每一个都竭力想使自己的丈夫觉得，他在大家庭里是最吃亏的。 　　家庭不和睦总是由年轻一代引起的。哪个社会能承受得起这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呢？西方秩序良好的家庭也不足完全没有这种矛盾，更何况复杂严密的中国家庭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就像人们的动机与兴趣一样。金钱、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们往日的口角、鸡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的争吵。 　　汉语中有个极不可思议的词，通常表示发火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在中国的哲学与现实生活中，它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个人愤怒了，气就产生了。中国人认为，“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强烈的愤怒会导致各种疾病与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在中国，富有经验的西方医生也乐于相信，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山东中部山区里的一个人，他有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很小。1889年10月，他的老婆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生气，他自己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他特别依附老婆，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照管孩子。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个大口子。他的朋友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六大后，他再次生气，又把口子撕开了。不过，他那可怕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已能够步行几百里到一家外国医院去接受治疗。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小瘘管，然而肠子的功能已经紊乱。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富有生命力，这也是个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似乎难以彻底改变。对中国人来说，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从心理上几乎不可能接受，他不能不喊叫，不能不插嘴，毫不客气，如同一条兴奋的狗，非叫不可。 　　在东方，中国人的辱骂艺术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争吵一开始，骂人的话就像污水一样喷涌而出，在这方面，英语望尘莫及，其刻毒与持久，令人不由想起伦敦毕令奇街的卖鱼妇。哪怕最细微的摩擦，都会引来滔滔不绝的辱骂，就像两根电线一碰，马上就会产生电火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哪一社会阶层，情况都一样。人们普遍抱怨女人骂人比男人更恶毒，更持久。俗语说：女人不裹脚，舌头利如刀。父母常在孩子呀呀学语时，教他们用土话骂人，并把自己被孩子骂当成最大的乐趣。骂人己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文人及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最高层官员被激怒时，都会像他们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样随意骂人。普通百姓在街上相遇，甚至以骂人的活来打招呼，这可以表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 　　西方人的咒骂，声音不高，但能令对方痛人肺腑。中国人的咒骂若声音不高就毫无意义。英语中的诅咒是带翅的飞弹，中国人的诅咒是肮脏的皮球。他们骂人的话大部分被视为一种咒语。一个人发现自家田里的谷穗被人掐了，就会在村子里高声喊骂那未知的贼——尽管经常有怀疑对象。人们认为，这样做有两种作用：第一，可以告诉众人，他已恼怒了。骂人能让他发泄一下。第二，骂人还可以防止再次被偷。偷东西的人在暗处，（理论上）听着对他的可怕的诅咒，虽然一般不会被发觉，可他毕竟不能保证。被偷的人可能很清楚是谁干的，但他更乐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谩骂，作为对偷东西人的正式警告：他已被发觉或被怀疑，以后最好不要再做。假如被偷的人过于被激怒，这显然就是在声明：他要报复。这就是中国的骂街论。不过，他们坦率承认，这样做不仅不能防止被偷，而且也不能防止再次被偷。因为在众多的人当中，小偷不一定知道自己被骂了。 　　女人比男人喜欢骂人，她们经常爬到平房顶上，扯着嗓子叫骂，一连几个小时，有时直到嗓子嘶哑，方才罢休。在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中，倘能制止，是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妇女一旦被激怒，是最难约束的。一般情况下，骂街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没人理睬。有时会在巷口遇到一个男人，或在屋顶上发现一个女人，已骂得面红耳赤，周围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天气较热，他（她）拼命叫骂一阵之后，会挥着扇子休息一下，再继续叫骂。 　　中国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就不能收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击出的习惯，令拉丁民族十分惊奇。中国人和他们一样，从未受过拳击训练，即便学过，也是不伦不类。他们怒不可遏时，首先是抓住对手的辫子，尽力扯他的头发，这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倘没有第三者加入，双方又都没有其他武器，这样的“战斗”十之八九，仅仅是一场扯辫子比赛而已。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对骂比赛。比赛声音的高低，结果除了嗓子喊破之外，没什么严重伤害。中国极少有人对交战双方火上浇油。我们只见过“战斗”发生时，很快有人挺身而出，充当和事佬——这也是我们一直期望的，他们通常有两、三个。他们将叫骂的人拉开，好言相劝。但叫骂的人一旦发现自己处在和事佬的安全保护之下，就会骂得更凶，可他心里却很谨慎，对方有人准备僵旗息鼓时，他也明智地逐渐收敛，这无疑对双方都没有坏处。中国人即使在最愤怒时，仍非常理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会忘记这一点。谁见过吵架的人转而扭住劝架的人，责怪他多管闲事呢？那可是紧要关头。中国人愤怒时，仍渴望和平——在抽象的意义上——只不过在自己的具体事情上，难以实现罢了。和事佬劝解他们，几乎总是扯走好斗的一方，后者则边撤边骂，表示对对方恶毒的蔑视。 　　中国人骂人，非常令人难以理解。他们并不揭露对手实际的过错，而宁可污辱他的祖先，嘲笑他卑贱的出身。被骂的人则认为这是对自己尊严的严重伤害，其原因不在于是当着别人的面，甚至不在于自己被骂，而在于骂他的那些话令他太丢“面子”了。骂人者感到自己做得不对，也不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光彩，有失身份，而是认为自己不该在那个时候、用那种话骂对方。 　　幸亏中国人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假如他们随身带着手枪，或像从前日本的武士，佩着剑，真不知他们发起火来，会酿制多少惨剧。 　　中国人一旦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会马上气得暴跳如雷，失去控制。据说有个人，请求一位有经验的老传教士为他施洗，遭到了委婉的拒绝。于是，他就拿着刀子，逼迫老传教士为他举行仪式。幸好大多数初做修士的人对这种凭暴力进入天国的方式不感兴趣，可是这条原则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位乞讨的老太婆，遭到了拒绝，会躺倒在你的马车前。要是被你的车轧了，她就要谢天谢地了，因为现在她有理由要你永远赡养她，为她养老送终。笔者住的那个村子里，有个老泼妇，尽管邻居们乐于帮助她，可她总不满足，经常以自杀相威胁。有一次，她终于跳进了池塘里，想淹死自己，却发现水只能没到她的脖子，她怎么也不能一直把头没在水里，结果恼羞成怒，对全村人破口大骂。不过，她第二次跳的时候，村民们答应给她更大的帮助。 　　中国人有冤无处诉时，常常私了。比如婆婆过分虐待儿媳妇，法律管不着，社会习俗又认可，就要靠儿媳妇的娘家去讨公道。这时，若遭拒绝，肯定会发生一场战斗。如果没遭拒绝，但施虐者逃之夭夭，娘家的人就把她屋子里一切能打碎的东西，全部打碎，像镜子、水罐之类的。出完气之后，扬长而去。假如婆家人事先知道了风声，就会先把那些东西搬到邻居家里。据中国的一家报纸说，北京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订了婚，结婚时，却发现娶来的是个又老又丑的姑娘，而且还是个秃子。失望的新郎勃然大怒，狠狠地打了媒人一顿，大骂那些骗子，并砸毁了新娘的所有嫁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有胆量，都会这样做。怒气爆发，总会平息，这就要看“和事佬”的了——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可非同小可。这些重要的人物都热衷于和平，即使事不关己，也会主动出面，两边劝慰，促使双方互相谦让，协调一致。 　　社会纠纷不能用普通的方式解决时，或者说当事人怒气太盛，无法发泄时，就要打官司了。在中国，打官司是件大事。极度的愤怒会使人失去控制，大吵大闹，最终决定将冒犯者告官，以求“法办”。在西方，这是鲁莽的做法，在中国，则完全是发疯。中国有些格言，明确表明，宁死也不愿打官司。狗被别人打死，乃小事一桩，我们会笑置之。可一位中国移民的狗被打死之后，却声明要告到法院。他的朋友问他：“一条狗能值几个钱？”他说：“狗系（是）不及（值）钱，可那家伙太狠了，他要赔我全价。”西方的法庭宁愿以高价拒绝受理，可在中国，它会导致两败俱伤，并结下世仇。不过，双方通常都会找些说情的人。这种人无处不在，价值也无可估量。他们的参与使成千上万的案子在审判前就了结了。我知道一个小村子，住着上千户人家，已经几十年没人打过官司了，究其原因，原来是当地衙门中一位有地位的人物一直在制约着他们。 　　一个复杂如中国的社会机器一定会经常咯咯作响，在巨大的压力下扭曲变形，可中国社会却一直安然无恙。这些压力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破产、毁灭。中国的政治机体也像人的身体一样，存在着大量的润滑液囊。在最需要时、最需要处，往往会及时渗出一滴来，加以润滑。爱好和平的品质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有价值的社会分子。他们热爱秩序，尊重法律，甚至在不值得如此时仍惜守不渝。所有亚洲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方式符合他们的习惯。当然，其他文明，在很多方面或大多数方面，都优于中国。不过，能像中国社会这样承受如此之巨大压力者，大概寥寥无几。其中，最为功不可没者，当数那些和事佬。 第二十三章 株连守法 　　中国人有个典型的特征，可以用“负责”一词来概括。西方很少有一个词能像这个词那样重要，那样具有丰富的意义。在西方，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在中国，社会却是由家庭，村落或宗族等构成，这些通常又是一致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居民都源于同一个祖宗，同姓一个姓，共享一块热土。他们搬到现在居住的地方，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一次政治变动，比如明朝灭亡，甚至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在这样的村子里，堂兄弟几乎是最远的关系了，男性长辈，不是父亲，就是叔伯，或者什么“爷爷”。有时，一个小小的村子，竟会住着十一代人。他们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寿数越高，辈份越高。中国人年龄很小就结婚，以后甚至到晚年还娶妻纳妾，一辈了不断地生孩子，结果就造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如果不特别询问或仔细注意名字中表明辈份的字，实在难以分辨出谁是晚辈，谁是长辈。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会叫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爷爷”。所有的堂兄弟之间都可以互称“兄弟”，假如外国人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坚持要搞清楚，问他们到底是不是“自家兄弟”，回答经常很有意味：他们是“自家的堂兄弟”。笔者曾经这样问过，那人几乎毫不犹豫地说：“嗯，当然，你可以称他们为自家兄弟。” 　　这些都是中国人社会团结的具体表现。正是这种团结决定了中国富有责任心。父亲要对儿子负责，不单在儿子“成年”之前，而且永远负责。儿子也永远对父亲负责，俗话说：父债子还。兄长要对弟弟的一切负责，“家长”——通常是长辈中年龄最大的男人——要对整个家庭或家族负责。不过，这些责任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风俗习惯不同无关紧要，个人是重要的。这一点，理论上很难论述清楚。在一个显赫的大家庭里，尽管有很多知书达理的人，也有一些是当地的头面人物，或科班出身的，但“族长”却可能是个头脑糊涂的老头，大字不识一个，甚至一辈子连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都没去过。 　　家庭中兄长对弟弟或年长者对年幼者的影响，最直接，也最绝对。这与我们所提倡的自由势如水火。弟弟就像个仆人，整天盼望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哥哥偏不许他这样做。弟弟想买件棉衣，哥哥认为太贵，不给钱。笔者正在写这本书时，又接到一个报告：一个中国人，手头上有些罕见的古币，有个外国人很想买。为防止钱主不愿卖——在中国，一个人手里有另一个人想要的东西，情况常常如此——中间人就建议，送些西洋糖果和小玩艺儿给钱主的叔叔，让他对钱主施加压力，最后迫使钱主把古币卖掉。 　　有这样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位从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途中遇到一个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旅行者感到很意外，就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泣。老人告诉他，自己刚被父亲用鞭子抽了一顿。“你的父亲在哪儿？”旅行者问他，“那儿。”老人指着前面。旅行者便顺着老人指的方向往前走，又遇到了一个胡子更长更白的老人，“那是你的儿子吗？”旅行者问，“是的。”“你用鞭子抽他了？”“是的。”“你为什么要打他呢？”“因为他对爷爷无礼。如果他再这样，我还会再用鞭子抽他。”假如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换成中国，这可就不是一个滑稽故事了。 　　家庭成员应该彼此负责，邻里之间也应这样。不管他们是否有亲属关系，都不该例外，因为住处相邻嘛。中国人认为善良与邪恶会传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理想的邻居。而接受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和思想的人，对谁是他的邻居毫不在乎，在城里某个地方住上一年，他甚至还不知道隔壁邻居的名字。不过在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倘若有人犯了罪，其邻居也逃不脱干系，犯了类似英国法律说的“包庇罪”。因为他们知道罪犯的企图，却不向政府报告。说“我不知道”，丝毫不起作用。你是他的邻居，就应该知道。 　　对杀死父母案子的处理，很能说明中国人的负责观念。在“孝悌为先”一章里，我们提到过，这类罪犯一般是疯子。如不自杀，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凌迟之刑。几年前，北京《邸报》上的一份奏折中，中部某省的总督报告，他在处理一件杀死父母案时，命人推倒了罪犯邻居的房子，因为他们没有给罪犯良好的道德影响，以令其改邪归正。一般的中国人可能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合情合理有时，某地方有人犯了罪，除了对人进行惩罚外，还要拆毁一段城墙，或者修正一下城墙的样式，比如，将方角改成圆角，把城门换个地方，甚至干脆封死。要是一个地方老发生犯罪，据说该城就要被夷为平地，在别的地方另建新城，不过，这种事，我们还未遇到过。 　　村子里，地位比普通老百姓略高的称地保，管一个或几个村子，职责也十分繁杂，不过，总的来说，是充当沟通地方政府与百姓的媒介，地保经常会陷入麻烦中。任何一种纠葛都会给他带来麻烦。假如遇到一个吹毛求疵的地方官，有时甚至会因为没有汇报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而被打得血肉模糊。 　　地位比地保再高的是县官。在百姓眼里，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在百姓面前，他们是老虎；在上级面前，他们又是老鼠。一个县官至少要处理六大方面的事务，他既是民事、刑事司法官，又是行政司法官、验尸官、财政长官和税务官。一个官员要处理这么多事务，当然不能细致入微，明察秋毫。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说，这都是超负荷的，使得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处理好。况且，很多县官只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捞油水，对任何公务都不感兴趣。因为公务繁多，彼此又不协调，即使县官有良心，也难免犯不少错误。一些事情处理失当，他总是难逃其咎。大部分县官要依靠师爷或随从来帮助处理日常事务，与所有中国官员一样，县官总被想像为对辖区内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也能随时防患于未然。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或乡村中，每十户划为一甲，每甲设保甲长。每户门前挂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注明户主姓名和该户人口数目。这种户藉制度，有点像古代撒克逊人十户区或百户区制，它有利于确立责任区，某个保甲区内一旦出现可疑的陌生人物，第一个发现的就迅速报告保甲长，保甲长立刻报告地保，地保再报告给县官，县官马上采取措施，“严密搜捕，严厉惩处”，这种简易的保安措施，使所有的地方犯罪，还未发生就被发觉了。这不是靠陌生人长相可疑，而是靠住户固定。这一制度还使良好的民风代代相传。 　　显然，这一措施只有在住户固定的地区方能奏效。然而，即使在中国这样人口最为固定的国家，保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个法律上的假定。有时，在一个城市，以前从未见过门前挂牌子，可突然有一天，每户门上都挂上了。这就说明县官来了，他想加强这方面的管理。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挂上，因为冬天最危险，坏人最多。不过，据我们所知，该措施只是昔日的经验，现在徒具形式而已。实际上，也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连续走几个月，几千里路，沿途挂牌子的住居，不足百分之一。 　　前面可能说过，中国的保甲制度和所谓的人口调查紧密联系在一起。假如每户的门牌一直都准确地标明该户的人口数目；假如每个地保都有一份其辖区内人口的清单；假如每个县官都准确地将这些清单上的数字汇总——对整个帝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就会非常容易，只要将这些一连中的数字加起来就行了。可惜，这些都是“假如”。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实现。门牌根本不存在。当某个地方官偶尔需要人口总数时，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完全依赖的众多地保，都不能保证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他们对此都毫无兴趣，因为人口调查没油水可捞。因此，对中国人口的准确统计，只能从想像中虚构了。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人们也总是把人口调查与税收联系起来。在中国，它更是令人们疑神疑鬼。如果各地不能持久投入地实行保甲制度，就绝对不可能准确地统计出人口的数目。 　　地方官犯点小罪，可能平安无事，也可能遇到大麻烦。即便如此，只要找有势力的朋友说说情，或者明智点，花些银子，也就完事了。就算丢了乌纱帽，也会把原因归结为他的辖区内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这现象极为普遍。 　　接下来有必要阐述一下官僚阶层是如何实行责任制度的。在翻译过来的北京《邸报》中，这样的例子每期都层出不穷。几年前就曾披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值班的士兵偷了自己看守的大约三十箱子弹，卖给了一个做罐筒盒的。后者认为那些子弹是部队多余的次品。案发后，士兵被打了一百大板，流放边疆服苦役；负责仓库的小官，虽然允许交钱赎罪，减轻处罚，仍被打了八十大板，革去官职；买主因考虑是出于不知情，免于处罚，不过按常规，打了四十小板；管理这些士兵的连长，因为“纵容”犯罪，也被撤职，听候审判，但这家伙很聪明，及早悄悄地溜走了。上表奏折的刑部受命决定对该部队最高指挥官的处罚，他对此案也有责任。由此可见，每个人都是这条锁链上的一个环节，谁都不能以不知情或难以防止这类犯罪为借口，逃避责任。 　　北京《邸报》中，每年都有上报河流泛滥的奏折，像这类事情更能说明中国人互相负责的品质。1888年夏，直隶省附近的永定河泛滥，河水从山上冲下来，一泻千里。官员们看来是闻讯就赶到了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抢救。可惜，人难胜天，他们不过像暴风雨中的蚂蚁一样，栖惶无助。尽管如此，李鸿章也不为之所动，仍请求皇帝立即摘去他们的顶戴花翎，或者保留官职，取消贵族身份（这是朝廷不满时最常用的手段）。直隶总督也一再上表请求将自己交付刑部，依罪处罚。同样的河水泛滥后来还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有同样的表章，皇帝也经常命令有司记录“备案”。几年前，河南省修复河堤以使黄河回归故道的工程失败了，自巡抚以下的大批官员遭到罢黜和流放。 　　中国人的责任感十分强烈，即使天子本人也不例外。他经常发布诏书，承认自己的缺点，把暴发洪水、饥荒和农民造反的责任归咎于己，并乞求上天宽恕。他要对上天负责，这和他的臣子对他负责一样，十分现实。皇帝失去了皇位，就表明他失去了“天意”，上天要将皇位交付应该登基的人。 　　中国人的责任观念与西方观念最相抵触的是一人犯法、株灭九族，太平天国起义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最近，土库曼斯坦穆斯林起义的首领雅库·贝哥也是被满门抄斩。这种做法并不仅限于镇压起义上。1873年，一个中国人被指控盗取皇陵中的陪葬品，结果全家四代，上至年近九旬的老人，下至几个月大的婴儿，全被杀掉。在这个案子中，除罪犯一人外，其余十一人全是无辜的，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或知晓罪犯的行动。 　　中国人的责任观常被视为其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就像脚镣手铐，束缚着每个人，各级官员也因之而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这就不能不破坏各种公正原则，并直接导致了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实汇报情况，还要受到严厉惩处，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官员们发现不能控制犯罪现象或觉察得太迟的时候，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我们对此一直都很关注。 　　每个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会发现，中国官僚体制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弊病，那就是官吏的俸禄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一点微不足道的津贴也很少能全领，并且还要作为各种罚款交回去，最后，连衙门中日常的开支都不足以维持。做官的，没有其他门路可走，只好贪污受贿，以摆脱困境。 　　中国人的责任观不符合公正原则，已是昭然若揭的事实，也令我们时刻难忘。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了其优点。 　　在西方，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清白无辜的。你也很难将责任强加到某人头上。一列满载旅客的火车，因超重压断了桥梁，不可能归咎于某一个人。一座高楼倒塌了，压死了很多人，尽管建筑师会受到指责，可他表示当时他已做出最大努力，也没听说过他将因此受到处罚。一辆装甲车翻倒，或者一次军事行动因准备不足，遭到挫败，人们也只是指责整个体制，从不针对某个人。中国人在社会公正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可是，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学习他们古老的经验吗？它可以便我们每个人都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维持国家的安全。 　　中国人的责任感对居住在那儿的外国人也十分重要。家里的“僮仆”能随时取出任一把勺子、叉子，任一件古玩；负责家务的总管，除自己可以欺骗你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欺骗你；那些买办，虽有大权，但又对每一分钱，每一个职员负责——只要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就永远会遇到这类人。中国客店的老板，很少有善良的，尤其对待外国旅客方面。可是，我们听说一个老板，为了把一个空沙丁鱼罐筒盒还给一个外国旅客，竟追了半英里，他以为那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应该那样做，可不像美国的旅店老板，他们总是冷冷地通知旅客：“本旅馆对丢在大厅里的脏靴子，概不负责。” 　　要是举荐了某人，就要对其品质、行为和欠债负责，中国人普遍承认这是一种社会义务。外国人要想与中国人共事，就不能忽略这一点，一个中国监工，不论处在哪一位置，都会对每一次录用或解雇下属负责，这种情况会对事情的各个环节产生特殊的影响。在与中国人相互交往的漫长历史中，外国人一直本能地对这一点非常欣赏。传说从前有一个银行里的买办头，因为“男僮”让蚊子钻进了经理的蚊帐，竟将他叫去好好说明原因，如果中国人看到外国人对下属从不负责，或者不重视“应尽的责任”，肯定认为极不适宜，假如想学会，更要花很长时间。 　　中国人有许多令人赞叹的品质，其中有一种是天生的尊重法律。我们不知道，是社会制度造就了这一品质，还是它造就了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无论从先天的本性，还是从后天接受的教育上说，都是一个尊重法律的民族。在讨论民族的忍耐美德时，这一点已有所涉及，不过，它与中国人责任感之间的联系值得特别注意。在中国，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对他人负责，这一重要事实要时刻牢记。虽然一个人应该“远走高飞”，可他逃脱不了自己的责任；即使他逃脱了，他的家庭仍不能逃脱，这是铁的原则，它虽不能保证使一个人改邪归正，却常常可以使他不致于变得十恶不赦。 　　中国人很怕进官府，打官司。它也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尤其是文人，他们一被召到官府，就吓得胆战心惊，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即使事不关己，也会如此。我们就确实知道一个文人，被请去作证时，吓得像患了癫痫病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最后竟昏倒在地，回家不久，就死了。 　　中国人对法律的尊重，与共和政体所表现的精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精神是由历来就追求共和政体的人们创造的，学院法规、市政法令、国家法律，全都遭到默默地抵制，仿佛追求个人自由不是当代最大的危险，反而是最大的需要。不过，个人或社会完全应该把阻止，揭露虚伪和欺骗当成应尽的职责，并将这一点视为对中国人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之方式的最大抗议。可是，在基督教国家，无论目不识丁的人，还是举止文雅，有教养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轻视法律，仿佛不需要法律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违抗法律要比遵守法律更能体现法律的尊严，这难道很光彩吗？我们的法律既没有被取消，也没有贯彻实施——这种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反常状态已使所有的法律都遭到了公众的蔑视，我们对此能作何辩解？还有，在过去三十年，犯罪率迅猛增长，很多地方，人类生活的神圣感已经显著淡化，我们对此又作何解释？对于统计学无能为力的事，做出武断的评价，完全徒劳无益。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城市生活比美国的城市生活更安全——北京就比纽约安全。我们也相信，在中国旅游比在美国旅游更安全。应该记住，从总体上说，中国人和美国移民一样无知，怀有偏见。他们也容易受盅惑，聚众滋事。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对外国人也没有生命威胁。 　　中国人相信，人的思想、行为会影响上天的意志。为了给父母治病割自己身上肉的做法，就体现了这一观念。在讨论中同人的孝顺性格时，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不准备坚持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可有一些支持这一观念的事实仍值得一提。中国18个省的面积与地理环境和美国落基山以东的地区很相似。美国气候变化无常，就像小麦乔里．弗莱明对乘法表的评论：“令人难以忍受。”霍桑评价新英格兰时，也说那儿“没有气候，只有各种人气的范例”将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气候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气候相比，就可以看出，同一些地理书对美国气候的判断一样，中国也有“严寒酷暑”，因为在北京所处的纬度上，年温差大约有100华氏度，这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气候温度。 　　可是，在中国，同样的冷温变化并没有导致像伟大的共和国——美国那样的变化无常、难以预测，而是宁静平稳、井然有序，很适宜于她那古老稳定的社会体制。钦定的帝国历书体现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我们不清楚，在辽阔的帝国疆域内，是否各地百姓都同样信服它。不过，在我们所熟悉的地区，它的确能告诉人们有关天气的信息。“立春”那天，春天会翩然而至。在不同的几年中，我们都发现，“立秋”一过，气候会明显发生变化，再也没有了夏天的燥热。而在西方国家，不期而至的霜降会给人们突然造成危害，一年十二个月它都会不定期地出现。为避免这一点，中国历书将“二十四节气”之一定为“霜降”，日期为12月23日。在这一天之前，一点霜花都看不见，而到了这天早晨，地上就会蒙上一层薄薄的白霜。以后的每天早晨也都会有霜，我们观察这个现象好几年了，很少看到有提前或推迟三天的。 　　在中国，这些非生物性东西的出现有规律，合乎理性，生物的出没更是如此。很多年，我们都注意到，在早春的某一天，窗棂上点缀着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在那儿看到苍蝇了。每逢这时，只要打开帝国的历书，就一定会发现这一天是“凉蜇”。 　　据说，讲英语的民族，人的血管中流淌的是肆无忌惮的血液，它使我们蔑视法律，不服约束。布莱克斯顿说：“我们强健的英国祖先认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人们才能自由的活动。”不过，也正因为我们勇敢的祖先，个人自由观念和人权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确立。 　　但是，虽然这些权利已经很好地确立了，难道我们就不需要多强调个人意志服从公众利益、不需要维护法律的尊严吗？在这方面，我们不是有很多东西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吗？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没有一定的互相信赖，人就不能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生存，这是个勿容置疑的事实。对中国这样一个组织高度严密、复杂的社会，更是如此。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一点，仍有一些现象需要注意。这些现象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可对于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十足的事实。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人的相互猜疑，这一性格特征其实并无特别之处，所有的东方民族都具备。不过，中国的天才们无疑大大地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知道一些与己无关、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就会十分危险，它会引起极大猜疑。中国人如此，其他民族也不例外。 　　相互猜疑，在中国经久不衰。最引人注意的是帝国各地的城中均围着高墙。汉语中，“城”一词本身就包含着被墙所围的意思，就像拉丁语中的“军队”一词也有训练、锻炼的意思一样。帝国的律法规定每个城市必须用一定高度的墙围起来，不过，它和许多其他法令相同，没有形诸文字，坚决要求实施，因为有很多城墙没有任何保护设施，任其颓毁。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一个城市曾被起义者攻破，并被占据了好几个月，尽管城墙没有被全部摧毁，可从那以后，十几年都没重修，还有许多城墙不过是薄薄的一层泥墙，连狗都可以任意爬进爬出。所有这些颓败的现象只反映了帝国的贫困，一旦有危险警报出现，首先就是修城墙。而修城又成了官吏或暴发户掠夺的最便捷的途径。 　　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城墙，是因为政府不信任百姓。尽管从理论上说，皇帝是百姓的父亲，他的臣僚也被称为“父母官”，但所有的人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就像说“加”或“减”一样，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孩子与继父间的关系。整个中国历史充满了起义，如果中央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大多数起义显然可以避免。可是，政府并不想及时采取行动，也可能是它不希望这样做，或者有某些原因使它不能这样做。起义正在悄悄地准备着，政府也知道，可官员们只是像乌龟一样地把头缩进壳里，或者像刺猬一样团成球，立刻躲进现成的防御城堡中，把动乱留给军队去收拾。 　　与其他东方城镇一样，中国居民住处周围也建有高墙，这是他们相互猜疑的另一表现。外国人对中国人谈起伦敦、纽约这类城市，若故意说这些城市是“有围墙的城市”，会感到十分为难。使一个可能对西方感兴趣的中国人理解，西方人的住处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设施，也并不容易。中国人会立刻认为，那些国家没有多少坏人，尽管他没有什么根据。 　　在中国农村，人们一般拥挤地住在一处，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人相互猜疑。这些农村实际上是微型城市，它防御的不是外来敌人，而是彼此防御。据我们了解，只有一些山区例外。那些地区土地贫瘠，养不了几户人家。他们又实在太贫穷，根本不用怕贼。巴伯先生描绘了四川的情况：“地主和佃户各自住在自己的田舍里，他们宁愿分开住，而不愿将住处挤在一起。”如果这个例外是因为古老的四川比其他省更期望和平，那么，它就恰恰证实了巴伯先生所说的：这种期望已经历了太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太平天国那段日子，尽管在此之前曾有过很长一段和平时期。巴伦·梵·瑞恰斯芬也很赞成巴伯先生的观点。 　　中国人，包括其他东方人，在观念上和实践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重要的表现。其观念已经人人尽知，就是花上一整章也讨论不清其中的一点。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变得像“私盐”一样危险。订婚之后，就更加不能外出见人了。极细小、单纯的事都会招来恶毒的流言蜚语。“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是公认的社会真理。尽管中国妇女比印度、土耳其的妇女享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不能认为中国妇女能获得较高的尊重。妇女普遍遭到歧视，处于从属地位；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也一直存在——这些都表现出对妇女的不尊重，可是在西方，尊重妇女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中国表达对妇女看法的俗语也许被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随处都可以听到。女人被说成是天生下贱、目光短浅、不可信赖的货色，还被当成嫉妒的化身，人们常说：“妒莫过于妇人。”这里的“妒”想传达的意思，是和它读音相同的一个字：“毒”，这种观念，有诗为证： 　　竹林蛇口 　　赤蜂尾上 　　狠毒莫若 　　妇人心肠 ★可这种自由不能以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位在印度德里居住了若干年的妇女，来到山西省首府定居，她评判说，通常中国街道上的妇女人数要少于印度。不过，事实与这段注释并不矛盾。 　　另外，歧视妇女的观念还渗透在文字中。作为客观的表现形式，它经常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笔者的问题，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以“女”字为偏旁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十四个为褒义，如“好”、“娴”等；其余三十五个为贬义，八十六个为中性。那些贬义字囊括了汉语中最恶毒无耻的意义，如虚伪、欺诈、堕落、不忠、自私之类。三个“女”字组成的姦（奸）字，表达了“与未婚者私通、通奸、诱奸”等等意思。 　　据说，不信任别人有两个原因：一是不了解对方；二是了解对方。原因不同，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中国人天生具有联合的本领，如同化学原子化合一样。他们彼此不信任是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的，只要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媳妇煽起家庭成员之间的不断猜疑，为了分配共同的劳动成果，她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挑拨丈夫与家庭间的关系。 　　不讨论家庭生活了，它可以写上整整一章。现在让我们看看没有复杂家庭关系的人。家里的仆人，假如不是由某位富有责任心的人介绍来的，彼此之间总是保持武装中立。可假如其中一位有劣迹传出来，他首先不是问自己：“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问：“谁告诉他的？”即使他心里清楚，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他的第一个念头仍是别的仆人在排挤他。我们认识一位中国妇女，有次她听到院子里有人高声谈话，脸色就马上变了，怒气冲冲地从屋子里奔出去，她认为，人们是在愤怒地议论她。可事实上，只是有人在买一堆谷草，嫌卖主要价太高。 　　某个仆人被意外辞退，他肯定会满腔仇恨，这也是由猜疑引起的。他怀疑除他自己之外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知道所有的理由中，任何一条都足以使他被辞退，他仍会坚持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说辞退他是毫无道理的。他必须挽回“面子”，他猜疑的天性必须满足，外国家庭的仆人也会发生这类事，不过程度不同，因为中国仆人知道如何欺骗善良的外国人。但在中国主人那里，他想都不敢这样想。因此，很多外国人一直雇用着早该辞退的仆人，他们不敢那样做。他们也知道，单单提出辞退就会招怨树敌，其中主要是那些受过指责、“不光彩”的仆人。外国人没有勇气将他们赶走，以免失败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世纪奥地利的一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眼看城池就要被攻破了。在这危急关头，一位姑娘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很多箱蜜蜂，就把它们搬到城墙上。这时土耳其人已快爬到城垛子上了。群蜂飞出，敌人潮水般地退却了，城市被挽救了。中国人的策略常常和这个奥地利姑娘一样，成功对于他们仅是一种标志，一位拉丁教授说过，人们宁愿“面对风暴的警报”，也不“面对风暴自身”，中国人对待骚乱也如同对待风暴一样。虽然中国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经常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而对于外国人来说，可没那么简单，容易处理。 　　孩子到了独立闯世界的年龄，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们：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中国的孩子不需要如此告诫，他们早已从母奶里汲取了这一经验。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看井。我们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进庙呢？原来是和尚可能会乘机谋财害命。两人不看井，因为假如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债，或另一个人身上有他渴望得到的东西，他也许会趁机把这个人推入井中。 　　另外一些相互猜疑的例子来自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西方国家，有自由，无压抑，而中国明显缺乏自由。在我们看来，处理一件事情，理所当然应该采用最简便的方法，可在中国完全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无论遇到什么事，中国人考虑最多的是两种东西——钱和粮，它们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两个核心。中国人很难相信，一笔钱若交到另外一个人手里，能够按既定的方案分配给众人。他们没有那种分配经验，只认为，钱到了另外一个人手里，他就会千方百计地从中克扣。同样，安排一个中国人为他人分配食物也很困难。表面上，怎么也看不出接受食物者会怀疑分配者从中克扣。此时，不满的情绪可能被完全压抑了。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没有猜疑存在。其实，只有外国人才把它当成一个问题，中国人认为，只要机器中存在摩擦，人与人之间就存在猜疑。 　　中国旅馆的侍者有个习惯，他们总对即将离开的旅客大声报出清单上的每一款项。这可不像一些旅客所认为的，是在称赞他的阔气，它有更实际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他侍者知道，报单的人并没有私藏小费或“酒钱”，尽管实际上他们个个盼望能够这样。 　　假如一件事接近完成时，需要重新磋商或修正，中国人就不能像西方人，一封信就可以把事情办妥。当事人要亲自到负责人家里去。如果时间太晚，负责人不在，还必须再次登门，直到见到为止。假如通过中介，谁都不敢保证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经常讨论中国人的团结。有些时候，整个家庭或家族会干预属于家庭成员个人的事。一个明智的外姓人，这时会格外小心，以免介入，惹火烧身。有句很妙的格言说的就是外姓人的忠言难以被接受。“我们的事情，这家伙搀和什么？一定是居心不良！”对朋友和老邻居都如此，更何况外来户和没有特殊关系的人。 　　“外”这个词在中国还有远近之分。外国人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国”；乡民办事不顺利，因为他来自“外乡”。一个外来者，背景不明，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情况一会更糟糕。谨慎的中国人免不了会想：“谁知道这家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一个旅行者碰巧迷路，来到了一个村庄。假如天黑了，尤其时间太晚，他会经常发现，没人出来给他指路。笔者有一次就曾来来回回转了几个小时，花钱也雇不到向导，甚至听不到一句指路的话。 　　中国学生上课时一律扯着嗓子念，既损害他们的发声器官，也令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一种“传统”，如果想刨根究底，人们会告诉你，听不到读书声，老师就不知道学生是否在专心学习。学生背诵时，要背对老师，老师以这种奇怪的做法来确保学生不偷看。 　　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主张要款待陌生人。和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所罗门关于对陌生人要谨慎的箴言获得了新意。但中国人的谨慎已到了高不可攀的地步。一位中国老师受雇于外国人，收集童谣。一次，他听到一个小男孩正在哼一支不清楚的歌谣，就让他再唱一遍，可是，孩子吓得慌忙逃走了，再也没露面。小男孩的行为是中国这种环境中典型的产物。一个人精神失常，离家出走，他的朋友四下里打听，希望能得到一点儿有关他的消息，其实，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假如有人说曾见他来过，后来又走了。寻找的人会很自然地问：你当时做了些什么？这样，麻烦就来了。所以，如果询问者是个陌生人，人们就一定会回答：不知道。这也是最安全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中国，陌生人寻找当地一位有名的人物，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到某个村子去找一位名人，最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众口一辞，都断然否定认识这么一个人，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这些谎言并不是事先串通好，编造出来的，因为村民们没有串通的时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做，就像北美的草原犬鼠，一见到陌生的东西，就一头扎进洞里，是出于一种本能。 　　在所有的这类事情中，一句简单的招呼，都可以显示出它与当地方言的细微差别。乡下人会经常遇到盘问，他家住在哪儿，距离某某地有多远等等，似乎在确保他不是在骗人。同样，学生入“闱”时，不仅要询问他的学历。还可能要盘问他写的文章，以及是如何完成的。用这种方法，欺骗就很容易被识破，事实上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要企图冒充当地人，因为口音会泄露他的籍贯。陌生人不仅很难获得某人的下落，而且他的行为还会引起普遍的猜疑，就像前面说的那个例子，整个村子都在猜疑。有几个中国人曾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笔者让另几个中国人去找他们，结果，一个也没找到。有时，即使一个人鼓起勇气和陌生人交谈，也至多只说出自己的姓，绝对不会泄露自己的名字，因为同姓的人毕竟很多。还有时，送信者苦苦寻找的村子就在眼前，却会莫名其妙地找不到，甚至连最后的一点线索也消失了。就在前面说的那个例子中，陌生人在方圆一、两里路内都没有找到的那位名人，其住处实际上距他只有几十米远。 　　笔者认识一位老人，他有一个富有的邻居。两人从前曾同是中国某一秘密教派的成员。可当人们询问起他邻居的情况时，却发现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相邻而居六十余年的老人从未接触过。“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老了，很少外出。”“你为什么不常去看望他，谈谈过去的时光呢？你们相处得不好吗？”老人不自然地微微一笑，然后摇摇头：“不，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富有，我贫穷，如果我去他家，就会惹人说闲话：他去那儿干什么？” 　　中国人相互猜疑有一个明显的表现：他们从内心里不愿被单独留在房间里。否则，一定会觉得不自在，还可能会溜出房间，到走廊里去，似乎在说：“别怀疑我，瞧，我没拿你的任何东西，我不在屋子里。”自重的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也会这样。 　　没有什么能比非正常性死亡更易引起强烈的猜疑。典型的例子是已婚女儿的死亡。虽然，像前面说的，女儿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可假如她死得可疑，她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主动权。女儿自杀后，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俯首屈从，而是盛气凌人地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这种情况下，拒绝和女方娘家达成一致，就会引起一场持久、恼人的官司。娘家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报复，不过，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保住“面子”。 　　中国有句古话：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句箴言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走路都要小心翼翼。这就是中国人生性沉默的原因，我们对此有时十分难以忍受。他们都知道，一言不慎，就可能酿成大祸，而我们对此一点也不懂。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表明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猜疑形式。买方、卖方彼此都不信任，只有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才能促使买卖成交，他们只有通过讨价还价才能获利。而且直到付款，交易才算做成。情况更复杂时，还需要形诸文字，因为“空口无凭”，必须“立此存照”。 　　中国金融市场的混乱，部分原因在于钱庄对顾客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顾客也有充分的理由表明自己不应该相信钱庄。南方的假外币，各地的假银元，都是这个伟大的商业性民族生性猜疑的明证。他们决心做成一桩交易时，非常精明；不愿做时，表现得更精明。顾客出于猜疑，总希望天黑以后使用银子，这一点中外皆然。如果城里的商店建议等到第二天，这是明智之举，也不足为奇。 　　中国的银行系统似乎包罗万象，错综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知道，中国很早就使用银行票据了。但并不普遍，好像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中国的利润率很高，在24％一36％之间，甚至更高，这也是中国人彼此不信任的表现。这种暴利大部分不是钱本身的利润，而是巨大冒险的保险费，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的投资方式，他们几乎没有，这不是因为帝国资源开发不足，而是因为人们普遍彼此不信任，“人生无信不立”，根据这一点，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许多问题上，中国人仍将表现出猜疑的特点，这必定会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 　　几年前，有家报纸对纽约华人的情况作过详细的报道，其中有个荒谬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商业场中的猜疑。中国人在其他城市建立的机构大概也是大同小异。在纽约，他们有自已的市政府，有十二个市政领导。这些人把钱和市政府的文件锁在一个大保险柜中，为确保绝对安全，他们不用美国银行用的那种复杂、美观的号码锁，而是用十二把铜挂锁（中国式的）。每人只掌一把钥匙，要想打开保险柜，必须十二人全部到齐，每人开一把锁。不幸的是，一位杰出的高级中政官突然去世了，整个市政事务立刻陷入了极度混乱中，因为那位市政官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代他开锁，人们相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承人，让他也患上自己的那种病，这一迷信的观念太令他们恐惧了。直到经过特殊的选举补了空缺之后，市政府才取出钱支付丧葬费。这件小事，的确是一扇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一些主要特征——富有组织才能、商业才能，互相猜疑，极度的轻信以及对西方制度和文明不言而喻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机构中也不乏相互猜疑的例子。宦官是亚洲典型的现象，中国古亦有之。但在目前的这个王朝，满族人采用了卓有成效的办法，使这批危险人物不再像过去那样有权力来危害人民了。 　　满人在中国是征服者，汉人是被征服者，双方在政府中难免相互猜疑，产生龃龉。六部长官及副职由哪族人来担任必须妥善安排，这样才能维持国家机器的平衡。检察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同等作用。 　　对那些熟悉中国政府内部情况的人，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说得对；中国人的普通社会生活中充满猜疑，官场也不例外。它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实际上乃中国人的本性使然。上级害怕下级竞争，时刻提防下级；下级的宦海浮沉又随时会受上级影响，他们也在猜疑上级。而整个官僚阶层又对强大的文人阶层和普通百姓存有戒备之意。中国有许多宗教团体是半政治性的，这就是后一种情况的显著表现。它们已使整个帝国变得像一团马蜂窝。地方政府禁止节欲者团体集会，比如有名的三星会，它只不过想禁止鸦片、烟和酒，打翻衙门里贪婪的“虎狼”的筵宴。他们并不企图谋反，可官府一直这样认为，他们也就只能如此。所有的秘密宗教都企图谋反，包括三星会，这样猜疑，会使事情变得容易处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异常情况，政府立即行动，把为首的抓住，或流放，或杀掉，恐惧就可缓解一阵子了。 　　强烈的猜疑使中国人变得十分保守。他们不了解人口调查，政府偶尔需要，也会因猜疑而不能实行，哪怕是名义上也不行，人们总是立刻怀疑调查是别有用心。笔者邻村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猜疑真实不虚。有兄弟二人，听说政府要进行新的人口调查，便断定这是强行迁民的预兆。按常规，迁民时，兄弟二人会留一人在家看守祖坟。弟弟料想自己很可能被征走，为了逃避长途跋涉的折磨，他立刻自杀了。这样就将了政府一军。 　　猜疑与保守，使中国青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一直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它们也同样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引进。中国所需要的改革也因政府的猜疑而长期遭到禁止。三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听了铸造小银币之重要性的意见时，非常坦率地说：帝国的货币，永不可改革，“如果试图改变，百姓立即会认为政府想从中牟利。”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开矿也同样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如果可以成功的话，它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庶的国家。地下的“泥龙”，地上的猜疑和侵吞公款的行为，使得整个行动连第一步都难以迈出。无论新事物会带来多大的益处，益处有多明显，只要引起猜疑，就别想引进。已故的内文斯博士在烟台，为了将外国水果的优良品种引进中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但他每前进一步，都要被迫同猜疑作斗争。缺乏善心或稍不耐烦，就可能早已取消这项计划了。不过，效益一旦得到确证，猜疑就会自然地渐渐消失。调查养蚕和种茶对帝国的海关非常实际，可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们又怎么能违背过去的经验，认为这些调查不是为了征税，而是为了促进生产或提高技术劳动的收益呢？谁听说过这种事情？即便听说了，谁又会相信呢？古老的荷兰有句谚语可以形容中国人对这类事的态度：“狐狸跳进鹅毛笔管时，却说：‘各位早晨好’。” 　　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与外国人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在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时，还经常伴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最难办的事。假如一个外国人在某个他从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中国人就会认为他在察看风水；假如他凝视一条河，他就是在测定其中是否有金子。人们认为他能够看穿地表，发现最值得攫取的东西。如果他在赈济灾荒，人们就会认为他最终是想掠走大批当地人，到外国去做苦力。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外国人经常被禁止到城墙上去，他们的建筑物也必须严格控制，像帝国的边界线一样明确。中国人似乎缺乏自然一致性的观念。巴伯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区的一句谚语：外长罂粟内藏煤。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无知的观念。帕普利教授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告诉过他同样的话，并且在不知开采速度的情况下，把它作为反对过快开采煤矿的根据。己故的政治家文祥，曾读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证明》一书，当有人问起他的看法时，他回答，他准备接受该书科学的部分，但宗教部分，关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断言，则会令他难以置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完全超出了他们目前的承受能力。梵·瑞恰斯芬男爵骑马在乡间游历，在四川人看来，完全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行为，因此把他想像成一个亡命之徒。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外国人，会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惧感，后来才发现这些野蛮人原来也都挺不错。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告诫，她们一旦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外国人就会念动致命的咒语，使她们着魔。如果她们最终被引诱进去，她们千万不能踩门槛或照镜子，否则会不安全。 　　几年以前，从内地某省来的一位年轻学者——该省对外国人其实一无所知——经过笔者的努力，答应帮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汉语。他在那人家里住了几星期后，想起他的母亲需要他的照顾，就回家去了。临行前，与笔者约定，某日赶回，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回来。住在外国人家里的那段日子，这个聪明的孔门弟子，从未喝过一口茶或吃过一样东西，唯恐吃进了迷魂药。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母亲，告诉她，自己一切都很好。另一个老师就送给他个外国信封，并且还告诉他，只要用舌头舔湿就可以封口。他却急中生智，温和地请那位老师帮他封口，因为他对此不在行。 　　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国人印刷的汉语书，也是由这种观念导致的。人们普遍相信，书中放了迷魂药，油墨味就是它发出来的。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有时，还会听到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的传闻，据说有个小伙子对此不太相信，就读了一本小册子的开头，马上惊恐地把书扔掉，跑回家告诉他的朋友，假如谁读了那个书后，说了谎言，将来就会下地狱。小贩子也经常发现，这些书送都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书中不为人知的内容受到敌视，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者会以此进行敲诈勒索，这种做法在中国相当普遍。 　　如果外国人不慎重，试图记下一些孩子的名字，就会引起一片恐慌，而且也确曾使一所正在兴办的学校解散了。中国文字的罗马拼音体系一开始引入，就遭到了怀疑与排斥。为什么外国人希望教学生写一些他们的朋友读不懂的文字？世界上任何解释都不能消除中国老一辈人的疑心，他们认为，汉字一直很完美，对下一代也有好处。外国人连自己的祖先都不知道是谁，和他们的发明相比，中国人的汉字不知要好多少倍。几乎可以说，外国人的一切建议都会受到普遍的排斥。其原因很明显，就因为是外国人的建议。这种“顺而不从”的性格使你的中国朋友，以最温和而又最明确无误的方式让你确信，你的建议非常令人敬佩，不过，也非常荒谬。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可它完全不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外国人对待中国人决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个外国人对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深恶痛绝，就用英语骂他“骗子”。仆人就向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请教，当他得知这个用来说他的词的意思时，说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清朝的高级官员曾盗用汤姆先生《伊索寓言》泽文的版本，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这个仆人一模一样。不过，其中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不能不令他们想到背后隐晦的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便查禁了所有的版本。 　　对外国人最顽固的不信任的例子可以在遍布大部分中国的医院和诊所里发现。在人数众多的患者中，许多人对外国医生的善良和医术表现出不言而喻的诚意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仍相信荒谬的谎言，说外国人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做药，外科医生有将人切成碎肉的嗜好，外国人还将中国儿童藏在地窖中，进行可怕的处理等等。除了小心探问，这些人的感情我们一般了解得很少。一、两年之后，这些机构的广泛成功可望能够像大风吹散尘土一样，驱散所有的这些无稽之谈。不过，它们一有机会，就会疯狂地蔓延，像温暖潮湿八月中的霉菌。 　　虽然在中外关系史上，外国人存在着严重失误，但整个历史是中国人怀疑与搪塞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厌倦的回忆，其间的教训完全是由徒劳无功的交往者造成的。但在中国，私人常常被迫充当外交家，他们都很清楚应该怎样做，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进行说明。一个外国人提出要在中国内地某城市租赁一处住所，当地官员则提出种种借口加以搪塞，在一次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身着中国服装，带着纸和笔，到了见面地点。初步交谈之后，他慢慢地取出文具，摆好纸，拧开笔，检查一下墨水，神情严肃专注。中国官员怀着强烈的兴趣看他做完这一切，好奇地问：“你在做什么？”外国人解释道，他只是准备好文具，“仅此而已，没有什么。”“文具？准备文具干什么？”“记下你的答复。”这位官员急忙向外国客人保证，住所一定会解决，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可他下次再听到这个神秘的记录时，怎么能保证承认，其中的内容都是他说的？ 　　中国是个谣言泛滥的国家，它们经常使人心中充满恐惧。几年前，新加坡的中国人报告说，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走某一条街道，因为在那里会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脑袋。帝国可能永远也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了，对于有关的人，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一样真切。无节制的轻信和相互猜疑是恐怖的谣言产生、弥漫的沃土。当它们与外国人有关时，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可掉以轻心，在它们刚一产生时，就应该查清。如果当地官员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不进行制止，任其漫延，就会产生像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惨剧。整个中国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铲除谣言，时间就应像地质新纪元一样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好的办法，是以勿容置疑的实例，使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是他们真诚的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一坚定信念，“四海之内皆兄弟”将会在人类史上第一次成为现实。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信”，英语里一般译为“sincerity”；在汉字中，它是个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五常”中，它位列最后。许多了解中国的人认为，“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如果在民族性格中有一种美德，不仅在行动中受到蔑视，而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特征非“信”莫属。中国人公开的和私下里的表现，都与“信”背道而驰。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讽刺他们。虚伪矫饰，欺骗、不真诚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这种评价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再作判断。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没有多少差异，而且我们还深信，有资格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在信的标准上，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在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从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会发现，对西方人的直率，中国人有句很有意味的话：“直率而无分寸就成了无礼。”《论语》中孺悲与孔子的故事，西方人觉得意味深长，而儒生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但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孔子不想接见孺悲这样的人，便以中国的方式来解决。 　　孔子的做法后来为孟子所仿效。孟子曾在某国作为客人被邀请上朝，但他希望国王能给他以第一次召见的荣誉，因此托病不出。第二天，为表明这只是个借口，便在别处觐见国王。陪伴孟子的官员，夜里与孟子就孔子的上述行为，进行了一次长谈，但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撒谎的道德问题，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人思考过这一问题，现代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解释这一段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 　　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古代中国人远远高出许多国家的当代人。他们历史虽然冗长；但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似乎最推崇中国的历史，言辞中常流露出过分的信任。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1788年7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科学考据很早就认识到，并且越来越证明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现一方面他们在统计记录历史事件时，具有忠实精神和探索真理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谈判中处处充满谎言与欺骗，此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确地记录历史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按特定的顺序和比重叙述事件；二、根据一定的精神和动机分析。阐释事件。一些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人认为，从前者看，这些历史著作无疑大大地超出了撰写的时代；从后者看，它们绝没有辛格博士所认为的谨严。对不了解的事物，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民族沉溺于谎言，同时又能培养出尊重事实的史官，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独一无二的。强烈的爱或恨扭曲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难道它们就不起作用吗？在世界其他地区发挥作用的因素难道在中国会失效吗？ 　　不仅儒家思想本身存在较大缺陷，而孔大圣人也不严格尊重史实。莱格博士并不紧盯着“圣人生平的暇疵”不放，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编篡《春秋》时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这部著作记录了鲁国二百三十四年的历史，向后延续到孔子死后两年。下面一段引自莱格博士有关儒教的演讲，发表在他的多卷本《中国宗教》中：“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说它的问世使乱臣贼子惧。作者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并说世人因此了解他，也因此毁谤他。”但是当孔子谈到世人因此毁谤他时，不知他心里是否充满了疑虑。事实上，这部书不仅极为简约，而且含糊其辞，具有欺骗性。《春秋》问世后，不足百年，公羊便对之作了修正与补正，说《春秋》“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我在《中国经典》第五卷中指出，“讳”包含三种含义——省略，掩盖和篡改。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常常想快刀斩乱麻，干脆否认《春秋》的真诚性和真实性。但是孔子生活在他记录的那个时代，他把历史与自己的笔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一个外国学习者采用曲解的办法，使他看不到大圣人不尊重史实的缺点，中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学者可不会怜悯他，也不会同情他的苦恼。孔子及其弟子一直倡导真实性，但《春秋》使他们的同胞在可能损及帝国或圣人名誉的情况下，学会了掩盖真相。 　　我们已经看出，宣称中国历史真实的人只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存在历史的记述中。当然，不可能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撒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愿那样做。等到中国人的良知苏醒，开始关注自己的信义时，自己会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民族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像海南岛首领所说的：“我们一开口，谎言就诞生。”可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人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是为撒谎而撒谎，撒谎是为了获得谎言之外的某种利益。巴伯先生说：“他们不说真话，同样也不相信真话。”一位学过英语的中国小伙子在拜访笔者的朋友时，为增加词汇量，希望学会说“你撒谎”的英语表述方式。我的朋友就告诉他，这句话最好别用来说外国人，否则，肯定会挨揍。小伙子毫不掩饰地对此表示惊讶，他觉得这句话就像说“你骗人”一样，不会伤害人。库克先生，1857年在作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时，谈到西方人最讨厌被称为说谎者，“但是，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儿也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认事实，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对阁下撒谎’。说一个中国人‘撒谎成性，眼下正在撒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就爱说俏皮话，我保证现在你脑袋里装满了糟透了的俏皮话’。” 　　中国人平时说话缺乏诚信，虽未达到作伪的程度，但他们所说的每一件，几乎都不是真相。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寻求你的帮助，比如打官司，他希望你全权代理，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是支吾搪塞的本能所致，而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无论你从何处着手处理，整个事情一直要到最后才会显露出来。较为了解中国的人不会听了一方陈述就觉得掌握了全部情况，他宁愿把听到的和其他情况结合起来，最后找来几位他最信任的人，就那些陈述再调查一番，才判断事情的真相。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经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谈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人不可理喻，主要归咎于他们虚伪。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希求什么，但总觉得他们的言谈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东西。因此，当一个中国人走到你跟前，贴在你耳边，神秘地告诉你一个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你不可能不心头一沉。你不能确定他是在说事实，还是在诬陷那人。你也从来不能保证中国人的最后通牒真的就是最后的。对于生意人、旅行家、外交官来说，这个很容易阐释的命题，包含着诸多令人烦恼的因素。 　　所有事情的真正原因几乎都难以预料，即便知道，也不能确保是事实。每一个中国人，即使没受过教育，其本性也像一头狡猾的乌贼，受到追踪时，立刻能喷出大量的墨汁，使自己退到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你在旅途中，受到拜访，请求捐款给一些穷人，他们希望开发新的土地，你的仆人不会像你一样，干脆说：“你花钱不关我的事，随你的便。”而是“面带孩子般的笑容”解释道，你袋里的钱只够你自己用的。这样，你就无法捐款了。我们也很少发现某个看门的人，会像外国人对待他那样，对一群中国人说：“这儿你不能进。”他只是在一旁悄悄地看着，等他们一进去，他就放狗。 　　中国人能自觉守约者，寥寥无几。这与他们误解的天赋、淡薄的时间观念有关。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将有趣地发现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般，中国人被指责爽约时，会说道，这个约会无足轻重，重要的约会，他总会守约。如果谴责他的某个缺点，发誓改正的话就会像流水一样从他嘴里喷泻而出。他承认错误很全面——实际上是太全面了，除了信用之外，你再没别的可期待了。 　　一位中国先生，曾被雇来抄写，注释一些格言。在一些古老的警句之后，他解释道，不能马上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即使实际上不想帮忙，也要表面上答应。“拖到明天，接着，再一个明天，这样，请求者心里会得到安慰。”负债的人一般也采用这种方法。谁也别指望一次就可把债讨回，要债者也不会因此失望，欠债者会信誓旦旦地说，下一次还。然后再下一次，再下一次。 　　最能说明中国人虚伪的，是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们从小就学会不诚实，而且无论孩子本人，还是施教者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孩子还在牙牙学语、朦朦胧胧懂话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要是不听话，藏在大人袖子里的怪物就会出来咬他。外国人也常被比做未知的怪物，这也能较好地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经常对我们说脏话。孩子们很小就对我们怀有模糊的恐惧感，长大后，一旦意识到我们并不可怕，只是可笑而已，怎么会不在街上哄赶我们呢？ 　　车夫拉着外国人，后面跟着一群高声喊叫的顽童。他被激怒了，向他们吼道，他要捉几个，绑在车后面拖死。船夫遇到这种情况，也会吓唬道，用开水浇他们。“我揍你”、“我砍死你”这类话，对懂点事的孩子来说，就等于“别那样做”。 　　中国人要想装得“懂礼”，必须掌握一大套词汇，他们能表现出说话者的谦卑，听话者的高贵。“懂礼”的人提到自己的妻子，如果必须称呼，就说“拙荆”，或其他类似的文雅的谦称。农村人，虽然不会文雅的辞令，也能抓住“礼”的精髓，称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人自己的一个故事，可以恰当地说明他们注意礼节的特征。一位拜访者身穿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里等候主人的出现。一只老鼠正在梁上嬉戏，把鼻子伸进梁上的油罐中，客人的突然到来吓了老鼠一跳，它转身就逃，结果碰翻了油罐，正打在客人的身上，华丽的外衣立刻沾满了油污。正当客人气得脸色发青时，主人进来了。一阵寒喧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来到贵舍，坐于贵梁之下，不慎惊动贵鼠，贵鼠走，贵油罐落于鄙人寒服之上，狼狈之极实令足下见笑。” 　　不用说，很少有外国人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招待中国人，这需要长期的锻炼。主人走向宴席时，要热情地向一群客人鞠躬，温和地招呼：“诸位请坐，请用膳。”或把茶杯举到唇边，环视左右，郑重地对客人说：“诸位请用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不同场合的“叩头”、“叩头”，来表示“我能、我会、我可以、我必须、我应该”（视情况而定）“拜倒在你脚下”。偶尔还会插入这样的话：“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礼数不周，忽略了小细节。或者，骑着马，中途遇到熟人，就停下来，对他说：“我下来，你骑吧。”一点也不考虑你往哪儿走，或他的做法是否符合情理。即使是最没教养、最无知的中国人也会经常摆出邀请的姿态，迫使最无同情心的西方人无意识中对此赞叹不已，因为别人会，而他不会。我们在各种场合不断看到的小小的礼仪，是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奉献，它使得社会摩擦减少了。如果拒绝作出这种奉献，就会遭到惩罚，因为他走上了歧途。车夫停下来问路，假如忘了取下辫子，很可能会被指错路，另外，还可能会遭到辱骂。 　　判断送什么礼物最合适，在东方，这也是一门学问，其他国家可能也如此。对于收礼物的人，有些东西，绝对不能接受，而另外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接受。假如外国人在这方面自作主张，一定会做错事。一般情况下，有人送礼，要慎重对待，特别是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即使是生儿子这样的喜事，也要小心，“我怕希腊人，即使他带着礼物”，这句格言在世界各地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在中国也一样。送礼背后总有文章，像中国歇后语说的“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或者，换句话说（实质上是），要求的回报要比送的多。 　　许多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送礼的虚伪性，都有所体会，我们曾有幸熟悉了送礼的全部细节。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一个小村庄为他们搭台唱戏，当然，谁都明白，外国人应该设宴回敬。可是村民们对此执意拒绝，请求他们捐一笔款，哪怕是一点点也行，可以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在这个村子，他们照做了。此后不久，又有十一个村子，说是被外国人救济灾荒和医疗救助的精神深深地感动，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请他们去看戏。这些村子都清楚，邀请肯定会被拒绝。每个代表听到被拒绝的消息时，脸上都露出同样悲哀的惊愕神情，然后又全部转向捐款问题，仍然是公共设施。他们每个人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表示。 　　不单单是外国人在这方面受到困扰。富有的中国人不幸遇到喜事时，邻居就会拿着一点儿不值得一提的礼物前来祝贺，比如为新生婴儿买的不值钱的玩具，但是主人必须设宴答谢——在中国，这是一种永远合乎时宜的方式。这时，即使最不了解中国的人，也会赞叹中国格言的精妙：“吃自己的，吃出泪水；吃别人的，吃出汗水。”主人还要被迫装出一副真诚欢迎的样子。为了不丢“面子”，满腔怒火全都压抑在肚子里，丢“面子”可比损失食物更要命。 　　这表明，中国人有许多行为都是为了“讲面子”有意做出来的。在受雇时，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大部分礼节，只是一种虚伪的客套，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将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和私下里的行为比较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一点。据说，有一位中国先生，在他的外国主人家里，向来被奉为遵守礼节的楷模。可假如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主人，就会怒目而视，好像要“杀掉他”，因为倘若和主人打招呼，就会让别人看出，这位饱读诗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要依靠野蛮的外国人来混碗饭吃——尽管这情形已是众所周知，但在表面上，尤其在公共场合不能承认。几个中国人进屋时，只给屋里的中国人行礼，完全无视其中外国人的存在，是很正常的事。中国老师会称赞他的外国学生听力准确，发音完美，在接受语言方面会很快超过其他同学。可同时，这位学生的一些奇怪的发音错误，却会成为这位老师与他同事间的笑料。一般情况下，雇来教汉语的老师理所当然被视为最有权决定他汉语语音正确性的人。 　　另一个可以说明中国礼貌的表面性与虚伪性的现象，是口头上应承，而实际上不做。送礼没有带来预期的好处，送礼者也不灰心丧气，因为早就知道事情可能办不成，但送礼者的面子保住了。同样，假如在酒馆里，你和老板在付款上发生了争执，你的车夫可能会站出来调停，决定不足的部分由他来付，然后将手伸进你的钱袋。如果他掏自己的钱，最后账仍会算在你头上。倘若提醒是他自己要付的，他会说：“你能指望参加葬礼的人一同被埋进坟墓吗？” 　　尽管表里不一，中国仍有许多人是真正谦逊的，不过，无论男女，肯定也有不少人的谦逊是假的。当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某些观念难以直接表达时，他们就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间接地来表达。可这些谈吐优雅的人，一旦被激怒，连最难听的话都骂得出。 　　虚假的谦逊与虚伪的同情同是由空话组成。但是，中国人不应因此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长期维持对如此众多人的同情。最令人恶心的倒不是空洞的同情，而是对死者假装同情时，又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巴伯先生提到四川的一个苦力，看到两条野狗在纤道上吞吃死尸，竟止不住哈哈大笑。梅杜斯先生告诉我们，他的汉语老师听到自己的好朋友死得很有趣，竟也捧腹大笑。最疼爱的孩子夭折，长时间的悲痛会使父母变得表情麻木，这与上面的情形不同，因为沉默的悲痛和违背人性、对自己自然感情的粗鲁愚弄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如前所述，西方人和中国人实行贸易往来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商业信誉也多次得到验证。为不使结论显得有如空穴来风，应该举些例证作基础。下面就是一个范例。香港和上海银行经理卡麦伦先生在他的告别发言中，有这样一段：“我已谈了西方商团的高标准的贸易原则，在这方面，中国人一点也不落后。实际上，没有谁能像中国商人和银行家那样，很快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例外。但为了表明我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我可以告诉诸位，过去二十五年内，我们的银行在上海与中国人做了很大一笔生意，总额达数亿两白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遇到过不守信用的中国人”。对这段发言最好的评价可能是三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位买办，使银行在蒙受损失，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能每年赚取一百万元的利润。 　　中国商业活动中的零售与整卖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们无从得知。但为了使我们的思考显得更全面，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上述结果是否完全没有中国人令人赞叹的责任感的作用——这是一个西方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优点，中国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讲信用可以使他们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我们获得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最大限度的信任，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尽管如此，长期广泛的观察仍只能证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是这个民族缺乏信用的最大例证。 　　一位聪明的学者，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论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布和拉班之间的关系，或者像中国说的，是铁刷遇铜盆。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无意于表明中国无诚实，不过，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很难保证可以找到。和一个不重视事实的民族交往，还会出现别的情况吗？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大言不惭地告诉外国人，他不识字。可如果递给他一本小书，他会毫不迟疑地悄悄地从人群中溜走，钱都不付，虽然那本小书至多只值三个铜板。对此，他一点儿也不觉得羞耻，反倒沾沾自喜，把愚蠢的外国人骗了，那家伙竟然相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中国人向外国人买东西，经常少付一个铜钱。他宣称，身上没钱了。如果你告诉他，，他的耳朵上正夹着一枚铜钱呢，他会极不情愿地取下来交给你，那情形就跟受了骗似的。同样，一个人会磨蹭“老半天”，想免费从你那儿得到点东西，理由是他一个钱也没有。可是最后却会取出一大串铜钱，满脸不高兴地递给你，叮嘱你只取他应付的钱。假如你相信了他，让他不付钱就把东西拿走，他会心花怒放，就像杀死了一条蛇。 　　中国人一向有向亲戚“借东西”的习惯，而且总是有意无意地不打招呼，这大概也是社会团结的一种表现吧。“借”来的东西大部分被立即送进了当铺，主人想要时，必须自己拿钱去取。教会学校的一个中国男孩，在偷一个管学生宿舍的单身女士的钱时，被发现了。在不容置辩的证据面前，他抽抽搭搭地解释说，在家时，他一直习惯于偷妈妈的钱，而这位外国老师太像他的妈妈了，于是，他不由地想偷一偷。 　　中国社会明显存在许多邪恶，西方无疑也存在，但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前面说过，中国人缺乏信义，其事虽不常见，但经常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在我们讨论其他论题时，已经列举了，还有一些应作详细的论述。 　　要是具备必要的知识，可以就中国人的敲诈勒索写一套非常有趣的书——上至龙椅上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人人都那样干。中国人具有注重实际的智慧，他们惜以使敲诈勒索形成一个完备的行为体系，每个人就像离不开大气层一样，脱离不了这一天罗地网的笼罩。它是如此恶毒，堕落，除非对整个帝国进行彻底整顿，才能将其铲除。 　　中国人的性格，以及中国的现状，必然导致西方人很难以务实的态度在最大范围内同中国人交往，同时还能保住“上等人”的名誉——假如他有幸获得这一名誉。人们经常说，车夫、船夫、酒馆老板、苦力、买卖中间人，不论犯什么罪，按常规，一律杀头。他们，以及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和外国人间的关系很特殊。因为外国人宁愿忍受欺诈，也不愿引起社会风波。这方面，他们一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然而中国人内部如果破坏了公正原则，却只有通过社会风波才能使社会最终达到平衡。 　　一个人难以做到不偏不倚时，努力做到这一点，他一定是个非凡的人物。既不猜疑，又不轻信，是中庸之道最完美的体现。如果我们对似乎必需的不诚实表示不满，敏于判断人的性格的中国人，就会把我们归入“性情人物”那一类。佛的涅盘境界，对于易激动的人来说，想时刻保持，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保持这种宁静的品性，也会被当成被进一步任意勒索的最佳对象。有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受雇为外国人做事。有一天，看见一个小贩沿街叫卖泥捏的外国小人，那些小人造型精巧，服饰得体。他就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对小贩说：“啊，你玩的不过是玩具，我玩弄的可是真家伙。” 　　勿需赘言，就我们所知，中国政府似乎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一特点的重要例证。在整个中外关系史上，以及有名的中国官僚与民众的关系史上，也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级官员经常颁布的文告，就是一个独特、简明的例证。这些文告篇幅冗长，文辞华美，内容繁杂，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境界。唯一缺少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华美的命令并不准备让人们去执行。这一点，写的人和看的人都很清楚，从不会发生误解。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颗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背井离乡而哀叹；他高声痛斥发假誓的人，却在签定一项协议后，私下里说，那不过是一时骗人的玩艺儿。勿容置疑，中国也有公正无私的官员，不过很难找到而已，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无法如愿以偿。把最有机会了解中国经典的人的处境和这些经典的教义比较一下，明显可以看出，他们在引导社会走向更高一种境界时，是多么的无能为力。 　　“你知道多少值得信任的中国人？”这里仅指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人。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经验和评价中国人的标准，因此回答也千差万别。大多数外国人会回答：“很少”，“七、八个”，“一打”，视情况而定。有时，也有人回答：“很多”，“多得记不清”，可是，我们深信，在有见识和辨别能力的人当中，做出这种回答的肯定极少。 　　观察被一个民族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是一种富有智慧的做法。在探讨中国人相互猜疑的特征时，我们已经看出，中国人把不信任别人看成很自然的事，其理由他们心里都很明白。这种状况使得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个民族不是由精英分子来统治，相反，掌握全部权力的是帝国中最卑鄙、无耻的家伙。一位聪明的道台，对外国人说：“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员都是坏蛋，全该杀掉，但是杀了我们没有用，下一任仍会和我们一样坏。”中国谚语说，蛇知道自己的窟在哪儿。另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中国的官僚阶层受到商人阶层的极度不信任。他们知道，所谓的“改革”，不过是一层表面的外壳，不久，就会脱落。一个中国的泥瓦匠，花了很长时间，用没调和好的灰浆抹平盖得很糟的烟囱与屋顶，可他心里很清楚，第一次生火，烟囱会四处冒烟；第一次下雨，屋顶会漏水。在中国，这不过是一桩极平常的事。 　　中国有足够的实力开发各处的资源，只要有信心，羞怯的资本就会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在中国，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十分丰富，各类人才应有尽有。但是，假如没有建立在真诚基础上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不足以使帝国复兴。 　　几年前，一位善于思考的中国人来向笔者请教，如何解决某个地区打井难的问题。中国人打井，一般是井内从上至下都用砖头砌上。可在当地，井打好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井壁也随之坍塌，只剩一个小洞，井也渐渐地干枯了。治疗中国长期忍受的病痛，与对直隶省的这个不幸地区的补救相同，一切药方都难以将其根治。所有的治疗都是表面的，整个帝国最终只能像满载珠宝的大车陷进绝望的泥潭。 第二十六章 多元信仰 　　儒教，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智力成就之一，而儒家经典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又十分枯燥乏味。不过，仅仅仔细地阅读，只能得到皮毛的印象，不思考其影响，简直永远不可能了解它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其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远古，她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异化或崩溃的古老民族，也从未被任何民族，从她自古生存的那片土地上驱逐出去。”一切都仍是那样古老。对这一空前绝后的事实，我们该如何解释呢？中国人口之众多，在世界上无与伦比，他们自从开大辟地以来就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直到今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古老的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都必然走向衰落、灭亡的宇宙命运面前，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了一个例外，一直保持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所有对此作过彻底调查的学者一致认为，其他民族依靠物质力量生存，而中华民族依靠的是道德力量。一位学习历史的人或善于观察的旅行家，只要了解人的本性，无不对中华民族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肃然起敬，这种约束力从古至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廉姆斯博士说：“儒教对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面的影响，无论作何评价，都不过分，它所描绘的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整个民族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评判。”莱格博士说：“儒教在作为人的责任方面的精彩教诲，实在令人赞叹，它所推崇的四个方面的教诲——文质彬彬、谨守道德律令、关注精神、诚实，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书教诲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中国经典中，完全没有使人堕落的描写，这一点经常有人指出，它是中国经典最伟大的特征之一，也是与印度、希腊、罗马经典最主要的区别之一。梅杜斯先生说：“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圣洁庄严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放荡的描写和粗鲁的语言。整部书没有一句话或注释不能在英国任何一个家庭中大声朗诵。在其他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偶像崇拜都是与人的牺牲及堕落的神圣化联系在一起，并伴随着狂欢放荡的仪式。可在中国，所有的这一切，都找不到半点踪影。” 　　皇帝就自己的统治直接向上天负责；民心振奋要比统治者的精神更为重要；统治者应该德才兼备，其统治也应该以美德为基础；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复杂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像山峰一样，从普通的中国思想中脱颖而出，也吸引了所有观察家的注意。在即将结束对中国人的论述时，我们想重点强调一下儒家思想体系的优点，只有真正理解了这些优点，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中国人。它们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服从道德的卓绝能力。每年的文官考试，都是就这些经典出题，因此，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每一位候选者都把政府的稳定当成自己成功的前提，这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的首要因素。 　　中国人是否确实信仰过上帝，一直是个相当令人感兴趣的问题。那些严格考察过中国典籍的人向我们保证，学者们倾向于肯定回答。而另一些自称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则持否定态度。即使中国人确曾认识到真正的上帝，那些观念也全被遗忘了，犹如一枚古币，上面的文字早已被积存的斑斑锈迹遮盖了。对于提问者，这一问题可能非常重要，但对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完全可以不考虑。我们目前所关注的既不是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人和他们的神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通过一些实例，我们不难追溯古代英雄和杰出人物从受尊敬到被纪念、再到被崇拜的各个阶段。中国所有的神几乎都是死去的人。祖先崇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证明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在皇帝的恩准下，各地不断为生前就闻名遐迩的人物建庙立祠。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会成为整个民族的神，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是多神论者。 　　认为人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这只是陈辞滥调。人们认为那些不可抗拒的未知力量有感觉，因而便把它们拟人化，并加以崇拜，所以风神庙、雷神庙等等随处可见。北极星也是人们长期崇拜的对象。北京还有与皇帝崇拜有关的日坛与月坛。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成了一种有规律的朝拜。二月的某一天被定为太阳的“生日”。这天一大早，村民们就起身东行，去迎接太阳；傍晚时分，再转身向西，护送太阳踏上归程。一年中对太阳的朝拜这时就算结束了。 　　自然崇拜中最平常的是崇拜树，在某些省（例如河南的西北部），经常可以见到大小几百棵树，都挂着小旗子，标明此树为何神居所。有时即使没有这种外在的标志，人们仍会笃信不疑。如果破旧的草屋前长着一棵遒劲的老树，简直可以肯定，树的主人一定不敢砍伐，因为中间住着神灵。 　　皇帝经常被认为是唯一有权祭天的人。祭祀大典独特而有趣，由皇帝一人独自在天坛上举行。但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他们自己不祭拜天地，也是一个新闻。每家朝南的正墙上都设有一个小小的神龛，有些地方称为天地龛。大多数中国人证实，他们举行的祭把活动（祖先崇拜除外）只在初一或十五举行，向大地祭拜或上供，有时是在新年伊始。祭祀时，没有祷告，过一会儿，供品就被撤下，或像其他祭祀一样，全部吃掉。这时，人们祭祀的是什么呢？有时，他们说是“天和地”，有时又说是“天”，也称为“老天爷”。后一种称呼经常使人们认为，中国人确实感觉到一个人格神。可是当你知道，这个假想的“存在物”经常与另一个被称为“土地婆”的神相匹配时，这个推断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有些地方，有六有十九祭祀“老天爷”的风俗，因为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向给“老天爷”定生日的人追问：“老天爷”的父亲是谁，他的生辰八字是多少，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对此也一无所知。很难使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理解这些问题的实际意义。他只是接受传统，做梦也不想提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们很少遇到一个中同人，除了知道“老天爷”掌管”气候和收成之外，还能知道他的身世与品质。“老天爷”这个同在中国广泛流传，似乎表明他具有人格，但是，就我们所知，人们既没有为他建庙，也没有为他塑像，对他的祭祀和对“天与地”的祭祀也没什么不同，似乎都是未经解释而保留下来的。 　　中国典籍中经常用“天”这个词来表示人的观念和意志，但有时这两方面的涵义都没有。当我们看“天即道”的注解时，感到其意义已模糊到了极点。这个词在古代富有歧义，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非常含混。一个一向祭天的人，被强烈要求回答“天”是何意时，他经常回答说，就是头上那蓝蓝的天空。这表明，他的崇拜是与崇拜自然力量相一致的，只不过有的崇拜个体，有的崇拜群体而已。他们所信仰的，用爱默生的话说，是“萧萧细雨，萋萋芳草”，他们是泛神论者。这种缺乏明确涵义的人格化，正是中国“苍天”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上层社会流行的似乎纯粹是无神论，这与下层百姓的多神论、泛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那些对此颇有研究的人提供的证据中，从无数的表面现象和“前定可能性”中，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团体像儒家学者那样是彻底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前定可能性”指的是宋代唯物主义注释家对知识界的著名影响，中国经典的注释家、大学问家朱熹则是绝对的权威，任何对他的观念的怀疑都被视为异端邪说。他的注释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也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它的影响遮蔽了原有经典的教诲。 ★梅杜斯先生指出，任何一位思想前后一贯的儒家学者都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人类的本性很少有绝对的一致性，不少儒家学者也信神，或者以为自己信神。 　　黄河从陕西和山西的深山峻岭中流出后，继续向东奔流数百里，注入大海。多少年来，它曾数次改道，跨越六、七个纬度，从扬子江口流至渤海口。但它流经哪里，哪里哀鸿遍野，留下一片不毛的沙丘。宋代的注释家带来的唯物主义洪流冲击着中国思想的大河，情形与黄河别无二致。它泛滥了达七百年之久，留下的只是一片无神论的荒漠，再也不能为这个民族的灵魂提供任何有益的食粮了。道教退化成降妖捉怪的妖术，它曾从佛教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佛教的引入是用以满足儒教无法满足的人的先天需求。它们的教育方式彼此影响，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任何一个提供行善途径的机构都会得到人们的赞助，假如他手头上碰巧有点积蓄，或者认为赞助与某些行为一样高尚的话。任何在某一方面似乎对人有利的神灵部会受到人们的垂青，就像个偶尔需要伞的人，遇到了一家伞店。一个英国人买伞，绝不会去问伞是何时发明，何时开始普遍应用的。中国人对自已崇拜的神也同样不过问其家世、经历。 　　经常有些学术讲座探讨中国有多少佛教徒和道教徒。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探讨在联合王国有多少人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多少人吃菜豆。谁想抽十便士一包的香烟，又能弄到，谁就抽；谁想吃菜豆，又能买起，就吃好了。中国的两种“教义”与此相同。谁想请和尚做法事，又能付得起钱，就去请和尚，他也因此就成了“佛教徒”。如果他想请道士，他也同样可以去请，这也会使他成“道教徒”。如果他既请了和尚，又请了道士，那也无关紧要，人们可以说他既是“佛教徒”，又是“道教徒”。因此，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这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的。佛教融合了道教，道教融合了儒教，最后儒教又融合了佛教与道教，因此，“三教合一”。 　　中国人同他们的“三教”之间的真正关系可以用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同他们的语言间的关系来说明。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语言构成时说：“撒克逊语、诺曼底语和丹麦语就是我们的语言。”即使可以确定我们的祖先为谁，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血液的比例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语词的选择，它只受思维习惯和我们所期望的用途影响。学者会使用大量的拉丁词语，混杂着很多丹麦语。而农民则主要使用朴素的撒克逊语。担二者都以撒克逊语为基础，其他语言只是补充。在中国，儒教是基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儒教教徒，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撒克逊人。佛教和道教的观念、用语和教规对儒教产生的影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三教”融合而成的仪式中，并没有什么不和谐或矛盾的地方，就跟我们在同一句话中使用了来源于不同民族的词汇一样。 　　两种不同形式的信仰常常是互相排斥的，让中国人相信这一点，并不容易。他们不懂什么是逻辑矛盾，也很少关心。他们本能地学会了一种调和不同命题的技巧。对于两个本质不相容的命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置之不理，强行把它们扯到一起。他们所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为融合不同形式的信仰作了充分的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相互融合一样。他们已把这种“信仰亲和”推到了逻辑消亡的境地，即使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也不会明白，而且也无人可使他们理解。 　　教义的机械融合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是与中国人天生的喜欢秩序的本能相违背。中国人喜欢秩序，闻名遐迩，官阶的精心划分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点。帝国的所有官员，分为九品，每品都有严格的身份标志和权限。但是中国的神灵世界却找不到这等级森严的秩序，若问中国人“玉皇大帝”和“如来佛”谁权力大，简直是白费口舌。即使在“万神殿”中，诸神排列的秩序也是偶然的。暂时的，经常交换不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权威的地位也不固定，这种十足的混乱状态，如果出现在地球上，一定是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供奉孔子、老子和如来佛的“三教堂”，排列秩序问题仍很突出。尊者位于中间，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应归孔子，如果不是他——既然他不信神——就应该是老子。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在过去一直令人们争论不休，但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争论中，总是佛祖受惠，尽管他是个外来户。 　　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中国所有的信仰都把人的道德本质贬得极低，犹如假货币顶替了真货币。儒教高尚的箴言一点也不能使人们消除对于道教经常提到的妖魔鬼怪的恐惧。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轻信的了，这也确实不假。富有的商人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竟然每个月都要花两天时间祭拜狐狸，黄鼠狼、刺谓、蛇和老鼠，它们被标在一张纸上，又被称为“大仙”，据说它们甚至可以左右人的命运。 　　数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官员曾跪在一条被当成水神的大蛇面前，据说该神是前朝的一位官员，他曾奇迹般地制服过泛滥的黄河。在洪水泛滥时，将蛇当成神加以崇拜的现象十分普遍。在离黄河较远的地方，人们会不分青红皂白把一条生活在旱地的普通的蛇当做神。如果河水退去，为纪念神恩，人们会做出一些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来，他们把蛇放在盘子上，抬进庙里或其他公共场合，县官和其他官吏每天都去烧香磕头。在离黄河近的地方，河神一般认为就是水神，但在稍远的内地，战神关帝则被当成雨神，有时，这二者会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代替。在中国人眼里，这似乎并不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从不考虑本质融合的前提，即使告诉他们其中的荒谬，他们也不能理解。 　　我们还经常注意到与求雨有关的另一个古怪而又极有意味的事实。在中国名著《西游记》中，有一个主要角色是一只从石头里诞生的猴子，后来渐渐演化成了人，很多地方将这个想像之物当成雨神来崇拜，以便排除河神和战神。中国人从来就分不清真实与虚构，还有什么例子能比这更具说服力？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原因与结果相互关联。但是中国人向一只并不存在的猴子求雨，他们的因果观念是怎样的呢？我们无论如何也捉摸不透。 　　中国人对神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神的呢？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崇拜与忽视。中国人每年在香烛、纸钱上要花多少钱，经常有人作出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先把某个地区当成一个样本，计算出确切的数字，再以此推算帝国的其他地区，没有什么比这种所谓的“统计”更不精确了，就像有人统计一大片蚊子，“数累了，接着就开始估计”。 　　把中华帝国当成一个整体下结论，很容易犯错误。中国人到庙里拜神就是个突出的例子。从广州登陆的旅行者，看到庙里香客如云，烟雾镣绕，会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盲目崇拜的民族之一。假如让他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他游览了帝国的另一端再说。他会发现，大量的庙宇早已荒颓无人，大部分时间，包括初一、十五也没人进香，甚至在上香最盛行的时间——春节，也可能没人进去。他会发现成千上万被人们遗忘的古庙，尽管偶尔有人做些修复，但已无人知道它们修于何时，为何而修了。他会发现，一块方圆数百里、人口稠密的地方，找不到一个教士，无论道士，还是和尚。在有些地方的庙里，他一般看不到妇女，孩子从小到大，没有人教导他们皈依神的必要性。在帝国的其他地方，情况则截然不同，表面的崇拜仪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中。 　　中国的宗教势力可以和造成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相比。在夏威夷最北部和最西部的岛屿上，很久以前，火山就死亡了，昔日的残破不堪的火山口现在已长满了茂盛的草木。但在东南部的岛屿上，大火仍然在熊熊燃烧，不时地从岛中传来剧烈的地震。在中国最古老的地区，也最少有人烧香拜佛，而在中国文明最辉煌时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地区，偶像崇拜却极为盛行。这些表面现象最容易产生误导，在没有进一步充分调查之前，很可能会被赋予言过其实的意义。 　　孔子曾说：“敬鬼神而远之”，他的现代门徒也因此认为，对中国五花八门的众神敬而远之是最明智的。与蒙古人、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相对没有宗教偏见。在一些庙宇的门媚上，我们还经常看到古老的格言：“敬神如神在”。以“如”字来传达模棱两可的含义，完全是中国人的本能使然。下面这一流行的说法，表现得更具体： 　　 　　 　　 　　 　　敬神如神来， 　　 　　 　　 　　 　　可来可不来。 　　 　　 　　 　　 　　敬神如神在， 　　 　　 　　 　　 　　不敬神不怪。 　　比敬而远之更进一步的是仪式崇拜，它有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想获得外在的利益。 　　若说中国人似乎与神圣感毫不相干，也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述。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所有的信仰，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是交易——供给神多少就得到神的多少恩赐，对“老天爷”的崇拜最能表现这一本质。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定期祭拜“老天爷”，他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粮食和衣服。”即使他对“老天爷”的存在茫然无知，仍会按仪式照行不误。祖先们这样，他也这样做，至于是否有用，“谁知道呢？” 　　这种对待宗教仪式的态度是浅薄的。在一些被人遗忘的庙宇的门柱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对联，较能说明这一点： 　　 　　 　　 　　 　　古庙无僧风扫地 　　 　　 　　 　　 　　空室有情月作灯 　　中国人崇拜神，仿佛西方人参加保险。一般人认为，“最好相信神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相信了也没害处；假如确实存在，又被人忽略了，他们可能会生气、报复。人们认为神和人一样，也受一定动机的支配，有句俗语说，一个羊头（作供品）可换来一切。那些没有特殊可以赐给人的神，例如“三圣”，常常是穷神，而观世音菩萨和关帝则既尊贵又富有。 　　中国人对神的崇拜不仅仅建立在纯粹假设的基础上：信神“有益无害”，而且走到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步。他们经常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也似乎认为确是如此。这种表述方式（很难称为思维方式），就像一个中国人说：“相信皇帝存在，就存在；不相信，就不存在。”这样类比，中国人很乐于接受，可他们自己就好像不能通过一定的推理认识到这一点。 　　在中国，可以看到许多朝圣者每走一步、磕一个头。他们要在这种沉闷而单调的朝圣历程中花掉很长时间。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会说，有许多人的信仰是假的，信仰者有必要以这种苦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虔诚。无论怎样评价这种例外，我们仍会毫不犹豫地断言，他们彼此间缺乏信义，在信仰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对北京附近一座庙里和尚的描绘，简直是描绘阴险狡诈方面的杰作。人，长了一张什么样的脸，就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与其他国家的非基督教徒一样，中国人把自己的神想像得和自己一样，因为有不少神灵是他们的同胞。笔者曾看到过一张以菩萨名义贴出的告示，它晓谕世人，人类逐渐变得邪恶的消息已上达天庭，玉帝获悉，大为震怒，大声怒斥他的神臣，因为他们没有强迫人类从善。中国人认为，人们周围到处都是神灵精怪，他们一样可以贿赂、奉承、容易欺骗。中国人讨价还价时，很想占对方的便宜，对他所祈祷的神，如果可能，他同样想占便宜，他可以通过捐钱修庙换取好运，但假如他捐二百五十个铜钱，却可能在功德簿上记一千！神灵只能从簿子上知道他捐了多少。修庙时，每尊神像都会用红纸遮住眼睛，这样，他就不能看到周围混乱的场面和不敬的举止了，如果庙位于村外，常常会成为盗贼分赃的窝点，因此，人们就把庙门封上，让神灵独自待在里面，去和宇宙尽情地交流吧。 　　年底，灶君要回到天上，汇报他所在家庭的行为，但他的嘴巴早已被抹上粘糖，不能说出不好的事情了。这个风俗，人们都很熟悉，它是中国人智胜天界神仙的典型例子。一个男孩子有时会取女孩的名字，这可以便愚蠢的妖怪认为他真是女孩，从而放过他。巴伯先生谈到，在四川，女婴被溺死后，人们总是大烧纸钱，供她的鬼魂使用，以此来安抚她们。送子菩萨的庙和其他的庙不同，进去的一般都是妇女。很多庙会为她们提供泥做的小男孩，它们有时由菩萨抱着，有时像货物一样摆在架子上。妇女烧香拜佛时，会把泥人的小鸡鸡掰下来吃掉，以确保生男孩，这己成为一种习惯做法。庙里一般有许多这样的小泥人，是特地为去庙里进香的妇女准备的。不过，只能悄悄地偷走，不能公开拿走。假如果真生了男孩，这位妇女就要在上次偷走泥人的地方，再放上两个，以示感谢，中国的水手认为，中国海上可怕的风暴是恶毒的妖怪制造的，它们躺在水底，静静地等待着，一旦有船的动静，马上兴风作浪。风暴十分猛烈时，据说水手会做一个和他们船一模一样的纸船。等到最危急的关头，放入海中，这样可以欺骗狂怒的水怪，使真船脱身。 　　霍乱之类的瘟疫发生时，中国常在六、七月份庆祝新年，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盛行这一风俗。人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欺骗瘟神，它会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自己算错了年历，然后就离开了。这也可以使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秋二月”实际指的是“永远”。人们还有一种欺骗神的做法，就是爬到供桌底下，将头从一个专门的圆孔中伸出来。神会以为人真的把头献给了自己，便赐以相应的好运。而那人将头一缩，就回家享受将来的好运去了。 　　有一次，我们偶然发现，一个村庄想把神像挪走，将庙改成学校。村民们本指望能从佛像的肚子里掏出些“银子”，补充开支。可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根本不了解佛和塑佛像的人，结果发现那宝贵的心脏只是一团锡块。不过，确有些憎人曾把财宝藏在佛像里，使庙里遭了抢劫，佛像要么被搬走，要么被当场打碎。但是这帮粗鲁的家伙仍会相信神。据说，有个县官在审理一桩与僧人有关的案子时，牵涉到庙里的佛祖，县官便将它召到堂上，令其跪下，可它不跪，愤怒的县官命人把它重打五百大板，结果打成了一堆泥土，并以缺席判其败诉。 　　每逢土地干枯，不能播种时，人们便向雨神求雨，希望它大施神威，普降甘霖。假如求了很长时间，仍无结果，村民经常会将神像抬到最热的地方，让它亲自去看看，而不是只守在庙里听人说。人们也经常不掩饰对神的不满，有一句流行的俗语为证：“三，四月不修屋，六、七月骂涝神。” 　　我们听说中国的一个大城市，遭到了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的侵袭。人们判断，这是当地的一个神在作怪。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严然对付一个现实的恶霸，把神像打成一堆碎土。我们没有证据保证这一描述的真实性，只是听说而已，不过，这己足够了，因为整个过程很符合中国人的神灵观念。 　　我们列举的这些实例，很容易使不了解中国人性格的人认为，中国完全不可能有宗教。确实有人这样直截了当地断言。梅杜斯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及其信仰》一书中，批判了胡克先生的概括，认为那是对“人类高尚生活的毫无根据的诬蔑”。他坦然承认，中国人既不关心纯粹的神学争论，也不关心把争论结果当成信条的民族的行为。但他断然否认中国“缺乏对不朽的渴望，缺乏对美好、伟大事物的由衷赞叹，缺乏对伟大、善良的人物的持久、毫不动摇的热爱，缺乏向往神圣、高尚事物的灵魂”。托马斯·韦德爵士曾对中国和中国人有过长期了解，对于“中国有无宗教”这一普通的问题，他应有资格作出权威性的回答。最近，他发表了如下观点：“如果宗教是超越于道德之外的东西，那么，我拒绝承认中国人有宗教。他们确实有祭拜活动，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混合的祭拜活动，但没有信仰：他们随时都可能嘲笑本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但他们绝不敢漠然置之。”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探讨这个有趣而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详细讨论并不困难，可是，不能保证会有结果。我们有比讨论更有效的、更现实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道教和佛教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然而中国人既不是道士，也不是和尚。他们是孔夫子的信徒，无论给他们的信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他们仍不会改变。我们应该努力探寻儒教到底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必需的宗教。为此，我们打算引用一个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话，他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 　　恩斯特·费伯博士《孔子思想体系类编》一书的最后，有一节名为“儒教的不足与失误”，它指出，儒教中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在基督教的《启示录》中也得到回应。下面的二十四条即是引自其中，我们偶尔加上了几句评论。 　　1．“儒教自认与现存的神没有关系。” 　　2．“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没有区别，无论从生理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都没有对人进行明确的界定。” 　　在人的灵魂方面缺少明确的说法，这很令学习儒家学说的外国学生迷惑不解。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来说，这种教诲的最终结果是使他们除了在肉体的生命力方面之外，根本不了解什么是人的灵魂。人死之后，传统的说法是，他的“灵魂”升天，“肉体”化为泥土。但时常还出现一种更简单的理论，认为“灵魂”或生命的气息消融在空气中，肉体化为尘埃，这一观念与真正的儒教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完全一致。问中国人，他有三个灵魂，一个灵魂，还是没有灵魂？几乎难以引起他的兴趣。对他来说，这种问题就像问他，人体的哪块肌肉带动了咀嚼一样。只要咀嚼舒服，他才不管是哪块肌肉呢。同样，只要他有好胃口，还可以养家糊口，他也不去管什么“灵魂”，除非它与米价有关。 　　3．“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天生就像一个圣徒，其他人却是普通人。” 　　4．“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却不能解释每个人都没有成为圣人的事实。” 　　5．“儒教对罪恶的态度坚决而认真，但除了道德上的惩戒外，没提任何惩罚措施。” 　　6．“对罪孽和邪恶缺少深刻的认识。” 　　7．“因此，儒教发现无法解释死亡。” 　　8．“儒教中不存在一个中介，使人的原初本性与自身的理想重归和谐。” 　　9．“祈祷及其道德力量与儒教无缘。” 　　10．“尽管一再强调信任，现实中却很少鼓励作为信任前提的诚实，而且恰恰相反。” 　　11. “认为一夫多妻制天经地义。” 　　12．“赞同多神论。” 　　13．“相信算命、看日子，预兆、做梦和其他的幻像（如凤凰等）。” 　　14．“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15．“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反复无常。” 　　16. “断言某些美妙的音乐会对道德产生荒谬的影响。” 　　17．“夸大楷模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像儒教所宣称的，君为器，民为水，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似乎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伟人没有对他的研究者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如果楷模确实像儒教所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现实中恰恰相反，看到的都是苍白无力的现象？对“圣人”的神化（第20条将提到）正反映了第8条所言的中介的缺失。无论“圣人”多贤明，他也只能提些好的建议。假如人们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他也无可奈何，最多以后不提而已。 　　我们觉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话是针对圣贤们说的，很精彩，可决不是预防针，只能算一剂补药。眼睁睁地看着旅行者受盗贼抢劫，却大谈加入互助旅行团的好处，说他之所以头破血流，就是因为没有加入该团。而受伤者对此全都知晓，可他现在大量失血，早已昏晕过去。他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过去违背了常规，而是油、酒和可以供他尽量恢复的避难所，而且首先要有一个聪明、乐于助人的朋友。对于肉体有残疾的人，儒教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可如果是道德或精神方面的，它也无能为力。 　　18．“儒教教义中，社会生活由暴政控制；女人是奴隶；孩子没权力，只能绝对服从长辈。” 　　19．“绝对孝顺父母，把他们奉若神灵。” 　　20．“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是崇拜天才，例如人的神化。” 　　21．“除了没有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不存在关于不朽的明确观念。” 　　22．“现世现报，无形中鼓励了利己主义，不是贪婪，就是野心勃勃。” 　　23．“中国历史表明，儒教不能使人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现实生活中，儒教己与道教、佛教相融合。” 　　24.“整个儒教对死者、生者都不能给予安慰。” 　　对于中国各种不同形式的信仰的融合，我们已经作了论述。中国人自己也早已认识到，无论儒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能“使他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有一则传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传说的作者不详。 　　据说有一天，孔子、老子、如来佛三位圣人在永恒的神界相遇了，一致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的教义在天朝上邦无人听取。经过一阵讨论，共同认为，他们的教义本身虽然精妙绝伦，令人赞叹，但没有一个永恒的楷模引导人性朝这个方向发展。于是，一致决定下凡人间，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说完，他们就分头到人间去了。孔子首先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见到孔子来了，老人却端坐不动，只是请孔子坐下，和孔子谈起古圣人的训诫和今天人们对它的忽视。交谈中，老人表现出对古代圣言了如指掌，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力令孔子大为惊叹。谈了一阵后，孔子告辞，老人仍是端坐不动，并不起身相送。看到老子和如来佛一无所获，孔子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建议他们也轮流去拜访那位端坐的哲人，看他是否像熟悉孔子思想一样，熟悉他们的思想。老子先去，令他兴奋的是，老人对道教教义也十分熟悉，仿佛他就是道教的创始人，其口才和热情也堪为楷模。同样，如来佛也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不过，令老子和如来佛惊奇的是，老人对他们也非常尊敬，但也同样都没起身相送。 　　三位圣人又相聚了，他们一致认为，这位举止罕见的老人正是他们的理想中人，不仅精通“三大宗教”教义，而且还能论证“事实上三教归一”。于是，他们一起又找到老人，向他解释了初次拜访的目的，希望老人能重振三教，将它们付诸实践。老人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讲完，然后答道：“尊敬的诸位圣人，你们的善行如日月齐光，你们的计划重比泰山，令人赞叹。可不幸的是，你们选错了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的人。诚然，我曾拜读过诸位的大作，对它们的崇高与一致性也略知一二，可你们也许没注意到，我的上身是人体，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从各个方面论述人类的责任，却由于我自身的不幸，永远不能将它们付诸实践。”三位圣人听了，长叹一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企图寻找可以传播三大宗教的凡人了。 　　我们常常将目前中国与一世纪的罗马相比，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要远远高于罗马帝国，可二者有一共同之处，即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价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对普通百姓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虚伪；对政客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有用。中国皇帝，也和罗马皇帝一样，“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至高无上的神。”造成中华帝国这一现状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教。 　　对无神论是否正确的问题漠然置之，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可怕。中国存在多神论与无神论两种迥然不同的信仰，可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却感到二者没什么矛盾之处。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从本性上对最深奥的宗教真理是绝对冷漠的，比如，他们接受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没有心灵的灵魂，接受无条件的和谐，接受没有上帝的宇宙。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中国像一艘庞大的航船，儒家经典就是中国统治者驾驶这艘航船的航海图。它是人类设计的最完关的蓝图，或者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莱格博上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出于天启，也许并不过分。中国人利用这份航海图创造了多少业绩，航行过哪些海域，目前正朝哪个方向前进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来也可能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据说，社会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十分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具体如下： 1．工业水平； 2．社会风俗习惯； 3．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 4．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 5．公共教育状况； 6．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上述各项指标，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都附带作了阐述，虽然还不够充分，也没有对各自所占比重作必要的安排。在考察中国人的性格时，有大多方面需要注意，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被迫放弃。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选择勾勒出中国人性格的大致框架。如果真要完全展现，还有许多其他特征应考虑在内。 　　我们在阐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时，列举的例证大部分都具有说服力，因为经过权衡，它们似乎更为典型。它们就像组成一副骨架的骨头，每一块都应事先放在各自的位置。除非是冒牌货，否则完全不能忽视。确实可能有人反对，每块骨头都放错了位置，而且另外一些可以改变整体结构形态的骨头也没放在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极为公正。对此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要特别说明，这些选择的“性格”不可能使人全面认识中国人，就像描绘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不能让人形成对他的准确印象一样。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那些结论并非仓促之间形成的，实际上，我们观察的事实远远多于本书所提到的，即使稍微难以肯定的观点，也都得到充分地论证。这些事实比比皆是，就像北方起大风时的尘沙，灌满了人的眼、耳、鼻、头发，衣服经常遮天蔽日，有时中午也需要点灯。这种现象，人们也许会搞错起因，但对它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观察物理现象和道德现象有重大的差异：前者每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到，而后者只有幸运者才能遇到，而且还要善于观察。 　　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只看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肯定会作出错误判断，同时还永远认识不到自己是错误的。将两个明显不和谐的观点融合起来，不是件容易事。然而时常又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中国更需要这样做的了。在中国，完全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已是相当困难，更何况两个方面。 　　我们已经谈了，儒教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而且相信，它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它奇妙的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它如何使大部分人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揭示人的真实性格：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别人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信仰关系如何？通过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准确定位。读过前面各章的读者，已经知道了现代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答案：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缺少真诚和信义；对别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现实性、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受不了贿赂的诱惑，就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抵制得了压力，不推荐公认的不称职的亲戚呢？想像一下抵制在家庭中带来的后果吧，中国人害怕面对这一后果，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把道德律令引入这样的领域，中国人是怎样想的呢？看到中国的民政机构，军队机构、商业机构中充满了寄生现象和裙带关系。难道还会对中国门卫和警察的失职感到奇怪吗？ 　　想了解中国人道德的真实情况，会得到中国人的帮助。尽管他们竭力掩盖自己及朋友的缺点，却经常对民族性格的弱点直言不讳。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让我们想起卡莱尔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一生》一书中以快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很喜欢一位学校监督员，总爱跟他谈点什么。一天，君王问道：“苏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啦，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苏泽答道。“最近几年？为什么？”“啊，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天生邪恶，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天生向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着他那苍老的头，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泽，我看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胜地。远看，具有诱人的魅力。可是，再近点，总会发现很多破烂不堪、令人讨厌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照片绝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风景胜地，虽然照相机被认为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有关中国的照片却不如此，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被遗漏了。 　　在中国，象征幸福的东西如此之多，可谓举世无双。可是，不用过太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徒具其表，我们相信这是个真实的评价，就像说亚洲不存在家庭生活一样。 　　在对中国进行理论分析，并探讨如何使这种理论与现实相适应时，我们总是想起那些石碑，它们立在大路与河流交叉的地方，以“纪念”修桥的人。有时，这块碑旁边会有半打同样的石碑，它们已经缺头少角，残破不堪。对逝去的岁月和历代的纪念物，我们一直很感兴趣，当我们问起过去修的那些桥时，人们回答说：“啊，它们嘛，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谁知道什么时候。”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游玩时，遇到了逆风，被迫停下。我们在岸上闲逛，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野里劳作。时值5月，田野里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此时，任何游客都会对精细，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表示赞叹，因为他们把大片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然而，和他们稍稍交谈，才发现，他们刚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冬季。去年的洪水和干旱使他们颗粒未收，附近村庄的人都快饿死了——也就是说，目前他们正在忍饥挨饿。政府发的一点点救济，只能是杯水车薪，零星的一点点，还要受到无耻的侵吞。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一点儿也不能保护自己。可是从表面上，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而其他地方是丰收年景，人们安居乐业。北京的《邸报》和中国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任何有关消息。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无论其他人是否知道这件事，当地人仍在忍受饥饿。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经验地认为中国人应是什么样子，是一回事；而仔细观察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在西方“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国家”也同样存在。或许读者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事实作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确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不得不放弃。笔者熟悉的西方国家十分有限，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请读者自己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暂认为中国人是无辜的。经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我们想请读者好好深思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很少，只有人格和良心。也可以说，二者是一个东西，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有人称赞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的钢琴一样——宽厚、正直、高贵”。在中国，谁遇到过这样的人？ 　　有一本关于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在结尾处，他的妻子对刚去世几年的丈夫这样写道：“外界把他当成作家。传教士，一名社会成员；但只有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人眼里，他那浪漫的一生，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私人信件，必定为一层面纱所笼罩。但只要稍微揭开这层面纱，我可以说，假如在人世间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中，有一份永不褪色的爱情——六十三年，纯洁、热烈依旧——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止。如果这份高尚的爱情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不会过去，那么，对于一位有福永远享受这份爱情的女人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果子，就是它创造的完美的人生。如此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有数百个记录，更有千千万万不为公众所知的。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有些读者可能有幸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更多这类例子。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的动力来自何处？我们不希望过分怀疑，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使中国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能塑造一个像金斯利一样的人，这在道德方面，将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都要大。任何人类制度，都不能逃脱无情的规律，《圣经》上说：“看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可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果子。它已使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超过了其他地方、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了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是儒教造就了中国。” 　　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没必要改革。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想，但无疑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某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 　　第二，改革不可能成功。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尚未开始，就必定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许多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毫无希望。不过，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论述，这一观点就显得论据不足。 　　第三种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革新？认识到改革之必要的中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最近，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自我革新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动不安，并说他己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他显然是希望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民易俗。尽管一无所获，但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教化失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过去一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长期的经验表明，这一做法必然会失败，事件变化，但结果依旧，全部努力都会化为泡影。那个石腿，雄辩的老人的寓言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既然箴言无效，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这一点，前面已作过讨论，这里重提，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楷模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他们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生命中的最初动力。比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报告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他的下属中有多少人能与他通力配合呢？没有这种配合，其结果可想而知。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必须依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他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问题上，他无能为力。对于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位居何职，难道不同样会感到束手无策？最多是在目标确定之后，便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上的），仿佛一只猫待在阁楼上，就要清除上面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任，甚至还未开始走，老鼠就已经开始活动了，一切照旧。 　　中国政治家应该怀有亲自改革祖国的希望，这不仅可信，也极为自然，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如果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了解了“东方人特有的可怕的冷淡和宿命观——对这种极端的愚蠢，席勒说，即使上帝，也无计可施”——并且知道长期“改革”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早就把结果准确地预测到了。巴伯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平等对待劳力，必须修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一句话，中国必须开化。除非有外来的动力支援，否则，想完成这一过程，一千年的时间都不够。★”企图改革中国而不“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化为黄粱一梦。始于并终于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机器前进的。 　　北运河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有一个转弯。在那儿，游客会看到岸边有一个倾圮了一半的庙，那一半被大水冲走了。靠水的一边有一道精心修筑的栅栏，由拴在桩上的一捆捆芦苇组成，用来挡水。神像立在外头，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围的田野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设施，这是一幅荒凉破败的帝国残景。中国有一句经典格言：“朽木不可雕。”只有将朽木全部砍掉，老树才能发新芽。中国想从内部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不久前，西方国家广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加入“联盟”而获得新生。不过，这种希望没有多少切实的根据。世界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了，它们到底为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多少有益的影响？而且，令人悲哀的是，大国间的关系并不对中国格外有利。中国人敏于事，西方人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中国人相信，它们发展自己国家的动机能比中国人改革的动机更高尚？既然中国自己正在成为一股“力量”，她就忙于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利、却没想到其他国家是在“掠夺”她，而不是在进行道德教化。因此，即使中国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 　　★已故的巴伯先生这段意味深长的话，最近为1890年8月北京《邸报》的一篇奏折证实了。云南矿务执事唐奘报告了工作与运输的条件，他说：“人们大量进行非法开采，官员们害怕独揽开采权会带来不良后果，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低价购进非法开采的铜矿石，较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额外劳动，这一方法也颇受当地人的欢迎。我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采矿正常进行，也不会给外来侵入者提供借口。”不过，皇帝只命令税务署将这份奏章“记录备案。”奏折附文中，巡抚报告说，每月可以从非法采矿者手中买进一万斤铜矿石，但“不付钱，只供给他们油和大米。”最后，他还说：“矿区的整体情况非常令人满意。” 　　皇帝并不是每天都能收到巡抚一级官员的汇报。许多人故意违反法令，而地方官又不敢动他们，不过，油和大米可以使他们满足，一点点钱就足以使他们交出偷采的矿。正是由于藐视皇帝及其他官员，帝国的采矿业才“非常令人满意。”无怪乎要让税务署“记录在案！” 　　也有人坚信，中国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而且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贸易，需要人们彼此相爱、情同手足。只有商业主义才是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她需要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需要取消通行税。二、三十年前，我们也许不能听到这些观点，那时中国人已充分地渗透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可他们并没有学会“自由交流”和“彼此相爱、亲如兄弟”。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 　　商业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把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任何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即使假设它们知道，而且在一个大城市里，群狗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性格带来什么必然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总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情形完全不同，并不能归因于贸易，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句话说得好，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 　　只要看一看非洲大陆就行了。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说明，商业并没有给非洲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和梅杜斯先生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己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好过，这种文明如何能改革呢？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在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加以控制，难道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科学，无疑也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他们需要各种科学来开发帝国潜在的资源。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掌握科学就一定有利于改善帝国的道德状况吗？这要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呢？化学是与现代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然而，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人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按照中国人的现有性格，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药品不加控制，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 　　发展“物质文明”就意味着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人们以为，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她的全部需要。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市作为通讯中枢的电话与电报——这些都是美好的新中国的明显标志。 　　这也许就是张之洞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主张修铁路的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消除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比如水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能消除道德上的邪恶吗？铁路能保证雇员，甚至是老板的诚实吗？我们不是读过《伊利城的一章》吗？那里整段的国际铁路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找不到“该负责的人”。物质文明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还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经过长期协调，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引入投票箱，就能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建立共和制度吗？如果中国不想创造西方那样的条件，她就不能获得同样的结果，也不能发展更多的物质文明。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学习香港、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经验，在内地城市设立“租界”呢？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变革，如果设立，他们会难以忍受。在近三分之一的世纪中，他们亲眼看到帝国海关实行正规管理的成效，可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实行同样的管理方法呢？因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对中国人采用这种抽税方法，在道德上是难以接受的。英国人的人格与良心经历了一千多年才发展到目前的水平，中国人不可能立即接受，并实行这一切，不可能像克虏伯大炮一样，架起来就可以发射。 　　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培养人格和良心的动力就像裘力斯. 凯撒在不列颠登陆或威廉大帝入侵的历史一样确凿无疑，它诞生于基督教，又随着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扎下根，它们也变得枝叶繁茂了。 　　让我们听一下伟大的文化倡导者马歇尔·阿诺德是如何说的吧：“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是艺术与科学的旗手，如同以色列是正义的旗手一样。现在，世界上离不开艺术与科学。伟大的希腊人是那样热衷于艺术与科学，反倒使品行成了普通的家常事。辉煌的希腊因不注重品行而在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类需要品行、沉静、人格……不仅如此，它也成功地向世人启示，即使在知识受到高度尊重，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的今天，支配世界的不是希腊，而是犹太；不是希腊人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犹太人非凡的正义。” 　　为了改革中国，就必须探明中国人性格的来龙去脉；使之净化，就必须在实际上推崇人的良心，而不能像历代的日本天皇，整日被关在宫中。现代哲学的一位领袖说得好：“铅的本能炼不出金的品行。”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中国人必须了解上帝，必须更新人的概念，并确立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们需要全新的灵魂，全新的家庭，全新的社会。总之，中国人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即她应该永久地。彻底地接受基督教文明。 ================================================ FILE: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txt ================================================ 　　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 　　目录 第一章　中国人民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第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 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第五章　妇女生活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第七章　文学生活 第八章　艺术家生活 第九章　生活的艺术 收场语　人生的归宿 　　第一章　中国人民 　　妇女天生稳健之本能高于男子，而中国人之稳健性高于任何民族。中国人解释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赖其直觉，此同样之直觉或“第六感觉”，使许多妇女深信某一事物之所以然，由某某故。最后，中国人之逻辑是高度的属“人”的，有似妇女之逻辑…… 　　一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二 退化 　　退化(degeneration)这个名词，常易为人所误解，因为它的意义只在比较上显出来，而非是绝对的。自从有了艳丽的化妆品和真空地毯扫除器之发明，现代人类好像专把一个人的清洁程度来判断他的品行之高下。因之有人觉得狗的文化业已增高，因为它现在每星期洗澡一次，而到了冬天，又穿上腹衣。著者曾听到几位富有同情心的友邦人士谈起中国农夫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是“非人类的生活”。欲谋救济，第一步工作，似非把他们的茅舍和用具总消毒一下不可。 　　其实人类退化的信号，倒不在乎龌龊。而却恰恰在乎畏惧龌龊，而且从一个人外表来批评他的体格和品行之健全与否，实在是危险的。彻底说起来，欧洲人生活于温暖适当的公寓而享用奢华之摩托车，其适宜于生存，远不如中国农夫之住居低矮而不知消毒之茅舍中。凶恶系天然生存于婴儿与野人天性中之品性，也不是退化之征象，倒是畏惧痛苦，才真是退化之标识。一条狗倘只知道吠而不会咬，常被牵引遨游于市街，给妇人们当作玩物，这种狗只能算是一条退化之狼。就令具有约克·邓姆赛(jackdempsey)式之勇猛，亦不足在竞技场之外自夸人类之光荣，他只能矜傲其工作之力量而享受舒适之生活。就是进化比较高等的几种动物，他们的身体组织，具备较为敏感而精密之机构，更具有特殊技能与较大之生活力，而且有比较优良之意志，此等动物亦非必尽属壮健与清洁之动物。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人类与一般动物无异，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 　　观夫眼前的自然环境，就很可以明悉数千年来文化生命所生种种效果的明显痕迹。中国人民业已使其生活适合于其社会的文化的环境，而此环境所需要者，为一种持续的精力，一种抵抗的、消极的力量，因此他已丧失了大部分智力上体力上之进攻和冒险之才能，此种才能本为原始森林中祖先生活之特性。中国人发明炸药之兴致至为幽默，他利用此种发明物来制作爆仗以庆其祖父之生辰，仅此一端，可知中国人之发明力，乃系沿和平之路线而进行着。在美术上工尚精细过于活泼的笔触，盖出于活力较弱而性格较为温和的本性。在哲学上他的爱尚情理过于攻势的辩论，真可由他的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儿见其特征。 　　轻视体格上之勇武和活动，并普遍地怠于奋斗生活，密切地影响于体力之退化。城市中之布尔乔亚阶级，感受此种影响尤为显著。这样的情形，倘遇拥挤于街车中或举行竞技会，彼时欧洲人与中国人比肩而立，则更易观察。不卫生之生活方式与饮食过量之习惯，说明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何以多具萎垂之肩膀与无神之目光的外形，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之先天的差异，亦属很易明了。在运动场上，总可以发现欧洲父亲或欧洲母亲所生的孩子，他的敏捷、活泼和体力的充盈，一切皆较为优越；而忍耐力和学艺比赛则较为逊色。 　　许多住居上海的外国寓公，对于中国友人的冷落生疏的态度，无不诧异。彼等固未知中国人不耐作费力之长谈，而于应用外国语言时为尤甚。是以凡中西合伙的伙伴，不论婚姻上或商业上的，辄中道而分离。其故盖缘于欧洲人之不耐华人迂缓舒徐，而华人则不耐西人之躁急好动。从中国人之眼光观之，美国爵士乐队指挥之摇膝颤动，和欧洲人在船舶舱面上带跳带跑的大步走路法，简直可令人笑痛肚皮。 　　对于蒋先生和宋先生是稀有的例外，其他中国政治领袖大多不耐刻苦工作，他们的工作态度是不甘效牛马之任重致远，而欲享受高等文明人之生活，其人生观即为不屑“劳形役性以自疲”。故蒋先生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最高领袖，即在其具有较高之坚定本能与耐劳苦之精力，宋先生曩年辞财政部长职时，曾引用中国俗语“力大如牛”以自喻其健康，而并未托词于任何糖尿症、肝脏病以至精力交瘁等等，以为辞职之口实。“称病辞职”固为一般无耻官僚之惯技，中国官吏每当政治上发生困难，辄扬言旧病复发，至所何病，则精神上体质上之病恙，名目繁多，自肾弱胃伤以至头昏脑聩，倘欲开一名单，真可塞满一新式医院之全部病房。其实所患者皆属政治病耳。 　　中国政治领袖又有一特性，即一登政治舞台，大多不复继续求学生活，亦不复从事写作——只有孙中山先生为惟一之例外——而当其发挥议论，洋洋洒洒，则人人以第一流大学者自居。倘使中国领袖中会有《托落茨基自传》那样巨著出世，那算是超乎尘世可能的奇迹。虽至中山逝世十二年之今日，市上犹找不出一本中国人自写而内容优美的传记。也找不到正确信实之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之传记。 　　至于一般大人先生，走进衙门，则捧一杯清茶，谈谈无涯无岸之山海经；回到公馆，则磕磕瓜子，悠哉游哉，就此消磨了一辈子光阴，犹得谓之“学者的风度”。此等事实，又可说明为何中国名家作品的集子中，所收的材料总是宝石样的短诗，精细小品文，替友人著作捧场之短序、墓志铭、简短游记等等，占去百分之九十五之篇幅。当一个人挨不上掌权势，还是以文雅为上策；当一个人谈不到欺侮人，才非讲情理不可。吾人曾能几度遇到像司马迁、郑樵、顾炎武那样的人物，他们的伟大著作，昭示我们一种不屈不挠的雨果(victorhugo)、巴尔扎克(balzac)的精神。这是两千年大磕其头的奴隶生活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遗产。 　　试将人民之毛发肌肤审察一下，也能告诉你数千年足不出户的文明生活之结果。通常男人家脸上缺乏髭须，虽有亦极疏落，为此种生活后果为一个示例，因此中国人一般即不知使用家常刮须刀。至如男人家胸膛上丛毛尨茸。在欧洲所在多有，在中国则未之前闻；更若妇女樱唇之上而留些小髭，在欧洲数见不鲜，在中国目为情理之外。非但此也，据医家所说，以及其他著作之记载，谓中国妇女之私处童山濯濯者，实繁有徒，俗谓之“白虎”。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之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中国人之腺分沁想来也必较为减少。因为中国人觉得西洋人之所以养成每天洗澡之习惯，目的乃欲解除皮肤所散发之强烈臭气。不过最堪注意之差异，当推中国人之声带，盖比之西洋人颇觉失却一种充实的回响特质。 　　关于五官感觉之内容，著者未有深切之研究，但耳目之应用，尚称优良，殊未可非议；至于中国人嗅觉之灵敏，可由其烹饪之特长一点见之。北平方言，当一个人说到“吻小孩子”的动作，叫做“闻”小孩子，这实在是极正确的表白：因为吻小孩子实际上的动作，却是“闻嗅”，这亦足以表示中国人对于嗅的观察之精细。即在中国文学里头，亦不少同义于法语(obeurbefemme)的美丽辞藻，举其浅显者，则有玉人芳泽，绮骨香肌，花容月貌，兰质蕙心，甚至芳名芳龄，无往而不芳，无往而不香，然亦不可谓非曲尽其妙。反之，对于冷、热、痛楚、嘈杂声浪之敏感性，中国人远逊于白人；其故缘于中国人在家庭自治体制度下饱经磨折，对于此等困苦之逆来顺受，已成习惯，我们的“神经”或许即因此而得受西人之恭维，亦未可知。中国人有几种特殊美艺，具有纤巧之天才，足证其感性之精细——如中国之一般手工艺出品，大可负责证明——而相对地关于遭遇痛楚，则感觉至为低劣迟钝；中国人民于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真可谓匪夷所思！ 　　三 新血统之混入 　　但中华民族之得以继续生存，非仅赖粗线条的神经之忍耐力，实在他们所以能生存以迄今日，却有赖于吸收蒙古民族之成效。此乃一种系统发育的生理移植所发生之作用，你可以观察每一次新血统的输入，必继之以文化上奇葩之开放。观乎中国人民一般的体力情况，很容易发觉他们并未能全然逃免衰老的文化生命之定数，因而发生一种特征，遇有较为新兴而好战之民族向之进攻，辄无法自图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命，好像是在迂缓而安静地向前蠕动着，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具和平与消极之特征。这就是历史上常间歇地被北方民族所征服的根源。政治上，这个民族曾经数度被此等侵略者所灭亡。问题至此转至“怎样在此政治上被压迫的环境下，保持其原来之民族”。不是她如何挡拦侵略之军事煞星，有如都尔战争(battleoftours)中基督教国联合抗拒回教军之所为；而是她如何在侵略魔手下维护其生存，而且，事实上反吸收了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并保持固有文化之存续。是以中华民族的生命，好似用一种特殊的范型鼓铸出来的，故其祖先的奋斗力的丧失，不致即陷于种族本质与抵抗力之丧失，此种种族本质的抵抗力存在之关键，即为中华民族继续生存之关键。 　　新血统之混入，很可以说明中国人民今日所具种族自存力之程度如何。历史上，新血统的混入，往往巧遇于相间有定率的周期，大约每间隔八百年，为一个转变的周期，好像是中华民族革新所需的规定时期，而促起此种定期的大改革的，乃为内部道德机构之腐化，而非外来之侵略。《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曾载有djslee的一篇论文，标题为《中国战祸之周期循环》，内容系将中国历代之战乱，作一统计的研究，证明此等一治一乱的循环期，其前后距离大致有一种准确的定率，而非出于偶然。骤思之，如非人事演变中所可能的现象，而李博士则条分缕析，凿凿有据，不可不加以注意。 　　照李博士说来，中国历史简直很容易每八百年分做一段落，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的开始，当为一祚命短促而军威强盛的皇系，结束连绵不息的内战而统一中国，此后继之以四五百年之治平时代，过此时期，则朝代又将一易，而起伏不断之内战又起，马上使京都自北南迁，然后形成南北对峙之局，险恶之形势日甚一日，最后跌入异族统治的深渊而结束此一周期。历此乃周而复始，重演过去循环，中国复重新统一而光复本族之统治权，此时期必开放文化上新的光彩。 　　每一个循环，其史迹之演进，在它的时间上与前后的因果上，表现出一种不可理解的机械式的合同性，故上一循环与下一循环，其形貌如出一辙。像李博士所说：每一循环的相当时期，大约适当文化发扬期之初期，总有一次伟大工程之兴筑，然每度必遭不幸之毁灭。第一周期中，有秦始皇的雄伟的万里长城，以及华丽的阿房宫，曾几何时，阿房宫便毁于火，延烧绵赓三月之久；第二周期，则隋代有运河之开凿，隋炀帝也建筑过瑰伟的离宫，穷奢而极侈；第三周期，则有长城之改筑，此改筑之形式，即遗留至今之面目。当明代永乐皇帝之际，曾开凿几条新的运河，并兴建水闸，著名的《永乐大典》亦为这个时期的一大功业。 　　此等循环期包括(一)从秦代到六朝鞑靼民族之入侵(纪元前二二一年——纪元五八八年)，凡八百三十余年；(二)从隋朝至蒙古族入侵(五八九——一三六七)，凡七百八十年；(三)即目前之一周期，自明初以迄今日，这一个周期还未届结束的期限，但由过去六百年之史迹观之，其演进仍恪遵前期之轨迹，明清两代之五百年太平，好像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一八五○年之太平军革命，掀起了第一阵内战的大波，吾人现正处于慌乱与战祸交进的上升阶段上，此交迸之进展，务求所以相称于历史遗传之法式，一九二七年之迁都南京，便可见之。 　　故吾人直可未卜先知此后二百年之局势：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国之被异族所征服。真将一一重演乎？ 　　李博士又说，前乎第一周期之周代，其史迹演进亦复相同。周代为中国文化第一次放光彩的时期，周室始祖践祚于纪元前一一二二年，凡历九百年而灭亡。第一个半期四百五十年，那时中国内部比较平静而强盛，及至纪元前七七○年，已受西北异民族之压迫，京都不得不东迁洛邑，从那时起，战争不息，列国诸侯之并吞攘夺，纠纷日甚，中央政府渐失其统驭封建君主之权力。自纪元前七二二年至四八一年，为孔子编年史《春秋》一书之断代纪年，此时期因谓之春秋时代。自四○二年至二二一年则谓之战国时代，彼时楚国逐渐膨大，控占疆土几包括中国南部开化居民区之全部。此周期至秦民族崛起，始皇帝并吞诸侯而统一中国，乃告结束。秦民族乃混合有未开化民族之血胤及外国风俗习惯之新兴民族。 　　此种事实，宜以人种学的、经济的并气候的原因来解释，而人口过剩，要为一主要原因。然在其自然法则下，大概可以维持四五百年之治平。世界任何各国，能保持和平及其文化连绵四五百年之久者，历史上殆缺乏先例。中国何以能独处例外，殆无理由可以解答。但试将中国文学史作一观察，似可发现另一显明之解释。每当南北分裂，扰攘纷纭之际，道德机构之崩坏，常反映于诗歌及其他文学作品，本章第一节所举之几首小诗，可见一斑。第一周期北方民族入侵之时期，称为六朝，自东晋以迄隋室统一中国，此一时期中，华北完全被制于蛮族的战胜者统辖之下；第二周期的北族入侵，始自南宋而迄蒙古民族建立之元朝，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之女子气，以及文学风格之卑下，适相当于六朝时之生活，六朝以浮华绮靡之骈体文著称；而宋元之际，则发育一种优柔色情之词曲，此等诗文，其风格所以为卑下，并非失于字面之贫乏，而失于字面之过于繁缛；凡铺文陈辞，其字义之轻重深浅，分别务求精细工巧，不复含孕淳朴之田野风味，却为扭扭袅袅，浓艳细腻之闺阁气。中国人在此等时期中的表现常有一种文学声韵上的新嗜好，一方面产生精细的文学艺术批评，并崇尚风雅的贵族生活习惯。 　　因为那些时期中，吾们常见绘画与书法之发达，贵族阶级起而传袭艺术之系统，中国文学批评至六朝时始第一次抬头，而中国第一大书法家王羲之，出身于贵族家庭，亦适当于这个时期。政治的萎弱失统，往往与艺术之纤巧并存，而此时期之南朝各君主，在政治上无力自保其皇位之安全，却能写得一手好诗。帝皇诗人如梁武帝，南唐李后主，皆为短祚之君皇，而是情诗的圣手；南宋徽宗，则为出色的画家。 　　不过种族对抗的细菌，却也在这种时候下种，因为北朝之雄主，只在朝庭的权力上把握住胜利者的地位，其下层基体仍为汉族。雄武的北魏统治阶级，属于鲜卑族，不但接受汉族文化，且公开相互通婚；南宋时代之金(满族)情形亦复相同，其机体内容，大部仍为汉人。如此史迹之演化，实为一种发酵作用之进行。此等时代又为文化上接受异族影响的时代，第一周期末之佛教及印度雕刻之传入，第二周期末之蒙古戏曲及音乐之传入，均为历史上不可忽视之例证。至于人种混合的最清楚的实效，可发现于今日北方人语言与体格上之特性。他们那含有粗涩的变音的言语，高巍的体格，有趣而质朴的性情，都为其特征。异族血胤的混合与文化之交织，即为中华民族所以长存之一大原因。 　　四 文化之巩固作用 　　但上面所述，犹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问题乃在中华民族如何始能挨过此等定期的政治危机而不致灭亡于侵略者铁蹄之下，如罗马之消失于郎巴特人；他们的民族持续力及其吸收异族之性能苟藏于何种特点？只有将此等问题作深切之观察，始能对于今日之情况，获得一真实之认识。 　　所谓民族本质及民族持续力，可以说一部分是先天的，一部分是文化的教育的结果，至中国布尔乔亚阶级之倒退的特性，实有助于使汉族挨过政治灾祸，而吸收异族血胤以渐达于革新，乃为另一问题。在巩固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最有价值者，当首推中国之家族制度，盖其组织既已十分完密，原则又阐明至为详细，故任何人均不能忘却本人祖系之所属。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这样的心理，实含有宗教意味，加以祖先崇拜之仪式，益增宗教之色彩，故其意识已深入人心。 　　如此组织完善而含宗教性之家族制度，一旦与家族意识脆弱的异族人民相接触，便发挥宏伟的效用。野蛮民族或其混血儿，必乐于加入家族，而分享家族世系延续之一部分，并沉醉于一种美妙的理想，觉得一个人的躯壳虽死而其灵魂不灭，仍能生存于家族生命之巨川中。家族制度又为激发生殖量之直接诱因，盖欲令林氏禋祀不绝，必须为林氏生产嗣续，欲使林氏枝叶繁昌，则生产儿孙尤以愈多为愈妙也！ 　　或许中国之能吸收河南犹太种人，端赖于家族制度之作用。现在河南的犹太种人，已全部同化于中国，他们的传统的不食猪肉之习惯，已成过去。犹太人之民族意识，早经埋没于维系着家族组织之中国人的较大民族意识中，结果在人种变化的园地上获得一伟大的新收获。至于种族意识比犹人为弱，自尊观念比犹人为低的民族，例如鞑靼民族，若侵入中国疆域，土著的汉族常保有超越乎侵略者的优势，其理固甚明显。故不问政治上之变化果将伊于胡底，中国的家族制度将永远结合中华民族为一个整体。 　　另一巩固中国社会机构的文化力量，为中国社会上固定阶级之完全不存在。因是地位晋升之机会绝对公开，人人得经由考试制度以取功名。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繁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二者相辅而行，使中华民族永久长存，不可灭息。考试制度之确立，始自唐代，其雏型则脱胎于汉代之选举制度。中国俗谚有云：“将相本无种”，实即为考试制度之基本原理。自夫魏晋以后(第三——四世纪)，选举监督权的变更，演成一种新的制度，设立所谓“九品中正”，专司评定当地人物，供作政府用人的标准，各级中正系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望者充任，中正既为官吏，多接近豪门世族，评议人物因而往往有偏私之弊，殊有利于权势之家而失选举之实，致当时有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于是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故晋代曾产生特殊之贵族阶级。 　　唐代确立之考试制度，所谓“科举”，其内容虽不免经下代屡屡更改，制度本身则延至一九○五年寿终正寝，一直维持仕途上开放之门户，使人人得由贫贱进取功名。不过科举制度在性质上不免近于机械化，不足以吸引天生的奇才，只适宜于选拔中程式的干才，故可视为智识考试。此种制度使乡村的才干之士，不断向城市移入，藉以补充上层阶级之种族精力之消耗，一面复维持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吾人概观千数百年来之史迹，深信此种考试制度对于统治阶级之品质上定已发生汰劣过优之效用，故能维护社会之巩固机体。 　　然其作用有更重要于此者，则为统治阶级不独来自农村，他们且复归于农村。因为乡村典型的生活，常被视为最理想的优美生活，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之意识中，应亦为今日民族健康之一大因素。中国生活典型之创始者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平衡，其手段岂非巧妙？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导使中国人崇尚农耕文明而厌恶机械技巧，并采取一种单纯的生活？岂非此健全的本能，发明人生的愉快而能使不致劳形役性，因而在绘画中，文学中，一代一代地宣扬着“归田”思想。 　　因为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与道德上之健康状态。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之家，自然而然不断发生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著名学者之家书及家训里头，随处充溢着这样的理想，不啻描绘出中国“文明的容貌”之一重要表情，它对于中华民族之长存，实有微妙而渊博之贡献。著者暇时曾随手选出一篇郑板桥致其介弟之家书，内容天真可爱，堪列于世界伟大作品之林：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陂，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钟、茶具其中，为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距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情绪。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基于其同情于贫苦农夫的诗意，此诗意天然趋合于道教精神。至于曾国藩之田园思想则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之家族制度。田园生活的思想，实即为社会制度之一部分，这社会制度使家族成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单位，并为政治教育制度的一个分部，而政治教育制度又使乡村成一单位。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盖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固甚明显也。 　　假令朴素能令家族之繁荣持久，则同样亦可使国家之繁荣持久。曾国藩的理想，很容易明了，他以为：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俭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七八世。 　　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其致诸弟家书中云：“……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中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亦所以恪守祖训，示范儿孙，宜时时留意……”其着重淳朴盖如此。 　　自颜之推(531—591)家训以降，如范仲淹(989—1052)、朱熹(1130—1200)，以迄陈宏谋(1696—1771)、曾国藩(1811—1872)各家家训，此勤勉淳朴而崇尚简单生活之家族理想，总是一致地坚持着，而且被认为民族最有价值的传统道德律。家族制度多少交织于田园风味的生活理想中，二者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simplicity一字是希腊文中一个大书特书的字；“淳朴”二字，在中国文中亦为一个大书特书的连语。好像因为人类既知道了文明的利益，同时又感觉到它的危险性。人类知道了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同时却警戒着它的朝生暮死的性质；危惧于为造物所嫉妒，故宁愿生活较为纯朴而享较长久的天年。因为享受了人生过分的幸福，中国人想来，会减损此生之福分。所以“人当趋福避祸，两加审慎！”明季某学者曾说：“人当取较清淡之幸福”，一般中国人胸中，皆具此同情的心理。盖人生幸福富有不确定性，而返朴归真为惟一防护之方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人由直觉而知之。他们欲求家族之长存，而却收其效于民族。 　　五 民族的童年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之避免政治堕落的危机，乃由于其天性之不信任文明而保持原始生活之习惯。因而中国人所谓之文明，似应用施以修改之意义去领会它，即一种文明，乃爱好原始状态之文明，而非为与原始状态脱离之文明。当然，这也不是一种万应药膏的文明，它非能永远保证无流血暴乱的时期，亦不能使战争、饥荒、水灾绝迹于尘寰。 　　过了两千年可称为文明的生活，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史料，使文学家得资以写出一部出色的故事，像《水浒》。《水浒》的时代背景是那样的恶劣腐败，至有人肉可食之感，不啻揭露了文明大破坏的社会机构之谜，宋江，李逵，以及其他梁山好汉，虽距离孔子时代已历千五百年，但是吾们不觉他们是代表衰老了的文化的人物。而毋宁说是文化晨曦中的天真的孩子。他们生长于生活尚无保障的时代。中华民族受了孔子教化的洗礼虽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期，这个民族的生命好像倒并未达到成熟衰老的年龄，而享受着绵长的童年生活。 　　于是不免引起民族机构上绝大的一个有趣问题：倘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人种学上的实体，她所表现的特性，果真不像老年人而像童年时代，远未届达民族的成熟期乎？这一点，可以分几层说，中国在文化上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是还年轻。这一个理论，现代人类学者间已有不少同持此说。葛雷菲士·泰雷(griffithtayler)因而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立司(havelockellis)亦指亚细亚人民为民族的近于婴孩之特性者，盖鉴于亚细亚人民犹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民的本质，尚未达于特性的发展期。故“延长之童年”，似较为适宜之名词，若施以“幼稚性”“停止发展”“沉滞性”等等名称，则易滋误解。 　　中国的文化沉滞是一个人仅观察外表而不明了内在生活所发生的错误概念。你只消想想近代中国瓷器的发达，她不是像西人所想像，以为是从孔子时代就发展而遗传下来的，却直至第十世纪，这种工艺才始萌芽，随后缓缓进步，迨十七世纪康熙乾隆年间，始达到完美之境地，这一个时期，离吾人不远，宛似犹在目前。漆器、印刷、绘画之进步，亦殊迟缓，但每一朝代，总能推进一步。大名鼎鼎的中国作风之绘画，产生迄今，亦未满千年，这是中国旧文化的晚近时期。在文学方面，你也只消看散文诗和奇情小说的发达之晚——《水浒》与《西游记》应认作散文诗及奇情小说——它们的完成期，应在十四世纪后，距离孔子、老子之生卒年代几及二千年。 　　很可怪，中国古代未有散文诗，或许它们是遭了厄劫而散失了，竟未剩留一丝痕迹到现代。纪事诗至汉代始出现，且产品不多。戏曲发达于元代，时已第十一世纪，幻想小说如《西游记》出于同时，那时中国人的理想受了佛教思想的刺激，像这样的小说，仅至第九世纪始行萌芽，发达成熟，犹为十四五世纪(明代)事，清初为小说发达之最盛时期，《红楼梦》即于此时出世，此书堪与《克拉丽莎》(clarissaharlowe)。相匹敌，而适又为同时期的产品。假令中国文化生命在孔子后数世纪便繁荣而萎谢，如希腊天才之命运，则所能遗留给吾人者，恐只少量之德行格言及民间歌谣而已，安复有伟大的绘画、小说、建筑以光耀此世界的艺坛？这样的史实，闻之一若吾人所盼望者，不是像希腊与罗马之文化，在他们的年轻的黄金时代，发育成熟而达全盛期；而盼望民族的童年时代之延长，历数千年而后达于全盛期，那时或仍兴奋着以期精神上之进步。 　　第二章　中国人之德性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 　　一 圆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二 忍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四 老猾俏皮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个譬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稍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 　　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zola)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 和平 　　前面吾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连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吾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吾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的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原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二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工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 　　六 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七 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作“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因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律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近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到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像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 保守性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辞。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相，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惟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像，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 　　第三章　中国人的心灵 　　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惟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辞语，像妇人的口吻…… 　　一 智慧 　　前面一章所述中国人之德性倘能获得一共通的结论，则应为“心灵战胜物质环境的优越”。这样说法，其意义非一。不仅谓能引用人类的智慧改变充满痛苦惨愁的世界，使转化为适合人类住居的场所，它也指出一种轻视体质上的兴奋与力量之意义。孔子老早把子路训斥过一番，说他粗鲁。吾想他一定会嘉许琴妮？泰奈(genetunney)之辈，能与文人学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礼，不失君子之风。孟子也曾区别过用智与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迟疑的以智力位于劳力之上，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中国人从无平等之胡说，而尊敬智识阶级殆已成为中国文明之出类拔萃的特性。 　　这尊重学问的意义又与西方通常的解释略有不同。因为像许多中国学者终身孜孜不倦以专致于其笼统的所谓学问，欧美学者像几位大学教授乃聚精会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专门科目，其治学精神有时几等于病态的矜夸与职业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远较为深刻。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无论地方的或国家的纠纷，人民都盼望饱学先生下一个冷静底判断，盼望他放出眼光远大的观察，盼望他在一个关系复杂的行动和决议上获得较清楚之悟解，因之视为天然的指导和领袖；而真实的领袖亦即由于心理上的领袖而孕育成了，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之目不识丁，维持领袖地位本非难事，有时只消讲几句成语，令不识字者听之一知半解，或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古训，一般人民只能从戏台上略窥一二的也就够了。引证史实常能解决争论，这是出于民族特性。因为中国人之思考是具体的类比的，此观念多少能把当前的情形纳入一般人民所能全体了解的范型。 　　著者前面说过，中华民族受了过分聪明的累，像表现于他们的老猾俏皮，表现于他们的冷淡无是非心，表现于他们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懦怯相差无几。大概聪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为聪明理性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使吾们能澄清思虑观察一下，一个人倘把脑袋向前奔撞，鼓其如发了酒疯的锐气以期迎击一颗铅弹而准备为新闻纸所激动的原因牺牲，这样的行为当然再愚笨没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脑筋读一读新闻纸，他不会冲头阵，倘他能善自约束，少喝一杯烧酒而保持一个清静的头脑，他将理智地畏缩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告诉吾们许多仁慈之君子，平时在大学中称一时俊彦，及大战爆发他们所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非一般壮健而浅智者之流所能想见其万一。故私逃兵役为一个人对本人尽职之一之德行，这不是一个新兵的感觉，而是当了四年军役的士兵才始有此感悟，这实在是开放于理性的诚实人面前的惟一明哲之道。 　　但是中华民族之一般的智力，在懦怯以外，亦有别种材料可用以表明。中国留学欧美之大学生多能在文学方面显其优异，著者觉得这不能认为出于拣选方法的关系。盖中国人之“心”在国内久已熟习于文学之探讨。日本人曾讥讽地予中国人以“文学国家”之雅号，盖并未说错。随手举一例子，便是现下流行杂志之大量生产，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一本杂志，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经营，不难吸收无数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纷至沓来，直可使编辑先生头为之晕，目为之眩。昔日之科举制度，亦为一种灵才之考试，故中国人盖已久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中国的绘画已达到西洋所未逮的艺术程度，书法则沿着独自的路径而徐进，达到吾所信为韵律美上变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是以中国人之心灵不能谓为缺乏创造力。他的发明才能则与中国工业相等，滞留于手工艺阶段。由于发展科学方法之失败，和中国人思考之特殊性，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落伍了。著者深信倘能适当利用外来的科学方法，予以充分之研究便利，中国自必亦能产生大科学家，而于未来世纪中一显其好身手。 　　至中国固有之智识，亦不限定读书人阶级。中国人仆役亦常具有相当智慧，故善解人意而颇受欢迎，其地位至少足与欧美仆欧并驾而齐驱。中国商人在马来，在东印度与在菲律宾，事业都极为发达，其主要原因即中国人之智巧高于土人，并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俭约、勤恳、坚忍、目光远大，亦常高于土人。尊敬读书人之结果，使中下阶级，亦产生一种崇尚文雅之心理，这一点，向不为外人所注意。上海西侨有时颇触恼了各大公司的售货员，因为外国人而对他们讲起洋泾浜来，却不知道他们的英语之高明，连一分离不定词(splitinfinitive)也颇讲究。凡需要精细的工作者，中国工人很容易训练成高明的技师。你倘有兴到贫民窟工厂区去溜跶一趟，包管你碰不到像西方同样区域里头所遇到的魁梧粗壮强兽型的人物，像那些阔腮腭低额角，臂力雄健的人物；你碰到的人物却属于另一典型，他们有伶俐的目光，愉悦的容貌，和理性的脾气。智力高下不同之等级，中国人远较许多西方民族为简少，女子智力之高下分别率则较之男人家为尤小。 　　二 女性型 　　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惟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辞语，像妇人的口吻。中国人的思考方法是综合的，具体的而且惯用俗语的，像妇人的对话。他们从来未有固有的比较高级的数学，脱离算术的阶段还不远，像许多受大学教育的妇女，除了获得奖学金的少数例外。妇女天生稳健之本能高于男子，而中国人之稳健性高于任何民族。中国人解释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赖其直觉，此同样之直觉或“第六感觉”，使许多妇女深信某一事物之所以然，由某某故。最后，中国人之逻辑是高度的属“人”的，有似妇女之逻辑。一个女人介绍一位鱼类学教授不是爽爽脆脆介绍一位鱼类学教授，而说是介绍的是哈立逊上校的妹夫，哈立逊上校在印度去世了，那时正当她为了盲肠炎在纽约接受可爱的名医古拔博士的手术，你要看看他的情面啊！由于同样方式，一位中国法官不能把法律看作抽象的独立体，而看作可以重轻顺变的音节，故可随机应变，以期个别的适应，是以适应黄上校者如此，适应于李少校者可以如彼。职是之故，任何法律，倘非私情地可以适应于黄上校或李少校，便算是不近人情，所以不成其为法律。准此，中国的审判是一种艺术而非是科学。 　　极司潘逊(jespersen)写过一本名著《英吉利之生长及构成》，书中有一次讨论到英国语言的雄性品质，指出他的特点是：爱好简洁，有常识，有力量。著者极不愿反驳这样伟大的一位英国语言学权威，不过关于男女性的一点上在此贡献一些不同的意见。常识和实用的心理为女子之特性，较甚于男子。男子常喜凭空遐想，翱翔非非之境，中国语言和语法显出女性底特征，正因为语言的形式、章句法、应用字汇，显出思考上之极端简单性，拟想之具体性，和章句法之关联关系之经济。 　　此种简单性最好用洋泾浜来形容，这是英国的皮肉而具中国骨子的语言。比方我们说：“hecome，younocome，youcome，come”你实在没有理由坚持说它的意义清楚不及转弯抹角的语法“youneedntcome，ifhecomes，andheneedntcomeifyoucome。”实际上这种简单性只有使得词句清楚。毛翁(moon)在deansenglish里头摘录一段一个英国索美塞得地方的农夫在公堂上的对语，完全不知道分别主格和目的格，他的意义仍旧很清楚而明确，而且我觉得反而更容易感动。照中国的说法“他打他”“吾怪吾”意义已经十足地清晰而明了，固毋庸再加以主格非主格之麻烦。至如第三者单数动词末尾加s，他的冗杂无聊可用过去分词证之。盖过去分词之第三者单数固无特例也，实际上许多人说：“usgirl”“themthings”其意思倒从未被人误解过。著者恳挚地希望英美教授总有一天能在教室里大胆地可敬佩地说出“hedon”。然后英国语言才能藉此洋泾浜之力，清楚动人并驾于中国语言。中国语言之简单明显可以举一个小小例子，譬如“坐食山空”四字，所包含的意义是“一个人倘不事生产，终日兀坐而白白吃饭。则虽有山样高大的财产，亦不难罄尽。”所以英国语言倘欲改良进步追及吾们，还需相当时日才行。 　　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之具体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词句之性质，及其俗语与比喻之通用几点来表显。一个抽象的意识，她往往用两个具体的品性组合而表达之，譬如“大小”所以表达体积的量，“长短”所以表达长度，“阔狭”所以表达宽度；例如“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长和短亦用判别两方争论的是和非。吾人常说：“我不喜议论人长短。”又如“此人无是非”，它的意义即谓这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保存公正的不偏态度而不卷入争论漩涡。抽象名词之殿之以“ness”一类单字者，亦非中国人之所知，中国人仅知如孟子所说：“白马之白，非白玉之白也。”这表明他们缺乏分析的思考。 　　据著者所知，女人总避免使用抽象辞句，这一说可从女著作家所常用的字汇加以分析研究而证明。(分析统计方法是西方人所习惯的心智，至于中国人因为普遍的感性势力太大，不耐数字之麻烦，故用统计方法来证明似于中国人有为难处。但倘他能直接地觉察女性作品或言语中所用抽象字汇之稀少，也就够了。)所以中国人近乎女性，常用拟想的具体化来代替抽象的术语之地位。哲学色彩浓厚的字句像“thereisnodifferencebutdifferenceofdegreebetweendifferentdegreesofdifferenceandnodifference”殆无法正确地翻成中文，翻译者大概只好引用《孟子》上的成语来代替：“……五十步与百步，有何异乎？”这样的代替，丧失了原文的切准精确性，却获得了明晓之意义，所以说：“我怎样会感知他的内在的智质之进展呢？”倒不如说：“我怎样知道他在心上转的怎样念头呢？”之来得清楚明晓，但还不及中国人之惯用语：“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之来得通晓畅快而有力。 　　中国人之思考所以常常滞留在现实世界之周围。这样促进了对于事实之感悟而为经验与智慧之基础。此不喜用抽象词句之习惯，又可从分类编目所用之名词见之，此等名词通常都需要用意义极确定之字眼的，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大都探取最能明晓浅显的名词以使用于各种不同的范畴。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许多形容各种写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衬辞句；有所谓“蜻蜒掠水”谓笔调之轻松；“画龙点睛”谓提出全文之主眼；“欲擒故纵”谓题意之跌宕翻腾；“单刀直入”谓起笔之骤开正文；“神龙见首不见尾”谓笔姿与文思之灵活；“壁立千仞”谓结束之峻蛸；“一针见血”谓直接警策之讥刺；“声东击西”谓议论之奇袭；“旁敲侧击”谓幽默之讽诮；“隔岸观火”谓格调之疏落；“层云叠嶂”谓辞藻之累积；“湖上春来”谓调子之柔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句句都是绘声绘色，有如bowwow(狗吠)poohpooh(轻视)singsong(慢唱)那套原始式的语言。 　　如此拟想的浪费，与抽象用语之贫乏，不免影响写作的格调。因而及于思考之式态。一方面固增进活泼之性状，另一方面，他不难退化于无意义的装饰而不具充实之内容，此等缺点为中国文学史上某几个时期的苦闷的罪恶，直到唐代，韩愈始大声疾呼，树起反抗之旗帜。这种装饰文字所谓骈骊文的格调深具表现精确性缺乏之弊病，而其优点为最佳之“非古典派”小说中所表现者，为一种闲游的散文，富有新鲜通俗而含着农村的风味，有似英国文学中之史惠夫脱(swift)与第福(defoe)的作品。故从英文译为中文，其中最感困难者为科学论文，而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最感困难者则为诗与骈体文。盖这一类文字，每一个字眼含有一个意象焉。 　　三 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辗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四 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妻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性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 　　五 直觉 　　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六 拟想 　　质朴这个意思该先明白，因为它是引导我们走进中国之拟想的与宗教的世界之前导。关于宗教，乃指一个极乐的天堂与一个惨酷的地狱，并实体而生活的鬼神，非为波士顿一神论者(bostonunitarians)所谓“天国……存于汝身”之说，亦非如亚诺尔特(matthewarnold)所信之“不可拟人的，无定形的，存在于吾身，围绕于吾身，主张正义之权力”之说。 　　所谓拟想的世界，并不限于目不识丁之辈有此信仰，圣哲如孔子，亦曾表现某程度的质朴的拟想，当他论及鬼神，他这样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可见其说道鬼神，于心甚安，真是天真可爱，故又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至他的对待鬼神的态度则宁愿彼此互不相涉。 　　韩退之为唐代一大文豪，亦为拥护孔教的一大健将，他继承着孔子这种天真的态度。当他谪居现在的汕头附近的时候，适有鳄鱼为患，他遂写了一篇声调铿锵的《祭鳄鱼文》，一若鳄鱼竟受了他这篇优美雄健的文章所感动(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章能手之一)，照他自己的证述，鳄鱼从此不复出现于此县。韩退之到底诚意的信仰此事与否，殊无益以考究。倘欲发问这个问题，即是误解了实况，因为他的回答十之八九将为：“吾何以能知其真，然足下却何以知其非真？”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论的论调，既承认解决此等问题，非吾人智力所能胜任，倒不如漠视而过之。韩退之为具有伟大胆识者，而且不是一个迷信人物，因为他是著名的《论佛骨表》的著者，在这篇文章里，他劝皇帝勿遣代表去迎佛骨。我想当他执笔写祭鳄鱼文时，一定在暗暗好笑。另有几位胆识伟大的人物，具有较强的辩证力，像后来的司马温公，他力辟佛教地狱之说，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中国未闻佛教学说以前从不梦及地狱之事，但是这样的辩证方法便不是中国精神的典型。对于我印象最深之中国幻想的特型人物，是像《聊斋志异》等中国文人从幻象演绎出来的女鬼故事，尤其那些被遗弃而抑郁以死和屈死的女子的幽灵。他们附着于婢女的身体而申述其愿望于生人，或由已死的情人，复来缱绻，且为之产子。这种故事，充溢着人类的情感，最为中国人所爱读。因为中国的幽灵，奇妙地酷肖生人，而女性的幽灵更为可爱：她们也有多情善妒的，或至享受着一部分平常人类的生活。 　　据此等笔记所描写，倘有书生孤斋夜读，遇此等幽灵鬼怪出现，倒不甚可怕。盖当灯火黯淡欲灭，有书生蒙眬而入睡，忽闻绸衣窸窣声，及睁眼视之，则一丽姝，可十六七，慧秀娇媚，光华照人，方睨之而笑。她们往往为多情热烈之少女，我盖深信此等故事而为孤寂书生引以自慰之愿望。她也能用种种狡黠手段罗致财帛以助情人之贫乏；也能体贴护侍他的疾病，其温润慈和胜过于现代之新式看护。更奇者，她有时还能替他蓄聚金钱，当他作客他方，她复能耐心地为他守候。所以她也能保持贞洁的节操。如此同居恋爱的时期，少则三五日、数星期，至可延长及一世之久，直等她替他生了小孩，孩子又长大成人，应试及第，及至荣归乡里，则忽失故居所在，但见古墓荒冢，有一穴穿于地下，其中躺一已死之母狐。因为此当年所谓丽姝，即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狐仙之一。有则她忽然隐逸，临去却还留一短笺，叙明她实为一狐狸，但欲享受人生幸福，因来缱绻。今见彼等已能发达，伊深为欣慰，但愿彼等恕伊之孟浪，末复致其恋恋不舍之情云云。 　　这是中国人拟想的典型，其幻像非若高翔九天之上，而将心上的幻影披以奥妙，予以人类之情感与忧郁。它具有一种蛊惑的美质，使人信以为真，不求完全合理，亦不可明确地解释。中国人之幻想的美质一向未为人所注意，感将于此翻译一段故事，叫做《倩娘离魂记》，系出于唐人手笔。著者固不能确断此故事之准确性若何，但知此事迹约当纪元六九○年前后，适值武后当政时代。吾国之小说，戏剧和其他文人著作，往往多有类此典型的故事，其内容乃将神异的事迹写成可信，因其逼肖人类之性质。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其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察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抑郁，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后遣之。宙因恨悲痛，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悦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无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大惊曰：“倩娘疾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舟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赴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装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偕老，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 　　大概宇宙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充分解释清楚，至颇有余地以容纳这样的幻想之存在。拟想的正当用途，乃以“美”装饰这个世界。比方像在道德的领域内，人类智力乃用以转变这个世界使成为满足人生的场所；而在艺术的领域内，是用拟想的天才在这个劳苦乏味的世界上撒布一层美的薄幕，使它生动而适合吾们的审美的享受。在中国，生活的艺术，与绘画、诗，合而为一。十七世纪末期，大文学家李笠翁在他的戏曲《意中缘》里有这么两句： 　　已观山上画， 　　更看画中山。 　　拟想引用其潜思冥索，将贫愁化入美境，吾人读杜甫诗，此旨最能明显。美可以存在于茅舍中，亦可以存在于蚱蜢、存在于蝉翼中；最稀奇处，美亦可以存在于岩石中，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会孤零零画一幅峋嶙残罅的怪石图。悬诸壁上，欣赏终日而不厌，此等怪石非为凡尼斯或馥劳伦斯的雕像，而是不加修饰的白描的艺术，存留着自然形态的粗鲁的韵律。吾们的审美享受即出自此等艺术中。的确，中国人的心是极端的精细的，几可以从一颗小小的石卵探索其美质，因为他们总是兴奋地从这个悲愁惨苦的世界上摄取最后一分的快乐。一幅孤零峥嵘的怪石，或一头猫儿密视草虫的绘画真是最配中国人胃口的艺术，它们可以让一般人闲情欣赏，悠游卒岁，虽战争爆发于户外而不顾。从平凡生活中寻求美，是中国的拟想之价值，真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一样，华兹华斯为英国一切诗人中最富有中国精神者。明末学者萧士玮，在雨点中也感到了美，他在笔记中说：人倘在雨点中久立而不去，可以体味出一种美的感觉来。这样的说法即为一般通行之笔记体裁。但这不仅是文学的要旨，亦为人生的要旨。 　　第四章　人生之理想 　　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为学术界放一异彩，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因完全置神学的幻象于不顾。当有人询问吾们的伟大人文学家孔子以死的重要问题时，孔子的答复是：“未知生，焉知死。” 　　一 中国的人文主义 　　欲明了中国人对于生命之理想，先应明了中国之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未免暧昧不明。但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种意义，何等价值，这个问题曾费尽了西方哲学家许多心思，错综纠纷，终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释——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的天然结果，目的论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连同蚊虫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产生的。因为这个人生太痛苦，太惨愁，殆无法创设一完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二 宗教 　　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为学术界放一异彩，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因完全置神学的幻象于不顾。当有人询问吾们的伟大人文学家孔子以死的重要问题时，孔子的答复是：“未知生，焉知死。”有一次，一位美国长老会牧师跟我追根究底讨论生死问题之重要性，引证至天文学真理，谓太阳在逐渐丧失其精力，或许再隔个几百万年，生命在地球上便将消灭。牧师因问我，“那你还承认不承认生死问题到底是重要的？”吾率直地告诉他，吾未为所动；倘使人类生命还有五十万年可以延续，那已很足以适应实践目的之需要而有余，至其余则都属于不必要的玄学者的杞忧。任何人的生命，如欲生活五十万年而犹不感满足。这是不合理，而且非东方人士所能了解的。这位长老会牧师的杞忧，是条顿民族的特性。而我的不关心的淡漠态度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国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即使信仰基督教，多为教友派(quakers)式之教徒(译者按：教友派为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所创之宗派，系主张不抵抗主义者。)因为这一派是基督教中惟一可为中国人所了解之一种，基督教义如当作一种生活方法看，可以感动中国人，但是基督教的教条和教理，将为孔教所击个粉碎，非由于孔教逻辑之优越，却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势力。佛教输入中国，当其被智识阶级所吸收，其宗教本身，只形成一种心意摄生法，此外便了无意义。宋代理学的本质便如是。 　　这却是为什么缘故？因为中国的人生理想具有某种程度的顽固的特性。中国的绘画或诗歌里头，容或有拟想幻象的存在，但是伦理学中，绝对没有非现实的拟想的成分。就是在绘画和诗歌中，仍富含纯粹而恳挚的爱悦寻常生活的显著征象，而幻想之作用，乃所以在此世俗的生活上笼罩一层优美的迷人薄幕，非真图逃遁此俗世也。无疑地，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此生命是如此惨愁，却又如此美丽，在这个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尚的瑰宝，因为它是不肯久留的过客。他们爱悦此生命，此生命为一纷扰纠结之生命，上则为君王，下则为乞丐，或为盗贼，或为僧尼，其居常则养生送死，嫁娶疾病，早曦晚霞，烟雨明月，胜时佳节，酒肆茶寮，翻云覆雨，变幻莫测，劳形役性，不得安息。 　　就是这些日常生活的琐碎详情，中国小说家常无厌地乐于描写，这些详情是那么真实，那么切人情，那么意味深长，吾们人类，谁都受了它们的感动。那不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吗？那时阖家儿自女主人以至佣仆个个沉浸在睡乡里了，黛玉却独个儿坐在珠帘的后面，不是听得那鹦哥呼唤着主人的名字么？那又不是八月十五吗？那是一个不可忘的中秋佳节，女孩儿们和宝哥哥又挤拢在一起，一边持螯对酌，一边儿做诗了，起了劲儿，你吾揄揶一阵子，狂笑一阵子。多么快乐，多么醉人啊！但是这样美满的幸福总难得长久，中国有句俗谚，叫做月圆易缺，花好易残，又多么扫兴啊！或则那不是一对儿天真的新夫妇，在一个月夜第一次别后重逢吗？他们俩坐在小池的旁边，默祷着花好月圆的幸福，可是一会儿黑云罩上了月儿，远远里听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什么嘈杂声，好像一只漫步的鸭子被一条暗伺的野狼追逐着的逃遁声。第二天，这年轻的妻子禁不住浑身发抖，她不是患起高度的寒热病来了吗？人生的这样犀利动人的美丽是值得用最通俗的笔墨记载的。这个尘俗的人生之表现于文学，从不嫌其太切实也不嫌其太庸俗的。一切中国小说之特点，为不厌求详地列举琐碎家常。或则一个家宴中的各色菜肴，或则一个旅客在客舍进膳的形形色色，甚至接着描写他的腹病，因而趋赴空旷地段去如厕的情形，空地固为中国人的天然厕所。中国小说家是这样描写着，中国的男女是这样生活着，这个生命是太充实了，它不复有余地以容纳不灭的神的思想了。 　　中国人生理想之现实主义与其着重现世的特性源于孔氏之学说，孔教精神之不同于基督教精神者即为现世的，与生而为尘俗的，基督可以说是浪漫主义者而孔子为现实主义者，基督是玄妙哲学家而孔子为一实验哲学家，基督为一慈悲的仁人，而孔子为一人文主义者。从这两大哲学家的个性，吾人可以明了希伯来宗教与诗和中国的现实思想及普通感性二者对照的根本不同性。孔子学说，干脆些说，不是宗教，它有一种对待人生与宇宙的思想，接近乎宗教而本身不是宗教。世界上有这样的伟人，他们不大感兴奋于未来的人生，或生命不灭，或所谓神灵的世界等等问题。这样典型的哲学决不能满足日耳曼民族，因亦不能满足希伯来，可是它满足了中华民族——一般地讲。我们在下面将讲到，就是中华民族也不能感到充分满足，可是它的缺憾却给道教、佛教的超自然精神弥补上了。但是此种超自然精神在中国好像一般地与人生的理想有一种隔阂而不能融和，它们只算是一些精神上的搭头戏，所以调剂人生，使之较为可忍受而已。 　　孔子学说之人文主义的本质可谓十足地纯粹，虽后来许多亚一等的人物，文人或武将，被后人上了尊号，奉为神祗，但孔子和他的弟子从未被人当作神祗的偶像看待。一个妇人受了人家的暴辱，若能一死以保持其贞操，可以很迅速变成当地的神祗，建立庙宇，受民间的奉祀。人文主义的性质，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说明：三国的名将关羽被人塑为偶像，尊为神明，而孔子则不被人奉为神像，祖庙宗祠里的列祖列宗亦不奉为神像。那班捣毁偶像的急进党倘欲冲进孔庙，乃未免太无聊了。在孔庙和宗祠里头，只有长方的木质牌位，上面写着这牌位所代表的姓名，它不像个偶像，倒像个人名录。无论如何，这些祖宗并非是神祗，他们同样是人类，不过已脱离了尘世，故继续受子孙的奉养，有如生时。倘使他们生时是伟人，则死后可以保护他的子孙，但是他们本身也需要子孙的援助，四时祭祀以免饥饿，焚化纸锭以资为地狱间一切开支，子孙又得乞助于僧侣以超度其在地狱中的祖宗。简言之，他们继续受子孙之看护奉养，一如在世之老年时代。这情形也跟后代读书人之祭孔典礼其用意相同。 　　著者常留意观察宗教文化像各基督教国家和质朴的文化像中国之间的差异，与此歧异的文化怎样渗入人的内心；至于内心的需求，著者敢擅断是一样的。此等差异，与宗教之三重作用不相上下。 　　第一，宗教为一个教士策术的综合体；包括她的信条，她的教皇权的嗣续，异迹的支助，专利的出卖赦罪。她的慈善救济事业，她的天堂与地狱说。宗教因是而利于流行，普及于各种民族，连中国在内。在人类文化的某程度上，宗教这样也可算满足了人心的需求了。因为人民需要这一套宗教精神，于是道教与佛教出而应市于中国，盖孔教学说，不欲供给此等物料也。 　　第二，宗教为道德行为之裁定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与基督教的观点差异得非常之大，人文主义者的伦理观念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非以“神”为中心的伦理，在西方人想来，人与人之间，苟非有上帝观念之存在，而能维系道德的关系，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人方面，也同样的诧异，人与人何以不能保持合礼的行为，何为必须顾念到间接的第三者关系上始能遵守合礼的行动呢？那好像很容易明了，人应该尽力为善，理由极简单，就只为那是合乎人格的行为。著者尝默忖久之，设非圣保罗神学之庇荫，今日欧洲之伦理观念，不知将又是怎样一副面目。我想她势必同化于奥理略(marcusaurelius)的《冥想录》。圣保罗神学带来了希伯来的罪恶意识，这个意识笼罩了整个基督教的伦理园地，使一般人感觉，除了皈依宗教，即无法拔除罪恶，恰如赎罪之道所垂示者。因此之故，欧洲伦理观念而欲与宗教分离，这种奇异意识似从未一现于人民的心坎。 　　第三，宗教是一种神感，一种生活的情感，亦为一种宇宙的神秘而壮肃宏巍的感觉，生命安全的探索，所以满足人类最深的精神本能。吾们的生命中，时时有悲观的感觉浮上吾们的心头，或则当我们丧失了所爱者，或则久病初愈，或当新寒的秋晨，每目睹风吹落叶，凄惨欲绝，一种死与空虚的感觉笼罩了我们的心坎，那时我们的生命已超越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从这眼前的世界望到广漠的未来。 　　此等悲观的一瞬，感触中国人的心，同样也感触西方人的心，但是两方的反应却截然不同。著者从前为一基督教徒而现在为拜偶像者，依著者鄙见，宗教虽只安排着一个现存的回答，笼统地解决这些问题而使心灵安定下来，她确也很能从意识中消除这个人生的莫测深渊之神秘与伤心刻骨的悲哀。这种悲哀的情绪就是我们所谓的“诗”。基督教的乐观主义毁灭了一切“诗”。一个拜偶像者，他没有现成的答复，他的神秘感觉是永远如爝火之不熄，他的渴望保护永远不得回复，也永远不能回复，于是势必驱入一种泛神论的诗境。实际上，诗在中国的人生过程中，代替了宗教所负神感与生活情感的任务，吾们在讨论中国的诗的时候，将加以解释。西方人不惯于泛神的放纵于自然的方式，宗教是天然的救济。但在非基督徒看来宗教好像基于一种恐惧，好像恐怕诗和拟想还不够在人情上满足现世的人生，好像恐惧丹麦的海滨森林和地中海沙滩的力和美还不够安慰人的灵魂，因是超凡的神是必需的了。 　　但孔教的普通感性固轻蔑着超自然主义，认为都是不可知的领域，直不屑一顾，一面却竭力主张于心的制胜自然，更否定放纵于自然的生活方式或自然主义。这个态度，孟子所表现着最为明晰，孔门学说对于人在自然界所处地位的概念是：“天地人为宇宙之三才。”这个区别，仿佛巴比伦之三重区别，超自然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天界的现象，包括星、云和其他不可知的力，西方的逻辑哲学家把它归纳为“上帝之行动。”而地球的现象，则包括山川和其他种种力，希腊神话中归诸于第弥脱女神(demeter)者。其次为人，介乎二者之间，占领重要的地位。人知道他自己在宇宙机构间之归属，因而颇自傲其地位之意。有如中国式的屋面而非如哥特(goth)式的尖塔，他的精神不是耸峙天际，却是披覆于地面。他的最大成功是在此尘世生活上能达到和谐而快乐的程度。 　　中国式的屋顶指示出快乐的要素第一存在于家庭。的确，家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人文主义好比是个家庭主妇，宗教好比女修道士，自然主义好比卖淫的娼妓，三者之中，主妇最为普通，最为淳朴，而最能满足人类，这是三种生活方式。 　　但是淳朴是不容易把握的，因为淳朴是伟大人物的美质。中华民族却已成就了这个简纯的理想，不是出于偷逸懒惰，而是出于积极的崇拜淳朴，或即为“普通感性之信仰。”然则其成就之道何在？下面即有以讨论及之。 　　三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四 道教 　　然则孔子的人文主义能否叫中国人感到十分充分的满足呢？答复是：它能够满足，同时，也不能够满足。假使已经完全满足了人民的内心的欲望，那么就不复有余地让道教与佛教得以传播了。孔子学说之中流社会的道德教训，神妙地适合于一般人民，它适合于服官的阶级，也适合于向他们叩头的庶民阶级。 　　但是也有人一不愿服官，二不愿叩头。他具有较深邃的天性，孔子学说未能深入以感动他。孔子学说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人具有隐藏的情愫，愿得披发而行吟，可是这样的行为非孔子学说所容许。于是那些喜欢蓬头跣足的人走而归于道教。前面已经指出过，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家学说为一大“否定”，而孔子学说则为一大“肯定”。孔子以礼义为教，以顺俗为旨，辩护人类之教育与礼法。而道家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 　　孔子设教，以仁义为基本德性。老子却轻蔑地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孔子学说的本质是都市哲学，而道家学说的本质为田野哲学。一个摩登的孔教徒大概将取饮城市给照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徒则将自农夫乳桶内取饮乡村鲜牛奶。因为老子对于城市照会、消毒、a字甲级等等，必然将一例深致怀疑，而这种城市牛奶的气味将不复存天然的乳酪香味，反而着重大铜臭气。谁尝了农家的鲜牛奶，谁会不首肯老子的意见或许是对的呢？因为你的卫生官员可以防护你的牛奶免除伤寒菌，却不能防免文明的蠹虫。 　　孔子学说中还有其他缺点，他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中国人民是稚气地富有想像力，有几许早期的幻异奇迹，吾人称之为妖术及迷信者，及后代仍存留于中国人胸中。孔子的学说是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他承认山川之有神祇，更象征的承认人类祖考的鬼灵之存在，但孔子学说中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天神的秩位等级，也没有创世的神话。他的纯理论，绝无参杂巫术之意，亦无长生不老之乐。其时虽笼罩于现实氛围的中国人，除掉纯理论的学者，常怀有长生不老之秘密愿望。孔子学说没有神仙之说，而道教则有之，总之，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中则付阙如。 　　故道家哲学乃所以说明中国民族性中孔子所不能满足之一面。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与天然的经典风尚，个人亦然。道家哲学为中国思想之浪漫派，孔教则为中国思想之经典派。确实，道教是自始至终罗曼斯的：第一，他主张重返自然，因而逃遁这个世界，并反抗狡夺自然之性而负重累的孔教文化。其次，他主张田野风的生活、文学、艺术并崇拜原始的淳朴。第三，他代表奇幻意象的世界，加缀之以稚气的质朴的“天地开辟”之神话。 　　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特性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或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这一点常使外国旁观者为之迷惑而不解。照我想来，这是中国人民之不可限量的重要特性。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感情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那是很有兴味的，你要知道道教之创造中华民族精神倒是先于孔子，你再看他怎样经由民族心理的响应而与解释鬼神世界者结合同盟。老子本身与“长生不老”之药毫无干系，也不涉于后世道教的种种符箓术。他的学识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论理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乃自由自在而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老子把人类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的圣贤，被视为人民之最坏的腐化分子。宛似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欧洲最大的坏蛋，故老子俏皮地讥讽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继承老子思想，不愧后起之秀者，当推庄子。庄子运其莲花妙舌，对孔教之假道学与不中用备极讥诮。 　　讽刺孔子哲学，固非难事，他的崇礼义，厚葬久丧并鼓励其弟子钻营官职，以期救世，均足供为讽刺文章的材料。道家哲学派之憎恶孔教哲学，即为浪漫主义者憎恶经典派的天然本性。或可以说这不是憎恶，乃是不可抗的嘲笑。 　　从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出发，真只与浪漫的逃世而重返自然相距一步之差，据史传说：老子本为周守藏室史，一日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一去不复返。又据《庄子》上的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从此以后，道家哲学常与遁世绝俗、幽隐山林、陶性养生之思想不可分离。从这点上，吾们摄取了中国文化上最迷人的特性即田野风的生活、艺术与文学。 　　或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老子对于这个逃世幽隐的思想该负多少责任？殊遽难下肯定之答复。被称为老子著作的《道德经》，其文学上之地位似不及“中国尼采”庄子，但是它蓄藏着更为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据我的估价，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阴谋哲学。它不第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极抵抗。抑且教人以守愚之为智，处弱之为强，其言曰：“……不敢为天下先。”它的理由至为简单，盖如是则不受人之注目，故不受人之攻击，因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又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尽我所知，老子是以浑浑噩噩藏拙蹈晦为人生战争利器的惟一学理，而此学理的本身，实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 　　老子觉察了人类智巧的危机，故尽力鼓吹“无知”以为人类之最大福音。他又觉察了人类劳役的徒然，故又教人以无为之道，所以节省精力而延寿养生。由于这一个意识使积极的人生观变成消极的人生观。它的流风所被染遍了全部东方文化色彩。如见于《野叟曝言》及一切中国伟人传记，每劝服一个强盗或隐士，使之与家庭团聚而重负俗世之责任，常引用孔子的哲学理论；至遁世绝俗，则都出发于道德的观点。在中国文字中，这两种相对的态度称之为“入世”与“出世”。有时此两种思想会在同一人心上蹶起争斗，以其战胜对方。即一个人一生的不同时期，或评比两种思想也会此起彼伏，如袁中郎之一生。举一个眼前的例证，则为梁漱溟教授，他本来是一位佛教徒，隐栖山林间，与尘世相隔绝；后来却恢复孔子哲学的思想，重新结婚，组织家庭，便跑到山东埋头从事于乡村教育工作。 　　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此道家哲学之思想者不少。中国之立轴中堂之类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即家庭快乐图，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闲坐松荫之下。这两种题材，可以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樵夫，采药之士和隐士都接近于道家哲学，在一般普通异国人看来，当属匪夷所思。下面一首小诗，它就明显地充满着道家的情调：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此种企慕自然之情调，差不多流露于中国所有的诗歌里头，成为中国传统的精神上一主要部分。不过孔子哲学在这一方面亦有重要贡献，崇拜上古的淳朴之风，固显然亦为孔门传统学说之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农业基础，一半建筑于家族制度，一半建筑于孔子哲学之渴望黄金时代的冥想。孔子哲学常追溯尧舜时代，推为历史上郅治之世。那时人民的生活简单之至，欲望有限之至，有诗为证：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掘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样崇拜古代即为崇拜淳朴。在中国，这两种意识是很接近的，例如人们口头常说“古朴”，把“古代”和“素朴”连结成一个名词。孔子哲学对于家庭之理想常希望人能且耕且读，妇女则最好从事纺织。下面吾又摘录一首小诗，这是十六世纪末期陈眉公(继儒)遗给其子孙作为家训的箴铭的。这首词表面上似不属于道家哲学，而实际上歌颂素朴生活无异在支助道家哲学： 　　闲居书付儿辈(清平乐) 　　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 　　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 　　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 　　中国人心目中之幸福，所以非为施展各人之所长，像希腊人之思想，而为享乐此简朴田野的生活而能和谐地与世无忤。 　　道家哲学在民间所具的真实力量，乃大半含存于其供给不可知世界之材料，这种材料是孔教所摈斥不谈的，《论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学说中没有地狱，也没有天堂，更没有甚么精魂不灭的理论。他解决了人类天性的一切问题，却把宇宙的哑迷置而不顾。就是于解释人体之生理作用，也属极无把握。职是之故，他在他的哲学上留下一个绝大漏洞，致令普通人民不得不依赖道家的神学以解释自然界之神秘。 　　拿道家神学来解释宇宙之冥想，去老庄时代不久即见之于淮南子(纪元前一七八——一二二)，他把哲学混合于鬼神的幻境，记载着种种神话。道家的阴阳二元意识，在战国时代已极流行，不久又扩大其领域，参入古代山东野人之神话，据称曾梦见海外有仙山，高耸云海间，因之秦始皇信以为真，曾遣方士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入海往求长生不老之药。由是此基于幻想的立脚点遂牢不可破，而一直到如今，道教以一种神教的姿态在民间获得稳固之地位。尤其是唐代，道教曾经长时期被当作国教，因为唐代皇裔的姓氏适与老子同为“李”字。当魏晋之际，道教蔚成一时之风，其势力骎骎乎驾孔教而上之。此道教之流行，又与第一次中国文学浪漫运动有联系的关系，并为对待经汉儒改制的孔教礼义之反动，有一位著名诗人曾把儒者拘拘于狭隘的仁义之道譬之于虮虱爬行裤缝之间。人的天性盖已对孔教的节制和他的礼仪揭起了革命之旗。 　　同时，道教本身的范围亦乘机扩展开来，在它的学术之下，又包括了医药、生理学、宇宙学(所谓宇宙学大致是基于阴阳五行之说而用符号来解释的)、符咒、巫术、房中术、星相术，加以天神的秩位政体说以及美妙的神话。在其行政方面，则有法师大掌教制度——凡属构成通行而稳定的宗教所需之一切行头，无不应有尽有。它又很照顾中国的运动家，因为它还包括拳术之操练。而巫术与拳术连结之结果，产生汉末的黄巾之乱。尤要者，它贡献一种锻炼养生法，主要方法为深呼吸，所谓吐纳丹田之气，据称久炼成功，可以跨鹤升天而享长生之乐。道教中最紧要而有用之字，要算是一“气”字，但这气字未知是空气之气，还是嘘气之气，抑或是代表精神之气？气为非可目睹而至易变化的玄妙的东西，它的用途可谓包罗万象，无往而不适，无往而不通，上自彗星的光芒，下至拳术深呼吸。以至男女交媾，所可怪者交媾乃被当作追求长生过程中精勤磨练的技术之一，尤多爱择处女焉。道家学说总而言之是中国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种尝试。 　　五 佛教 　　佛教为输入中国而构成中国人民思想一部分之主要的异国思想。它的影响之深远，可谓无远弗届，吾人至今称小孩儿的人形玩具或即称小孩自身为小菩萨，至若慈禧太后也称为“老佛爷”。大慈大悲观世音与阿弥陀佛成为家喻户晓之口头语。佛教影响及与吾人之语言，及与吾人之饮食，及与吾人之绘画雕刻。浮屠之兴建，尤为完全直接受佛教之感动，它刺激了吾们的文学和整个思想界。光头灰氅，形貌与和尚无辨的人物，构成吾国社会的内层，佛教的寺院超过孔庙之数量，且为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中心，年事较长者常会聚于此以断一村之公事，并举行年祭有如都市中之公会。和尚及尼姑都能出入人家参与琐碎家务，如婚丧喜庆，非僧尼固不容顾问者，故小说上往往描写寡妇之失节，处女之被诱奸时，常非请此等宗教人物从中牵线不可。 　　佛教在中国民间之效用，有如宗教之在其他国家，所以救济人类理性之穷。中国近世，佛教似较道教更为发达，各地建筑之道教的“观”倘有一所，则佛教的“庙”当有十所，可作如是比例。以前如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西藏班禅喇嘛广布圣水，受布者光是在北平南京两处已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政府大员如段祺瑞、戴季陶辈。而且庄严地受中央政府以及上海、杭州、南京、广州各市政府之隆重款待。又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另一西藏喇嘛名诺拉？葛多呼多者，曾为广东政府之贵宾，他竟公开夸耀：力能施展法术解除敌军施放之毒气，俾保护市民，而他的高明的星相学与巫术却着着实实影响某一军事领袖，使他掉转了炮口。其实倘使中国果能彻底整饬军备以抗御外族之侵略，宗教的影响力就不会如此之大，现在外族既不断压迫，中国之公理至此而穷，故他们转而乞灵于宗教。因为中国政治不能复兴中国，他们乃热望阿弥陀佛加以援手。 　　佛教一面以哲学，一面以宗教两种性质征服了中国。它的哲学的性质所以适应于学者，它的宗教的性质，所以适应于民间。似孔子哲学只有德行上的哲理，而佛教却含有逻辑的方法，含有玄学，更含有知识论。此外，应是它的运气好，佛经的译文具有高尚的学者风格，语句简洁，说理透辟，安得不感动学者而成为哲学上的偏好品呢？因此佛教常在中国学术界占领优势，基督教固至今未能与之颉颃也。 　　佛教哲学在中国影响之大，至改造了孔子哲学的本质。孔教学者的态度，自周代以降，即所谓述而不作，大抵从事于文字上的校勘和圣贤遗著之诠释。佛教之传入，众信约当耶稣纪元第一世纪，研究佛教之风勃兴于北魏东晋之际，孔教学者受其影响，乃改变学风，自文字校勘变而从事研究易理。及至宋代，在佛教直接影响之下，兴起数种新的孔教学派。称为“理学”，由于他们的传统的成见，他们的治学精神还是着重于道德问题，不过将种种新名辞像性、理、命、心、物、知，置于首要地位。那时热心于《易经》的研究，猛然抬头；《易经》一书，乃为专事研究人事变化的学术专著；宋代理学家尤其是程氏兄弟，都经深研佛学，挟其新获得的悟性，重归于孔教。故真理的认识，如陆九渊，即用佛学上的字义，称为“觉”。佛教并未改变此等学者的信仰，却改变了孔子哲学本身的要旨。 　　同样强大的是它所影响于著作家的力量，如苏东坡之辈，他们虽立于与理学家对抗的地位，但也颇以游戏三昧的姿态，用他们自己的轻松而爱美的笔调，玩玩佛学。苏东坡常自号曰“居士”，这两个字的意义为：一个孔教学者幽栖于佛学门下而非真为和尚者。这是中国发明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容许一个佛教徒过其伉俪的生活，但茹素戒杀而已。苏东坡有一位要好的朋友，便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叫做佛印。苏东坡与佛印二人之不同，仅在其彻悟的程度之差。此时正当佛教在钦命保护之下发皇的时代，国家至为立官书局专事迻译佛经。一时僧尼之众，达五十万余人。自苏东坡称居士以后，大半由于他的文才之雄伟的影响力，许多著名学者多仿效之，倘非真的出家为僧，则竞称居士而玩玩佛学。每当政局紊乱或朝代更易之秋，无数文人往往削发逃禅，半为保全生命，半为对于乱世的悲观。 　　在一个混乱的国家，一个宗教以世界为空虚可能提供逃避尘世悲痛多变之生活的去处，这种宗教之流行而发达，固非怪事。一个学者出家始末的传记，常能增进吾人对于佛教流行因素之某种程度的了解。明代陆丽京的传记，便是有价值的材料之一，此传记出自他的女儿的手笔，首尾完好，堪为珍爱。陆丽京为明末清初之人物，年事已高，一日忽告失踪。隔了许多岁月，曾一度重进杭州城，来治疗胞弟的疾病；他的妻儿即住居贴邻的屋子，而他竟掉首不顾，竟不欲一行探望自己的家庭。他对于这人生的现象应有何等彻悟，才取如此行径！ 　　你倘使读了陆丽京传记，便不难明白：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按陆丽京早年负诗名，为西冷十子之冠。清初，庄廷史祸作，陆氏被株连入狱，提解北京，阖家锒铛就道。庄廷以大不敬论罪，预其事者，法当诛，丽京自分无生望，行前因往诀别于宗祠，跪拜时曾默祷曰，万一侥幸得全首而南归，当削发为僧。系狱久之，果得白，逐践宿诺出家。由此看来佛教乃为生死关头不自觉的现形，是一种对抗人生痛苦的报复，与自杀出于同一意味。明代有许多美丽而才干之女子，因时局之不幸的变迁，丧失其爱人，因遂立誓出家。清世祖顺治之出家，其动机与此有同一之意味。 　　但是除了此种消极的向人生抗议，尚有佛教的态度，佛教在民间已具有类乎福音的潜势力，大慈大悲即为其福音。它的深入民间最活跃最直接的影响为轮回转生之说。佛教哲学并未教中国人以厚遇禽兽，但很普遍的约制牛肉之消费。中国固有的中庸之道，颇似鼓励人民消费猪肉，认为这是不得已的罪过，其理由为猪猡一物，除供食用以外，其用途远较牛马为小。但是中国人的先天的觉性上，总感觉宰牲口的屠夫是犯罪的，而且忤逆菩萨之意旨的。当一九三三年的大水灾，汉口市政府下令禁宰牲口三天，谓之断屠，所以向河神赎罪。而且这个手续是很通行的，一遇水旱灾荒，随处都会实行起来。茹素忌荤，难于以生物学的见地来辩护，因为人类是生而为肉食的；但是他可以从仁爱的立场上来辩护，孟子曾感觉到这种行为的残忍，但却舍不得完全摒弃肉食，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遂宣布了一个原则，说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理由是一人未经目睹庖厨中宰杀的残忍行为，就算孔教哲学的良心藉以宽解下来了。这个食物困难的解决方法，即是中庸之道的典型。许多中国老太太颇有意于巴结菩萨，却是舍不得肉食，便在另一个方式下应用中庸之道，那便是间续的有定期的吃蔬斋，斋期自一日至三年不等。 　　然大体上，佛教确迫使中国人承认屠宰为一不人道之行为。这是轮回转生说的一种效果，转生说盖使人类仁爱同侪，亦仁爱畜兽。因为报应之说，使人警戒到来生可能的受苦；像眼前目睹的病痛苦楚的乞丐，或污秽恶臭的癞皮狗，都可为有力的直接教训，胜于仅凭臆说而无确证的尖刀山地狱。实在一个忠实的佛教徒确比常人来得仁爱、和平、忍耐，来得慈悲。然他的博爱，或许不能在道德上占高估的价值，因为每施舍一分钱或布施一杯茶于过客，都是希望为自己的未来幸福种下种子，所以是自私的。可是哪一种宗教不用此等诱饵呢？威廉詹姆士俏皮地说：“宗教是人类自私史上最重要的一章”。人，除了真挚的仁人君子，似颇需要此等诱饵。总而言之，佛教确促起了一般富裕人家的伟大事业，使他们慷慨掏其腰包在大暑天气用瓦缸满盛冷茶，备置路旁，以便行人。不管他的目的何在，总算是一件好事。 　　许多中国小说，确有描写僧尼之卑劣行为者，所是基于全人类的某种天性，总喜欢揭露伪善者的内幕。所以把中国和尚写成卡萨诺发(csanova)那样的人物，加上以巫术与春药之类的秘技，是很平常的。实际也确有这种的事情，例如浙江省的某处，那里的一所尼姑庵实在是一个秘密卖淫窟。不过就大体上讲，大多数和尚是好的，是退让谦逊优雅的善人，倘把罪恶加之一切僧尼是不公平的。倘有任何恶僧的干犯法纪，只限于少数个人，而小说中的描写，因为要绘声绘形，写得生动，也未免言过其实。照我个人的观察，大部分和尚是营养不足，血虚体弱之辈，不足以闯乱子。此外，一般人对于中国之“性”与宗教的关系，尚未观察得透彻，致有误会。在中国，和尚之与艳丽华服的妇女接触之机会，比较其他任何各界人士为多。譬如每逢诵经拜忏，或到公馆人家做佛事，或在寺院中做功德，使他们日常的与一般妇女相接触。她们平时老与外界社会相隔绝，受了孔教束缚女性之赐，她们欲一度抛头露面于社会，其惟一可靠之借口，只有拜佛烧香之一道，每逢朔望或胜时佳节，寺院变成当地美人儿的集会所，妇人闺女，各各打扮得花枝招展，端庄动人。倘有和尚暗下里尝尝肉味，他也难免不偶尔干干越轨行动，除此之外，许多大寺院每年收入着实可观，而许多和尚手头也颇为富裕，这是近年来发现的许多不良案件之原委所在。一九三四年，曾有一位尼姑胆敢具状上海法院，控告一位大和尚诱奸。甚么都可以发生在中国！ 　　我在这里举一个文学上美丽的例子，他描写僧尼的性的烦闷，这是一段昆曲，叫做《思凡》，那是很受欢迎的题材，故采取此同样题材，被之管弦者，曾有数种不同之歌曲。下面一段是从中国著名剧本《缀白裘》里头拣选出来的，其文辞堪当中国第一流作品之称而无愧色，其形式采用小尼姑的口吻独白。 　　思凡 　　削发最可怜，禅灯一盏伴奴眠， 　　光阴易过催人老，辜负青春美少年。 　　小尼赵氏，法名色空，自幼在仙桃庵内出家， 　　终日烧香念佛，到晚来孤枕独眠，好凄凉人也！ 　　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们游戏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瞧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阿呀，由他！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死鬼带枷？阿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只因俺父好看经，俺娘亲爱念佛，暮礼朝参，每日里在佛殿上烧香供佛，生下我来疾病多，因此上把奴家舍入在空门。为尼寄活，与人家追荐亡灵，不住口地念着弥陀；只听得钟声法号，不住手的击磐摇铃，擂鼓吹螺；平白地与那地府阴司做功课，《蜜多心经》都念过，《孔雀经》，参不破。惟有莲经七卷是最难学，咱师父在眠里梦里都叫过，念几声南无佛哆哆萨嘛呵的般若波罗；念几声弥陀，恨一声媒婆，念几声娑婆呵，哎！叫……叫一声没奈何；念几声哆哆，怎知我感叹还多？ 　　越思越想，反添愁闷，不免到回廊下散步一回，多少是好。 　　(她走到五百尊罗汉旁边，一个个塑得好庄严也。) 　　又只见那两旁罗汉塑得来有些傻角锊，一个儿抱膝舒怀，口儿里念着我，一个儿手托香腮，心里儿想着我；一个儿倦眼半开，朦胧的觑着我，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他笑我时光挫，光阴过，有谁人，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降龙的恼着我，伏虎的恨着我，那长眉大仙愁着我，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佛前灯前，做不得洞房花独，香案积厨做不得玳筵东阁；钟鼓楼做不得望夫台，草蒲团做不得芙蓉软褥。奴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汉，为何腰系黄绦，身穿直缀，见人家夫妻们洒乐，一对对着锦衣罗。阿呀，天呵！不由人心热如火，不由人心热如火。 　　今日师父师兄多不在庵，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机缘亦未可知。 　　奴把袈裟扯破，埋了藏经，弃了木鱼，丢了铙钵。学不得罗刹女去降魔，学不得南海水月观音座，夜深沉，独自卧；起来时，独自坐。有谁人孤栖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恨只恨说谎的僧和尼，哪里有天下园林树木佛，哪里有枝枝叶叶光明佛，哪里有江湖两岸流沙佛，哪里有八万四千弥陀佛。从今去把钟楼佛殿远离却，下山去寻一个年少哥哥，凭他打我骂我，说我笑我，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 　　好了，且喜被我逃下山来了。 　　读了这一段曲，可见佛教束缚中的女性，她的心还是活跃的。但是佛教一方面固镇压了僧尼的情欲，另一方面替一般在俗的善男信女开辟了一条情感上的出路。第一点，它使得妇女们的礼教束缚不似前此之严密而较为可耐。妇人之常喜光顾庙宇，其心比之男性为热切，盖即出于天然的情感上之需要，俾领略领略户外生活；而妇女常多立愿出家，未始非出于此同样动机。因此每月朔望或胜时佳节，姑娘太太们在深闺里十几天前就在焦急地巴望着了。 　　第二点，每年春季的香讯，才给予消瘦的浪游欲者以适宜之出路。此香讯大抵在每年的仲春，适当耶稣复活节前后。倘有不能作远距离旅行者，至少可以在清明日到亲友坟上去痛哭一场，同样可获得情感上的出路之效果。凡环境许可的人，可以穿一双芒鞋，或坐一顶藤轿，到名山古刹去朝拜一番。有许多厦门人，每年春季，至今一定要坐着手摇船，远远的经过五百里路程，到浙江宁波沿海的普陀去进香。在北方则每年上妙峰山作朝山旅行是流行习俗，几千几万的香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背一只黄袋，曳一根手杖，蜿蜒前进，夜以继日，巴巴的去参拜圣寺。他们之间，流露着一种欢娱的神情，一如乔叟(chaucer)当时，一路上谈谈山海经，宛与乔叟所写的故事相仿佛。 　　第三点，他给予中国人以欣赏山景的机会，因而大多数寺院都建筑于高山美景之处。这是中国人度着日常乏味生活之后的一乐。他们到了目的地，则寄寓于清雅的客舍，啜清茶，与和尚闲谈。这些和尚们是文雅的清谈家，他们款待香客以丰盛的素斋而收获可观的报酬于银柜。香客乃挟其饱满的新鲜精力，重返其日常工作，谁能否认佛教在中国人生机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呢？ 　　吾国与吾民小引 　　通览前篇之所述，吾人可得一中华民族之精神的与伦理的素质之鸟瞰，同时并领略其人民之一般的人生理想，人生理想也者，谓为左右人民生活的基本范型之一大原动力，殆非过夸之辞。然吾人于中国人民生活之实际情况——其两性关系，其社会的、政治的、文学的、艺术的各方面，尚待续予探讨，概括言之，下篇所讨论之范围，将包含妇女问题，社会问题，暨文学与艺术各端。最后一章，并殿以专论中国人民的生活艺术之文字，此所谓生活艺术，为中国人民素所怀服而习行者。此等材料，又可分归两大部类，妇女、社会、政治三者，天然具有互为连锁之关系；盖了解了妇女生活和家庭的情况，你将连想的理会得中国人民之社会生活，而真切地了解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始可理解中国政治与司法的行政机构之内情。这些有形而显著的人民生活景象又自然而然导引至研究文化上较为微妙而不甚显著的问题，特殊若艺术园地，它的观察的眼界与发展的历史盖完全不同于西洋而为中国所独有者。中国文化为世界数种纯粹固有文化之一，故与西洋文化一加比较，可发现许多饶有兴味之特点。 　　文化也者，盖为闲暇之产物，而中国人固富有闲暇，富有三千年长期之闲暇以发展其文化。在此长长三千年中，他们固饶有闲暇时间以清坐而喝香茗，悄然冷眼的观察人生；茶坊雅座，便是纵谈天地古今之所，捧着一把茶壶，他们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他们还有许多闲暇时间来谈论列祖列宗，深思熟虑前代俊彦之功业，批评他们的文艺体裁和生活风度之变迁，参照历史上之因果，藉期理解当代人生的意义。由于这样的闲谈熟虑，历史的意义乃始见伟大，它被称为人生之“镜台”，它反映出人类生活的经验，俾资现代人民之借鉴，他好像汇萃的川河，不可阻遏，不尽长流。史籍的写作因以成为最庄严重要的一种文学，而诗的写作成为最高尚最优美的抒情的手段。 　　每当酒香茶热，炉烟袅袅，泉水潺潺，则中国人的心头，将感到莫名的欣悦；而每间隔五百年或当习俗变迁，新势力笼罩之下，他们的创造天才将倍感活跃，或在诗歌的韵律方面，或在瓷器的改良方面，或在园艺的技术上，常有一种新的发明，民族的生命乃复继续蠕动而前进。他们常喜悬拟所谓永生不灭的一种幻想，虽只当它是永远不可知，永远是揣测的一个哑谜。却不妨半真半假，出以游戏三昧的精神，信口闲谈闲聊。用同样的态度，他们揣测着自然界的神秘：雷霆、风雪、闪电、冰雹，以及人体机构之作用，如涎液与饥饿之关系。他们不用试验管和解剖刀。他们有时觉得世间一切可知的知识都给自己的祖宗发掘穷尽了，人类哲理的最后一字已经道出，而书法艺术的最后风韵，已经发明。 　　职是之故，他们终生营营，着重于谋生存，过于谋改进。他们耐着无穷痛苦，熬着倦眼欲睡的清宵，所为者，乃专以替自私的庭园花草设计，或则精研烹调鱼翅之法，五味既调，乃出以波斯不可知论诗人奥玛开俨(omarkhayyam)同等之特别风味而咀嚼之。如是，他们在生活艺术之宫既已升堂入室，而艺术与人生合而为一。他们终能戴上中国文化的皇冕——生活的艺术——这是一切人类智慧的终点。 　　第五章　妇女生活 　　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一 女性之从属地位 　　中国人之轻视女性的地位，一若出自天性。他们从未给予妇女以应得之权利，自古已然。阴阳二元的基本观念，始出于《易经》，此书为中国尚古典籍之一，后经孔子为之润饰而流传于后世者。尊敬妇女、爱护女性，本为上古蛮荒时代图顿民族之特性，这种特性在中国早期历史上，付之阙如，即如《诗经》所收“国风”时代的歌谣中，已有男女不平等待遇之发见，因为《诗经》“小雅”上记载得很明白：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栽弄之瓦。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始诒。 　　(这首歌谣的年代至少早于孔子数百年) 　　但彼时妇女尚未降至臣属地位，束缚妇女之思想，实肇端于文明发达之后。妇女被束缚的程度，实随着孔子学说之进展而与日俱深。 　　原始社会制度本来是母系社会，这一点颇值得吾人的注意，因为这种精神的遗痕，至今犹留存于中国的妇女中。中国妇女在其体质上，一般地说，是优于男性的，故虽在孔教家庭中，吾人仍可见妇女操权的事实。这种妇女操权的痕迹，在周代已可明见，盖彼时一般人之族性，系取自妇人之名字，而个人之名字系所以表明其出生之地点或所居之官职者。通观《诗经》中所收之《国风》，吾人殊未见女人有任何退让隐避之痕迹。女子选择匹偶之自由，如今日犹通行于广西南部生番社会者，古时亦必极为流行，这种方法是天真而自由的，《诗经·郑风》上说：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这首诗的意思，表现得何等活泼，何等坦直而明显。《诗经》中还有许多女子偕恋人私奔的例证，婚姻制度当时并未成为女性的严重束缚若后代然者。两性关系在孔子时代其情景大类罗马衰落时期，尤以上层阶级之风气为然。人伦的悖乱，如儿子与后母的私通，公公与媳妇的和奸，自己的夫人送嫁给邻国的国王，佯托替儿子娶媳妇之名而自行强占，以及卿相与王后通奸，种种放荡卑污行为，见之《左传》之记载，不一而足。女人，在中国永远是实际上操有权力的，在那时尤为得势，魏国的王后甚至可令魏王尽召国内的美男子，聚之宫中。离婚又至为轻易，而离婚者不禁重嫁娶。妇女贞操的崇拜，并未变成男子的固定理想。 　　后来孔教学说出世，始萌女性须行蛰伏的意识；隔别男女两性的所谓礼教乃为孔门信徒所迅速地推行，其限制之严，甚至使已嫁姊妹不得与兄弟同桌而食。这种限制，载于《礼记》。《礼记》上所明定的种种仪式，实际上究能奉行至若何程度，殊未易言，从孔氏学说之整个社会哲学观之，此隐隔女性的意义，固易于了解。孔氏学说竭力主张严格判别尊卑的社会。它主张服从，主张承认家庭权力等于国家政治上的权力，主张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分工合作，它鼓励温柔的女性型的妇女。不消说自必教导这样的妇德像娴静、从顺、温雅、清洁、勤俭以及烹饪缝纫的专精，尊敬丈夫之父母，友爱丈夫之兄弟，对待丈夫的朋友之彬彬有礼，以及其他从男子的观点上认为必要的德性。这样的道德上的训诫既没有过甚的错误，更由于经济地位的依赖性与其爱好社会习俗的特性，女子遂予以同意而接受此等教训。或许女人的原意，是想做好人，或许她们的本意初在取悦于男子。 　　儒家学者觉得这种分别对于社会的和谐上是必要的，他们的这种见解也许很相近于真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予为妻子者以与丈夫平等的身份，不过比较上其地位略形逊色，但仍不失为平等的内助。有如道教象征阴阳之二仪，彼此互为补充。在家庭中，它所给予为母亲者之地位，亦颇崇高。依孔教精神的最精确的见解，男女的分别，并不能解作从属关系，却适为两性关系的调整而使之和谐，那些善于驾驭丈夫的女人倒觉得男女这样的分配法，适为女子操权的最犀利的武器；而那些无力驾驭丈夫的女人，则懦弱不足以提出男女平权的要求。 　　这是孔教学说在未受后代男性学者影响以前对待妇女及其社会地位之态度。它并未有像后世学者态度的那种怪癖而自私的观念，但其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识却是种下了根苗。有一劣迹昭彰的例子可引为证明，即丈夫为妻子服丧只消一年，而妻子为丈夫服丧却要三年。又似通常子女为父母服丧为三年，至已嫁女子倘其公公(丈夫的父亲)犹健在，则为生身父母服丧只一年。典型的妇女德性如服从、贞节，经汉代刘向著为定则，使成为一种女性伦理的近乎不易的法典。此伦理观念与男子的伦理大不相同。至若《女诫》的女著作家班昭竭力辩护女子的三从四德。所谓三从，即女子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最后一条，当然始终未能实行，盖缘孔教的家庭制度中，母性身份颇为高贵也。当汉代之际，妇女为殉贞节而死，已受建立牌坊或官府表题之褒扬，但妇女仍能再嫁，不受限制。 　　倘欲追寻寡妇守节这一种学理的发展过程，常致陷于过分重视经典学说的弊病。因为中国人总是实事求是的人民，对于学理，不难一笑置之。因而实践常较学理为落后，直至满清时代，守节的妇德盖犹为仅所期望于士绅之家，意在博取褒扬，非可责之普通庶民之族。即在唐代，古文作家韩愈的女儿，且曾再嫁。唐代公主中，有二十三位再嫁，另有四位公主且三度作新嫁娘。不过这种传统观念早在汉代已经萌芽，经过数百年孕育传播，此早期传统观念终致渐见有力，即男子可以续弦，而女子不可再嫁。 　　后乎此，又来了宋代理学家，他们注定妇女必须过那掩藏的生活，而使妇女的再嫁成为犯罪行为。崇拜贞节——这是理学家在妇女界中竭力鼓吹的——变成心理上的固定的理想，妇女因此须负社会道德上的责任，而男子则对此享着免杀的特权。妇女更须负责以保全名誉而提高品格。这一点，男人家也常热烈予以赞美，盖至此其主眼已从寻常家庭妇德移转于女性的英雄主义与节烈的牺牲精神。早如第九世纪，已有一寡妇深受儒家学者的颂扬，因为她正当文君新寡，当她在陪护丈夫灵枢回籍途中，投宿旅舍，那个旅舍主人见色起意，拉了拉她的臂膀。她认为这条臂膀受了沾污，咬紧牙关把它割掉。这样，受到社会上热烈的赞美。又如元代，另有一个寡妇盛受奖许，因为她在病中拒绝裸显其患有溃疮的乳峰于医生，而英勇地不治而死。 　　到了明朝，这种守寡贞节的道德，递演而成为公家制定的法典，凡寡妇守节起自未满三十岁的任何一年龄，能继续保持达五十岁者，可受政府的褒奖而建立牌坊，她的家族并可蒙其荫庇而享受免除公役的权利。这样，不独妇女本身以其清贞而受赞美，即其亲属中之男子亦同蒙其庥。寡妇的贞节道德，不独受男人和她的亲属的欢迎，同时亦为她本人在名誉上邀取显扬的捷径。而且沾光着她们的荣誉的人，不仅限于她们的亲戚，更可及于整个村庄或部落。由于这种理解，贞节遂成为流行的固定理想，只有极少数的孤立人物偶尔发生一些反感而已。因为这个鼓励寡妇守节的训旨，致令孔教学说在一九一七年文艺革新时代被骂为“食人的宗教”。 　　随着孔教学理的进展而并行着的，是实际生活的不息的川流，其立足点基于社会的习俗与经济的压力，而经济压力的势力尤为大。比之孔教学说的影响更为重要之事实，则为经济权的操于男子之手。因而一方面孔教学说将妇女守节制成为宗教式的典型，而一方面珍珠、宝石却将一部分妇女转化为小老婆，为荡妇。魏晋之际，大氏族之兴起，资产积聚于少数豪贵，加以政治之紊乱，实一面促进女子嫁充妾媵之风，一面加甚父母溺毙女婴孩之惨剧，因为贫穷的父母无力担负此一笔嫁女妆奁的巨费。那时许多高官豪富还蓄有私家歌伎舞女自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放荡淫佚的生活及女人的温情的服侍，颇足以满足登徒子之迷梦。晋石崇姬妾数十人，常屑沉香末布象床上，使妾践之，无迹者赐珍珠百琲，有迹者即节其饮食，令体轻。总之，女人至此已变成男子的玩物。然中国妇女地位之如此低落，此等珠链作祟之力，超过于孔教学说。其情形无异于古代之罗马与现代之纽约。妇女缠足制度于是乃沿着此种情况的进展而成熟。这妇女缠足制度是男人家的幻想中之最卑劣的癖性。 　　好像出乎情理之外，却就当这个时代，中国妇女以善妒著名。那些怕老婆的高官显宦，常带着被抓伤的面貌入朝议政，致劳君王降旨以惩罚这些善妒的妻子。晋时刘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得妇如此，吾无憾焉。”妻忿，曰：“君何以善水神而欲轻我？吾死何愁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托梦语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也。”伯玉寤而觉之，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则虽盛妆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莫不自以为己丑。后世因称此水为“妒妇津”(津在山东省)。 　　妇人善妒的心理乃与蓄妾制度并兴，其理易见。因为悍妒可视作妇女抵抗男子置妾的惟一自卫武器。一个善妒的妻子只要会利用这一种本能的力量，便可以阻止她的丈夫娶妾，即在现代，此等例子仍数见不鲜。倘男子的头脑清楚足以了解婚姻为妇女至高的惟一的任务，他将宽容这种专业性的伦理观念，不问曾经娶妾与否。吾们有一位学者俞正燮在一八三三年早已发明一条原理，谓妒嫉并非为女子之恶德，妇女而失却丈夫之欢心者，其感想仿佛职业界伙计的失却老板的欢心；而不结婚的女子，具有与失业工人同一的感想。男人家在商业场中营业竞争的妒嫉性，其残忍寡慈恰如女人在情场中的妒嫉，而一个小商人当其出发营业之际，他心中之欲望，宛如一商店主妇之目睹丈夫恋识另一女人。这便是女人的经济依赖性的逻辑。讥笑拜金主义的淌白姑娘者，其原因实出于不了解此种逻辑，因为淌白不过为得意商人之女性方面的复印本。她们的头脑应比之她们的姊妹为清楚，她们系抱了商业精神将其货物售卖于出价最高之主顾，卒获如愿以偿。营业成功的商人和淌白姑娘抱着同一目的——金钱——所以他们应该互相钦佩对方的清敏的心灵。 　　二 家庭和婚姻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尝到苏州乡下去游玩一番，却让女人家抬了藤轿把我抬上山去。这些女轿夫拼命着要把我这臭男子抬上山去，那时我倒有些恧颜，没了主意，只得忸怩地让她们抬了这么一程。因为我想此辈是古代中国女权族长的苗裔，而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着笔挺的躯干，堂堂的胸膛，她们扛运着煤块，耕种着农田，黎明即起，盥洗沐发，整理衣裳，把头发梳得清清净净，然后出门工作，间复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喂哺儿女。她们同样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统治着家庭统治着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这个疑问常常盘桓于我的脑际。权威盖世的慈禧大后的幻影马上浮上了我的心头，中国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受人压迫的女性。女人虽曾受到许多不利的待遇，盖如往时妇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们仍能引用其充分权力以管理一个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里的女子真不过被当作一种玩物看待。即使在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还能控驭老爷们。更须注意者，女子尝被剥夺一切权利，但她们从未被剥夺结婚的权利。凡生于中国的每一个姑娘，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替她们准备着。社会上坚决的主张，即如奴婢到了相当年龄，也应该使之择偶。婚姻为女子在中国惟一不可动摇的权利，而由于享受这种权利的机会，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 　　此种情形可使两面观，男子虽无疑的尝以不公平态度对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许多女子偏会采取报复手段者。妇女的处于从属地位，乃为一般的认女人为低能的结果，但同时也由于女子的自卑态度，由于她们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会利益，由于她们的教育与知识的比较浅薄，由于她们的低廉而艰难与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于她们的双重性本位——妻妾。妇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种不可明见的隐痛，乃为普遍的把女性认作低能的结果。倘值夫妇之间无爱情可言，或丈夫而残暴独裁，在此场合，妻便没有其他补救的手段，只有逆来顺受。妇女之忍受家庭专制的压迫，一如一般中国人民之能耐政治专制的压迫。但无人敢说中国之专制丈夫特别多，而快乐婚姻特别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见之。妇女的德行总以不健谈不饶舌为上，又不要东家西家地乱闯闲逛，又不宜在街头路侧昂首观看异性。但是有许多女人却是生来格外饶舌，有许多女人便是喜欢东家西家地乱闯，有许多女人偏不客气地站立街道上观看男人。女子总被期望以保守贞操而男子则否。但这一点并不感觉有甚么困难，因为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贞节者，她们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妇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国妇女既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也不甚关心社交的集会，而且一年之间，也少不了有相当胜时令节，好让她们露露头面，欣赏一番社会活动的欢娱景象，或则在家庭内举行宴会，也可以尽情畅快一下。总之，她们除了在家庭以内的活动，其他一切都属非主要任务，在家庭中，她们生活行动有她们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卫市街之责任，亦非她们所欲关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脑。现代的男子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莎士比亚这样说法：“水性杨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写的人物李尔王的女孩和克利奥潘曲拉(cleopatra)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说法。倘把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观察，几可否定流行的以妇女为依赖的意识。中国的慈禧太后，竟会统治偌大一个国家，不问咸丰皇帝的生前死后。至今中国仍有许多慈禧太后存在于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们的皇座，据之以发号施令，或替她儿孙判决种种事务。 　　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者之知识。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读读《红楼梦》，这是中国家庭生活的纪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贾母的地位身份，再看凤姐和她丈夫的关系，或其他夫妇间的关系(如父亲贾政和他的夫人，允称最为正常的典型关系)，然后明白治理家庭者究为男人抑或女人。几位欧美的女性读者或许会妒忌老祖母贾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物，受尽恭顺与礼教的待遇。每天早晨，许多媳妇必趋候老太太房中请安，一面请示家庭中最重要事务。那么就是贾母缠了一双足，隐居深闺，有什么关系呢？那些看门的和管家的男性仆役，固天天跑腿，绝非贾母可比。或可细观《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一个主要角色。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在全部小说中，她无疑又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的身为卿相的儿子下跪于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运用着无穷智慧，很精细的照顾全家事务，有如母鸡之护卫其雏群。她的处理事务用一种敏捷而慈祥的统治权，全体媳妇是她的顺从的臣属。这样的人物或许是描摹过分了一些，但也不能当作完全虚构。不差，阃以内，女子主之。阃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经明白地下过这样分工的定则。 　　女人家也很明白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货商店里的女售货员，还有着一付妒嫉的眼光侧视那些已经出嫁的女人，瞧着她们手挽肥满的钱袋，深愿自身是买客而不复是售货员。有时她们情愿替婴孩结织绒线衫裤而不复是盘数现金找头、穿着高跟鞋赓续站立八小时之久，那真是太长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能本能地明了什么是比较好的事情。有的甘愿独立，但这所谓独立，在一个男子统治权的社会里存在的事实不多。善于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这样的“独立”。天生的母性欲望——无形、无言、猛厉而有力的欲望，充满了她们的整个躯体。母性的欲望促起化妆的需要，都是那么无辜，那么天然，那么出于本能；她们从仅足以糊口的工薪中积蓄下来，只够买一双她们自己所售卖的丝袜。她们愿意有一个男朋友送些礼物给她们，或许她们会暗示地，羞答答地请求他们，一方面还要保全她们的自重的身份，中国姑娘本质地是贞洁的，为什么不可请求男人家买些礼物送她呢？她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购买丝袜呢？这是本能告诉她们是爱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谜！她们的悟性再清楚没有，她们很愿意终身只有一个人购买礼物给她。她们希望结婚，她们的直觉是对的。那么婚姻上有什么不对，保护母性又有什么不对？ 　　结合了家庭，女人们踏进了归宿的窝巢。她们乃安心从事于缝纫与烹调。可是现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调与缝纫，因为男子在她们自己的圈地上打倒了她们，而最好的缝工和司厨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将在其他事业上继续排挤她们，除了结婚是惟一的例外。因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获得的机会、便利远优于女子，只有结婚为否。至于婚姻分内，女子所可获得的便利，优于男子，这一点她们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赖乎她们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机会之众多，却有赖乎跟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质。女人的受苦，多出于男人的暴戾粗鲁过于男人的不够公民投票资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讲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挟有“性”的利器，这对于她们有很广的用途。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们获得平等的保证。每一个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饼司务，制烛工人，都曾经责骂过他的妻子而亦曾受过妻子的责骂。因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须以平等身份相互亲密着。人生某种基本关系像夫妇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所差异的程度至微；远非如一般读了游历家的记述所想像的。西洋人很容易想像中国人的妻子当作像驴子样的供丈夫作奴隶。其实普通中国男子是公平的讲情理的人物。而中国人则容易想像认为西洋人因为从未领受过孔子学说思想的洗礼，所以西洋妻子不关怀丈夫的衣服清洁与果腹事宜，终日身穿宽薄衬裤，逍遥海滩之上，或纵乐于不断的跳舞会中。这些天方野乘、异域奇闻，固为双方人民茶余酒后之闲谈资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怀于度外。 　　那么实际生活上，女人究并未受男人之压迫。许多男人金屋藏娇，逢着河东狮吼，弄得在女人之间东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怜虫。此另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亲属的异性之间不致嫌恶过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压迫；至于姑嫂之间，系属平辈，纵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惟一可能事实，是为媳妇之受婆婆虐待，这实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国不算是个人的事件，而为一个家族整体的事件，一个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妇，习惯语中便是如此说法。至若生了儿子，习惯语中多说是“生了孙子”。一个媳妇是以对翁姑所负的义务较之对丈夫所负者为重大。盛唐诗人王建尝有一首咏新嫁娘绝句，真是足以引起人类共鸣的传神的笔墨：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 　　一个女人能取悦于一个男子，是一种珍贵的努力，至能取悦于另一女人，不啻为一种英勇的行为，所惜许多是失败的。做儿子的，介乎尽孝于父母与尽爱于妻子二者之间，左右为难，从不敢大胆替妻子辩护。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残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不过后来媳妇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达到这个久经盼望的高龄，那实在是荣誉而有权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来的。 　　三 理想中的女性 　　女人的深藏，在吾人的美的理想上，在典型女性的理想上，女人教育的理想上，以至恋爱求婚的形式上都有一种确定不移的势力。 　　对于女性，中国人与欧美人的概念彼此大异。虽双方的概念都以女性为包含娇媚神秘的意识，但其观点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这在艺术园地上所表现者尤为明显。西洋的艺术，把女性的肉体视作灵感的源泉和纯粹调和形象的至善至美。中国艺术则以为女性肉体之美系模拟自然界的调和形象而来。对于一个中国人，像纽约码头上所高耸着的女性人像那样，使许许多多第一步踏进美国的客人第一个触进眼帘的便是裸体女人，应该感觉得骇人听闻。女人家的肉体而可以裸裎于大众，实属无礼之至。倘使他得悉女人在那儿并不代表女性，而是代表自由的观念，尤将使他震骇莫名。为什么自由要用女人来代表？又为什么胜利、公正、和平也要用女人来代表？这种希腊的理想对于他是新奇的。因为在西洋人的拟想中，把女人视为圣洁的象征，奉以精神的微妙的品性，代表一切清净、高贵、美丽和超凡的品质。 　　对于中国人，女人爽脆就是女人，她们是不知道怎样享乐的人类。一个中国男孩子自幼就受父母的告诫，倘使他在挂着女人裤子的裆下走过，便有不能长大的危险。是以崇拜女性有似尊奉于宝座之上和暴裸女人的肉体这种事实为根本上不可能的。由于女子深藏的观念，女性肉体之暴露，在艺术上亦视为无礼之至。因而德勒斯登陈列馆(dresdengallery)的几幅西洋画杰作，势将被视为猥亵作品。那些时髦的中国现代艺术家，他们受过西洋的洗礼，虽还不敢这样说，但欧洲的艺术家却坦白地承认一切艺术莫不根源于风流的敏感性。 　　其实中国人的性的欲望也是存在的，不过被掩盖于另一表现方法之下而已。妇女服装的意象，并非用以表人体之轮廓，却用以模拟自然界之律动。一位西洋艺术家由于习惯了的敏感的拟想，或许在升腾的海浪中可以看出女性的裸体像来；但中国艺术家却在慈悲菩萨的披肩上看出海浪来。一个女性体格的全部动律美乃取决于垂柳的柔美的线条，好像她的低垂的双肩，她的眸子比拟于杏实，眉毛比拟于新月，眼波比拟于秋水，皓齿比拟于石榴子，腰则拟于细柳，指则拟于春笋，而她的缠了的小脚，又比之于弓弯。这种诗的辞采在欧美未始没有，不过中国艺术的全部精神，尤其是中国妇女装饰的范型，却郑重其事的符合这类辞采的内容。因为女人肉体之原形，中国艺术家倒不感到多大兴趣，吾人在艺术作品中固可见之。中国画在人体写生的技巧上，可谓惨淡地失败了。即使以仕女画享盛名的仇十洲(明代)，他所描绘的半身裸体仕女画，很有些像一颗一颗番薯。不谙西洋艺术的中国人，很少有能领会女人的颈项和背部的美的。《杂事秘辛》一书，相传为汉代作品，实出于明人手笔，描写一种很准确而完全的女性人体美，历历如绘，表示其对于人体美的真实爱好，但这差不多是惟一的例外。这样的情形，不能不说是女性遮隐的结果。 　　在实际上，外表的变迁没有多大关系。妇女的服装可以变迁，其实只要穿在妇女身上，男人家便会有美感而爱悦的可能，而女人呢，只要男人家觉得这个式样美，她便会穿着在身上。从维多利亚时代钢箍扩开之裙变迁而为二十世纪初期纤长的孩童样的装束，再变而至一九三五年的梅蕙丝(maewest)摹仿热，其间变化相差之程度，实远较中西服式之为异尤为惹人注目。只消穿到女人身上，在男人们的目光中，永远是仙子般的锦绣。倘有人办一个妇女服饰的国际展览会，应该把这一点弄得清清楚楚。不过二十年前中国妇女满街走着的都是短袄长脚裤，现在都穿了颀长的旗袍把脚踝骨都掩没了；而欧美女子虽还穿着长裙，我想宽薄长脚裤随时有流行的可能。这种种变迁的惟一的效果，不过使男子产生一颗满足的心而已。 　　尤为重要者，为妇女遮隐与典型女性之理想的关系，这种理想便是“贤妻良母”，不过这一句成语在现代中国受尽了讥笑，尤其那些摩登女性，她们迫切的要求平等、独立、自由，她们把妻子和母性看作男人们的附庸，是以贤妻良母一语代表道地的混乱思想。 　　让我们把两性关系予以适宜之判断。一个女人，当她做了母亲，好像从未把自己的地位看作视男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依赖者。只有当她失去了母亲的身份时才觉得自己是十足的依赖人物。即在西洋，也有一个时期母性和养育子女不为社会所轻视，亦不为女人们自己所轻视，一个母亲好像很适配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那是一个崇高而荣誉的地位。生育小孩，鞠之育之，训之诲之，以其自己的智慧诱导之以达成人，这种任务，在开明的社会里，无论谁何都决非为轻松的工作。为什么她要被视为社会的经济的依赖男人，这种意识真是难于揣测的，因为她能够担负这一桩高贵的任务，而其成绩又优于男子。妇女中亦有才干杰出、不让须眉者，不过这样的才干妇女其数量确乎是比较少的，少于德谟克拉西所能使吾人信服者。对于这些妇女，自我表现精神的重要过于单单生育些孩子。至于寻常女人，其数无量，则宁愿让男人挣了面包回来，养活一家人口，而让自家专管生育孩子。若云自我表现精神，著者盖尝数见许多自私而卑劣的可怜虫，却能发扬转化而为仁慈博爱、富于牺牲精神的母性，她们在儿女的目光中是德行完善的模范。著者又曾见过美丽的姑娘，她们并不结婚，而过了三十岁，额角上早早浮起了皱纹，她们永不达到女性美丽的第二阶段，即其姿容之容光焕发，有如盛秋森林，格外通达人情，格外成熟，复格外辉煌灿烂。这种情况，在已嫁的幸福妇人怀孕三月之后，尤其是常见的。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孔子称述其理想的社会要没有“旷男怨女”。这个理想在中国经由另一种罗曼斯和婚姻的概念而达到了目的。由中国人看来，西洋社会之最大的罪恶为充斥众多之独身女子。这些独身女子，本身无过失可言，除非她们愚昧地真欲留驻娇媚的青春；她们其实无法自我发抒其情愫耳。许多这一类的女子，倒是大人物，像女教育家、女优伶，但他们倘做了母亲，她们的人格当更为伟大。一个女子，倘若爱上了一个无价值的男子而跟他结了婚，那她或许会跌入造物的陷阱，造物的最大关心，固只要她维系种族的传殖而已；可是妇女有时也可以受造物的赏赐而获得一卷发秀美的婴孩，那时她的胜利，她的快乐，比之她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尤为不可思议；她所蒙受的幸福，比之她在舞台上获得隆盛的荣誉时尤为真实。邓肯女士(lsadoraduncan)忠实足以明了这一切。假使造物是残酷的，那么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给予普通女人的，无异乎给予杰出的女人者。他给予了一种安慰，因为享受做母亲的愉快是聪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样的情绪，造物注定了这样的命运而让男男女女这样的过活下去。 　　四 我们的女子教育 　　中国女性型理想之不同，包含一种不同的教育我们女儿的方法。盖中国家庭之训练女儿，绝然不同于训练男孩子者。施于女儿的管束，可谓远较施于男孩子者为严谨，更以通常女性成熟期的较早，女孩子能服习于此家庭纪律之时期亦为较早，故女孩子跟同年龄的男孩子作比较，其仪态总来得温文而端庄。女孩子无论怎样，其孩子气总比之男孩子为轻。一到了十四岁以上，她便开始躲藏起来，学习着温柔典型女性的模样儿了。因为中国人的概念很着重于温柔的女性：她清晨起身，比弟兄辈为早，穿衣服比弟兄为整洁，还得帮忙佐理家政，她得下厨房襄助烹饪，得帮助喂哺她的小弟弟的膳食。她少玩弄玩具而多做工作，讲话比较文静，走路比较雅致，坐相比较端正，腿儿总是紧紧并拢。她们牺牲了轻快活泼的精神而竭力装作端庄。那些孩子脾气的开玩笑说废话，她是没有的，而且她从不破口狂笑，却只是微微一哂而已。她重视处女的贞操，所谓童贞。而童贞在古老的中国是比世界上任何一切学问艺术来得高贵的一种财产。她轻易不让陌生人瞧她一眼，虽然她自己躲于屏风背后却常偷看人。她培育着一种神秘的，可望不可即的迷人的魔力，越是遮遮掩掩，那么价值尤高。确实，照男人家的心思，一个女子禁闭于中古式堡垒之中，比之你天天可以见面的姑娘来得动人而可爱。她学习着针线刺绣，用她的年轻的目光和犀利的指尖，她做得一手出色的工作，而工作的进行，比较起算三角题来得迅速。刺绣这种工作是可喜的，因为它给予她时间，俾得进入梦的幻境，而年轻人常常是幻梦的。照这样，她便准备着负起贤妻良母的责任的才能。 　　士绅之家的女儿，亦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曾经出了不少女才子，而现代也至少有半打以上的女作家，获得全国推崇的荣誉。两汉之时，有许多著盛名的饱学妇女；后来魏晋之际，也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位谢道韫多才善辩，往往能替她的夫弟王献之解脱宾客的问难。博学多能，在中国不论男女，总觉得有限得很，但缙绅士族还是不怠慢教其女儿写字读书。此种文学教育的内容，不外乎文章诗词历史和采自孔子经书的人类智慧、道德训诫。女子所学者止乎此。其实男子之所学，其进乎此者，亦极几微。文学、历史、哲学和人生之格言，加以几种医药上的特殊的知识与政府之法规，不过是人文学识之总和。妇女的教育，则限于更狭义的人文主义。其不同乃在于知识深进之程度而非在于范围之广狭。 　　中国人的见解，殆适与颇普(alexanderpope)的格言背道而驰。中国人认为：才学过高，对于妇女是危险的，故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诗和绘画的园地上，她们也常参加一些，因为短行诗歌的写作，好像特别适合于妇女的天才。这些诗都是短短数行，辞藻典丽温雅，却缺少魄力。李清照(一○八一——一一四一)为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遗留给我们寥寥几首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词，充满着雨夜烦闷的情绪与失而复得的快乐。中国女诗人的数量虽较男性诗人为少，其传统却一向延续而未尝中断。单单清朝一代，吾们发现差不多上了千数的女诗人，她们都有作品发表于印刷的集子中，其数量亦不可谓少。自从清朝出了一位袁枚(他是反对女子缠足很尽力的一位诗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树立了女子写诗的新的范型。可是这个新范型引起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的批评，因为这对于女性典型的优良理想是一种损害。其实写作诗文并不侵及做母亲妻子的责任，李清照便是一位好妻子，而不是希腊女诗人萨福(sappho)。 　　古代中国闺女实际上比之欧美女子缺少接触社会的机会，不过受了较好家庭教育，则她可以增厚一些培养为良母贤妻的基础。而她的一生也没有旁的事业，只有做做贤妻良母而已。中国男人们现在临到了一个难关，便是他的选择妻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二者之间孰优。最好的标准妻子有人说过：要有新知识而具旧德性的女子。摩登女子与旧式女子的思想上的冲突，需要常识的无情判断(新女子以妻为一独立的不依赖的人格而轻视良母贤妻的说法)。当作者将知识与教育之增进认为一种进步并尤接近女性典型之理想时，敢深信决非谓吾人将求一闻名世界的女子钢琴名手或女大画家。我深信她的调治羹汤，应较其作诗会有益，而她的真正杰作，将为她的雪白肥胖的小宝宝。依著者的愚见，一位典型的女性还该是一位智慧仁慈而坚定的母亲。 　　五 恋爱和求婚 　　有一个问题可以发生：中国女子既属遮掩深藏，则恋爱的罗曼斯如何还会有实现的可能？或则可以这样问：年轻人的天生的爱情，怎么样儿的受经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年轻人，罗曼斯和恋爱差不多是寰宇类同的，不过由于社会传统的结果，彼此心理的反应便不同。无论妇女怎样遮掩，经典教训却从未逐出爱神。恋爱的性质容貌或许可以变更，因为恋爱是情感的流露，本质上控制着感觉，它可以成为内心的微鸣。文明有时可以变换恋爱的形式，但也绝不能抑制它。“爱”永久存在着，不过偶尔所蒙受的形象，由于社会与教育背景之不同而不同。“爱”可以从珠帘而透入，它充满于后花园的空气中，它拽撞着小姑娘心坎。或许因为还缺少一个爱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她的心头总是烦恼着她。或许她倒并未看中任何一个男子，但是她总觉得恋爱着男子，因为她爱着男子，故而爱着生命。这使她更精细地从事刺绣而幻化地觉到好像她正跟这一幅彩虹色的刺绣恋爱着，这是一个象征的生命，这生命在她看来是那么美丽。大概她正绣着一对鸳鸯，绣在送给一个爱人的枕套上，这种鸳鸯总是同栖同宿，同游同泊，其一为雌，其一为雄。倘若她沉浸于幻想太厉害，她便易于绣错了针脚，重新绣来，还是非错误不可，她很费力地拉着丝线，紧紧地、涩涩地，真是太滞手，有时丝线又滑脱了针眼，她咬紧了她的樱唇而觉得烦恼，她沉浸于爱的河涛中。 　　这种烦恼的感觉，其对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烦恼的是什么；或许所烦恼的在于春，或在于花，这种突然的重压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个小姑娘的爱苗成熟的天然信号。由于社会与社会习俗的压迫，小姑娘们不得不竭力掩盖住她们的这种模糊而有力的愿望，而她们的潜意识的年轻的幻梦总是永续地行进着。可是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蝶”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卫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她愿意静静底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候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完成正当的手续。谁能逃免纠结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类的约束，天性有时还是占了优势，因为像世上一切禁果，两性吸引力的锐敏性，机会以尤少而尤高。这是造物的调剂妙用。照中国人的学理，闺女一旦分了心，甚么事情都将不复关心。这差不多是中国人把妇女遮掩起来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虽则深深遮隐于闺房之内，她通常对于本地景况相差不远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颇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窃下主意，孰为可许，孰不惬意。倘因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私心默许的少年，纵然仅仅是一度眉来眼去，她已大半陷于迷惑，而她的那一颗素来引以为自傲的心儿，从此不复安宁。于是一个秘密求爱的时期开始了。不管这种求爱一旦泄露即为羞辱，且常因而自杀；不管她明知这样的行为会侮蔑道德规律，并将受到社会上猛烈的责难，她还是大胆地去私会她的爱人。而且恋爱总能找出进行的路径的。 　　在这两性的疯狂样的互相吸引过程中，那真很难说究属男的挑动女的亦或是女的挑动男的。小姑娘有许多机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临场。其中最无罪的方法为在屏风下面露出她的红绫鞋儿；另一方法为夕阳斜照时站立游廊之下；另一方法为偶尔露其粉颊于桃花丛中；另一方法为灯节晚上观灯；另一方法为弹琴(古时的七弦琴)，让隔壁少年听她的琴挑；另一方法为请求她的弟弟的教师润改诗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权充青鸟使者，暗通消息。这位教师倘属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复一首小诗。另有多种交通方法为利用红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厨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两方面都动了情，总可以想法来一次幽会。这样的秘密聚会是极端不健全的，年轻的姑娘绝不知道怎样保护自身于一刹那；而爱神，本来怀恨放浪的卖弄风情的行为，乃挟其仇雠之心以俱来。爱河多涛，恨海难填，此固为多数中国爱情小说所欲描写者。她或许竟怀了孕！其后随之以一热情的求爱与私通时期，软绵绵的，辣泼泼的，情不自禁，却就因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尤其觉得可爱可贵，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终属不耐久啊！ 　　在这种场合，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少年或那小姑娘或许会拂乎本人的意志而与第三者缔婚，这个姑娘既已丧失了贞洁，那该是何等悔恨。或则那少年应试及第，被显宦大族看中了，强制地把女儿配给他。于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则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阖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彼此终身不得复谋一面。或则那少年一时寓居海外，本无意背约，可是中间发生了战事，因而形成无期的延宕。至于小姑娘困守深闺，则只有烦闷与孤零的悲郁，倘若这个姑娘真是多情种子，她会患一场重重的相思病(相思病在中国爱情小说中真是异样的普遍)。她的眼神与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坏了爹娘，爹娘鉴于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问个清楚，至依了她的愿望而成全了这桩姻事，俾挽救女儿的生命，以后两口儿过着幸福的一生。 　　“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涕泪、惨愁与孤寂相揉合，而女性遮掩的结果，在中国一切诗中，掺进了凄惋悲忧的调子。唐以后，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与无限悲伤，诗的题旨常为闺怨，为弃妇，这两个题目好像是诗人们特别爱写的题目。 　　符合于通常对人生的消极态度，中国的恋爱诗歌是吟咏些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损，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这种风格，可以拿林黛玉临死前，当她得悉了宝玉与宝钗订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诗为典型，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磨灭的悲哀：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但有时这种姑娘倘遇运气好，也可以成为贤妻良母。中国的戏曲，固通常都殿以这样的煞尾：“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六 妓女与妾 　　这在女人的本分中，实属无可非议。女人是“贤妻良母”。她既忠贞，又柔顺，而常为贤良的母亲，亦且她是出于天性的贞洁的，一切不幸的扰攘，责任都属于男子。犯罪的是男子，男子不得不犯罪，可是每一次他犯罪，少不了一个女人夹在里头。 　　爱神，既支配着整个世界，一定也支配着中国。有几位欧美游历家曾冒昧发表意见谓：在中国，吾人觉得性之抑制，反较西洋为轻，盖因中国能更坦直地宽容人生之性的关系。科学家厄力斯(havelockellis)说过：现代文化一方面把最大的性的刺激包围着男子，一方面却跟随以最大的性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性的刺激和性的压迫在中国都较为减少。但这仅是真情的片面。坦率的性的优容只适用于男子而不适用于女子。女子的性生活一向是被压迫的，最清楚的例子可看冯小青的一生。她生活于恰当莎翁创作其杰作的时候(一五九五——一六一二)，因为嫁充侧室，被其凶悍的大妇禁闭于西湖别墅，不许与丈夫谋一面。因而她养成了那种自身恋爱的畸形现象。她往往乐于驻足池旁以观看自己倒映水中的倩影。当其香消玉殒之前，她描绘了三幅自身的画像，常焚香献祭以寄其不胜自怜之慨。偶尔从她的老妈子手中遗留下来残存的几篇小诗，看出她具有相当作诗的天才。 　　反之，男子实不甚受性的压迫，尤其那些较为富裕的阶级。大多数著名的学者像诗人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之辈，都曾逛过妓院，或将妓女娶归，纳为小妾，固堂而皇之，勿容讳言。事实上，做了官吏的人，侍妓宥酒之宴饮，无法避免，也无虑乎诽谤羞辱。自明以迄清代，金陵夫子庙前的污浊的秦淮河，即为许多风流艳史的产生地。这个地点的邻近夫子庙畔，是适宜而合于逻辑的，因为那是举行考试的地点，故学子云集，及第则相与庆贺，落选则互致慰藉，都假妓院张筵席。直至今日，许多小报记者犹津津乐道其逛窑子的经历，而诗人学者都曾累篇盈牍写其妓寮掌故，因而秦淮河三字便极亲密的与中国文学史相追随着。 　　中国娼妓之风流的、文学的、音乐的和政治关系的重要性，无需乎过事渲染。因为由男人想来，上等家庭的妇女而玩弄丝竹，如非正当，盖恐有伤她们的德行，亦不宜文学程度太高，太高的文学情绪同样会破坏道德；至于绘图吟诗，虽亦很少鼓励，然他们却绝不寻找女性的文艺伴侣。娼妓因乘机培养了诗画的技能，因为她们不须用“无才”来作德行的堡垒，遂益使文人趋集秦淮河畔。每当夏夜风清，黑的天幕把这污浊的秦淮河转化成威尼斯运河，他们静坐于大篷船中，听着那些来来去去的灯船上的姑娘唱着热情的小调儿。 　　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遂多寻访这种艺妓，她们大都挟有一技之长，或长于诗，或长于画，或长于音乐，或长于巧辩。在这些天资颖慧、才艺双全的艺妓中——尤以明代为盛——当推董小宛允称个中翘楚，最为一般所爱悦，她后来嫁给名士冒辟疆为妾。在唐代，则以苏小小领袖群芳，她的香冢至今立于西子湖畔，为名胜之一，每年骚人游客，凭吊其旁者，络绎不绝。至其攸关一国政局兴衰者，亦复匪鲜。例如明末的陈圆圆本为吴三桂将军的爱妾，李自成陷北京，掳之以去，致使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原谋夺还陈圆圆，谁知这一来大错铸成，竟断送了明祚而树立了满清统治权。可异者，吴三桂既助清兵灭亡明室，陈圆圆乃坚决求去，了其清静之余生于商山特建之别院中。吾人又可观李香君之史迹，她是一个以秉节不挠受人赞美的奇女子，她的政治志节与勇毅精神愧煞多少须眉男子。她所具的政治节操，比之今日的许多男子革命家为坚贞。盖当时她的爱人迫于搜捕之急，亡命逸出南京，她遂闭门谢客，不复与外界往来，后当道权贵开宴府邸，强征之侑酒，并迫令她歌唱，香君即席做成讽刺歌，语多侵及在席的权贵，把他们骂为阉竖的养子，盖此辈都为她爱人的政敌。正气凛然，虽弱女子可不畏强权，然岂非愧煞须眉？此等女子所写的诗，颇有流传至今者。中国才女之史迹，可窥见其一部于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几名名妓的身世中。 　　青楼妓女适应着许多男性的求爱的、罗曼斯的需要，盖许多男子在婚前的青年时代错过了这样风流的机会。我用“求爱”这个字眼是曾经熟思的，因为青楼妓女不同于一般普通放荡的卖淫妇也。她须得受人的献媚报效。这样在中国等同于尊重妇女之道。有一部专事描写近代青楼艳事的小说叫做《九尾龟》，告诉我们许多男性追求那看来很容易到手的姑娘，往往经年累月，花费了三千四千银子，始得一亲芳泽。这种不合理的情形，为妇女遮藏时代始有之现象。然男人们在别处既无法追寻异性伴侣，一尝风流的罗曼斯况味，则此等情形亦属事理之常。男子对于结交异性既无经验，在家庭中又吃不消黄脸婆子的絮聒，始乃颇想尝尝西洋人在婚前所经历的所谓“罗曼斯”的滋味。这样的人见了一个颇觉中意的妇女，不由打动心坎，发生类乎恋爱的一股感觉。青楼女子经验既富，手段娴熟，固不难略施小技，把男子压倒在石榴裙下，服服贴贴。这便是中国很正当而通行的一种求爱方法了。 　　有时，一种真实的罗曼斯也会发生，有似欧美人士之与情妇恋爱者。如董小宛与冒辟疆之结合经过，自从其初次会见之艰难以至其时日短促的新婚幸福生活，读来固无殊其他一般之罗曼斯也。罗曼斯之结局，有可悲者，亦有可喜者。如李香君则长斋礼佛，终其生于寺院中；顾横波、柳如是则享受其贵妇生活于显宦家庭中，为后世所艳羡。 　　妓女是以叫许多中国男子尝尝罗曼斯的恋爱的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有时这种恋爱环境真是扑朔迷离。至如杜牧，经过十年的放浪生活，一旦清醒，始归与妻室重叙。所谓“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也。有的时候，也有妓女而守节操者，像杜十娘。另一方面，妓女实又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妓女，音乐在中国恐怕至今已销声匿迹了。妓女比之家庭妇女则比较上反觉得所受教育为高，她们较能独立生活，更较为熟习于男子社会。其实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她们才可算是惟一的自由女性。妓女之能操纵高级官吏者，常能掌握某种程度的政治实权，关于官吏的任命，凡有所说项，有所较议，胥取决于她的妆闼之中。 　　妓女的归宿，总无非是嫁作小妾，或则做人外室情妇，像上面所提过的几位，都是如此。置妾制度之历史的久远，殆不亚于中国自身之年龄。而置妾制度所引起的问题，亦与一夫一妻制之成立而并兴。倘尚遇婚姻不如意，东方人转入青楼北里，或娶妾以谋出路；西洋人的解决方法则为找一情妇，或则偶尔干干越礼行为。两方社会行为的形态不同，然其基本关键则不谋而合。其差异之由来，则出于社会态度，尤其妇女界本身对待此等行为之态度。中国人之娶妾，如经公众之容认而为堂皇之行为，在西洋则有耻言姘妇之习俗。 　　坚持以男性为中心的嗣续观念，亦为鼓励娶妾之一大主因。有些中国好妻子，倘值自己不能生产男孩子，真会自动要求丈夫纳妾的。明朝的法律且明白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娶妾。 　　此外，娶妾这一个方法亦即所以代替欧美之离婚事件。结婚和离婚为最困难的社会问题，至今犹无人能解决之，人类的智慧上还没有发明过完全解决的办法，除非如天主教的办法可算是一种解决之道，它盖整个儿否认此种问题之存在。吾人所可断言者，即婚姻为妇女惟一之保障，无论何时，男子的道德倘有疏懈，受痛苦者，厥为女性，不论是离婚是娶妾是重婚或滥施恋爱。在性的关系中，好像有一种天生的永久不平等和不公平。因为性的平等这一个名词，非造物所知，造物之所知者，厥为种族之延续而已。所谓现代婚姻，男女双方以五十比五十为基本原则者，生产了小孩以后，实际总成为七五比二五之男性占便宜。倘今有一个妇人当双方爱情冷淡时真肯诙谐地解除男人之束缚，则四十岁男人所能享受的利益，那个离了婚的四十岁老妇人且为生过三个孩子的母亲者不能享受。真实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利用此种概念，可资以辩论娶妾制度。中国人把婚姻看作一个家庭的事务，倘婚姻不顺利，他们准许娶妾，这至少可使家庭保全为一社会的单位。欧美人则反乎是，他们把婚姻认为个人的罗曼斯底情感的事务，是以准许离婚，可是这一来，拆散了社会单位。在东方，当一个男子成了大富，无事可做，日就腐化，乃不复爱其妻子，为妻子者，不得不勉自抑制其性欲；不过她居于家庭中，仍能保持其坚定崇高之地位，仍为家庭中很有光荣的首领，围绕于儿孙之间，在生命的另一方面领受其安慰。在欧美，那些摩登夫人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的诉讼，敲一笔巨额生活费，走出了家庭，多半是去再嫁的。是那些不被丈夫爱护而仍能保持家庭中荣誉地位者的比较幸福呢？还是拿了生活费而各走各路的比较幸福呢？这一个问题殆为一迷惑不可解的一大哑谜。在中国妇女尚未具备有西方姊妹们之独立精神时，那些弃妇常为无限可怜的人物，失掉了社会地位，破碎了家庭。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妇人，便另有一个无论怎样尽人力所及总不能使她成为幸福的妇人。这个问题就是真正的妇女经济独立也不能解决它。 　　在中国，这样的情形每日都有见闻，而那些摩登姑娘以其残忍的心肠撵出人家原来的妻子，照我看来，跟我们的祖宗的野蛮思想相差不过毫厘之间，虽然她们的摩登足以不容另一女人以同等的身份同居。在过去，往往有一个实际是好妇女，受了环境关系的支配，致勾搭上了已经结了婚的男子，而她又衷心爱他，因服顺自动地愿充偏房之选，并甘心谦下地服侍大妇。而现在则各不相让，彼此掮着一夫一妻制的招牌，想撵出另一个人而攘取她的地位。这在现代女子看来，可以认为较为进步的方法。这是摩登的、解放的与所谓文明的方法。倘妇女界自身喜欢这种办法，让她们干下去好了，因为这就是她们自身才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自然在她们的二同性斗争中会获得胜利而牺牲了老的女人。这个问题实在是既新而又长久了的。婚姻制度是以永久不完美，因为人类天性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得不让这个问题以不了了之，或许只有赖天赋之平等均权意识和父母责任心之增进，始能减少这种案件的数量。 　　当然，辩护娶妾制度是废话，除非你准备同时辩护一妻多夫制。辜鸿铭是爱丁堡大学的硕士，是一位常喜博引喀来尔(thomascarlyle)和爱诺尔文字的学者，他曾经辩护过多妻制度。他说：“你们见过一把茶壶配上四只茶杯，但是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上四把茶壶吗？”这一个比喻的最好的答辩莫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小老婆潘金莲说的那句话：“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会不冲撞的？”潘金莲当然不是无意义地说这句话的。 　　七 缠足的习俗 　　缠足的本义和起源曾被一般人大大地误解过。但无论怎样，它曾是代表一种束缚并压迫女性的记号，而且这个方法是很适宜于这种效用的。宋时，儒学大师朱熹也曾很热心地推行缠足制度于南部福建，作为传播汉族文化的工具而教人以男女有别。倘使缠足只当作压迫女性的记号看待，那一般做母亲的不会那么热心地替女儿缠足。实际上缠足的性质始终为性的关系，它的起源无疑地出于荒淫君王的宫闱中。它的所以获得男子的欢迎，乃缘于男人崇拜金莲和绣鞋儿作为恋爱的偶像，并欣赏其婀娜的步态，其所以能获得妇女的欢迎，则缘于她们的欲勾动男人的爱悦而已。 　　缠足制度的起源时代问题，为一大争辩的题目。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比较适宜一些的，还是谈谈它的演进吧。所谓缠足的惟一确切之解释为用几码长条子的布，把足部束紧起来而废弃短袜。这种方法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者为南唐后主的艳迹，其时期约当第十世纪初期或宋代之前。唐代的杨贵妃还穿着短袜，因为她死后有一只短袜流落于一个老妪手中，而辗转传览于民间，凡纳钱百文，都得一观。疯狂样的赞美女人之纤足和她们的弓鞋的风气盛行于唐代。弓鞋的式样系鞋头向上弯翘，大类罗马划船的船首，或即为缠足之起源或一种初步的形式。此种弓鞋本为宫中舞女所用，在这种奢华的氛围中，充满着女性的舞蹈，笙歌，萦绕着麝香龙涎，锦绣珠帘，天然会产生一种别出心裁的意匠，其结果即为此种性的矫饰。这一个创造的心意，系属于南唐后主，他原来是一个细腻的诗人，他有一个缠了足的宫女，能轻盈地缓步于六尺高的金质莲花瓣上，四周复缀以珠花金链。从此这个风尚受民间的模仿，这缠小了的足，因以饰地称为金莲或香莲，此等字眼且常点缀于诗句中。这个“香”字倒是下得很有意义，因为它指示出中国富贵家庭中的多肉欲的气息，他们的书斋固充溢着异香，而巨帙著作便写作于这样的书斋中。 　　妇女们非但极愿意而且很爱悦牺牲其肉体上一部分之安适以趋应时髦。这样的特性，非为中国女子所特具。晚近如一八二四年，英国女子很愿意躺卧地板上，让她的母亲手足并施的用鲸须束压她的身体。那时有本时装杂志上说：“束鲸索的方法，小姑娘应该面部向下的躺伏闺房地板上，她的母亲可将一足紧踏于她的背部腰际，俾易于用力绞转，这样，不难使鲸索两端接合。”这种鲸须一定大有助于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女子在适当场合的昏晕。妇女在中国，可以成为懦弱，但从不趋时髦以致于昏晕。俄罗斯舞队中的足尖舞，是肉体痛苦造成的美的另一模型，然此种痛苦，可美其名曰艺术。 　　中国妇女的小脚不仅使男人的眼光感觉可爱，却是微妙地影响及于妇女的整个风采和步态，致使她们的粉臀肥满而向后凸出，其作用等于摩登姑娘的穿高跟皮鞋；且产生一种极拘谨纤婉的步态，使整个身躯形成弱不禁风，摇摇欲倒，以产生楚楚可怜的感觉。看缠足妇女的走路，有如看走绳索的舞女，使人可望而不可及，撩起无限烦愁的心绪。缠足却为中国人在性的理想上最高度的诡秘。 　　此外，完全无关于女性姿态的本身，男人们乃从而歌咏之，崇拜之，盖把小脚看作恋爱的偶像。金莲的尊崇，无疑导源于性的诡秘境界。鉴赏各种不同式样的缠足艺术之著作之多，不让于批评唐诗之著作。倘你能设想真正纤小的形式美观的小脚之稀少——大率一个城市里找不到十双——那就很容易明白男人见了这样的小脚，将如何感动，岂将不如受精美的诗的感动一样？清人方绚，尝著一部专书，叫做《香莲品藻》，专门论述缠足的艺术，将各式各样的小脚分成五大类十八品式。谓香莲(小足)有三贵，(一)曰肥(二)曰软(三)曰秀。又说： 　　瘦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转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 　　凡能明了时髦在女子心理上所占之势力者，类能明了这种制度的何以能持续而不衰。所更可怪者，康熙皇帝禁止汉人缠足之圣旨不多几年就被废弃，而满族妇女反迅速地模仿汉人也缠起足来，直到乾隆皇帝再度下旨而禁止她们。母亲凡欲望其女儿长大成为少奶奶典型而得嫁给士绅之家，便得从小把她的足好好缠起来，这一举动为做父母的一种先见之明。至新嫁娘受了人家对于她的小脚的赞美，宛像受了孝顺的赞美。因为次于容貌的美丽，妇女便以其脚之纤小无限地引为自傲，有如摩登姑娘之夸耀其足踝骨的瘦小，因为此等足踝使她们在任何社交集会中立刻引人注目。妇女的缠足是痛苦的，毫无悲悯的痛苦，当其发育之际；但一旦缠成美丽的一双小脚，她的光荣，终身享受不尽。 　　但这种可怕而怪僻的嗜好，至少受过三位学者的驳斥，那三位学者是《镜花缘》(作于一八二五)作者李汝珍，诗人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九)和经学家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这三位学者都是具有独立的精神和伟大的精神的。但这种风尚不遽废止，直至基督教会推行社会改革事业时始渐有收效。这种改革事业，中国妇女对之应该深深感谢的。但基督教会的成效，也受了当时环境的协助，因为中国妇女从其他方面获得了较可忍受的代替品，即摩登姑娘的高跟鞋。高跟鞋提高了女人的形体，发展一种婀娜的步姿，更产生一种幻象，使觉得她们的足部看去好像较实际者为小。李笠翁所著关于生活的艺术的精深的观察，至今犹为真理。其语云：“尝有三寸无底之足而与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尖者似秃故也。”此种对于无聊人生之精深的观察，常为中国人天才之特性。 　　八 解散运动 　　妇女束缚，现在已成过去。它的消逝如此迅速，凡在十年前离开中国而重返者，可以发现中国女子之体力与智力的状况变迁得如此广博，几难以置信。现代妇女之气质、装饰、举止和自立的精神，完全不同于十年前的所谓时髦姑娘。这种变迁乃由于各方面的势力在发生作用。总括地说，它们可以称为西洋势力的影响。 　　变迁之显著者是一九一一年从帝制的革命而为民国，承认男女平等。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六——一七年，由胡适博士与陈独秀为之领导，他们诅咒吃人的宗教(孔教)之寡妇守节制度和双重性标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或学生运动乃由于凡尔赛会议协约国秘密出卖中国所激起的怒吼，使男女青年第一次在政治领域上崛起重要活动。一九一九年秋季，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女学生入学，随后，其他各大学遂继起实行男女同学。男女学生之不断参加政治活动，导致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大部分实即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指导与鼓励下的学生的功绩，而在上述两党的工作中，中国女子很活动地担任党务、看护、甚至担任士兵的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女党员供职中央党部，占居首要位置者继续不辍。一九二七年以后各政治机关任用女公务员之风勃兴；南京政府公布法律，承认女子享有平等承继权；多妻制度消灭；女子学校盛行。一九三○年以后，女子在运动界崭然露头角，尤其一九三四年的女子游泳成绩之优异。裸体照相盛受社会欢迎，报章杂志日有披露。一九二二年山额夫人的来华，因之节制生育及性教育渐见普遍；避孕器械的介绍与输入(这可说是伦理革命的惟一原动力)；各大报章发行《妇女周刊》的附刊，专以讨论妇女问题；张竞生《性史》出版，张竞生是位留法国学生，而《性史》这本大作颓废色彩未免太重。葛雷泰嘉宝、瑙玛希拉、梅蕙丝的影响，中国电影明星的哄动，电影杂志的流行，跳舞场、咖啡馆到处林立，这是一九二八年之际始传入中国。在这些跳舞场、咖啡馆里，中国姑娘行动态度的改变，使任何人大吃一惊。英国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叉旗袍，西式紧身马甲(所以代替老式肚兜者)和独幅女子浴衣，才是时代的骄儿。 　　自从缠足以至独幅浴衣，诚为一长远之距离，而此等变迁虽看似甚觉浅薄，却不妨其奥妙的意味。因为人生就是这些浅薄的现象所构成的，变换了它们，即变换了吾人的人生观。 　　摩登姑娘以其行为浅薄，受尽了许多中国杂志的讥讽嘲笑。好像她们的爱好奢侈，缺乏耐劳力和其他家庭美德。因为梅蕙丝的影响力，远过于华尔兹敦诺克弗(marywollstonocaft)的影响力。事实是这样：妇女有两种不同的典型，一种显露其头角于都市社交生活，另一种则安稳隐没于好好家庭中，后者是谨饬而聪慧的人物，可是不甚通行。有几位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妇女，公开施展其蛊惑手段，才是妇女界最坏的恶棍，所以此辈不足以代表中国新女性。总之，此等摩登风尚应作为自由主义化的影响，大体上是为了中国女性的幸福而工作着，从而及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幸福。第一件主要的影响为女子之体格。在运动会中显露的姑娘们的大腿，常为守旧的人们蹙额惋惜不止，其实最后倒有利于国家民族。由于体育的发展，产生一种运动，比之培育于闺房之内的缠足运动远较为天然而高洁。 　　体育变迁的结果，又产生对于女性美的观念底变迁，从昔时矫揉造作的所谓娴静温雅变至较为适合于人类天性的活泼健美相近于欧洲妇女。女人之能作出真性的狂笑，实较之吃吃而浅笑为可爱。孔教学说所予妇女界之人为的限制和过分划分的性的区别，必须让其地位于适合人类天性的观念而不复回复。不过这样的结果，恐怕性别将完全消灭而丧失纯粹女性型的女人。妇女的想摹拟男性的行为这种意念，其本身实即为一种女性的束缚。还是让女人珍惜其固有的性型，因为只有实现她们的自身的性型，她们的庄重的使命才配称得起伟大。不过把中国妇女与欧美女子做一比较，则中国摩登女性还是比较稳足而庄重，但在另一方面，她们比之西洋姊妹们似较为缺少自动的和自立的精神。或许这种根性是存在于她们的血胤里面的。假令如是，一切不如任其自然，因为忠实保持固有民族之本来面目，亦足称为伟大。 　　第六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 　　一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缺乏公共精神，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的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两周刊(一种幽默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而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则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疑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则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他们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二 家庭制度 　　吾国古时并无所谓“家族制度”这种社会学上的名辞。吾们所知道的“家”，它只是为“契本”或为人类社会之本的家。家族制度渲染了吾们一切社会生活的色彩。它是属人主义的，即吾人对于政府之概念亦系把它看作人格化的。家族制度所教导吾们的孩子们的第一个课程，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义务：自重、礼貌、责任心，和相互调整补充的要务。责任心的意义，是阐述得很明确的，即是对于父母的感恩图报的义务观念，和对于长老的敬意。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给予人们以社会长存与家族永续的意识，因以满足人类巴求永生的愿望。经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识倍形活跃。它教导人以一种家族光荣的意识，此种意识在西方固不难搜得类似的例证。 　　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它使吾人结婚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却是娶了一房媳妇，更使吾人妻子生产儿子成为“养孙子”；它把新娘的义务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轻夫妇白昼掩扉成为非礼行为，而使“秘密”二字成为中国人所不知的名词。譬方一架收音机，它使吾人安于闹的习惯，闹的婚礼，闹的葬仪，闹的饮食，以至于闹的睡眠。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而发展了吾们的耐性。欧美人民好像一个闺女，它只消照顾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观整洁美丽；中国人民则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妇，她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本分须行料理，吾们是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养成了端庄性，它使吾们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过度保护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为中心而太专制，它时常剥夺了青年的事业心和发明天才。著者认为这一点是家族制度所施于中国人的特性最恶劣的影响。父母的丧仪又涉及士子应试的机会，居父母之丧的读书人，必须停止应考三年，同时又为士大夫阶级提出辞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义之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因为在《孝经》中，产生了一个学理，殆为每个小学生都须熟记者，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为孔子门人之佼佼者，当其临终之际，这样说：“启予足，启予手。”盖曾子保全其身体发肤而终，可告无愧于祖宗。此种思想已极临近于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们的向外发展，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历的最好形式，本应该是无一定目的地、无预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学理，这便不可能了。所谓孝子，应该慎惜身体，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险路。这样一来，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club)中遂找不出一个配称孝子的人了。 　　总之，家族制度为个人主义之否定，它又限制个人的活动有如骑士之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马的奔驰。有时遇着骑师是个好人，他帮忙良马在赛马会中夺取锦标，而骑师不常是好人，有时控抑勒制马匹的且不是一个骑师而仅为一辆不中用的货车，你看还成怎个样子。中国社会固无所庸于阿拉伯良马，其最充分之明证即为中国社会之从不产生良马，中国社会把良马屠杀个精光，把它们穷追驱入山林，或把它们禁闭入收容所。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马为呆滞鲁钝服缰之马，果然，吾们的社会上便真饶有这样的驽马。 　　“名分学说”，即孔子学说通常所被称之代名词，实为家族制度背后的社会哲学。这是一种道理乃所以维持中国社会之秩序者，它同时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控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为名分。名分赋予每一个男子或女子在社会上所应处的一定之地位。有如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归于适当地位”。名分的社会理想亦为个人都处于适当地位。“名”的意义为名称，“分”的意义为本分。孔子学说实际上常被称为“名教”或即为“名分的宗教”。名称是一个称号，所以给予人表明各个在社会上所处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与别个人的关系。缺乏一个名号，或在社会关系中的定限，一个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从而也不知道怎样控制他的行为。孔子的理想便是这样，倘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动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则社会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维持。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朋友之关系。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家族是以可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不过吾人于此必须提示者：孔子从未想把家族意识去夺取社会意识或民族意识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发展成一种高度自私的形式——后世的结果，尽孔子全部实践的智慧，实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点，在韩非子时代已很明显(约当基督前三世纪末期)。依著者愚见，韩非子实为那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一书所记载的当时政治实况的描写，可以映出今日中国的形貌。例如由于亲贵偏宠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坏，不啻攘夺了国家资产而增富了私家。高官显宦之建筑富丽的别庄，渎职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观念和一般的缺乏社会意识。此等劣点都经韩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张组织一个法治的政府，他认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可是韩非子自己的结局却是被迫仰药而死，类乎苏格拉底的命运。 　　但至少在学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牺牲了社会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识发展为自私观念的。在他的道德律里面，他也曾容许某种程度的超家族的仁爱。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训练作为普通道德训练的基础，他计划想从此普通的道德训练，实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要很适宜于和谐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这种悟性里面一个人才能了解重视孝道的意义。孝在中国伦理观念里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中国文字里头，那个教育的教字甚至是从“孝”字蜕化而来的。《孝经》上对于孝的意义，作下面的解释：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在另一节里，孔子又说：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这种意义，孔子对他的弟子曾子说：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会上，基于模拟的学理；在教育上，基于习惯的学理。社会教育的方法，即自儿童时代培植纯正的心智态度，其出发点乃天然开始于家庭中。这种方法，并为差误。它的惟一弱点为政治与道德的混合，其结果对于家庭是有优良的成效的，而对于国家则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会制度，它是坚定而又一贯的。它肯定地信仰一个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应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但是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孔氏学说在人类五大人伦中，脱漏了人对于异域人的社会义务，这遗漏是巨大而且灾苦的。博爱在中国向非所知而且实际加以消极地抑制的。学理上，博爱的精义可谓已包容互助说里面。孔子称君子者谓：“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这个施仁于他人的热忱，却是不列于五伦之内，亦无明确之定义。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 　　三 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资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剥削的意义)，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的，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作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之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即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伊墨逊(emerson)氏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的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从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的自己人布满于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子买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下雨天只有一辆车子以容纳八十多个乘客。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么这位军官的社会常识是在哪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地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拿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标准：它显示农村的天真而田野风的礼貌与时代进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差率的欠整理；显示政治的紊乱，这一切驱使个人之间起争夺，而缺乏新的社会意识的遗传法式，是需要时间去补救而发育生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事实是如此的，原来家族制度处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意识二者之中途，这社会意识在欧美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许多小个体；在它的里面存在着其固有的合作，但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真实统一的联系，除了国家。因为过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实际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剧烈的竞争倾轧，因而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没有积极地发展起来。如是，家族意识替代了欧美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几种类似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发展着，但欧美人士毋庸为之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中国人的本质里头，深深伏有一种根性，吾们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肯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盘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那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四 特权与平等 　　社会上区别身份之主义，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先明了这一点，俾明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全部精义，无论为善为恶。人文学者的性癖，是在郑重区别各种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区别(为妇女遮藏之结果，上文已有所述)，贵贱之区别，长幼之区别。孔门学者常自以为一种文化势力，宣扬此等区别而建立社会秩序。他们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会结合起来，想教导统治阶级以仁爱，而被统治阶级以服从，使长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长友爱而弟执谦恭，代替社会平等的意识。其着重点好像尖锐地置于确定的区分上面，或可说是构成了阶层的平等，因为中国文字中表示五种主要谊属关系的一个“伦”字，其字义即为本阶级中的平等。 　　这样的社会，也不是没有它的可爱之处的。例如尊敬长老，常是很动人的。罗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国是最显扬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远为尊崇而受人敬视。至于欧美的老年人，他们总感觉自己过了有用的时期，而眼前是无报酬地白白受着儿孙的豢养，一似他们在其壮年时代曾未出力以养育其小辈的。或则此辈西洋老年人还会不断地大声疾呼，说明他们的精神尚属壮健可用。这样的呼声，徒见其可发一笑。好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会无故冒犯一个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会有意得罪女人一样。有些这样的优美习性已经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国家庭里。这就是老年人大多宁静沉着的原因。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让老年人生活于其间，满觉得舒服安适。著者敢断言这种普遍敬老情操千倍优于世界各处的养老金制度。 　　从另一方面言，此社会身份区别主义，产生一种特权，这对于享有特权的阶级自觉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风不变，尊敬老年无疑为好的习性，但尊敬学者和尊敬官吏阶级则利弊互见。社会一般对于状元——殿试第一名——的赞美敬慕，深深地弹动一般做母亲者的心弦，也激动着一般姑娘们的那颗小心儿。一旦中了状元，风光十足，自不待言。他跨着滚雪般的白马，受着皇帝特颁宠典的装饰，排着花团锦簇的仪仗，游行街市一匝，表扬他是全国最聪明的一个才子，同时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这一点倒也非可轻视，因为中状元的，总应该是个美少年。这是卓越奇才的光荣，也是高官显爵的光荣，每当他出门，则铜锣开道，宣告贵人的即将莅临，衙门差役则清除道路，驱逐过路行人好似扫除。`这些衙门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权势与受宠而叨叨光，有时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读读中国古本小说，免不掉要看到这些场面。吾们不叫它权势与荣华，而叫它“气焰”，盖言其气势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衙门差役惟一所忌惮者，为无意莽撞了别个官员的卤薄，这个官员，适为较其本家老爷高级者(这便是身份主义发生作用)，这官员也许将挫折他的一些气焰。或则他们糊里糊涂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适属于较高级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们才会高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然终于难免拿捉起来，于是押解给这个高级官吏听凭他的裁判，有时吃打屁股，有时收押监禁，不管合乎法律与否。 　　像这样的特权是常常具有动人的魔力的。那无疑即便是现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荣，还是很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没有一个人享有这种特权而不觉得窝心、不欢喜它的。不知怎样，那些民主主义者称呼现代官吏做“公仆”，实际上这二个字只配让他们引用在通电里面，他们的内心固恶狠狠痛恨这个名辞。一九三四年发生一件案子，有一个高级官员的汽车夫不服从交通信号，在一个热闹转角冲过一条马路，却还扯出一支手枪打伤了一个警察的大拇指，因为这个警察想阻止他。这是他的官火的气焰！不差，特权总是好东西，而且它至今还是光芒万丈。 　　特权是以为平等的对照名辞，而官僚为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无论何时，只消官吏肯放弃他们的阶级特权，享受较少一些的行动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辩人家的纠弹，中国真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变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可惜至今此时机犹未成熟也。因为倘若人民获享自由，那么官僚和军阀的自由将从何而来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权，则军阀从何而得随意逮捕报馆编辑、封闭报馆，甚至砍戮人头以疗自己的头痛(张毅将军尝在著者本乡福建漳州干过这件事。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为他业已去世)。当人民敢于不敬他们的官长，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辩，我们将大喊“反了反了”。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临到末日。 　　这种意识是很深地种植于中国人的心坎中，其罪恶不只限于官僚，却是像榕树的根盘四射，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顶盖，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阴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美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五 社会阶级 　　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可取之处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满族旗兵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操作——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出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 　　所谓家族，非为世袭的阶级而为社会的单位组织。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说不尽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能亲眼经历：某些人家，怎样由贫贱而兴隆；某些人家，怎样由富贵而衰落。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无论在中国或在欧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为之维系，却是被我们的放荡的败家浪子所维系着，像有位学者曾这样指出过，此等浪子在中国出品颇为丰富，他们的阔绰的挥霍，使富贵家系的永续成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文官考试，像中国的科举之类，常可使怀才的志士从社会底层升腾上来。中国的科举考试，无人不可参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儿子。一方面，教育的费用并不昂贵，不致仅让富裕阶级的儿孙独沾利益。读书求学，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权，却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权；学问的进修，也从未受贫穷之累而遭遇任何严重的阻挠，由是看来，可以说人人都是机会平等的。 　　中国社会依着士农工商的次序而分成四个阶级。在初期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精神是根本上属于德谟克拉西的，而中国差不多一向滞留在农业社会的阶段。中国没有阶级敌对的心理，因为没有此种必要。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间的互相往来，不受阶级意识和势利心的破坏，除非是上面说过的衙门阶级。一个富商或一位高等官吏可以很和气亲睦地跟一位木匠师傅对坐品茗，谈天说地，这是很平常的，或许比之英国大地主的家人跟佃农说话较少虚文。农夫、工匠、商人，都是土地的滋液，大家都是很卑逊、安静、自重的人民。农人受了孔子学说的影响，被置于农工商三阶级之首，因为关心米谷之中国人，常能明了粒粒盘中餐从何而来，是以对农夫感戴无限。农夫与商人和工匠，大家都景仰读书人——士——认为是一种赋有特权而应受人礼遇的阶级。更由于中国文字辨认的困难，此对于书生的尊敬系出自心底的真情。 　　六 阳性型的三位一体 　　但是这些读书人是否配受这样的尊敬？智力的劳动，当然较高于体力的劳动，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看似没有什么不自然。人类的征服禽兽，乃赖于人类的较高脑力发展。由于智力的不断发展，人遂获得动物界中优越的地位。但是当然有人可以发问这样一个问句——从动物的观点上——是否人类有权从狮虎夺取山林，从野牛夺取草泽。犬或许予以同意而狼或许另一想法。人类的得以辩解其正当，仅恃其较高智谋。读书人在中国，与此情形一般无二。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读书人才知道历史和法律，也只有读书人才知道怎样在诉状中机巧地运用字句，以一字而杀人。学问既如此复杂，对之起敬自非异事。这些读书人及其同类人物，在中国构成所谓“上流社会”，亦即所谓破靴党。倘再把树木来做比喻，则此辈破靴党便是寄生虫，他们可以不用费力而爬上最高树木顶巅，而一切中国榕树，都受着此辈寄生虫的包围。换一句话说，他们能够爬上树木，附耳说些甜言蜜语，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带的揩些油水。更进一步，他们时常从树木担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这就是所谓“包税”与“专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毁人民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侵害国家税收本身。此等捐税专利为本地土豪劣绅的衣食父母，这是一种罪恶，自从民国建立以来曾经大书特书。实际上一种抽税专利权系从地方政府购得，倘其报效额为三千元一年，常可产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润，土地的滋液，乃似专以豢养这些寄生虫，可惜人民受了欺压而毫无裨益于政府或社会，不过肥胖了寄生虫的家庭。 　　寄生虫又是根深蒂固的盘踞于地方上，致任何新的统治权势必俯就他们，与之合作，或交托他们经手。他们分配着屠宰税，书寓捐，赌台捐，从他们的投资动机上着想，他们天然希望捞取最大的报酬。此最大报酬的理想，即足证明对于人民的弊害。他们的贪欲没有限制，因为“最大”一辞没有确定的范围。而他们用了专业的知识，又可以发明新的捐税。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爷，他的夹袋里也都带着这些破靴党。而他们倘与大老爷有一面之缘，也可以自动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门保持着关系。他们或许上衙门去拜访老爷一次，当其啜茗纵谈上下古今的当儿，他们往往会感叹地说：“唉！想想看，每一县至少应有一万五千只豢养猪只的槽钵，每十县就有十五万支，定每支槽钵抽捐一元，其数目就很可观了。”说着咕噜咽一口上好龙井茶。当许多这样的感叹和见识闪现时，那老爷很敏捷地多学了几种搜括民脂民膏的技术了。这位老爷真不胜其感激，还半含无此见识的自愧。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儿熟练起来。而接连上猪钵捐，这破靴党的读书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轿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这些读书人与中国绘画中之圣洁而美丽的白鹤连想在一起，它们是那样清白，那样非尘俗态，故能代表道家隐栖的象征，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有人或许会想它们是赖吸取天空清虚之气以生活的，其实它们却吃着蛙类和蚯蚓而生活着。它们的羽毛既如此白洁而光辉，它们的步伐姿态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类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讨厌的是它们要吃了东西才能生活。破靴党先生们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须生活，而要生活他们一定要有金钱。 　　七 阴性型的三位一体 　　由于社会上的名分原理和分阶层的平等概念，某种关于社会行为之规律遂应运而生。它们是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其永久不变性超乎罗马天主教教条，其权威超越乎美洲合众国的联邦宪法。它们实在是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权势过于当时执政的军政要人以外。至于它们的名称便是叫做：面情、命运和恩典。此三姊妹永久统治着中国，至今犹然。惟一有价值的革命，是以应为反抗此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所困难者，此三女子这样的会体贴人，又这样的迷人。她们堕落了我们的祭司，谄媚着我们的统治阶级；保护权势，勾引富人，催眠穷汉，小赏怀野心者而腐化革命团体。她们又会麻痹司法界，使各种法令条文不生效力，讥笑德谟克拉西，藐视法典，以人民权利为笑料，破坏交通规则和俱乐部章程，任意横行于人民的私人花园。假使她们是专制君王，或则她们是丑陋不堪的，她们的势力或许不能维持如此久远；可是她们的声调恰恰是柔软的，她们的仪态恰恰是文雅的，她们的足无声地践踏到法庭上，她们的手指轻巧地把司法机关拨个凌乱，当她们抚弄法官的面颊的时候：不差，那是不可限量的慰藉去崇拜这些淫荡妇人的神座。她们的统治势力是以在中国一时还不会消灭。 　　欲知恩典之概念，务先明了中国人生活之优美的简朴性，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常为一种“寡政教，省刑罚”的社会。中国人的政府与法律的概念常深染着人类情感的色彩。中国人普遍地不信任法律与律师和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他们的理想中的社会是：人民皆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是一个保存着上古淳朴之风的优良生活的社会。在这样的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环境里头，乃有所谓“恩典”的出现，亦在此等社会环境里头，乃有古代中国特性中最优美的感恩报德的情绪的兴起，报德心乃适为与恩典互为对照的情绪。此种感恩报德的心情，中国普通平民，尤其是农民，莫不充盈满腹。一个农夫倘受了人家恩惠，将志之终身不敢忘，或竟替你刻一方长生牌位，供之家屋，早夕礼拜；或则不辞汤火，替你服务。人民盖并无法律的保障，但有听凭县令的慈悲恻隐之心。倘这县官是宅心仁爱的，则仁爱是比之什么都更受人感激，因为它是不期报酬的。会有千千万万的实例，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 　　这种社会环境，为恩典的发源地，它产生于在势者与需要保护的人二者之间的私人关系。它可以代替公义的地位，往往如此。当一个中国人被逮捕，假定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他的亲族的天然倾向，不是去请求法律保障而在公堂上求伸雪，乃专门去寻找一位认识县长的人居间说项，祈盼特施恩典。由于重视私人交情和面情，这位居间说项者倘其面子庞大得够程度，则常常是达到目的的。这样办理的方法常觉来得简便，而且它的费用比之耽延时日的诉讼节省多多。一种社会上的不平等乃由是而兴起，就是夹有权势的官吏、富豪及有面子的联络人和贫苦阶级——他们的环境没有那么侥幸。 　　几年前，安徽发生一件逮捕并监禁二位大学教授的案件，原因是为了一些戏谑的无意批评冒犯了当局，他的亲属没有别的妙法，只有奔向安徽省城晋谒军事领袖恳求恩典。另一方面，在同一省份中，几个青年系与某一有力政党有关，为了赌博而当场遭逮捕，这几位青年于释放之后，便直上省会，请求撤换冒犯了他们的警察当局。沿长江某一城市，有一爿鸦片铺子被搜查，他的存货予以没收，但经某一当地有力者的一个电报，公安局不但须声明抱歉，以谢卤莽，还得派遣警察卫队送回没收的鸦片。某一牙医生尝替一位显赫将军拔出了一颗牙齿，将军大悦，因授予一个头衔给他。有一次，某一部内的技师打电话给这位牙医生，因直呼了他的名字而未用官衔，他马上跑到部里去，当着许多职员面前，把这技师打了一记耳光。一九三四年七月，武昌有个妇人，因为天热，穿着短裤在户外睡觉而被捕，监禁了不多几天，她就病死在监狱里。后来发现这位妇人是个官太太，那个生事的警察遂被枪决。如此事件，层出不穷。复仇是甜美的，但也有许多妇人不是官太太，有时而遭逮捕，其结局遂不是甜美的复仇。儒家学说即代表此等理想，因为早如《礼记》，已有这样的说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恩典是以为社会上名分观念的要素，亦为孔子理想中的君子统治的具人性的父母政府之逻辑结果。然则如老子所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否是对的呢？孔子的理想，似乎是天真的稚态，他想来一国之内，尽有那么许多贤人君子，尽够遍布全国以统治人民。很明显，他的算盘是打错了。在田野风的初民社会的淳朴生活时期，此种思想或许有实现可能，到了现代这个飞机摩托车时代，它一定失败，凄惨地失败！ 　　可取之处，上面已经说过，为中国没有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贵族政治。这一点恰使吾人接近“命运观念”，因使社会上的不平等成为可忍受。命运的特征为无人永久地被践踏在下面，而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常有机会互相对易位置。吾们中国人深信凡人皆有得意之一日，而“天理循环”，倘一个人而有才干，意志坚决，抱负不凡，总能攀高升腾。谁得预卜？一个卖豆腐的女儿或许突然地引动了一位贵显将军的注目；或许他的儿子交了鸿运，做了县知事的守门人；或则一个屠夫的女婿，假定是一个贫苦的中年乡村塾师，可以忽然中了进士，像《儒林外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时或许马上有一个乡绅从城里巴巴的赶来，邀他去他的公馆里住一程；另一个跑来跟他换庚帖，义结金兰；第三个也是富商，送他许多绸缎绫罗，许多袋白银；县知事又亲自送他两位艳婢，一个厨子，以替他的乡下妻子服役；这个屠夫乃乔迁至城中大公馆，不胜从心坎底部快乐出来，忘却往时他怎样的时常欺凌其女婿，却说他一向坚信女婿必有发皇之一日，现在他准备放下他的屠刀，而受女婿的奉养。女婿中了进士，岳父也交了好运。吾们羡慕他，但吾们不称他不公平，因为吾门叫它命运或幸气。 　　命运主义不单是中国人的智力的习惯，也是孔教传习意识的一部分。信仰命运与名分观念的关系如是密切，致使吾人有句流行俗语，叫做：“安分守己，听天由命。”孔子在称述其自己的精神进展时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六十而耳顺。”这个命运主义的原理为人们精力和知足精神的源泉，亦所以产生温和平静的中国精神。因为没有人常能交好运，而好运又不能临到每个人头上，人遂很愿意容忍这种不平等，认为一种合乎天然的法则。经由科举考试之路，有志才干之士常能获得一种上进的机会；更经由运气或经由才干，一个人可由非特权阶级升入特权阶级，就是他的得势的日子。一旦踏进了特权阶级，他便爱弄特权。随着地位的变迁，因生心理的变迁，他乃开始爱好一切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特权。此种转变的面目，为现代每个革命成功人的显著特例，他握紧他的铁腕以限制报纸言论自由，比之他在革命初期所高呼打倒的军阀还要来得猛鸷。 　　因为现在他有了大面子，他站立于超越乎法律与宪法的地位，交通规则和博物院章程于他微不足道。这面子是心理作用的，仿佛中国人的生理面貌那样有趣，心理的面子更为神妙而动人。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这里吾们达到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的一点，抽象而不可捉摸的，但却是最高等最精细的规范。中国人的社交往来，莫不依此为准则。 　　中国人的面子，倒是容易举几个例子而难于下一界说。例如首都官吏，可以用每小时六十里速率开驶汽车，而交通规则限定每小时只许三十五里为最高速率，这就是有面子。倘若他的车子撞倒了人，当警察前来，他写写意意从小皮夹掏出一张名片，优雅地微笑一下，一声不发地拨开机轮，驶开去了，那他的面子才大得了不得。倘逢这警察不愿给他面子，假装不认识他，这位官老爷乃开口打其官话，询问他可认识本人的老子否？说罢，歪歪嘴，吩咐车夫开车，那么他的面子更大了。再倘使这警察坚持须把这车夫带入局，于是这官员打个电话给警察局长，局长便将车夫开释，而下令把那小警察革职，因为他有眼竟不识泰山，于是而他的面子真是大得和“天官赐福”一样了。 　　“面子”的意义，不可翻译，亦无从予以定义。它好像是荣誉而不是荣誉，它不能用金钱购买却给予男男女女一种实质的光辉。它是空虚无实际的，而却是男人家争夺的目标，又有许多妇女为它而死。它是不可目睹的，但是它却存在而展开于公众之前。它存在于太空之间，其声息似可得而闻；且其声崇高而充实；它不负公理上的责任，却服从社会底习俗，它耽搁诉讼，拆散家产，引起谋杀和自尽。但它也常使人经过同乡人辱骂之后，勉力自拔于流浪无赖的恶行；它的被珍视，高于尘世上一切所有。它比之命运、恩典，更有势力，而比之宪法更见重视。它常能决定兵家之胜负而毁坏整个政府机构。就是这空洞的东西，乃为中国人所赖以生活者。 　　倘把“面子”与西洋的荣誉观念混缠，那是大大错误。中国女子常为面子而死；假如她的裸着的玉体无意中给男人家瞧见了，便羞不欲生，好像有些欧美妇女，为了私生子，很想投河自尽那样。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说他保持了他的荣誉。 　　战争曾经失利，帝国曾经牺牲，都是为了将军们要挟求索几个尊荣的头衔；否则大可为了战略关系退守新阵地。今有两造经过热烈的争辩，各自坚持己见的辩驳拖延不决的法律争点，由聪明的裁判者听来，明知其间并无实际使双方不可和解的缘由，只消想出一个文雅一些的解决办法，那办法恐怕是道歉了事。一位军事领袖，因为当众受了同志的侮辱，可以分裂政党至变更整个革命进程。男人女人自愿大暑天气整天劳顿，不辞辛苦，俾遵循丧礼而保家声，家声即家族的面子，那些世代书香的破落户宁可破产，甚至终身负债，都是为了同一理由。 　　不给人以面子，是不可宽恕的无礼，犹似欧美人的向人挑斗。许多官吏一夜须应酬三四处宴饮，宁可伤碍正常的消化机能，万不能使任何主人失面子。许多失败的军阀理应斩首或监禁，却常遣送出洋，被以考察实业，考察教育的名义，所以为其投降的代价。这办法保全了他们的面子，也就是中国周期循环的内战的原因。四五年前，全体内阁因为避免某一阁员之撤职而提出辞呈，解散整个内阁以保全此一阁员之面子，其实此人老实不客气地说应该滚蛋，或许还得受徒刑的处分(撤职将使阁员失面子，因为此时并无内阁之更迭)。人情，一切太讲人情，这个吾们的“面子”！但它又是志气的刺激物，力能克服中国人贪爱金钱的心理。它曾使一位教员先生感觉老大没趣，因为他的外国校长坚决要增加他的薪水，从十八元增至十九元。他情愿受取十八元，否则须二十元，不然则宁可自杀，却不愿被呼为“十九块人”。一位丈人以不肯留其无聊赖的女婿吃顿夜饭，这样下了他的面子，恐怕丈人的本意仅欲使其女婿改过做个像样的人；或许当此女婿垂头丧气，踽踽独行的归途中，倒就是他的努力向上的起点。 　　倘欲跟人家合伙出门，倒是跟没有面子的人结伴，比较面子太大的来得安全。有二位丘八太爷乘一条行驶长江的轮船，坚欲卖面子走进一间装着多箱琉磺的舱间，这间舱本来是禁止闲人入内的，两位大爷走进了去，便在琉磺箱上坐下，抽出香烟呼呼地吸起来，又把香烟屁股很不经意地竟随随便便抛掷，轮船买办的忠告央求，一概置之不理。结局，这一条轮船竟着火爆裂起来，于是此两位丘八太爷获得了面子丧失了生命，同时还牺牲了别人。这样的事情，不关乎有知识和无知识的问题。有一位受教育的军官五年前乘坐飞机，自量面子庞大，足以超过飞机的载重限量，故不顾机师的劝告，硬把笨重行李装载上去，还不止此，他还要在他来送行的朋友面前卖弄特别面子，吩咐机师在机场上空绕一周匝，因为他是有势力的军官，这个面子当然要得。可是把这机师弄得团团转，不免着慌，这机身老是不肯保持平衡而上升，竟触撞了一棵大树，结果这位将军折断了一条腿，以支付面子的代价。任何人苟相信获得面子之利益，足以补偿飞机载重过量所生之危险，则应该折断他的腿，还得谢谢他。 　　由此观之，面子这样东西虽无从下一定义，但差不多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八 乡属制度 　　在缺乏社会精神的环境里，何以能有博爱慈善的精神？团体公益事业，采取何种形式？其说明可以从乡属制度获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晋至较高一级的模型。由于爱好家庭，生爱好氏族之心，由于爱好氏族心理，发展一种沾着乡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种情绪，可以称为地方主义，在中国文字中叫做“同乡观念”。这种地方主义将同乡的人或同县的人或同省的人连结起来，使之共同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内地的，有许多省的或县的基尔特组织，例如安徽同乡会，宁波同乡会，诸如此类。只要同乡间有了富商巨贾，此等同乡会常能被资助以巨大资金。著者本乡的漳州同乡会，在上海拥有一百万以上的资产，它设立了一所学校，同乡子弟得免费入学。同乡会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设备，颇似欧美的俱乐部，内部装置，也相当富丽。同乡会间有一种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购买董事，同乡会的另一效用为供给游历或过路的商人以各种所在地的向导工作。前清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得上北京去应三年一度的会试，北京城中就没有一省一县不设有它的同乡会。倘你找不到县同乡会，准可以找到省同乡会。在这种同乡会里，一般举人和候缺的候补知县都赖以栖身，有的且带着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几个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网形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国，以懋迁有无。 　　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惟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中国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干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辞，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殖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具，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种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种植，将自然而然绝种。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水旱灾荒。让他没有高悬“富国利民”匾额的甚么甚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强盛，而人民趋于富足。 　　九 贤能政府 　　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起点，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 　　简言之，韩非子时代有两种相对的政治概念，吾人在此现时代亦然。即孔子的贤能政府之概念和法治政府之概念，把每个统治者当作贤人君子，因而亦以对待贤人君子之礼待遇之。法治制度的政治概念，则把每个统治者当作坏蛋看待，因进而制备种种条款，以防止其遂行歪曲意念。很清楚，前者是中国传统的见地，而后者是西洋的见地，亦即为韩非子的见地。似韩非子所说：“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就是法家哲学的道德观之基点。换言之，吾人不以统治者为君子而冀其行仁义之道，吾人应目之为潜伏的囚犯而筹谋种种方法与手段以期阻止此等可能的罪行，如剥削人民的权利与卖国。你可以很容易看出后者的制度是较易于收实效，其阻止政治腐化的效用，比之静待此等君子之良心发现高明得多。 　　在中国，吾们恰恰做了相反的工作。非但不把他们当作潜伏的坏蛋——这是我们老早应该如此的——却把他们当作君子看待。依古老诚实的孔子之道，吾人盼望统治阶级人人成为仁爱的贤人君子而爱民如子。吾们以诚实不期望之，故对他们说：“直接地干吧，你们可以任意使用国家公共资产，吾人不要求你们公开预算，或公布岁支账目。”吾们对军阀说：“干吧，我们信任你将爱民如子，故吾人将听凭你凭良心抽课人民捐税。”吾们对外交人员说：“干吧，吾们对于你们的爱国心具有绝对的信仰，故允许你们有权缔结任何国际条约不用征求人民的同意。”更对全体官吏说：“你倘能做像贤人君子，吾们将替你建立牌坊，以资褒扬，但倘你变成坏蛋，吾们不致把你囚入牢狱”。其他国家中，从未有如此拿对贤人君子的态度对待官吏的。假令韩非子生于今日，他将劝导吾人以坏蛋视之，因而对官僚说：“吾人不欲箴劝你们行仁义之道，亦不复建立牌坊来褒扬你们，即使你表现为贤人君子的行为；但你胆敢做出欺民亡国的坏蛋行为，则吾人将请你进牢狱”。这办法是消灭腐败政治的比较健全而敏捷的方法。 　　这里且让吾摘录一节《韩非子》的文字： 　　“……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韩非子否定所谓仁爱的父母政府会有任何效用，因为他指出人之惰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又冷冷地幽默地发问：“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岂非是“贵仁者寡，能义者难”的明证？今欲人主务行仁义者皆如孔子，而臣民爱服德行者皆如列徒，岂非梦想？这短短一段文字，含有动人的嘲弄，峻刻的调笑，同时也含有健全的意识。 　　韩非子所评述的当时韩国的弱点，深与今日中国之过失相暗合，至于那时的官僚和人民的特性竟那么相像，使吾们读了他的文字，直不辨其所描述者是否为现代之中国。他和盘托出当时官吏的腐败和人民的冷淡消极，而认为此等缺点应归源于法律保障的缺乏与制度之不完备。他不赞成改进道德效力，而指出那是政治制度与缺乏法律保障在作祟。他说一切祸患，起于无公正之法。他痛恨那时的儒家而称他们为一群喋喋的愚夫。这称呼实在很适配于今日吾人的许多“长袍的爱国同志”。他说到当时的官吏，称他们的贪污，不啻受着鼓励，因为没有严刑峻罚以制其后。韩非子这样爽直地说：“……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土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这样的字句，很可以引用之于现代优游于大连及上海租界别墅中的寓公。他又说因为缺乏制度，“则以党举官，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这样的情形，何等暗合于今日，只有那些官僚士大夫阶级肚皮里明白。 　　《韩非子》中有一重要之章节，其中含有一现代的新名词“公民”一语，殊觉新颖；惟此节文字乃系描述当时人民一般的对于同事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郑重地说：“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避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廨舍；廨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贿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吾们至今仍感觉到公民的太少，而私人的太多，其理由当归之于适当的法律保障之缺乏。他跟道德的兴衰毫无关系。缺点完全在制度(法)。倘人民的公共精神太丰富，常有惹祸的可能，天然他们对于国事将采取消极的态度。倘官吏贪污而无刑罚为之制裁，那么你要望他不贪污，实在是过于苛求人类的天性了。 　　韩非子坚决主张设立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权贵，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前面，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势力与私人间的关系，应该于以打倒而代以法律。所谓去私曲，就公法也。这里我们不仅遇到一种欧美式的平等概念，它使吾十分注意者为一种绝非中国型的思想。可异者，他的思想适与孔子思想立于反对的地位，孔子的格言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他以其纯粹法家的态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想像一种法律，要使“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他推行一种机械式的法治，只要有了完备的法治制度，他信仰治理国政，可不用贤能之士——这一种机械的意识，完全不是中国型的。 　　韩非子的法治制度，也存在有一种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明君无为于上”。君主所以要虚静无事，无为于上，因为他知道那些君主依一般常情而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办事的能力。是以应该筹划一个机械式的政治机关，它的机构作用的行进自然而然公平而完备，不关乎统治者的智愚贤不肖。君主是以成为一个徒负虚名的骸壳，有如现代的立宪政体。英国现代也有一个国王，他的职务好像专门在主持建筑物的奠基典礼，船舶的下水命名，和颁发爵士勋位；是以国王的贤不贤，能不能，对于国家完全无若何重要关系，法治制度将自然发生作用。这在基本上是一种君主无为主义的学理，为韩非子所倡导，而现代英国实行而获有成效者。 　　那位好好先生孔老夫子而被称为政治思想家，不啻是古怪的奇缘。他的懦弱的胡言，竟荣被以政治学理之美名。一种政治思想，至盼望德行统治的政府与仁义的统治阶级之出现，那是多么属于幻想，恐不足以哄骗大学二年生。譬如你管理百老汇交通，不用红绿灯信号指挥，而信托汽车夫的自动努力。任何细心地研究中国史的学生，一定能够注意中国的孔子理想的政府，充满着道德意识，常为举世无双的一大腐败罪恶。他的原因不在乎中国官吏之特别比欧美官吏来得腐败，这清楚而确定的政治历史之真情是：当你以君子礼待官吏如中国向来之习俗者，则其中十分之一将为真君子，而十分之九将为恶棍，但是当你以对待坏蛋的心理视之，若欧美之所为，准备着政治监狱，或示之以监狱之威吓，则真将变成坏蛋者将远少于十分之一，而十足的十分之九将勉力自命为君子，结果你至少获得一个廉洁政府的外貌，这一个外貌未始非值得具有的。这就是中国老早应图改革的真理，也就是韩非子在二千年前当其未仰药酒以结束其生命之前所给予吾人之忠告。 　　中国所需要者，是以非为增进道德而为增加牢狱以待政客。倘贪官污吏结局仍能安全自由地定购舱位以赴横滨或西雅图，则吾人之谈论建设廉洁政府终属徒然。中国所需要者，既不为仁，亦不为义，又非为荣誉，却为单纯的赏罚，即需要勇气来枪决扫荡这班不仁不义不顾廉耻的官吏。惟一保持官吏廉洁的方法即为加以逮捕而用枪弹来警戒他们。官吏苟感觉痛苦于吾的以法家见地的对于人类本性的观察，应该想一想：他们是否愿意投资于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经营方法完全遵守孔子的君子观的原理，既没有股东会议，也没有会计报告，经理或银钱司帐员舞弊潜逃，又不能逮捕。中国政府是严格遵奉这种君子观的基本原则处理着的。目前政府组织之稍见进步，乃出于西洋学理的影响，欧美人民盖大胆敢向统治阶级要求公布账目，毫不畏惧含蓄轻蔑之意，致有损统治阶级之君子型的尊严。但直等到这种改革全部完成以前，中国政府将永远像一家杂乱无章的公司，常利于经理及职员，但剥削了股东的权利，股东可拟之于普通人民。 　　第七章　文学生活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 　　一 文学之特性 　　中国文学有一种含有教训意味的文学与一种优美悦人的文学二种的区别，前者为真理之运转传达工具，所谓“文以载道”之文；后者为情愫之发表，所谓“抒情文学”。二者之区别，至为明显：前者为客观的，说明的；后者为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认为其价值较后者为高大。因为它改进人民的思想，并提高社会道德之水准。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们遂轻视小说戏剧这一类文学，称为“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惟一例外为诗，诗虽同样为抒情文学，他们对之非但不予轻视，且珍爱修养之盛过于欧美。事实上，中国文人全都暗里欢喜读读小说和戏剧，而官吏阶级虽在其冠冕堂皇的论文里说仁道义，可是在其私人说话里往往可以发现他们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宝鉴》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两性小说。 　　其理由易见，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之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学而不是思考的文学。读书人本不是经济专家，而偏写讨论捐税的文字；文人学士手未尝一执刈镰，偏写讨论农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师，乃大写其“黄河保护计划”——这一类是很普遍的题目——在思想限阈内，像中国的俗语说法，读书人都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他们都轻视庄子，却人人读读《庄子》，庄子为毁谤孔氏学说的伟大著作家。有几位学者胆敢玩玩佛学，不过他们对于佛教仪式并不崇奉，茹素戒荤亦不虔诚。他们的畏惧异端学说，有如畏惧达摩克而兹(damocles)的利剑，畏惧异端实即畏惧新思想。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头而已。 　　总之，一国的学者赓续讨论仁义达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难免重复。不是瞎说，一篇荣膺殿试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译成简单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浅薄使读者陷于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伟大的智慧所产生的伟大文艺，予人以一种虱子戏一样的异样诙谐的印象。一个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说戏剧的境界限以内，才能发挥其创作天才，因为他们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个性，于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泼地创造。 　　衡之实际，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乃为作者心灵的发表，其本质上是抒情的，就是发表思考的文学也适用这种原理——只有直接从人们心灵上发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爱德华？杨格(edwardyoung)早于一七九五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书中，很清楚地说明这种观点。金圣叹是十九世纪的杰出批评家，在他的著述中屡屡这样说：“何为诗，诗者是心之声。可见之于妇人之心中，可见之于婴孩之心中，朝暮涌上你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文学之原始实在是这么单纯，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辞上的技巧，怎样的会叫一般大学里的教授埋头磨练起来。金圣叹又说：“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自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愫，所言者既已尽所欲言，即搁笔不复赘一字。”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写在笔下，倍觉美丽；有的写来，拙直无味，自然那些写得越是美丽胜过别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作人类性灵的反照，而把一国的文学，当作一国的精神的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么人类的著作可以比作屋于顶阁上的窗口，人们可由以俯瞰全景，读着一个人的著作，吾人乃从作者的窗口以窥察人生，因而所获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见者，星、云、山峰，创出地平线的轮廓，而城市里的一切走廊屋顶，彼此似属相同，但从窗口里面窥探的城市景色是具个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检阅一国的文学，吾人是以仅在获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国最优智慧所能见到而经由他们特殊的、个性的手段所表现者。 　　二 语言与思想 　　中国文学手段，即中国语言之语格，实为决定中国文学特殊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欧洲语言一加比较，很可以循索出中国思想与文学之特殊性，乃单纯地受所谓单音语言的影响，其程度至深。中国语言之发音，如金、昌、张，其所生之后果，至可惊人，此单音组织决定中国著作之特性，而此著作特性产生中国文学传统的持续系统，复因而影响及于中国思想之保守性。更进一步，亦为文言与口语分别之原因，这又转而使从事学问，倍感艰难，于是其势难免成为少数阶级的专利品，最后，此单音组织直接影响中国文学格调的某些特殊性。 　　每个国家，都发展一种最适合于本国语言的文学作品。欧洲并未发展一种象形主义的作品，因为印度欧罗巴语派之发音结构，其子音比较的浪费，而其缀合又变化无穷，是以需要一种分析的字母，因而用这种文字于象形的表示，必至陷于不可药救的不正确。因为文字的象形制度，不能单独应用，以中国文字为例，我们觉得它需要发音原理来辅助，始能产生任何重要发展。这些基本的象形文字之连缀，其作用纯在乎求发音上之功效。而实际上中国字典所收录之四万以上的文字，其百分之九十系建筑于缀音原则上面，差不多用一千三百个象形字作为发音记号。语言之单音组织如中国文字者，仅有四百个左右之缀音组合，如秦、昌、张等，也就够用了。但是日耳曼语系中，发明一种新的记号以代表各个新的声音缀合如德文中之schlacht及kraft或英文中之scratched及scraped，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语言之未尝发展西洋意味的表声书体，因为象形记号之发音的应用已足敷应付。倘中国语言中曾用到过像德文schlachtkraft及英文scratchedscraped那样的文字，他们感于迫切的需要，老早就发明了一种表声的书体了。 　　中国单音缀合之语言与书写字体间之完全调整盖易于理会。语言缺乏表声的形式结果，产生多数发声相同的文字，pao一个声音，可以表示一打以上的意义：包、抱、饱、泡，依此类推。因为象形原理的应用，只限于具象的事物或行动，在古时已感觉运用之困难，故原始文字“包”用作纯粹的发声符号，而假借以表示其他同声的文字。结果发生很多纠纷，而在汉代文字大定以前，吾们有许多这样的假借文字，以一字表指许多不同的事物。事实上之需要，迫使中国人加添符号(称为字根)，pao以表示意思的群体，这就是这个pao字欲用以指示者。 　　发声记号的使用，不是十分严格而正确的，吾们有下例各字在现代中文中读作pao或bao二种读法，但每一个字陪衬着一个分数记号或字根，例如抱跑袍饱泡鲍袍胞咆炮刨苞雹。像这个样子，包加上手旁字根，其意义为怀抱之抱；加足旁字根，意义为奔跑之跑；加衣旁字根，意义为长袍之袍；加食旁字根，意义为吃饱之饱；加水旁字根，意义为泡沫之泡；如加火旁字根，意义为花炮之炮；如加鱼旁字根，意义为鲍鱼之鲍；加肉旁字根，意义为胞胎之胞；加口旁字根，意义为咆哮之咆；加艹头字根，意义为苞芽之苞；加雨字头字根，意义为冰雹之雹；加刀旁字根，意义为刮刨之刨，这就是解决同音异义问题的调整方法。假定这个问题不是在同音异义的问题上，假定中国文字里头也有像英文里头scrapedscratched那样的字，则首先就感到有区别发音的必要，这样，恐怕中国文字也就会有了欧洲语系的字母，因而识字的人也会普遍了。 　　中国文字既属于单音组合，殆无可避免地必须用象形字体。单是这个事实，大大地变更了中国学术的特性和地位。由于它们的自然底本质，中国文字在口语发音中不易多所变化。同一记号，在不同方言中，可以读作各别的声音，不同的方言甚至可以视为不同的语言，如基督十字架的记号在英文中读作cross，在法文中可以读作croix。这是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贯性具有密切的关系的。更重要于此者，使用此等文字使吾人隔了千百年以后还能直接诵读孔氏经书。孔氏的经书在吾们自己的纪元第六世纪时几将变成不可诵读。试一想及此，很觉有趣，倘真遇到这样情形，孔子的尊崇地位将受到何等影响呢？ 　　的确，中国文字当秦始皇焚书坑儒之际，发生过重大变革，至今研究孔氏学说的学者，分成二大营垒：其一信仰“古文”的经书本子，所谓古文据说是砌藏于孔氏居宅壁间，得免燔灼，而经后来坏壁发现的原本；别一派信仰“今文”书本，这是年老儒生口授传诵而笔录下来的，这些老儒生系将经书熟记，幸免于暴秦的厄运者。但从此以后(纪元前二一三年)屡有写作，在形式上有比较不甚重要之改进，此等写作对于孔氏经书之深入中国人心之催眠作用，有很大贡献。凡符合于孔氏经书早期写本者，亦符合于全部文学的传统，继汉代以后者尤然。一个中国学生，凡能诵读百年以前之著作者，即能由此训练诵读第十三世纪、第十世纪，甚至第二世纪的著作，亦犹现代艺术家之欣赏维纳斯、欣赏罗丹之作品同样容易。倘令古代学术不能若是易于了解，那古典文学之传统势力还会这样雄大，而中国人的心理还会这么保守吗？怕未见得。 　　但使用此象形文字，一方面有助于固定不变的文言之产生，致与口语判离而使寻常学子几难于通畅。至于发声组合的字体，天然将依随现行语言的变迁与惯用语法。书写的语言如其不甚依赖发声，在惯用语与文法方面，获得较大之自由。它不消遵守任何口语的法则，它有它自己的结构法则和大量的惯用语，系自历代著作收集而来的文学成语。如此，它乃产生一种独立的实体，多少是服从文学范型的。 　　随时代之进展，此文学语言与当代通行语言间之差别，愈来愈巨，直至今日，学习古代语言，从心理上感到之艰难，几等于学习外国语言。普通句段结构之法则，书写的文言与口说的白话是不同的，是以你不能仅把古文字眼填入现行字的地位便可算写成一篇古文了。例如一个简单的连语“三两银子”，在文言中却要变更造句法，写成“银三两”；又似现行语中说“吾从未见过”，古文中的惯用语为“余未之见也”。此目的格的一字，经常置于动词之前，倘其动词为否定格的时候。现代中国学生是以常易犯语风上的错误，有如英国学生在学习法语时之说jevoisvous，恰等于学习外国语言。在一个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以前(至少需十年)，需要范围广泛地使用法之熟习，是以练习之时，经常累月地背诵古代杰作亦为免不了的手续。又恰如很少有人真能畅通外国语言一样，也就很少中国文人真能写确实流利的古文。实际上，中国今日仅不过三四人能写流利的周代经典式的古文。吾们大部分乃不得不苦苦忍耐这种书本上的语言，此在外国人固非难于治理的。这书本上的语言且又缺乏语言本身的真意味。 　　使用中国的象形文字，使脱离语言真意味的文字得以逐渐发展，文字的与发声原则分离而独立，加速它的单音组合的性质。而且事实上口语中的二连音的字眼，仍可以用单音文字来代表，因为文字本身由其组合作用已使意义表显得很清楚。例如吾们在口语中需要一个二连音“老虎”以资在听觉上辨别与其他读“虎”字音的字眼相混淆，但在书写文字中就用一个虎字已够了。文言是以较之白话更见倾向于单音，因为它的基本是在视觉上，而非在听觉上。 　　从此极端的单音主义乃发展一种极端简洁的格调，这种格调不能用口语来模仿而获免不可理解的危险的，而此格调亦即为中国文学之特性的美点。如是吾人乃创造一种韵律，恰恰每七字一行，可以包括大致似英文无韵诗的二行那么多字的意义。这种技巧在英文中是不可想像的，在其他别种语言中亦是不可想像的。不论在散文或诗词中，此用字之经济，产生一种风格，其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其韵调经重衡量务须达到“恰到好处”之程度，而往往负担过分之意义。如那些丝毫不苟的诗人，一字一音莫不细予斟酌。是以此爽利的体裁之真实的练达，实即选用字面之极端老练。由此兴起一种用字矜饰的文学传统，它后来变成社会的传统观念而最终成为中国人的心智之习惯。 　　文学技巧上的困难，限制了中国识字教育的普遍，识字教育本无需乎推敲修饰的。此识字的限制又转而变更中国社会的全部组织，改易了中国文化的全部容貌。有些人有时真会发生疑问：倘中国人民的语言是一种活用变化的语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则他们是否将这样驯良从顺，这样尊敬其长上？我有时而感觉到倘中国人能设法在语言中保留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们将根本摇动孔子的权威，复很可能的早就击碎了传统的政治结构。赖于知识的普遍，经过数千年的闲暇，将进研其他学术而徐徐超越文学之技巧，说不定也能给予世界以较多之发明如印刷火药之类，并影响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历史了。 　　三 学术 　　前面曾述及非经典文学或意象的文学，多属于一般不显著的或无名作家的作品。他们打破了经典传统，他们的作品是从自己的内心的喜悦情绪写出来的，写作的动机，单纯为创造的嗜好。易辞以言之，这些作品在西洋意识中，是富创造性的优美文学。不过在吾人将述及此等小说戏剧之前，似宜先行检讨经典文学的内容，中国学术的品质，并那班智识阶级群的生活和修养。他们安坐而食，受人民之供养，虽推进了相当道德教训，然毫无创造。此辈学者写了些什么？什么是他们的智力工作？ 　　中国是学人的领域，学人便是统治阶级，至少当承平之世，人民之崇拜读书人身份的心理常被孜孜不倦的培育着。此学人身份的崇拜，形成一种普遍的迷信形式，有字纸不许随意抛掷，并不许用于不敬的用途，常有专职的人四处收集，聚而燔之于庙宇或学校中。至战乱之世，则此故事稍为变更，因为军人往往闯进学者的居屋，或将古版珍本付之一火或用以拭鼻，或则连屋子一箍脑儿纵火了事。但是这个国家的文学活动力至为雄大，军人焚书尤踊跃，书籍之收藏量尤巨。 　　当时，约当纪元六百年，皇家收藏之书籍已达三十五万册。及唐代，皇家之收藏者，计二十万零八千册。一○○五年，当北宋中叶，第一部百科全书——包括各类书籍一千册——告成。后之有御纂丛书《永乐大典》之出世。此书收集精选古代珍本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分装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五册，为明初永乐皇帝(一四○三——一四二四)所主持编纂。清时，乾隆皇帝所颁最具有大政治家风度之法令为彻底审查现存未毁之书籍，其表面之目的为保存典籍，但其同等重要之目的则在毁灭那些不满异族统治的著作；及其完成，收集保存本来面目之著作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分成七部，即著名之《四库全书》。但乾隆皇帝同时又完成另一功业，他下令销毁全部或一部分之书籍凡二千种，兴文字之狱二十余起，其著作人或以革职，或以监禁，或以流配，或处死刑，有时还得毁灭著作人的祖祠而将家眷充作官奴婢——这一切罪戾，都可由误用一字而起。《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代表依据正统派标准认为值得保存的著作之选集。有许多著作仅在书目提要中予以简短的褒誉之介绍，其本书却不收入《四库全书》俾永传不朽。真实具有创作价值的著作像《水浒》、《红楼梦》当然不蒙选入，虽《四库全书》中仍包括不少笔记，写些零星琐事，自历史考证以至雅茶名泉，神狐水怪，贞节嫠妇之记述。此等笔墨，均为中国学人之兴会所寄者。 　　然则此等书籍，所写者为何事？试一检阅由《四库全书》流传下来的正统派的图书分类编目法，极有兴味。中国书籍被分成四大部类：(甲)经(乙)史(丙)子(丁)集。经部包括经籍和经籍注释书，此类工作曾耗费极大部分中国学人的光阴。史部包括历代通史，专史，传记，杂录，地理(包括游记，乡土志，名山志)，文官考试制度，法典，律令，书目提要和历史批评。子部名称之由来，本系采自周代诸子，但其内容却包括了中国的一切专门技术与科学(有如西洋大学中之哲学院)，其中有军事学、农艺、占星术、天文学、巫术、卜筮、命相、拳击、书法、绘画、音乐、房屋装饰、烹饪、本草、生物学、儒家哲学、佛学、道家的参考书籍，和无数上述之笔记，包含些杂乱无章的奇谈野乘，海阔天空，不可分类，凡宇宙间之现象都有记载，而尤多鬼怪神仙之说。各大书局亦有将小说归入子部者。集部亦可称为文学部，因为它包括学者的著述，文学批评，和诗词戏曲的专集。 　　所谓科学之著述，试一审其内容，则觉其内质不如外表之动人。实际上，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它供给埋头苦干者以研究园地。天文学，除了一部分天主教学者的著作，很相近于占星术，而动物学植物学很近似烹调术，因为许多动物果蔬是可食的。医学常处于卜占星相之列，所谓医卜星相。心理学、社会学、工程学、政治经济学都错杂包涵于笔记中。有些作家的作品，得列入子部的本草动物学类或史部的杂记类，乃他们的笔记显出较明显之专门特性，而受优越的待遇。但除了特殊超越的几部著作外，其精神与技术在根本上与集部所收的笔记并无多大区分。 　　中国学者的发抒其特殊天才，简括地分循三条路线：考究，举子业，和经籍意识的文学。吾们可以依此把中国读书人分成三个典型：学者，破靴党，文学家。学者的训练和准备应试科举的训练是极不同的，是以早年须于二者之间加以抉择。有些举人——第二级官缺候补资格——竟至终身未读过《公羊传》(十三经之一)，也有许多渊博的学者终身不能写一篇八股文应科举考试。 　　但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学究之最优秀者，具有欧洲科学家的精神，具有同样治学的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著作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体与确凿有力的理论。因为中国古来学术需要无限的艰苦，异常的博识，与几乎超人的记忆力，致使学者须穷其毕生之力以研习之，有几个学者竟能背诵卷帙浩繁的司马迁《史记》，自始至终，鲜有脱误。因为缺乏索引的工作，学者得一切仰赖记忆的积累。实际容易揭明出处的知识在任何百科全书中可能找到者，常被轻视，而优秀学者是不需要任何百科全书的，吾们固有许多鲜皮活肉的活动百科全书。临到探本溯源欲有所引证时，在昔时长闲的生活中，固满不在乎出于一时之记忆，抑或费全日工夫始寻获者。英国贵族常费其终日以纵犬猎狐，乐此不厌；而中国学者之兴奋失望于钻研考究，其情绪几与之相同。用此孜孜不倦的精神，巨大著作常由一人单独完成。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郑樵的《通志》，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清初，一代大师顾炎武，当其考究文化地理之时，常载书籍三车，随以周游四方，随时寻获与向说不符之实质证据，或从父老口中获得矛盾相反之故事——它的论据材料即多自此辈父老口中收集者——他将马上在书上加以校正。 　　六这样的知识之探索，在精神上无异于欧美科学家的工作。中国学术中有某些范围适于艰苦工作与有条理训练的研究。这些学业可以下述数种为例，如中国文字之进化(说文)，中国声韵之历史，古藉之校正，散逸古书之整理，古代仪礼、习俗、建筑装饰之研究，经籍中所见鸟兽鱼虫名目之分类，铜器石刻甲骨文之研究，元史中异族名字之考究。其他依个别的癖爱，研究古代非儒家诸子哲学，元剧易经，宋儒哲学(理学)，中国绘画史，古泉币，回蒙语言等等。大体盖依赖其所受业之业师与当代专门研究风尚定。满清中叶，值中国考据学艺达全盛期，收集于《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之著述达四百种，凡一千余册，包括各种极度专门化之学术论文，在本质与精神上极类似现代大学之博士论文。不过其学术较为成熟，而著述经过时期较为长久。据著者所知，其中有一部著作，经过三十年之著述期。 　　四 学府制度 　　但是真有价值的科学家，为数至为稀少，其情形恐为中国与欧美彼此相同也。不过吾们有许许多多士大夫阶级的文人如举人进士之类，为数之多，不亚于美国哲学博士。此辈在名利场中争取头衔，一以为衣食计，一以抬高社会上之身份地位。或许中国的举人，比之美国的哲学博士，蠢害社会，为祸尤深。他们都得经过一度严格考试，故须赖其平庸之智力，下一番苦功。他们都想猎取一种目的，纯粹商业性的目的，他们所受的那种专应考试程式的教育，全部无所适用于任何工作，只有挟着书本子贩卖其常识而已。 　　中国的哲学博士相公们，都挟有显明的官僚资格。其中也有真实才干的人才，他们的摭拾功名除了兴会与易取以外，无其他尘世上的理由可言，他们常能攀登很高的名位直到考试最后阶段的殿试而成为进士或翰林，此辈或外放为知县或留京为京官。不过士子的大多数常沉滞于初级考试阶段或中级考试阶段，称为秀才(约等于ba)或举人(约等于ma)，更大多数的连秀才资格还赶不上则称为诸生，即为生员之意。全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员受地方官府的廪食，成为群集四乡的变相游民。 　　秀才，举人，以及那些名落孙山的读书人，其较优之行业为充当教席，恶劣者即为“土豪地棍”。他们是客串式的律师而以代人包揽诉讼为职业者。他们恒与衙门中科员之辈互相勾结，上下其手。或则承包捐税，则与当地富商互相勾结，他们对于学术修养一无所知，但能出于强记的背诵四书五经而已，大多数且能同时背诵朱熹的注解。朱熹的注解称为监本，是给他们习诵的惟一经籍解释本。他们既不能写好诗，所受专应科举考试的训练，范围至为狭隘，而他们所学习的八股文又那么因袭老套，致使他们不能依事实写一篇清楚正确的新闻报告，或写一张简单商业便条，开列普通商品名目，倒是有经验的小伙计，写来比他高明。可是他们的势力却是不可轻侮，他们有一种阶级自觉，一种阶级组织，也有一种阶级的理想。顾炎武曾有一篇专论此辈生员的文字，题为《生员论》，兹摘录其一节如下： 　　合天下之生员，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而所以教之者，仅场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数十人不得一，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数千人不得一也。而嚣讼逋顽，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一得为此，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故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计，则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自身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得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是坑儒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倒持之，皆此之由也…… 　　顾炎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定当此种罪恶严重的时期。而此秀才或上等游民寄生虫的本质，直至今日，根本上未有变更，不过他的名目，换上了“大学毕业生”。 　　当然不是全体都是恶棍，各城镇各乡村也有自好谦让、节俭而知足的读书人，他们是属于被压迫阶级而非属于压迫阶级的，因为他们自甘安贫而不争。市镇上偶尔也有一二高尚的学者，他们不愿踏进科场，而终生献身学术。有价值的著作，仅能期之于此辈学者，否则应期之才具较高的士大夫阶级文人。 　　话虽如此，从大体上讲，老学究比之现代大学毕业生还是来得高明。他的世界地理的知识或许不甚可靠，不过他的德性与礼义的训练实较为透彻。旧式和新式的教育制度，大家都上了一个愚昧信仰的大当，盖他们误信知识才学的高低可以用赓续的考试方法来测量的。考试制度由其本质的性能，不能不是机械式的，不能不集中注意于知识量的蓄藏，而忽略判断的智质之发展。因为鉴识力是不容易分等级的，也不是容易用分数品评的，至于出一个罗马迦太基战争日期的问题，则其答案可以用分数来评分了。任何大学考试，都是同一性质，学生总能接到通知后一星期内预备之，否则大家都得不及格了。任何知识，凡能在一星期内预备速成强记者，其遗忘之速亦如是，防免应急速成的考试方法，至今尚未发明，而受其欺的可怜虫，只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真会相信他们的学生确实明了所学的科目。 　　旧式的学府制度，不论乡村的学塾或书院(高级的学府)显然较优越于现代学校，事实极简单，即是他的学业进修，不是依赖学程分数为手段的，至于科举考试，那是例外。旧时学府，是一个师传监护制度，教师很明了学生读过什么书，未读过什么书，教师与学生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没有人升级，也没有人毕业，也没有人为了文凭奖状而求学，因为没有这种设备。总之，没有人必须依照规定时期而前进，只须守候最驽骀分子赶上标准限度。没有人被动地每星期三上午必须读三页经济学而停止于第二节。倘若高兴，他可以一口气读完这么一章，其实读书时倘真感兴趣，是应该如此的。总说一句，无人能相信，亦不能使人相信，谓把心理学、宗教、推销术、英国宪法史这样叠床架铺地累积起来，可以培养出一个有学问的人。没有人相信，也不能相信，谓试验一个人对于莎士比亚乐府体会程度，可用下述的方法：解释莎翁名著的一节，或出一个问题，问他《奥西罗》(othello)的著作日期，或叫他回答伊丽莎白(elizabeth)时代的惯用语。大学教育惟一所能施于人者，为使他引起嫌恶伊丽莎白的惯用语，嫌恶特？佛劳伦注解的心理，致使他其余的半世不欲一读莎翁著作有如逃避毒药。 　　五 散文 　　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优美之散文很少，这一个批评或许显得不甚公平而需要相当之说明。不差，确有许多声调铿锵的文章，作风高尚而具美艺的价值，也有不少散文诗式的散文，由他们的用字的声调看来，显然是可歌的。实实在在，正常的诵读文章的方法，不论在学校或在家庭，确是在歌唱它们。这种诵读文章的方法，在英文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这里所谓唱，乃系逐行高声朗读，用一种有规律、夸张的发声，不是依照每个字的特殊发音，却是依照通篇融和调子所估量的音节徐疾度，有些相像于基督教会主教之宣读训词，不过远较为拉长而已。 　　此种散文诗式的散文风格至五六世纪骈俪文而大坏，此骈俪文的格调，直自赋衍化而来，大体用于朝廷的颂赞，其不自然仿佛宫体诗，拙劣无殊俄罗斯舞曲。骈俪文以四字句六字句骈偶而交织，故称为四六文，亦称骈体。此种骈体文的写作，只有用矫揉造作的字句，完全与当时现实的生活相脱离。无论是骈俪文、散文诗式的散文、赋，都不是优良的散文。他们的被称为优良，只有当用不正确的文学标准评判的时候。所谓优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像大小说家第福(defoe)、司惠夫脱(swift)或波司威而(boswell)的笔墨然者。那很明白，这样的散文，必须用现行的活的语言，才能写得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所能胜任。特殊优美的散文可从用白话写的非古典文字的小说中见之。但吾人现在先讲古典文辞。 　　使用文言，虽以其特殊劲健之风格，不能写成优美的散文。第一，好散文一定要能够烘托现实生活的日常的事实，这一种工作，旧体的文言文是不配的。第二，好散文必须要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与轮廓，而古典文学的传统倾向于文字的绝端简约的，它专信仰简练专注的笔法。好散文不应该太文雅，而古典派的散文之惟一目的，却在乎文雅。好散文的进展必须用天然的大脚步跨过去，而古典派散文的行动扭扭捏捏有似缠足的女人，每一步的姿态部是造作的。好散文殆将需用一万至三万字以充分描写一个主要人物，例如斯得莱契(lyttonstrachey)或巴莱福特(gamalielbradford)的描写笔墨。而中国的传记文常徘徊于二百字至五百字的篇幅。好散文必不能有太平衡的结构，而骈体文却是显明地过分平衡的。 　　总之，好散文一定要条畅通晓而娓娓动人，并有些拟人的。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包藏于含蓄的手法，掩盖作者的真情而剥夺文章的灵性。吾人大概将巴望着侯朝宗细细腻腻地把他的情人李香君描写一下，能给我们一篇至少长五千字的传记。谁知他的《李香君传》恰恰只有三百五十字，好像他在替隔壁人家的老太太写了一篇褒扬懿德的哀启。缘于此种传统，欲研究过去人物的生活资料将永远摸索于三四百字的描写之内，呈现一些极简括素朴的事实大概。 　　实在的情形是文言文乃完全不适用于细论与传记的，这就是为什么写小说者必须乞灵于土语方言的理由。《左传》为纪元前三世纪的作品，仍为记述战争文字的权威。司马迁(纪元前一四○——八○)为中国散文第一大师，他的著作与当时的白话保持着密切接近的关系，甚至胆敢编入被后世讥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笔墨仍能保留雄视千古的豪伟气魄，实非后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王充(二七——一○七)写的散文也很好，因为他能够想到什么写什么，而且反对妆饰过甚的文体。可是从此以后，好散文几成绝响。文言文所注重的简洁精炼的风格，可拿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的《五柳先生传》来做代表，这一篇文字，后人信为他自己的写照，通篇文字恰恰只一百二十五字，常被一般文人视为文学模范。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诸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意，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这是一篇雅洁的散文，但是照我们的定义，它不是一篇好散文。同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证据，它的语言是死的。假定人们被迫只有读读如此体裁的文字，它的表白如此含糊，事实如此浅薄，叙述如此乏味——其对于吾人智力的内容，将生何等影响呢？ 　　这使人想到中国散文的智力内容之更重要的考虑，当你翻开任何文人的文集，使你起一种迷失于杂乱短文的荒漠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它包括论述、记事、传记、序跋、碑铭和一些最驳杂的简短笔记，有历史的，有文学的，也有神怪的，而这些文集，充满了中国图书馆与书坊的桁架，真是汗牛充栋。这些文集的显著特性为每个集子都包含十分之五的诗，是以每个文人都兼为诗人。所宜知者，有几位作家另有长篇专著，故所谓文集，自始即具有什锦的性能。从另一方面考虑，此等短论、记事，包含着许多作家的文学精粹，他们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中国学童学习文言作文时，须选读许多此等论说记事，作为文学范本。 　　作更一步的考虑，这些文集是代表文学倾向极盛的民族之各代学者的巨量文字作品的主要部分，则使人觉得灰心而失望。吾们或许用了太现代化的定则去批判它们，这定则根本与它们陌生的。它们也存含有人类的素质、欢乐与悲愁；在此等作品的背景中，也常有人物，他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环境为吾人所欲知者。但既生存于现代，吾人不得不用现代之定则以批判之。当吾人读归有光之《先慈行状》，盖为当时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作者又为当时文学运动的领袖，吾人不由想起这是一生勤勉学问的最高产物；而吾人但发现他不过是纯粹工匠式的模古语言，表被于这样的内容之上，其内容则为特性的缺乏事实的空虚，与情感之浅薄。吾人之感失望，谁曰不宜。 　　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好的散文，但是你得用新的估量标准去搜寻它。或为思想与情感的自由活跃，或为体裁、风格之自由豪放，你要寻这样作品，得求之于一般略为非正统派的作者，带一些左道旁门的色彩的。他们既富有充实的才力，势不能不有轻视体裁骸壳的天然倾向。这样的作者，随意举几个为例，即苏东坡、袁中郎、袁枚、李笠翁、龚自珍，他们都是智识的革命者，而他们的作品，往往受当时朝廷的苛评，或被禁止，或受贬斥。他们有具个性的作风和思想，为正统派学者视为过激思想而危及道德的。 　　六 文学与政治 　　那是天然因果，即语言的束缚产生思想的束缚。文言是死的，致不能正确恰当地表明一种思想。他常茫然自失于暧昧模糊的通性里，培育长大于这种通性而根本缺乏逻辑理论的训练，中国文人常显出论辩的极端稚态来。思想与文学之悬殊，致掀起一种环境，那里思想与文学被视为彼此无关系的东西。 　　这使吾人想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要明了中国政治，你必须先明了中国文学。或许这里吾们应该避免用文学二字，而说“文章”以代之。这样狂热地崇拜文章，在国内已变成一种真实的精神病。这在现代宣言中表示得最明显，不论是学生团体、商业机关、政党，当草拟宣言或类此文件时，第一个想像，是怎样使它音节嘹亮可诵，怎样铺排得字面美观，而一个读报者的第一个想像，亦为此等宣言之美丽可诵与否。这样的宣言，差不多都是说不出一些事实而却篇篇说得很美丽。一个明显的谎语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这样，产生一种文章，当其译成英文，便觉得十分可笑。在一次最近的某一重要政党所发表的宣言中有云：“凡损害吾国主权，侵犯吾国疆土者，吾人将逐出之！凡危及世界和平者，吾人将制止之！吾人已下决心。……吾人决出全力以赴之。……吾人必须团结一致。……”一个现代的社会，殆将拒绝接受如此一篇宣言。他们需要当前外交内政环境的更准确恰当的分析，他们需要知道用以抗拒侵略并制止破坏国际和平之方法与手段的更详细的说明。此种文学的恶癖有时导致极端的无聊。有如一个宣传丝袜的广告，用五百字以上的论文的形式，开端写起“慨自东省失陷……”云云。 　　这并不就说中国人脑筋的简单，他们的文学充满了共通性，但却不是简单。非但不简单，此等庸俗的通性，不着边际，说来奇怪，会发展成很优美的辞令。中国人娴熟于此种文学训练，习知怎样探求言外之意，却不是异国人所能有的本领。由于外国人的不能探求言外之意，或为低劣翻译者之过失，疏漏了此言外之意，致令外国记者骂中国人又骂自己，为了弄清楚此等用字聪明而无损于人的宣言的头脑。 　　因为中国人曾经会发达一种文字矫饰的艺术——大致缘于文言的单音节的特性，前面已经说过——而吾们又极崇拜文字。吾们甚至赖文字而生活着，文字又可决定政治的立法的斗争之胜负。中国的内战常以通电的形式先开一场笔战。平民大众乃大可专心致志地诵读此等谩骂而斯文的互讦文电之往来，其内容或至为无耻的谎语。当读者辨味其文学体裁之孰为优美时，脑筋上固已体会出不祥之战云已弥漫于天际。这在中文中叫做“先礼让而后兵”。凡政党将发动革命，则指责中央政府为腐败卖国，而中央政府则比较圆滑地请求革命党“合作以维和平”，又说什么“为了国家之团结”，“因为吾人生当国难时期”等等云云。而同时双方军队愈开愈近的接触火线，而双方的壕沟也愈掘愈深。革命党方面抓握住喊得响亮的口实，在大众眼里获得了胜利了。死的语言乃变成欺人的语言，只要你用反面名字称呼它，甚么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 　　中国人善用文学的巧猾手腕，可举下述为例。当一省政府正欲着手鸦片公卖，它想出极端巧妙的四字句口号，叫做“寓禁于征”。现在吾们发现只有这条标语才能顺利推行这个政策，没有别的可生同等效力。当中国中央政府从南京迁都洛阳，发现另一口号，叫做“长期抗战”。四川省有几位军阀仁兄，强迫农民种植鸦片，竟异想天开，发明“懒税”，此种捐税乃课于一般懒惰不肯种植鸦片的农民。后来四川省又发明了一种新税叫做“利益税”，这就是一种特税，加于许多捐税之上，而其原来的税额本已三十倍于正常田赋。这种捐税欲在人民与兵士之间产生一种好意，盖将此税支付给兵士，则欠饷的兵士不致再劳自己动手以谋经济出路了。这就是为什么吾们谈论间常笑外国人之头脑简单。 　　此等文学上的妖孽，只有在一个信仰伪妄的文学标准的民族才会发现，而实际上即为初级小学中用差误方法教授作文的结果。现代中国人，鉴于这种文学悲剧的演出，他们只有二个办法，而于此二者之间择一而从。第一，他们可以依从历来传统的文学观念而柔顺地把它当作美文学，美文学固无需乎与事实相连系——事实为著作所欲传达者——并需辨别言外之意而读之，否则他必须要求字面与思想的更密切的接近，和一个新的文学标准，须用一种语言更能表达一人的生活与思想者。换言之，他应把那些冗长宣言的流行视为源于文学的恶行，而非政治根性的恶行。但是他同时必须信仰除非这种的文学恶行根本肃清，则政治恶行亦将继续不辍。 　　七 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为事实上之需要，卒于一九一七年发动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是由胡适与陈独秀所领导，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为文学工具。在这一次运动之前，古时亦曾有过革命。唐朝韩愈的反抗五六世纪之骈体文，主张使用简明之体裁，导文学归于比较健全的标准而给予吾人稍为可读之散文。但韩愈的革命运动却是复古运动，是更遥远的返于周代的文学形式。这在观点上仍不脱为经典的，他仅想努力仿古。可是这件工作大不容易。自经韩愈倡导之后，文学时尚逡巡于模仿周文与秦汉文之间，及韩愈本人成为古代人物，唐代文章亦为后代竟相模仿。宋人模仿唐文，明清作者模仿唐宋，文学风尚乃成为模仿竞争。 　　直到十六世纪末期，忽然崛起一位人物，他说：“现代的人，应该用现代语言写作。”这个主张，垂示给吾人一个健全的历史眼光。这位人物就是袁中郎和他两位兄弟。袁氏胆敢将通常社会惯用语，甚至土谚俗语写入他的文章。而有一时期，他的作风曾成为盛行的文学时，尚拥有相当信徒，自成一派，世称公安派(公安为袁中郎出身的地名)。他首先主张解放文章形式的束缚。他又说，写文章的方法，只消信手写来。他又主张个性独立的文体，坚信文学只为性灵之表观，性灵不应加以压迫。 　　但日常语与俗谚的使用马上给正统派作者怒目而视，施以苛酷的批评。而结果，袁中郎所收的报酬是在文学史中一束轻视的头衔；如“轻佻琐细”、“粗俗不雅”、“非正统”。直至一九三四年，这位性灵文学的始创者始从几被全部埋没的厄运中翻转身来。但袁中郎亦未有胆略或见识以主张白话的应用。倒还是一般通俗小说的作者，他们盖已放弃了一切博取文名的野心，而他们为求大众的了解起见，不得不用白话来写，这一来奠下了用活的现代语的文学之基石。而当胡适博士提倡采用白话为文学工具的时候，他曾屡屡声述这种基本工作已经前人替他彻底准备，历一千年之久，凡欲用此新文学工具写作者，尽有现成的第一流模范作品放在面前。因是而三四年间，白话文运动收空前迅速之成效。 　　紧接文学革命之后，有两大重要变迁。第一为尚性灵的浅近文体的写作的培养，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周树人(鲁迅)。所堪注意者，为周作人氏受公安派之影响甚深。第二个变迁即所谓中文之欧化，包括造句和字汇。西洋名辞之介绍，实为自然的趋势，因为旧有名辞已不足以表现现代的概念。在一八九○年前后，为梁启超氏所始创，但一九一七年之后，此风益炽。鉴于一切时尚之醉心西洋事物，此文体之欧化，诚微不足道；但所介绍的文体既与中国固有语言如是格格不入，故亦不能持久。这情形在翻译外国著作时尤为恶劣，它们对于中国通常读者，其不合理与不可解，固为常事。 　　实在此等困难乃为翻译者之罪，其理无他，即为他们的对于外国语言的通晓练达之不够，使他们不得不一字一字地翻译，而缺乏全句概念之体会。试想那些把冗长英文关系句接连前行词翻成中文之畸形，此关系句(中文中无此结构)乃易成一长串的形容句，在说出所要形容的一词以前，可延长至数行之文句。某几种变迁显然是进步，如宽散句法之介绍是。又似把“假设”句段放于主句之后向为不可能者，观已可能的有这样写法的了，这使散文大为柔和而具伸缩性。 　　中国散文还有光明的未来，假以时日，它可以匹敌任何国家的文学，无论在其力的方面或美的方面。最好的现代英国散文乃以善描摹的具体文字，来自土著的英语，与来自拉丁派遗传的具有确切意义与文学意味的文字的健全融和著称的。一种书写的语言倘把下述种种辞句，如“新闻之嗅觉”、“知识之蛛网”、“语言之追逐”、“跨于胜利潮流之上”、“鲁意乔治(lioydgeorge)向保守党的卖弄风情”，当作好的标准英语，将仍保留为刚健的文学工具。一个不正确的文学标准，它将抽去这些字眼像“嗅”、“蛛网”、“追逐”、“潮流”等等，而代以像“玩味”、“累积”、“倾向”、“前进”等等字眼，则将立刻失去其刚健的活力。二种组织要素，具体字与抽象字，很丰富地含存于中国语言中。它的基本结构始终是具体的，像盎格鲁撒克逊文字，而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遗给我们一部字汇，意义很精细而又新颖，相等于英文中的罗马学语。特此两大元素经文学大匠之手加以融和，必且有最大的力与美的散文出现。 　　八 诗 　　如谓中国诗之透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精神与技巧，倘非根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灾难。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人的宗教。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 　　然倘令没有特殊适合于诗的发展的条件，则中国的诗不致在人民生活上造成这样重要的地位。第一，中国人的艺术和文学天才，系设想于情感的具象的描写而尤卓越于环境景象的渲染，乃特殊适宜于诗的写作。中国人特性的写作天才，长于约言、暗示、联想、凝练和专注，这是不配散文的写作的，在古典文学限度以内为尤然，而却是使诗的写作天然的流利。倘如罗素(bertrandrussell)所说：“在艺术，他们志于精致；在生活，他们志于情理”，那中国人自然将卓越于诗。中国的诗，以雅洁胜，从不冗长，也从无十分豪放的魄力。但她优越地适宜于产生宝石样的情趣，又适宜用简单的笔法，描绘出神妙的情景，气韵生动，神隽明达。 　　中国思想的枢要，似也在鼓励诗的写作，她认为诗是文艺中至高无上的冠冕。中国教育重在培育万能的人才，而中国学术重在知识之调和。十分专门的科学，像考古学，是极少的，而便是中国的考古学家，也还是很广达人情，他们还能照顾家务，弄弄庭前的花草。诗恰巧是这样形式的创作，她需要普通的综合的才能，易辞以言之，她需要人们全盘地观念人生。凡失于分析者，辄成就于综合。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诗完全是思想染上情感的色彩，而中国人常以情感来思考，鲜用分析的理论的。中国之把肚皮视作包藏一切学问知识的所在，如非偶然，盖可见之于下述常用语中，如“满腹文章”或“满腹经纶”。现在西洋心理学家已证明人的腹部为蓄藏情感的位置，因为没有人的思维能完全脱离情感。著者很相信我们的思考，用肚皮一似用头脑，思考的范型愈富于情感，则内脏所负思想的责任愈多。邓肯女士说女子的思想，谓系起自下腹部，沿内脏而上升，男子的思虑则其自头脑而下降。这样的说法，真是说的中国人，很对。这确证了著者的中国人思想之女性型的学理(见第一部第三章)。又以吾们在英语中说，当一个人作文时竭力搜求意思之际，叫做“搜索脑筋”以求文思，而中国语叫做“搜索枯肠”。诗人苏东坡曾有一次饭后，问他的三位爱妾：我腹中何所有？那最黠慧的一位叫做朝云的却回答说他是满腹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国人之所以能写好诗，就因为他们用肚肠来思想。 　　此外则中国人的语言与诗亦有关系。诗宜于活泼清明，而中国语言是活泼清明的。诗宜于含蓄暗示，而中国语言全是筒约的语旨，它所说的意义常超过于字面上的意义。诗的表白意思宜于具象的描写，而中国语言固常耽溺于“字面的描摹”。最后，中国语言以其清楚之音节而缺乏尾声的子音，具有一种明朗可歌唱的美质，非任何无音调的语言所可匹敌。中国的诗是奠基于它的音调价值的平衡的，而如英文诗则基于重音的音节。中国文字分平上去入四声，四声复归为二组，其一为软音(平声)音调拖长，发声的原则上为平衡的，实际则为高低音发声的。第二组为硬音(仄声)，包括上去入三种发声，最后之入声以p、t、k音殿者，在现行国语中已经消失。中国人的耳官，被训练成长于辨别平仄之韵律与变换的。此声调的韵节虽在散文佳作中亦可见之，不啻说明中国的散文，实际上亦是可唱的。因为任何具完备耳官的人，总能容易地在罗斯金(ruskin)或华尔德？彼得(walterpeter)的散文中体会出声调与韵节的。 　　在盛唐诗中，平仄音节的变换是相当复杂的，例如下面的正规格式： 　　一、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二、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三、仄仄平平平仄仄 　　四、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五、平平仄仄平平仄 　　六、仄仄平平仄仄平(韵) 　　七、仄仄平平平仄仄 　　八、平平仄仄仄平平(韵) 　　每一句的第四音以下有一顿挫，每二句自成一联，中间的二联必须完全对偶，就是每句的字必须与另一句同地位的字在声韵与字义方面，都得互相均衡。最容易的方法欲了解此协调的意义，即为想像二个对话者对读，每人更迭地各读一句，把每句首四字与后面三字各成一小组，而用两个英文字代入，一字代表一组，则其结果可成为如下一个轮廓的款式： 　　(a)ah，yes？ 　　(b)but，no？ 　　(a)but，yes？ 　　(b)ah，no！ 　　(a)ah，yes？ 　　(b)but，no？ 　　(a)but，yes！ 　　(b)ah，no！ 　　注意第二个对话者常想对抗第一个，而第一个在第一组中常连续第二个语气的线索。但在第二组中，则变换起来。感叹符号与询问符号乃表示有二种语气不同的“是”与“否”。注意除了第一联的第二组，其他各组在声调方面都是正式对偶的。 　　但是吾们对于中国诗的内在技术与精神，所感兴趣甚于韵节的排列式。用了什么内在的技巧，才能使她至于如此神妙的境界？她怎样用寥寥数字在平庸的景色上，撒布迷人的面幕，描绘出一幅实景的画图，益以诗人的灵感？诗人怎样选择并整理其材料，又怎样用他自己的心灵报道出来而使她充溢着韵律的活力？中国的诗与中国的绘画何以为一而二、二而一？更为什么中国的画家即诗人，诗人即画家？ 　　中国诗之令人惊叹之处，为其塑形的拟想并其与绘画在技巧上的同系关系，这在远近配景的绘画笔法上尤为明显。这里中国诗与绘画的雷同，几已无可驳议。且让吾人先从配景法说起，试读李白(七○一——七六二)诗便可见之：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这么二句，不啻是一幅绘画，呈现于吾们的面前，它是一幅何等雄劲的轮廓画，画着一个远游的大汉，跨着一匹马，疾进于崇高的山径中。它的字面，是简短却又犀利，骤视之似无甚意义，倘加以片刻之沉思，可以觉察它给予吾人一幅绘画，恰好画家所欲描绘于画幅者。更隐藏一种写景的妙法，利用几种前景中的实物(人面和马头)以抵消远景的描写。假若离开诗意，谓一个人在山中登得如此之高，人当能想出这景色由诗人看来，只当它绘在一幅平面上的绘画。读者于是将明了，一似他果真看一幅绘画或一张风景照，山顶真好像从人面上升，而云气积聚远处，形成一线，却为马首所冲破。这很明显，倘诗人不坐于马上，而云不卧于远处较低的平面就写不出来。充其极，读者得自行想像他自己跨于马背上而迈行于山径之中，并从诗人所处的同一地点，以同一印象观看四面的景色。 　　用这样的写法，确实系引用写景的妙法，此等“文字的绘画”显出一浮雕之轮廓，迥非别种任何手法所可奏效。这不能说中国诗人自己觉察此种技术之学理，但无论如何，他们确已发现了这技巧本身。这样的范例，可举者数以百计。王维(六九九——七五九)，中国最伟大的一位写景诗人，使用这方法写着： 　　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 　　当然，设想树梢的重泉，需要相当费一下力。但适因这样的写景法是那么稀少，而且只能当高山峡谷，经过隔宵一夜的下雨，在远处形成一连串小瀑布，显现于前景的几枝树的外廓时，读者才能获得此配景的印象，否则不可能。恰如前面所举李白的例句，其技巧系赖在前景中选择一实物以抵消远处的景物，像云、瀑布、山顶和银河，乃聚而图绘之于一平面。刘禹锡(七七二——八四二)这样写着： 　　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 　　这种描写技巧是完美的，隔墙头而望山巅，确乎有似数点探出于墙头的上面，给人以一种从远处望山的突立实体的印象。在这种意识中，吾们乃能明了李笠翁(十七世纪)在一部戏曲里这样写： 　　已观山上画，再看画中山。 　　诗人的目光，即为画家的目光，而绘画与诗乃合而为一。 　　绘画与诗之密切关系，当吾人不仅考虑其技巧之相同性，更考虑及他们的题材时，更觉自然而明显，而实际上一幅绘画的题旨，往往即为采自诗之一节一句。又似画家绘事既竟，往往在画幅顶部空隙处题一首诗上去，也足为中国画的另一特色。关于这些详情，下面吾们论述绘画时，当再加以详论。但这样的密切关系，引起中国诗的另一特点，即其印象主义倾向的技巧。这是一种微妙的技巧，它给予人以一连串印象，活跃而深刻，留萦着一种余韵，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它提醒了读者的意识，但不足以充分使读者悟解。中国诗之凝练暗示的艺术和艺术的含蓄乃臻于完美圆熟之境的。诗人不欲尽量言所欲言，他的工作却是用敏捷、简括而清楚的几笔，呼出一幅图画来。 　　于是兴起一种田园诗派，一时很为发达。它的特长是善于写景和使用印象派的表现法。田园诗派诗人的大师为陶渊明(三七五——四二七)、谢灵运(三八五——四三三)、王维(六九九——七五九)和韦应物(七四○——八三○)。不过作诗技巧在大体上跟别派诗人是融和的。王维(即王摩诘)的技巧据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他同时又为大画家。他的《辋川集》所收的殆全是一些田园的写景诗。一首像下面的诗，只有深体中国绘画神髓者，才能写得出： 　　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流泻。 　　跳波自相溅，白鹭鹜复下。 　　——《栾家濑》 　　这里吾们又逢到暗示问题。有几位现代西洋画家曾努力尝试一种不可实现的尝试工作，他们想绘画出日光上楼时的音响。但这种艺术表现的被限制问题却给中国画家部分地解决了，他们用联想表现的方法，这方法实在是脱胎于诗的艺术的。一个人真可以描绘出音响和香气来，只要用联想表现的方法。中国画家会画出寺院敲钟的声浪，在画面上根本没有钟的形象，却仅仅在深林中露出寺院屋顶的一角，而钟可能地表现于人的面部上。有趣的是中国诗人的手法，在以联想的暗示一种嗅觉，实即为画面上的笔法。如是，一个中国诗人形容旷野的香气，他将这样写： 　　踏花归去马蹄香 　　如把这句诗用作画题，则没有别的表现香气方法比画一群蝴蝶回翔于马蹄之后更容易显出，这样的画法，足证中国画之与诗的相通，而宋时固曾有这样一幅名画。用此同样联想表现的技巧，诗人刘禹锡描写一位宫女的芳香： 　　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 　　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蜒飞上玉搔头。 　　这寥寥数行，同时双关地提示给读者玉簪的香美与宫女本身的香美，美和香诱惑了蜻蜒。 　　从这样的印象派联想的表现技巧，又发展一种表现思想与情感的方法，这吾人称为象征的思考。诗人之烘托思想，非用冗长的文句，却唤起一种共鸣的情绪，使读者接受诗人的思想。这样的意思，不可名状，而其诗景之呈现于读者则又清楚而活跃。因是用以引起某种意想，一似某几种弦乐在西洋歌剧中常用以提示某种角色之入场。逻辑地讲，物景与人的内心思想当无多大联系关系。但是象征的与情感的方面，二者确实有联系关系。这作法叫作“兴”，即唤起作用，在古代之《诗经》中即用之。例如在唐诗中，盛朝遗迹，亦用象征的方法，千变万化地歌诵着，却不说出作者思想的本身。如是，韦庄的歌诵金陵逝去的繁华，有一首《金陵图》，你看他怎样写法：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延袤十里的柳堤，已够引起同时人的回忆，那过去的陈后主盛时的繁华景象，如重现于目前，而其“无情最是台城柳”一句，烘托出人世间的浮沉变迁与自然界的宁静的对比。用此同样技巧，元稹描摹其对于唐明皇、杨贵妃过去的繁荣的悲郁，却仅写出白发老宫女在残宫颓址边的闲谈，当然不写出其对话的详情的：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刘禹锡的描述乌衣巷残颓底惨愁景象，也用同样的笔法。乌衣巷盖曾为六朝贵显王谢家邸的所在：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为赋予自然景物以拟人的动作、品性和情感，并不直接用人性化的方法，却用巧妙的隐喻法，如“闲花”，“悲凤”，“朱雀”，诸如此类。隐喻本身并无多大意义，诗，包含于诗人的分布其情感于此景物，而用诗人自己的情感之力，迫使之生动而与自己共分忧乐，这在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首诗中，那蜿蜒十里长的烟笼着的杨柳，被称为“无情”，因为它们未能记忆着实在应该记忆的陈后主，因而分受了诗人的痛切的伤感。 　　有一次，著者跟一位能诗友人旅行，吾们的长途汽车行过一个僻静的小山脚，悄悄兀立着一座茅舍，门户全都掩着，一枝孤寂的桃树，带着盛放的满树花朵，呆呆地立在前面。这样的鲜花，处于这样的环境，分明枉废了它的芳香。于是吾友人在日记簿上题了一首诗，吾还记得他的绝句中的两句： 　　相影连翩下紫陌，桃花悱侧倚柴扉。(系依英文意译) 　　她的妙处是在替桃花设想的一种诗意的感想，假想它是有感觉的，甚至有“惨愁欲绝”之慨，这感想已邻近于泛神论。同样的技巧——不如说态度——在一切中国佳构诗句中所在都有。即似李白在他的大作里头有过这样两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又似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月下独酌》便是这样写法：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样的写法，已比较暗譬更进一步，她是一种诗意的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此种泛神论的或引自然为同类的感想语法，以杜甫的绝句《漫兴》一诗，所见尤为明显。它表现接续的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用一种慈悲的深情，悯怜它的不幸，一种纯清的愉悦与之接触，最后完全与之融合。此诗之首四句为： 　　眼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 　　这些字面像“无赖”、“丁宁”、“莺语”间接地赋予春及莺鸟以人的品格，接着又推出对于昨夜暴风的抱怨，盖欺凌了它庭前的桃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此对于花木的慈惠的深情又反复申述于末四句：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又来一次，杨柳柔美地飘舞于风中，指为颠狂；而桃花不经意地飘浮水面，乃被比于轻薄的女儿。这就是第五节的四句：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眼界有时消失于纯清的愉快情感中，当在与虫类小生物接触的时候，似见之于上面杜诗的第三节第四句者。但是吾们又可以从宋诗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这是叶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此种眼界的主观性，辅以慈爱鸟兽的无限深情，才使杜甫写得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那样活现当时情景的句子。此地吾们认识了中国诗的最有趣的一点——内心感应。用一个拳字来代替白鹭的爪，乃不仅为文学的暗譬，因为诗人已把自己与他们同化，他或许自身感觉到握拳的感觉，很愿意读者也跟它一同分有此内在的情感。这儿吾们看不到条分缕析的精细态度，却只是诗人的明敏的感觉，乃出于真性情，其感觉之敏慧犀利一似“爱人的眼”；切实而正确，一似母亲之直觉。此与宇宙共有人类感情的理想，此天生景物之诗的转化，使藓苔能攀登阶石，草色能走入窗帘。此诗的幻觉因其为幻觉，却映入人的思维如是直觉而固定。它好像构成了中国诗的基本本质。比喻不复为比喻，在诗中化为真实，不过这是诗意的真实。一个人写出下面几句咏莲花诗，总得多少将自己的性情溶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诗：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取作诗笔法的两面，即它的对于景与情的处理而熟参之，使吾人明了中国诗的精神，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二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三四三——二九○)、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六八九——七四○)和疯僧寒山(约当九○○年前后)。至相近于杜甫的文学诗人的为杜牧(八○三——八五二)、白居易、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一)。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热情诗人像李贺(李长吉，七九○——八一六)、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和温庭筠(八一二——八六六)，陈后主(五三一——六○四)和纳兰性德(清代旗人，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都是以炽热的抒情诗著称的。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无一处不表现其为典型的浪漫人物。而他的死也死得浪漫。有一次他在船上喝醉了酒，伸手去捞水中的月影，站不住一个翻身，结束了一切。这样的死法，才是再好没有的死法。谁想得到沉着寡情的中国人，有时也会向水中捞月影，而死了这么一个富含诗意的死！ 　　中国人具有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赋予诗以继续不断的生命。这种情绪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文学。他教导中国人爱悦花鸟，此种情绪比其他民族的一般民众都来得普遍流行。著者尝有一次亲睹一群下流社会的伙伴，正要动手打架，因为看见了关在樊笼中的一头可怜的小鸟，深受了刺激，使他们归复于和悦，发现了天良，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放浪不检而无责任的感觉，因而分散了他们的敌对心理，这性情只有当双方遇见了共同的爱悦对象时始能引起。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也渲染着中国整个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世故生活志趣之意。它的流行势力真不可轻侮，就是政治舞台上最穷凶极恶的恶棍，亦往往佯示其性情上具有若干李白型的浪漫风雅的本质。实际据管见所及，就是此辈败类也未始不会真有此等感觉，因为到底他也是中国人。盖中国人者，他知道人生的宝贵。而每当夜中隔窗闲眺天际星光，髫龄时代所熟读了的一首小诗，往往浮现于他的脑际：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对于这样的人，这首诗是一种祈祷。 　　第二类诗人，莫如以杜甫为代表，用他的悄静宽拓的性情，他的谨饬，他的对于贫苦被压迫者的悲悯、慈爱、同情和他的随时随地的厌战思想的流露，完成其完全不同于浪漫诗人的另一典型。 　　中国也还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辈，他们用艺术的美描绘出吾们的忧郁，在我们的血胤中传殖一种人类同情的意识。杜甫生当大混乱的时代，充满着政治的荒败景象，土匪横行，兵燹饥馑相续，真像我们今日，是以他感慨地写：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同样的悲悯，又可见之于谢枋得的《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 　　注意中国诗的特殊的结束法，它在诗句上不将社会思想引归题旨，而用写景的方法留无穷之韵味。就以这首诗，在当时看来，已觉其含有过分的改革气味了。通常的调子乃为一种悲郁而容忍的调子，似许多杜甫的诗，描写战争的残酷后果，便是这种调子，可举一首《石壕吏》以示一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内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就是中国诗中容忍的艺术和忧郁感觉的特性。她所描绘出的一幅图画，发表一种伤感，而留给其余的一切于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九 戏剧 　　戏剧文学之在中国，介乎正统文学与比较接近于西洋意识的所谓意象的文学二者之间，占着一个低微的地位。后者所谓接近西洋意识的意象文学包括戏剧与小说，这二者都是用白话或方言来写的，因为受正统派文学标准的束缚最轻微，故能获得自由活泼的优越性，而不断生长发育。因为中国戏剧作品恰巧大部分是诗，因能被认为文学，而其地位较高于小说，几可与唐代的短歌相提并论。以学者身份而写戏曲，似比之写小说觉得冠冕一些，不致怯生生怕人知道。总之，戏曲的作者不致掩匿其原来的姓名，亦不致成为批评家的众矢之的，若写小说者然。 　　下面吾们讲述此意象文学的主要部分何以能不断生长发育其美的技巧，而渐臻于重要地位，以至恃其本身的真价值，强有力地获取现代之承认，并施展其影响力于一般人民，正统文学盖从未能收此同样伟大的成效。 　　中国戏剧之间杂的特性，乃为其特殊作法与伟大的普遍影响力之根源。中国戏剧为白话方言和诗歌的组合；语体文字为一般普通民众所容易了解者，而诗歌可以讴唱，且常富含高尚的诗情的美质。它的本质是以大异于传统的英国戏剧。歌词插入于短距离间隔，其地位的重要超过于说白。自然，喜剧多用对话，而悲剧及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恋爱剧则多发为诗歌。实实在在，在中国，一般上戏院子的人们，其心理上还是为了听戏的目的大，而看戏剧的表演次之。北方人都说去听戏，不说去看戏，是以把中国文字中这个“戏”字做英语“drama”一字，意义未免错误，正确一些地说，不如译作“中国的歌剧(chineseopera)来得妥当。 　　先明了中国的所谓戏，乃为一种歌剧的形式，然后它的所以能迎合一般民众心理和其戏剧文学之特殊性才能真正被了解。因为戏剧之用——尤其是现代英国戏剧——大部分是激发人类悟性的共鸣作用，而歌剧则为运用声色环境与情感的连合作用。戏剧之表演手段赖乎对白，而歌剧之手段赖乎音乐与歌唱。上戏院子的人们，他们的临观一戏剧，巴望领会一件故事，这故事足以使他喜悦，由于剧中人物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和表演的新奇而引人入胜。而一个去看歌剧的人，乃准备花费这一个晚上的工夫，其间他的理智接受麻痹样的享受，他的感觉接受音乐色彩歌唱的媚惑。 　　这就是使得戏剧的表演，大多数不值得第二遭复看，而人们观看同一歌剧重复至十四五次之多，仍觉其精采不减。这可以说明中国戏院子的内容。中国之所谓京戏，其常现的普通戏且不过百余出，常反复上演，演之又演，总不致失却号召力。而每当京调唱至好处，观众辄复一致拍掌，彩声雷动，盖此种京调，富含微妙的音乐趣味。声乐是以为中国戏剧之灵魂，而演剧仅不过为歌唱的辅助物，本质上滞留于与欧美歌剧同等水平线之地位。 　　中国观剧的人是以在两种范畴下赞美伶人，在他的“唱”和他的“做”。但是这所谓“做”，常常是纯粹机械式的而包含某种传统的表演方法——欧美戏剧里头在东方人看来认为怪现状的，为故意地增高贵妇人式的乳峰，使之作刺眼的突出。而在东方戏剧里头使欧美人看了发笑的是用长袖揩拭无泪的眼眶。倘使演剧的伶人，其体态美丽可爱，歌喉清越悦耳，则此小有才的演技已够使观众感到满足了。要是演来真有精彩的话，则每一个身段，每一种姿态都能使人起一种美感，而每一个模样儿，都可说是出色的画面。依乎此理，梅兰芳之所以深受美国人士的热烈欢迎，根本上是对的，虽说他的歌唱，究有若干值得被赞美的艺术价值，犹成问题。人们惊慕他的美丽的模样儿，他的玉葱样的雪白的指尖儿，他的颀长而乌黑的眉毛，他的女性型的婀娜的步态，他的卖弄风情的眼波和他全部伪饰女性美的装束——这些条件就是迎合全国无数戏迷心理的骨子。当这样的演技出自如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迎合观众心理是混同全世界的，是超国界的，因为他用姿态来表白了语言。姿态是国际性的，一似音乐舞蹈之无国界隔别。至以现代意识来论戏剧演技，则梅兰芳怕还需要跟瑙玛？希拉(normashearer)、罗斯？却脱登(ruthchatterton)学学初步演剧术才是。当他捏了马鞭而装做上马的姿势，或当他摆着划桨假做摇船的模样，那他的演技恰恰跟著者的一个五岁小女儿所做的不相上下，吾的女儿的骑马法则用竹竿夹于两腿之间而拖曳之也。 　　倘吾们研究元剧及其以后的戏曲，吾们将发现其结构常如西洋歌剧一般，总不脱浅薄脆弱之特性，对话不被重视而歌曲成为剧的中心。实际表演时又常选其中最盛行最精彩的几段歌剧，而不演全部戏剧，恰如西洋音乐会中的歌剧选唱。观众对于所观的戏剧，其情节大率都先已很熟悉于胸中，而剧中的角色，则由其传统规定的脸谱和服装而辨识，不在乎对话之内容而表明。初期的元剧见之于现存的大名剧家作品者，全剧都包括四折，很少有例外者。每折中的歌曲是依照著名的大套乐曲，采取其中一调，然后依其声调拍子谱成歌辞，对话不居重要位置，许多古本戏曲中，对话且多被节删，这是大概因为对话部分，大多系台上表演时临时说出的。 　　在所谓北曲中，每一折中的曲词，乃自始至终由一个人单独歌唱，虽有许多角色在剧中表演和讲对话，但不担任歌唱的任务——大概因为歌唱人才的缺乏。南曲中则演剧技术上的限制不若北曲之严，故具有较大之自由伸缩性。南曲系由北曲繁衍而来，全剧不限四出，故为较长之剧本，这种南曲盛于明代，称为传奇(一出剧情之长度，约等于英国戏剧的一幕)。北曲每折一调一韵到底，传奇则一出不限一调，且可换韵，故其腔调抑扬有致，不同于北曲(一折即一出)。 　　北曲可以《西厢记》、《汉宫秋》(描写昭君出塞和番故事)为代表作，南曲可以《拜月亭》、《琵琶记》为代表作。《西厢记》全剧十出，然依其进行顺序的性质而区分之，可分为五本，每本仍为四出。 　　中国歌剧与西洋歌剧，二者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在欧美，歌剧为上流人士的专利品，此辈上流人士之上歌剧院，大多为社交上之吸引力，非真有欣赏音乐之诚心；至于中国歌剧则为贫苦阶级的知识食粮，戏曲之深入人心，比之其他任何文学与艺术为深刻。试想一个民族，他的群众而熟习唐豪叟(tanhhauser)、曲利刺汤与依莎尔德(tristahandisolde)和萍奈福(pinafore)的歌曲，还能优游风趣地讴歌哼唱于市井街头，或当其失意之际，也来唱它几句，泄泄晦气，那你就获得中国戏曲与中国人民所具何等关系之印象。中国有种嗜好戏剧成癖的看客，叫做戏迷，这是中国所特有的人物，其性质非欧美所知。你往往可以看见下流社会的戏迷，头发蓬松，衣衫褴褛，却大唱其《空城计》。在古老的北京城市街中，且常有摆手作势，大演其诸葛亮之工架者。 　　异国人之观光中国戏院者，常吃不消锣鼓的嘈杂嚣噪声浪，每当武戏上场，简直要使他大吃一惊。与锣鼓声同样刺激神经的为男伶强做高音的尖锐声，而中国人显然非此不乐。大体上这情形应归因于中国人的神经本质，无异于美国人的欣赏萨克斯风(saxophone)及爵士音乐，这些可使任何一位中国大爷搅得头痛。真是无独有偶！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顺应环境的问题。中国戏院子里头锣鼓的起源和矫饰尖锐声之创始，只有明白了中国剧场的环境以后，才能理会得。 　　中国剧场的流行式样，大多用木板布篷架搭于旷场之上，形如伊丽莎白时代的戏院。大概情形，戏台系用临时木架搭成，台面离地甚高，而又露天，有时则适搭于大道上面，盖演唱完毕，便于撤卸。剧场既属露天，伶人的声浪得与合场小贩的嘈杂叫卖声竞争——卖饴糖的小锣声，理发匠轧刀声，男女小孩的呼喊号哭声，以至犬的叫吠声。处乎这样喧哗哄闹声上面，只有逼紧声带，提高喉咙，才能勉强传达其歌唱声于观众。这样情形，人人都可以去实地体验。锣鼓的作用，也在所以吸引注意力，它们都是演剧前先行敲击，所谓闹场，其声浪可远传之一里以外，这就代替了影戏广告之街头招贴。但既已有了现代化的戏院建筑，还须沿用此等声响，未免可怪。不过中国人好像已习惯于此，好像美国人的习熟于爵士音乐。时代将抹去这些残迹，中国的戏剧最后总会静雅而文明化起来，只要把剧院建筑现代化。 　　从纯粹的文学观点上观察，中国的戏曲，包括一种诗的形式，其势力与美质远超于唐代的诗，著者深信，唐诗无论怎样可爱，吾们还得从戏曲与小调中寻找最伟大的诗。因为正统派的诗，其思想格调总摆脱不了传统的固定范型。它具有修养的精美技巧，但缺乏豪迈的魄力与富丽的情调。一个人先读了正统派诗然后再读戏曲中的歌辞(中国戏曲，前面已经指出，可认为诗歌的集合)，他所得到的感觉，恰如先看了不插在花瓶中的美丽花枝，然后踱到开旷的花园里，那里其繁锦富丽另是一番景象，迥非单调的一枝花可比了。 　　中国的诗歌是雅致洁美的，但总不能很长，也从不具阔大闳深的魄力。由于文体之简净的特性，其描写叙述势非深受限制不可。至于戏曲中的歌辞，则其眼界与体裁大异，它所用的字眼，大半要被正统派诗人嗤之以鼻，认为俚俗不堪的。因为有剧中的形象之出现，戏剧场面的托出，需要范围较广之文学魄力，他当然不能就范于正统派的诗歌界域之内。人的情感达到一种高度，非短短八行的精雅律诗体所能适应了。所写的语言的本身，即所谓白话，已解脱了古典文学的羁绊，获得天然而自由的雄壮的美质，迥非前代所能梦想得到。那是一种从人们口角直接取下来的语言，没有经过人工的矫揉修饰而形成天真美丽的文字，从那些不受古典文学束缚的作家笔下写出来。他们完全依仗自己的声调与音乐艺术的灵感。几位元曲大作家，就把土语写进去，保存它固有的不可模拟的美，它简直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现代中文；不可翻译，也不能翻译成别国语言。比如像下面马致远所作的《黄梁梦》中的一节，欲将其译为外国语言，只能勉强略显其相近的意思而已。 　　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没腾的坐， 　　那婆婆将粗刺刺陈米来喜收希和， 　　的播那蹇驴儿柳荫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 　　那汉子脖项上婆娑，没索的摸。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你早则醒来了也么哥！ 　　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戏剧歌词之作者，得适应剧情之需要，故其字句较长，并得插入格外的字眼，韵律亦较宽而适宜于剧曲所用的白话文，宋词韵律比较自由的特长，导源于歌行，现以之应用于曲调中，故长短行之韵律，早经现成的准备成熟，这种韵律乃所以适应白话而非所以适应文言者。在戏曲里头，韵律来得更为宽松。下面所摘的《西厢记》——这是中国文学的第一流作品——中的一节，为不规则韵律的一示例。这一节是描写女主角莺莺的美丽的：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响恰方言。 　　当她转身见其侧形的时候，她的美艳的姿容像下面的描写着： 　　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当她轻移莲步，又这样地描写： 　　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 　　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戏剧既挟有广大的普遍势力，它在中国民族生活上所占的地位，很相近于它在理想界所处的逻辑的地位。除了教导人的对于音乐的挚爱，它教导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为非知识阶级)以历史知识，惊人动魄，深入人心。逸史野乘和完全历史的文学传说，对于剧中人物的传统观念，控制普通男女的心和理想。这样，任何老媪都能认识历史上的英雄像关羽、刘备、曹操、薛仁贵、杨贵妃，其具体概念较优于著者，盖她们都从戏台上瞧得烂熟。至于著者童年时代，因为受的教会教育，观剧很受拘束，只能从冷冷清清的历史书本，一桩一桩零星片段地读着。未到二十岁，我知道了许多西洋故事，知道了约书亚(joshua)的喇叭吹倒耶利哥(jericho)的城墙。可是直到近三十岁，才知道孟姜女哭夫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像这样的浅陋无知在非知识阶级中倒不容易找得出。 　　戏剧除了普遍广布历史与音乐于民间，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教育功用，供给人们以一切分解善恶的道德意识，实际上一切标准的中国意识，忠臣孝子，义仆勇将，节妇烈女，活泼黠诡之婢女，幽静痴情之小姐，现均表演之于戏剧中。用故事的形式来扮演各个人物，人物成为戏剧的中心，孰为他们所憎，孰为他们所爱，他们深深地感受着道德意识的激动。曹操的奸诈，闵子骞的孝顺，卓文君的私奔，崔莺莺的多情，杨贵妃的骄奢，秦桧的卖国，严嵩的贪暴，诸葛亮的权谋，张飞的暴躁，以及目莲的宗教的圣洁——他们都于一般中国人很熟悉，以他们的伦理的传统意识，构成他们判别善恶行为的具体概念。 　　下记的一段《琵琶记》故事，乃所以显示戏剧广被于中国民众的道德势力的一种。《琵琶记》那样的故事，对于家庭的节孝，直接激发一种赞美心理，此种节孝心理已普遍地控制着民众的理想。《琵琶记》的长处，不在乎现代意识中所称的戏剧的一贯性，它的全剧分至四十一出，剧情演进时期延长至数年之久；也不在乎意象之美雅，《牡丹亭》在这方面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美丽的诗的辞藻，这方面，《西厢记》远胜于它；也不在乎热情的浓郁，这方面，应较《长生殿》为逊色；但是《琵琶记》终不失其崇高之声望，纯因其表扬家庭间孝与爱的动人。此等美德，常在中国人心上抓握住温热的情愫。它的影响尤为真实而典型的。 　　东汉之季，有蔡邕者，沈酣六籍，贯串百家，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本取功名如拾芥，奈以白发双亲，未尽孝养，倒不如聊承菽水之欢，暂罢青云之想。新娶妻赵氏五娘，才方两月，仪容俊雅，德性幽闲，正是夫妻和顺，父母康宁。是年适值大比之年，郡中有吏辟如蔡邕。惟路途遥远，旅程羁延，深恐经年累月，尽忠则不能尽孝，尽孝则不能尽忠。卒以严父之命，入京应试。自是膝下承欢唯五娘是赖。 　　殿试发榜之日，邕以首甲状元登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时丞相牛公，膝下单生一女，美而慧，颇属意于邕，邕虽不愿弃糟糠之妻，然逼于权势，竟入赘牛府。成礼之日，虽备极荣贵，邕悒悒寡欢，心未尝一刻不思五娘也。牛小姐侦知其情，颇有意玉成邕志，乃白于父，请许新夫妇回乡一度省亲。丞相殊不悦，因未能成行。 　　是时邕家中景况日非，五娘赖纤纤十指，略事女红，支撑全家生活，已自艰难，哪堪复遭饥荒。所幸当地有义仓开赈，五娘亦领得施米一份，弱息可欺，归途中动歹徒之觊觎，尽劫其所有以去。五娘悲不欲生，将就道旁露井而跃入。继念家中二老，侍养须人，义不容死，因欲跃又止。无奈，诣邕友张老处借得白米一把，归奉二老，而五娘暗中自食糠秕。不久，邕母谢世，其老父又卧病甚剧。五娘独侍汤药，夜不交睫。旋蔡翁亦继之去世。五娘鬻其断发而葬之。承张老之助，五娘为翁姑手筑茔墓，疲极而晕，倒卧于墓旁。梦土地神怜其境遇，遣二鬼役助之工作。及醒，则坟墓已完成。五娘惊喜，以之告张老。 　　张老因劝五娘入京寻访丈夫。五娘以为然，乃就记忆所及，手自描一丈夫之画像，易尼姑装，抱琵笆沿途行乞至洛阳。适是时洛阳佛会甚盛，五娘至庙中张挂其丈夫画像于热闹处。 　　是日，邕诣庙会行香，睹之，取此画像而归。次日，五娘踪至相府，尽为尼姑求施舍者。事为牛小姐所闻，亲迎入府，且谋戏试其丈夫之真情，终得双妻团圆，受天子之荣典。 　　这样的情节，便是一出戏剧获在中国著名而流行的要素。故事既具有此高贵的素质，使它受中国人之吸引之欢迎一似社会动态受英国报纸读者的同情。故事中有科举考试，这在中国故事中有关各人的命运变动，故辄为重要关键。吸引力之尤大者为叙述一节义的妻子和恳挚的女儿；一对年老的父母需要扶养；一个患难中的忠实朋友；一位模范的夫人，她不妒忌情敌；最后一个高官，权势煊赫，得意忘形。这是中国戏剧的几种本质，一般民众之知识食粮即赖以供给。此同样的性质，使《赖婚》(wayboundeast)、《慈母泪》(overthehill)两张影片在中国大大地出了风头。这样的情形，也可以显示中国人为惟一易为感情所动的民族，具有多愁善感的弱点。 　　十 小说 　　中国小说家常有一种特殊心理，他们自以为小说之写作，有谬于儒教，卑不足道，且惧为时贤所斥，每隐其名而不宣。举一比较晚近的例子，像十八世纪夏二铭写的《野叟曝言》。他写得一手高论卓识的好古文和美丽的诗词，也有不少游记传记，其笔墨固无异于一般正统派文学家传统的典型，现均收集于《夏懋修全集》。但是他又写了《野叟曝言》，可是《野叟曝言》不具撰著人姓名。他的为《野叟曝言》的撰著人是明确的，可从他自己的诗文集里头的文字来证明。然而直到一八九○年秋，他的孝忠的曾孙替他重印《夏懋修全集》，俾传夏君之名于不朽，无论这位曾孙是不敢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没有把这部小说收入集子里头，其实这部小说倒是夏君的不容争辩的最佳文学作品。又似《红楼梦》，直到了一九一七年，始由胡适博士的考证，确定其著作人为曹雪芹，他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散文作家之一，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惟一散文大师(就白话文而言)。吾人至今还不甚明了《金瓶梅》的著者究为谁何。吾们又至今未能决定施耐庵、罗贯中二人之间，究属谁是《水浒传》的真正作者。 　　《红楼梦》的开场和结尾便是此种对待小说态度的特征。你且看他怎样说法： 　　却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宽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此石后经一僧一道携向红尘走了一遭，又经过了不知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上面叙着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晓得这石头有些来历，从头到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诗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故事的结束，正当此深刻的人间活剧演到最悲惨紧张的一刻，那时主角贾宝玉削发出家，他那多情善感的灵性已回复了女娲氏所炼的顽石的原形，那个先前的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下经过，他瞧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于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因再抄录一番，袖了转辗寻到悼红轩来，递示给曹雪芹先生。曹雪芹笑道：“既是假语村言，但无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样寻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那空空道人听了，仰天大笑，掷下抄本，飘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说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并阅者亦不知。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又据说后人见了这本传奇，亦曾题过四句诗，为作者缘起之言：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 　　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这虽是些荒唐无稽之谈，却是说来很悲郁，很动人，倒也十分佳妙。因为这些文章是随兴之所至，为了自寻快乐而倾泻出来。他的创作，完全出于真诚的创作动机，不是为了爱金钱与名誉。又因为它是正统文学界中驱逐出来的劣子，反因而逃避了一切古典派传统的陈腐势力。小说的著作人非但绝不能获得金钱与名誉的报酬，且有因著作小说而危及生命安全的。 　　江阴乃《水浒》作者施耐庵的故乡，至今仍流传一种传说，述及施耐庵逃脱生命危险的故事。据说施耐庵真不愧为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智士。原来他当初不欲服仕于新建的明朝，写了这部小说，度着隐居的生活。有一天，明太祖跟刘伯温游幸江阴，刘伯温为施耐庵的同学，那时因为赞襄皇业有功，朝廷倚为柱石，施耐庵所著的那部《水浒传》的稿本，放在桌子上，这一次恰给刘伯温瞧见，他马上认识施耐庵的天赋奇才，不由因慕生妒，起了谋害之意。当是时，朝廷新建，大局未臻稳定，对于人民思想多所顾忌。乃施耐庵的说部其内容处处鼓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平民思想，连强盗也包括在内，未免含有危险因素。刘伯温根据这个理由，有一次乃上奏圣天子请旨宣召施耐庵入京受鞫讯。及圣旨抵达，施耐庵发现《水浒》稿本被窃，私计此番入京，凶多吉少，因向友人处张罗得白银五百两，用以贿赂舟子，叫他尽量延缓航程。因得在赴南京途中赶快写完了一部幻想的神怪的小说《封神榜》，叫皇帝读了相信他患了神经病，在此假疯癫遮掩之下，他得以保全了性命。 　　自是以后，小说在不公开的环境下滋长发育起来，有如野草闲花对踽踽独行的游客作斜睇，无非尽力以期取悦而已，像野草闲花之生长于硗瘠不毛之地，小说之滋兴，全无培育浆液之优容环境。它的出世，非有所望于报酬，纯粹出于内在的创作动机。有时这种野生植物隔个二十多年才开放一次鲜葩，可是这难得开放的鲜葩不开则已，开放出来的花朵真是说不尽的绮丽光辉！ 　　这样的鲜花不是轻易取得生存的，它洒过生命的血始得鲜艳地盛放一回，卒又萎谢而消逝。这就可以比喻一切优美的小说和一切优美小说的本源。塞万提斯(cervantes)这样写法，薄伽丘(boccaccio)也是这样写法，他们纯粹出于创作的兴趣，金钱毫无关涉于其间。即在现时代有了版税版权的保障，金钱仍为非预期的目的。无论多少金钱决不能使无创作天才的人写出好的作品来，安逸的生活可以使创作天才者从事写作为可能，但安逸生活从不直接生产什么。金钱可以把狄更斯(charlesdickens)送上美洲的旅途，但不能产生《块肉余生录》(davidcopperfield)。吾们的大作家，像第福，像费尔亭(fielding)，像曹雪芹、施耐庵，他们的所以写作，因为他们心上有一桩故事，非将它发表不可，而他们是天生的讲故事者。天好像有意把曹雪芹处于荒淫奢华的家庭环境中，卒因浪费无度，资产荡析，然后一旦豁悟，看穿了人生的一切空虚，及其晚年，已成穷儒，度其余生于朽败之第舍中，不时追忆过去之陈迹，宛若幻梦初醒，此梦境乃时而活现于幻想中，常使他觉得心头有一桩心事，以一吐为快，于是笔之于书，吾们便称之为文学。 　　依著者之评价，《红楼梦》诚不愧为世界伟大作品之一。她的人物描写，她的深切而丰富的人情，她的完美的体裁与故事，足使之当此推崇而无愧色。她的人物是生动的，比之吾们自己的生存的朋友还要来得跟吾们接近熟悉而恳挚，而每一个人物，只消吾们听了他的说话的腔调，吾们也很能熟识他是谁了。总之她给了吾们一桩值得称为伟大的故事： 　　瑶台琼馆，一座瑰丽谲皇的大观园，富贵荣华，一个世代簪缨的大宦族，那儿姊妹四人和一个哥儿，又来了几个姿容美艳的表姊妹，彼此年岁相若，一块儿耳鬓厮磨地长大起来，过着揄揶戏谑的快乐生活；几十个绝顶聪明而怪迷人的婢女，有的性情温文而阴密，有的脾气躁急而直爽，也有几个跟主子发生了恋爱；也有几个不忠实的佣仆老婆闹了一些吃醋丑闻的穿插。一位老太爷常年在外服官，居家日少，一切家常琐务，委于二三媳妇之手，倒也处理得井井有条，那个最能干、最聪明、最饶舌、最泼辣、最可爱的媳妇，便是凤姐儿，却是个根本不识字的娘儿。主角贾宝玉，是一个正当春情发动期的哥儿，有着伶俐聪明的性情，端的爱厮混在脂粉堆里，照书上的说法，他是给仙界遣送下凡来历劫，叫他参透情缘便是魔障的幻境。宝玉的生活，跟中国许多大家族中的独嗣子一样，受着过分的保护，尤其是他的老祖母的溺爱，那位祖母老太太是家族至高的权威者。但宝玉也有一个见了怕的人，便是他的父亲，宝玉一见了父亲便吓得不敢动弹。大观园中的姊妹们，个个喜欢宝玉，而宝玉的饮食起居，都是让几个婢女来照顾着，她们服侍他洗浴，以至通夜守护着他的睡觉。他钟情林黛玉，黛玉是一个没了父母而寄居于贾家的小姑娘，却是宝玉的表姊妹，她是一个多愁善病的姑娘，她患着消化不良症，喝着燕窝汤过日子，可是她的美丽和诗才都胜过她的姊妹们，她的爱宝玉完全出于纯洁的真挚的处女的心。宝玉的另一个表姊妹是薛宝钗，她也爱着宝玉，不过她的热情是含蓄而不露的，她的性情则比较的切实，从老辈看来，她比之黛玉是较为适宜的妻子。最后乃由几位老太太做主，瞒过了宝玉和黛玉，定下了娶宝钗的亲事。黛玉直等到宝玉和宝钗即将成婚的时候，才得到这个消息，这使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了一阵子，一缕香魂脱离这个尘世，而宝玉一直不知道这个消息，直等到成婚的一夜，宝玉觉察了自己的父母亲的诡局，变成痴呆呆的呆子，好像失去了魂魄，最后，他出了家。 　　这样详详细细都是描写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其家族的不幸环境之渐次演进，至故事之末段令人丧气；它的欢乐的全盛时期过去了，倾家荡产的险象笼罩着每个人的眉头，无复中秋月下的盛宴，但听得空寂庭院的鬼哭神号；美丽的姑娘长大起来了，各个以不同的命运嫁到各别的家庭去了；宝玉的贴身侍女被遣送而嫁掉了，而最不幸的晴雯保持着贞洁与真情而香消玉殒了。一切幻影消灭了。 　　假使像有些批评所说，《红楼梦》足以毁灭一个国家，那它应该老早就把中国毁灭掉了。黛玉和宝玉，已成为全民族的情人，不在话下，凤姐的泼辣，妙玉的灵慧，一个有一个的性格，一个有一个的可爱处，每个各代表一种特殊的典型。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如问他欢喜黛玉还是欢喜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使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而著者本人则欢喜探春，她具有黛玉和宝钗二人品性揉和的美质，后来她幸福地结了婚，做一个典型的好妻子。宝玉的个性分明是软弱的，一点没有英雄的气概，不值得青年崇拜。但不问气概如何，中国青年男女都把这部小说反复读过七八遍，还成立了一门专门学问叫做“红学”，其地位之尊崇与研究著作的卷帙之浩繁，不亚于莎士比亚与歌德著作的评注书。 　　《红楼梦》殆足以代表中国小说写作艺术的水准高度，同时它也代表一种小说的典型。概括地说，中国小说根据它们的内容，可以区分为下述数种典型。它们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兹罗列于下： 　　一、侠义小说——《水浒传》 　　二、神怪小说——《西游记》 　　三、历史小说——《三国志》 　　四、爱情小说——《红楼梦》 　　五、淫荡小说——《金瓶梅》 　　六、社会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七、理想小说——《镜花缘》 　　八、社会写实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容易的。例如《金瓶梅》虽其五分之四系属猥亵文字，却也可算为一部最好的社会写实小说，它用无情而灵活的笔调，描写普通平民，下流伙党，土豪劣绅，尤其是明代妇女在中国的地位。这些小说的正规部类上面，倘从广义的说法，吾人还得加上故事笔记，这些故事都是经过很悠久的传说，这样的故事笔记，莫如拿《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来做代表。《今古奇观》为古代流行故事中最优良作品的选集，大多系经过数代流传的故事。 　　著者曾把许多中国小说依其流行势力的高下加以分级，倘把街市上流行的一般小说编一目录，则将显出冒险小说，中国人称为侠义小说者，允居编目之首。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侠义和勇敢的行为，时常受到父母教师的训斥摧抑，这种心理不是难于解释的。在中国，侠义的儿子容易与巡警或县官冲突，致连累及整个家族，这班儿孙常被逐出家庭而流入下流社会；而仗义行侠的人民，因为太富热情，太关怀公众，致常干涉别人事务，替贫苦抱不平，这般人民常被社会逐出而流入绿林。因为假使父母不忍与他们割绝，他们或许会破碎整个家庭——中国是没有宪政制度的保障的。一个人倘常替贫苦被压迫者抱不平，在没有宪法保障的社会里一定是一个挺硬的硬汉。很明显那些剩留在家庭里头和那些剩留在体面社会里头的人是不堪挫折的人，这些中国社会里的安分良民是以欢迎绿林豪侠有如一个纤弱妇人之欢迎面目黧黑、胸毛蓬蓬、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当一个人闲卧被褥中而披读《水浒传》，其安适而兴奋，不可言喻，读到李逵之闯暴勇敢的行径，其情绪之亢激舒畅更将何如？——记着，中国小说常常系在床卧读着。 　　神怪小说记载着妖魔与神仙的斗法，实网罗着大部分民间流传之故事，这些故事是很贴近中国人的心坎的，本书第三章《中国人的心灵》中，曾指出中国人的心理，其超自然的神的观念，常常是跟现实相混淆的，《西游记》，李加德博士(drtimothyrichards)曾把它摘译成英文，称为《天国求经记》(amissiontoheaven)，系叙述玄奘和尚的印度求经的冒险壮举，可是他的此番壮举却是跟三个极端可爱的半人形动物做伙伴。那三个伙伴是猴子孙悟空、猪猡猪八戒和一个沙和尚。这部小说不是原始的创作，而是根据于宗教的民间传说的。其中最可爱最受欢迎的角色，当然是孙悟空，他代表人类的顽皮心理，永久在尝试着不可能的事业。他吃了天宫中的禁果，一颗蟠桃，有如夏娃(eve)吃了伊甸乐园中的禁果，一颗苹果，乃被铁链锁禁于岩石之下受五百年的长期处罚，有如盗了天火而被锁禁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适值刑期届满，由玄奘来开脱了锁链而释放了他，于是他便投拜玄奘为师，担任伴护西行的职务，一路上跟无数妖魔鬼怪奋力厮打战斗，以图立功赎罪，但其恶作剧的根性终是存留着，是以他的行为的现行表象一种刁悍难驭的人性与圣哲行为的斗争。他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箍帽，无论甚么时候只要当他兽性发作，犯了规，他的师父玄奘便念一首经咒，立刻使他头上的金箍愈逼愈紧，直到他的脑袋痛得真和爆裂一样，于是他不敢发作了。同时猪八戒表象一种人类兽欲的根性，这兽欲根性后来经宗教的感化而慢慢地涤除。这样奇异的人物作此奇异的长征，一路上欲望与诱惑的牴牾纷争不断出现，构成一串有趣的环境和令人兴奋的战斗，显神通，施魔力，大斗法宝，孙悟空在耳朵里插一根小棒，这根小棒却可以变化到任何长度。不但如此，他还有一种本领，在腿上拔下毫毛，可以变成许许多多小猴子助他攻击敌人，而他自身也能变化，变成各色各样的动物器具，他曾变成鹭鸶，变成麻雀，变成鱼，或变成一座庙宇，眼眶做了窗，口做了门，舌头做了泥菩萨；妖魔一不留神，跨进这座庙宇的门槛，准给他把嘴巴一阖，吞下肚去。孙悟空跟妖魔的战斗尤为神妙，大家互相追逐，都会驾雾腾空，入地无阻，入水不溺，这样的打仗，怎么会不令小弟弟听来津津有味？就是长大了的青年，只要他还没有到漠视米老鼠的程度，总是很感兴趣的。 　　爱谈神怪的习气，不只限于神怪说部，它间入各式各样的小说，甚至像第一流作品《野叟曝言》亦不免受此习气之累，因而减色，《野叟曝言》为侠义兼伦理说教的小说。爱谈神怪的习气又使中国侦探故事小说如《包公案》为之减色，致使其不能发展为完备的侦探小说，媲美欧美杰作。它的原因盖缘于缺乏科学的论理观念和中国人生命的轻贱。因为一个中国人死了，普通的结论就只是他死了也就罢了。包公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侦探家，本人又为裁判官，他的解决一切隐秘暗杀案件乃常赖梦境中的指示，而不用福尔摩斯那样论理分析的头脑。中国小说结构松懈，颇似劳伦斯(dhlawrence)的作品，而其冗长颇似俄罗斯小说中之托尔斯泰(tolstoy)和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ivsky)的作品。中国小说之和俄罗斯小说的相像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具备极端写实主义的技术，大家都沉溺于详尽，大家都单纯地自足于讲述故事，而缺欧美小说的主观的特性。也有精细的心理描写，但终为作者心理学识所限，故事还是硬生生的照原来的故事讲。邪恶社会的逼真的描写，《金瓶梅》丝毫不让于《卡拉马助夫兄弟》(thebrotherskaramazov)。爱情小说一类的作品，其结构通常是最佳的，社会小说虽在过去六十年中盛行一时，其结构往往游移而散漫，形成一连串短篇奇闻逸事的杂锦。正式的短篇小说则直到最近二十年以前，未有完美之作品出世。现代新作家正竭力想写出一些跟他们所读过的西洋文学一样的作品，不论是翻释的还是创作的。 　　大体上中国小说之进展速度很可以反映出人民生活的进展速度，它的形象是庞大而驳杂的，可是其进展从来是不取敏捷的态度的。小说的产生，既明言是为了消磨时间，当尽有空闲时间可供消磨，而读者亦无需乎急急去赶火车，真不必急急乎巴望结束。中国小说宜于缓读，还得好好耐着性儿。路旁既有闲花草，谁管行人闲摘花？ 　　十一 西洋文学之影响 　　当两种不同文化接触，那较丰富的一种将向外灌输而较贫弱的一种将接受之，这是自然而合乎逻辑的。但事实似有使人难以置信者，便是文化的向外灌输，其蒙受幸福却是胜于承受外来文化者。中国在最近三十年间，文学与思想方面分明进步了不少，这应该说是全部仰赖于西洋文化的输入。此种承认西洋文学内容丰富之一般的优越，在自号“文学国家”的中国人听来，未免为之大吃一惊。五十年前，中国人对于西洋的印象只是炮舰；三十年前，又多了西洋政治制度的印象；到了二十年前，他们发觉西洋甚至也有很优美的文学；而现在，人们方徐徐发觉西洋甚且有较优越的社会意识与礼俗风尚。 　　这对于一个老大而自傲的国家实在是过大而吞不下咽的一口东西，但以中国之大，或许竟能吞得下去。无论怎样，文学的变动终于临头了。中国文学势不得不在内容方面，在体裁方面，遭逢广大的变迁，为过去二千年间所未经见者，直接受了外来的影响，口说的白话轮到被作为文学的手段；语言的解放，从一个深染西洋思想的人提倡起来。它的字汇大大地增富起来，那即是新的概念的增加，科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大概总之比之吾们固有思想的故旧材料远较为恰当而确定。赖有此思想原料的新补充，体裁上乃发生新变迁，这体裁的现代化，跟固有的完全换了一个面目。致老学究们无力追随此新的规范——倘叫他写一篇在内容上在体裁上赶得上现代标准的杂志文字，将使他茫然不知所措。不但体裁上发生了变迁，形式上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吾们也有了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剧本，而写小说的技巧，尤其大大地修改过。总之，老的批判标准业已废弃，所谓老的批判标准，很近似法国新经典派之阻碍欧洲认识莎士比亚至百五十年之久。吾们现在有较新颖较丰富较宽广的文学理想来代替陈旧的批判眼光，结果使文学与人生获得较接近的和谐，思想获得较完美的正确和生命获得较大的真实性。 　　当然文化输出的民族是比较发皇的民族，而接触外来文化的民族，由于环境的剧变，总不免引起纷乱。进步是有味的，但进步也是痛苦的。更不止此，进步还是险恶的。青年中国的心田上，掀起了广博的精神风浪，吾们丧失了思想的重心，吾们丧失了欣愉的共通意识。调整守旧与革新间的工作，往往非是常人所能胜任，而现代中国思想界尤具有思维不成熟、性情轻躁、理想浅薄的特性。了解旧的文化固甚困难，而明了新的亦非容易。新的文化含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又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缺乏批判和理智的重心，极端不能容忍任何旧式的和中国式的一切，无批判地接受每年外来的思想新范型，不断地广泛地搜寻最新作家，从南斯拉夫搜寻诗人，从保加利亚搜寻小说家。对于外人之揭发任何中国的旧有范型，极度敏感，这仅足证其缺乏自信，一个十八世纪的唯理主义，间歇的忧郁与过分的热心，一年一年地追逐新的口号，有似自噬其尾——此等特性，显露于现代中国的作品。 　　吾们丧失了坚定的和全盘的人生观立场。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应药膏，而其思想之缺乏真实独立性，大致无以异于古老的中国。虽有明显的思想解放之呼声，可是那排斥异端的旧的心理作用仍然存在，不过穿了一件现代名辞的外褂。因为骨子里，中国人的爱好自由，有如爱悦一个外国荡妇，没有真挚的爱情可言。这些是文化变迁过渡期的恶劣一面的形象，但他们到了政治组织上了轨道，灵魂上减少灵智的污点时候，会自然涤荡消灭的。 　　这些变迁，一切都是由欧洲文学的影响而传来的。这影响自然不限于文学，因为中国在一个收割期收获了所有西洋学术的果实，无论在哲学方面，心理学方面，科学方面，工艺学方面，经济学方面和其他一切包括于现代精密法则的文化者。甚至小孩子的游戏、歌唱、舞蹈，现在也都输入了进来。文学进步的真正结果，已概述于《文学革命》的一节中，此影响为翻译欧洲作品之直接结果。试一观此等翻译的内容与种类，将显示此影响之形式与程度。 　　一九三四年的《中国图书年鉴》载有一罗列最近二十三年来翻译的诗歌、短篇小说、长篇说部的书篇名单，原作之国籍达二十六国。这一张表未见得是完全的，但很够供给我们眼前的参考。倘将原作者国籍依译作原著者人数之多寡顺次排列，则英国四十七人，法国三十八人，俄国三十六人，德国三十人，日本三十人，美国十八人，意大利七人，挪威六人，波兰五人，西班牙四人，匈牙利三人，希腊三人，阿菲利加二人，犹太二人，其余则瑞典、比利时、芬兰、捷克、奥国、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斯、印度、暹罗、叙利亚各得一人。 　　先查考从英国翻译的作品，则主要小说作家为：哀利奥脱(eliot)、费尔亭、第福(《荡女自传》亦经译出)、金丝莱(kingsley)、史惠夫脱、高尔史密斯(goldsmith)、勃朗特姊妹(bronte《洛雪小姐游学记》和《狭路冤家》)、史高脱(scott)、康拉特(conrad)、加斯刻尔夫人(gaskell)、狄更斯《块肉余生录》、《贼史》、《二京记》、《圣诞述异》、《劳苦世界》、《孝女耐儿传》、《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哈葛特(haggard)的笔墨经过林纾译笔的渲染，获得的声誉还远过于原作的地位。诗人的主要者为：史宾塞(spenser《荒唐言》)、布琅宁(browning)、朋斯(burns)、拜伦(byron)、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worth)、道生(dowson)，五种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第十二夜》、《亨利第六遗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亦经几位译者译出。戏剧的主要作者为：高而斯华绥(七种剧本)、比内罗(pinero)、琼斯(jones)、薛立敦(sheridan《造谣学校》)和萧伯纳(shaw《华伦夫人之职业》，《英雄与美人》，《人与超人》，《卖花女》，《鳏夫之室》，《好逑者》等)。爱尔兰作家可以约翰沁孤(synge)、邓萨奈(dunsany)为代表。论文作家主要者为：莱姆(lamb)、木涅特(bennett)、马克斯贝尔鲍(maxbeerbohm)。巴莱(barrie)和王尔德(wilde)引起了中国文艺界的广大注意，《少奶奶的扇子》有两种译本，《莎乐美》有三种译本，《朵莲格莱的画像》和《狱中记》亦经译出。威尔斯(hgwells)以其《世界史纲》一书最被重视，其余的作品为：《八十万年后之世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明眼人》。哈代(hardy)则仅以其短篇小说及诗著称于中国，虽哈代之名传遍一时。曼斯菲尔德(mansfield)经故徐志摩之推荐，亦甚著名。这一张名单包括那些作者他的文学作品经译成中文而有单行本印行的，但当然并不包括别种著作的作者像罗素，他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 　　在法国方面，较重要的作家为巴尔扎克(balzac)、莫里哀(moliere)、莫泊桑(maupassant全部作品)、法朗士(france九种著作已经译出，《黛丝》有二种译本)、基特(gide)、伏尔泰(voltaire《甘地传》)、卢梭(rousseau《忏悔录》、《爱弥儿》)、左拉(zola)、福楼拜(flaubert《波法利夫人》三种译本，萨郎波及坦白)、大仲马小仲马父子，固已久著盛名，特别是《茶花女》一书几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爱物。雨果(hugo)的代表作为：《孤星泪》、《活冤孽》、《双雄义死录》、《吕伯兰》、《欧娜尼》、《吕克兰斯？鲍夏》、《噫有情》。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以沙多勃力盎(chateaubriand《少女之誓》)和圣皮耳(bernardinedesaintpierre)为代表。都德(daudet)的《莎茀》和普兰伏(prevest)的《漫郎摄实戈》当然是人人爱读的作品。波多莱尔(baudelaire)享名甚盛，若斯当(rostand)的《西哈诺》亦为一般所爱读。巴比塞(barbusse)的小说《炮火和光明》各有二种译本，就如罗曼？罗兰(rolland)的冗长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有了中文译本，他还有《白利与露茜》、《孟德斯榜夫人》、《爱与死之角逐》，等几种的译本。 　　德国的正统文学，自然推歌德(goethe)为代表，在他的作品中，《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二种译本)、《哀格蒙特》、《克拉维歌》、《史推拉和威廉的修业时代》的一部都经译成中文。席勒(schiller)的作品译出者为《瓦轮史丹》、《强盗》、《奥里昂的女儿》、《威廉退尔》。其余重要作家为莱森(lessing《英雄儿女》)、夫赖塔格(freytag《新闻记者》)、海涅(heine《哈尔次山旅行记》)、福沟(fougue)的《涡堤孩》和史托姆(storm)的《茵梦湖》(三种译本)为极端风行的作品。霍普曼(hauptmann)以其《火焰》、《獭皮》、《织工》、《寂寞的人们》和新近出版的小说《异端》著称，而他的《池钟》一剧名曾经一度被用为一种杂志的名称。其余为：苏德曼(sudermann)的《忧愁夫人》以及较为晚出的卫德耿(wedekind)的《春醒》和富兰克(leonhardfrank)的《灵肉的冲突》。 　　除了几种译本像霍桑(hawthorne)、斯陀夫人(mrsstowe)、欧文(irving)、马克？吐温(marktwain)和杰克？伦敦(jacklondon)寥寥几位的作品以外，一般对于美国文学之注意力，集中于比较现代的作品。其中最享盛名的是辛克莱(sinclaire)，他的盛名乃随着苏联共产主义文学狂潮的勃兴而共来。他的作品之译成中文者，已有十三种之多。而在这一张名单上，似不可忽略果尔德(michaelgold)的短篇小说和他的说部《无钱的犹太人》。刘易士(lewis)的作品之较著的译本只有《大街》一种，德莱塞(dreiser)则为短篇小说集，其实上述二人都是很著名的。奥尼尔(oneill)的戏剧有二种(《比利加斯之月》及《天水》)曾经译出。赛珍珠女士(pearlsbuck)的《大地》有二种中文译本，其余她的短篇小说及《儿子们》等亦有经译出者。 　　苏俄文学之狂潮在一九二七年之际，当南京政府成立，推行清党运动之时开始卷入中国。有似文学上的雅各宾主义之在英国继乎政治上之雅各宾主义的失败而勃兴，文学的布尔雪维克主义继乎国民革命之成功而泛滥中国。雄伟的青年的热情，尝大有助于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的国民革命者，由于不适宜的措置青年运动而失却其发抒之出路，乃产生一种内向的活动作用，强有力的潜流因于一般的不满当前之环境而奔腾着。 　　文学运动的潮流于是转向了。“革命文学”(同义于普罗文学)的号筒，唤起了广大的信徒。一九一七年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成为过时人物，向之所谓青年中国者，不啻被唾弃而加以改造。多数知识界领袖都学得乖乖地守口如瓶，转而清兴勃发，颇起劲地收集起古董古钱来。只有胡适继续他的呼号，可是他的议论只能抓住一些情绪比较冷淡的读者，一般的读者需要更急进的刺激。周作人、郁达夫和语丝派的作家，似觉太偏于个人主义，而不甚参加大众。鲁迅再接再厉地奋斗着，抵抗着这个狂潮一年有余，然后自己也加入了普罗文学阵线。 　　在短短的两年中(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差不多有一百多种苏联文学作品，长篇和短篇，狂热而迅速地蜂拥上中国的出版界，致促起当局之严重注意。这些出版物包括下列诸人的作品：lunacharsky，libediensky，michels，fadeev，gladhov，kollontay，shishkov，romanov，pilniak，ognoyov，sosnovsky，shaginian，yakovlev，atolstoy，deminov，erenburg，arosev，babel，kasathin，ivanov，ivaluutssannikoff，seyfollina，bakhmetev，fedin，aserafimovitch，prishvin，semenov，sholokhov，nvnv，vessely，zoschenko，tretiakev，sobole，kolosov，formanov，figner。这里，吾们不用说未提出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作家，像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几位作家在这个时期以前，已经是很熟悉于中国文坛了。契诃夫的全部著作都经译出，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者计二十种，包括冗长的《战争与和平》(只译出了一部)、《复活》及《安娜小史》。杜斯妥也夫斯基为一般所爱读的作家，他的作品译出者计七种，包括《罪与罚》。屠格涅夫早就出了名，他的作品经译出者有二十一种之多。高尔基横跨两大时代，不用说，是一代的宠儿。安特列夫和阿志巴绥夫，爱罗先珂因为列宁的影响也很受人欢迎。一百零几种后乎革命的苏联作品，其中有二十三种同时有二种译本出版，且有四种作品至有三种译本者。举其享名较盛之作品，则为哥伦泰夫人的《伟大的恋爱》(二种译本)、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三种译本)、奥古郁夫的《共产党校童日记》(三种译本)、阿志巴绥夫的《沙宁》(三种译本)、西拉菲莫维支的许多作品(包括《铁流》)和披里涅克的许多作品。戏剧方面有西希可夫和依凡诺夫的作品。批评方面有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 　　这样大量的产品，好像使幼弱的青年中国一时难于吞咽，中国而倘有消化不良之患，似非可加以谴责者。霍桑和法朗士已不可挽救地过时了，是毫无疑义的。当局对于文艺事业现正瞩视而思有所作为。他们所能施行的方法如何，其后果如何，无人能预料之。检查制度是容易施行的，最近已见之实施。所困难者，在眼前的环境中将拿什么来满足人民。这里有三个方法。第一是谋些好差缺给那班作家，这个方法有时是很有效的，已有例可援。第二为禁止他们表示不满意，这个方法当然是下策。第三为真实地谋民族的福利而使一般感到满足，这光光是检查制度是不行的。中国人民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二派，而后者实居大多数。除非是积极进行建设工作，用公直的态度考虑一切，但凭标语口号，华而不实的多言，不会赋予中国以新的生命，不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法西斯主义。上一辈，他们想把中国倒推进古旧的礼教思想的轨道，包括妇女的遮掩生活，寡妇的守节制度的崇拜，结果决不能使青年中国同情。同时，那些共产主义理想者，肋下挟了大部马克思著作，蓄长了乱蓬蓬的头发，口吸苏俄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那个，也不会救得中国的困难。文学这样东西，依著者鄙见，还是文人学士茶余酒后的消遣品，古派也好，新派也好。 　　第八章　艺术家生活 　　就著者所见，中国文明范畴的一切状态中，只有艺术可予世界文化以不朽的贡献。这论点，我想无须乎严重的争辩。至论到中国的科学，无论怎样，未见有可为引以自负者…… 　　一 艺术家 　　就著者所见，中国文明范畴的一切状态中，只有艺术可予世界文化以不朽的贡献。这论点，我想无须乎严重的争辩。至论到中国的科学，无论怎样，未见有可为引以自负者，虽中国的无学理根据的医药学，可贡献给世界，予以丰富的研究与发明之园地。中国的哲学，不会在西方留不朽的印象，因为中国哲学以其中庸、谨饬、和平的特性，永远不会适合欧美人的气质的。这种中国哲学的特性，完全系体力减退的结果，而欧美人的气质则充溢着进取的活力。 　　为了同一理由，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将永不会适合欧美的社会。孔子思想太拘守于事实，道家思想的态度太冷漠，而佛教思想过于消极，不适于西洋积极的人生观。欧美的人民怎样的活动着，他们天天在遣送人员探险北极，在征服太空或打破速度记录，一定不会变成纯良的佛教徒。著者曾经遇见过几个欧洲和尚，可以借重来作为全体欧洲和尚的标本，他们的说话是那样的宏亮而热切，到底也掩不住他们心底的骚攘的情绪。特殊像吾有一次见过的一个和尚，在他的有力的痛斥欧洲社会的时候，他很想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从天宫召硫磺烈焰，一把火把整个欧洲烧个干净。当西洋人披上袈裟，竭力想显出平静消极的态度，只觉得颇堪引人发笑耳。 　　进而言之，倘把中国看做一个没有艺术理解力的国家是不公平的，中国人某种深深隐藏的心曲，只有从他的艺术的反映中被了解，因为，相貌丑心美的柏仇拉克(cyranodebergerac)，中国精神的最锐敏最精细的感性，是隐藏于那些不甚引人爱悦的表面后面。中国人的呆板无情的容貌底下，隐蓄著一种热烈的深情；沉郁规矩的仪态背后，含存有活泼豪爽的内心。那些粗鲁的黄色手指会塑造出愉快而和谐的形象，而高颧骨的上面，从杏形的眼睛里闪出温和的光线，很愉快的凝集于细腻的姿容上面。上自祠天的圣殿，下至文人信笺及其他工艺品，中国艺术显示出一种纤巧和谐的情调，判别出人类性灵最优美的技巧的产物。 　　中国艺术的特性，可由平静与和谐判别出来，而平静和谐出自中国艺术家的心底。中国艺术家是这么一种典型的人，他们的天性安静和平，不受社会的桎梏，不受黄金的引诱，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沉浸于山水和其他自然的现象之间。总之，他们的胸怀澄清而不怀卑劣的心意。因为一位优越的艺术家，吾们相信一定是个好人，他必须首先要坚贞其心志，旷达其胸襟，达到这种目的的重要方法为游历，或为沉静的内省。这是中国画家所应经过的严格训练，这样的训练极易举出任何一个中国画家来做例证。文征明曾言：人品不高者画品便见卑下。中国的艺术家，必先有优越的修养与渊博的学问，董其昌为一代大师，其言曰：“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是以中国艺术家的学习绘画，不是走进画室，叫一个姑娘把衣裤剥个精光，然后细细地审察她的肉体的每一部分，描绘它的轮廓与线条；也不摹拟古代希腊罗马的石膏像——欧美有些守旧的美术学校使用这个方法训练绘画的。中国的艺术乃纵情于山水之间，注重游历，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嵋山都是很好的去处。 　　中国画家的隐逸山林生活，有几种理由是很关重要的。第一，艺术家须贯注全神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的形像以摄取其印象，同时观摹其栖息附着的草虫树木烟云瀑布，欲将此等形象灵活地收之腕底，必先出以真情的爱好，使其精神与之融会贯通；他必先熟习它们自然的条理，他得稔悉树林早晚阴影色彩之变换，他得亲历岫云的盘峰岩、绕林树的情景。但较之冷静冲淡之观察尤为重要者，为其全部精神的受自然之洗礼。明李日华(一五六五——一六三五)尝这样描写大画家的精神修养： 　　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篠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沈郁变化，几与造物争神奇哉！ 　　第二，中国绘画科目有所谓山水画者，常描绘山峦烟树，尤多峥嵘古怪之峰岩，其形状非曾经亲历其境者，几不敢置信，是以栖隐山林，实即为一种对于自然的壮丽之追求。中国画家倘到了美国，他的题材上的第一个目标，将拣选大峡谷(grandcanyon)或班夫(banff)附近的山林。到了这种伟大的环境里面，天然他获得精神上的兴奋，同样也获得体力上的兴奋。说来稀奇，这个世界上精神的兴奋往往是伴随着体力的兴奋而发展的，而生命的观念，居于五千呎高度者与地面上又自不同。欢喜骑马的人时常对人说，当一个人跨上马背，他对于这个世界，另有一种看法。我相信是千真万确的。栖隐山林的意义是以亦在提高道德修养，这殆为一般画家从事游历的最重要最终极的理由。这样，那些画家栖居于飘飘欲仙的高处，用其舒泰的精神，俯瞰世界，而这种精神就灌注到绘画里去。及思虑既经澄清，意志既经贞洁然后重返城市生活，以其所获，施舍于那些不得享清福的人们。他的题材可以变更，他的山林的恬静精神永久存留。当他感觉自己这种精神消磨已罄，则他将重事游历，重受山林清逸之洗礼。 　　就是此恬静和谐精神，山林清逸之气又沾染一些隐士的风度，表征着一切中国绘画的特性。结果，它的特性不是超越自然，而与自然相融和。 　　二 中国书法 　　一切艺术的闷葫芦，都是气韵问题，是以欲期了解中国艺术，必自中国人所讲究的气韵或艺术灵感之源泉始。假定气韵是有世界的通性的，而中国人也未尝独占自然气韵的专利权，惟很可能的寻索出东西两方的感情强度的差异。上面论述理想中的女性时，已经指出，西洋艺术家一贯地把女性人体当作完美韵律的最高理想的客体看待；而中国艺术家及艺术爱好者常以极端愉快的态度玩赏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头蚱蜢或一块峥嵘的怪石。是以依著者所见，西洋艺术的精神，好像是较为肉体的，较为含热情，更较为充盈于艺术家的自我意识的；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清雅，较为谨饬，又较为与自然相调和。吾们可以引用尼采(nietzechean)的说法而说中国艺术是爱美之神爱普罗的艺术，而西洋艺术乃为暴君但奥尼细阿斯(dionysius)的艺术，这样重大的差别，只有经由不同的理解力和韵律欣赏而来。一切艺术问题都是气韵问题，吾们可以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也可以说直到目前，西洋艺术中的气韵还未能取得主宰之地位，而中国绘画则常能充分运用气韵的妙处。 　　所可异者此气韵的崇拜非起于绘画，而乃起于中国书法的成为一种艺术。这是一种不易理解的脾气，中国人往往以其愉悦之神态，欣赏一块寥寥数笔勾成的顽石，悬之壁际，早以观摩，夕以流览，欣赏之而不厌。——此种奇异的愉悦情绪，迨欧美人明了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原则，便是容易了解的。是以中国书法的地位，很占重要，它是训练抽象的气韵与轮廓的基本艺术，吾们还可以说它供给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而中国人的学得线条美与轮廓美的基本意识，也是从书法而来。故谈论中国艺术而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的灵感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中国建筑物的任何一种形式，不问其为牌楼，为庭园台榭，为庙宇，没有一种形式，它的和谐的意味与轮廓不是直接摄取自书法的某种形态的。 　　中国书法的地位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确实无足与之匹敌者。因为中国书法所使用的工具为毛笔，而毛笔比之钢笔来得潇洒而机敏易感，故书法的艺术水准，足以并肩于绘画。中国人把“书画”并称，亦即充分认识此点，而以姊妹艺术视之。然则二者之间，其迎合人民所好之力孰为广溥，则无疑为书法之力。书法因是成为一种艺术，使有些人费绘画同样之精力，同等之热情，下工夫磨练，其被重视而认为值得传续，亦不亚于绘画。书法艺术家的身份，不是轻易所能取得，而大名家所成就的程度，其高深迥非常人所能企及，一如其他学术大师之造诣。中国大画家像董其昌、赵孟辈同时又为大书法家，无足为异。赵孟(一二五四——一三二二)为中国最著名书画家之一，他讲他自己的绘画山石，有如写书法中之“飞白”，而其绘画树木，有如书法中之篆体。绘画的笔法，其基本且肇端于书法的“永”字八法。苟能明乎此，则可知书法与绘画之秘笈，系出同源。 　　据我看来，书法艺术表示出气韵结构的最纯粹的原则，其与绘画之关系，亦如数学工程学天文学之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意义存在于忘言之境，它的笔画，它的结构只有在不可言传的意境中体会其真味。在这种纯粹线条美与结构美的魔力的教养领悟中，中国人可有绝对自由贯注全神于形式美而无庸顾及其内容。一幅绘画还得传达一个对象的物体，而精美的书法只传达它自身的结构与线条美。在这片绝对自由的园地上，各式各样的韵律的变化，与各种不同的结构形态都经尝试而有新的发现。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却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是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如是，中国文人从书法修练中渐习的认识线条上之美质，像笔力、笔趣、蕴蓄、精密、遒劲、简洁、厚重、波磔、谨严、洒脱；又认识结体上之美质，如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疏密相间，计白当黑，条畅茂密，矫变飞动，有时甚至可由特意的萎颓与不整齐的姿态中显出美质。因是，书法艺术齐备了全部完美观念的条件，吾们可以认作中国人审美的基础意识。 　　书法艺术已具有二千年的历史，而每一个作家都想尽力创造独具的结体与气韵上的新姿态。是在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精美之点。有几种姿态崇拜不规则的美，或不绝的取逆势却能保持平衡，他们的慧黠的手法使欧美人士惊异不置。此种形式在中国艺术别的园地上不易轻见，故尤觉别致。 　　书法不独替中国艺术奠下审美基础，它又代表所谓“性灵”的原理。这个原理倘能充分了解而加以适当处理与应用，很容易收得有效的成果。上面说过，中国书法发现了一切气韵结体的可能的姿态，而它的发现系自然界摄取的艺术的灵感，特殊是从树木鸟兽方面——一枝梅花，一条附有几片残叶的葡萄藤，一支跳跃的斑豹，猛虎的巨爪，麋鹿的捷足，骏马的劲力，熊罴的丛毛，白鹤的纤细，松枝的纠棱盘结，没有一种自然界的气韵形态未经中国画家收入笔底，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者。中国文人能从一枝枯藤看出某种美的素质，因为一枝枯藤具有自在不经修饰的雅逸的风致，具有一种含弹性的劲力。它的尖端蜷曲而上绕，还点缀着疏落的几片残叶，毫无人工的雕琢的痕迹，却是位置再适当没有，中国文人接触了这样的景物，他把这种神韵融会于自己的书法中。他又可以从一棵松树看出美的素质，它的躯干劲挺而枝叉转折下弯，显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气派，于是他把这种气派融会于他的书法风格中。吾们是以在书法里面有所谓“枯藤”、所谓“劲松倒折”等等名目喻书体者。 　　有一个著名的高僧曾苦练书法，久而无所成就，有一次闲步于山径之间，适有两条大蛇，互相争斗，各自尽力紧挣其颈项，这股劲势显出一种外观似觉柔和纡缓而内面紧张的力。这位高僧看了这两条蛇的争斗，猛然而有所感悟，从一点灵悟上，他练成一种独有的书体，叫做“斗蛇”，乃系摹拟蛇颈的紧张纠曲的波动的。是以书法大师王羲之(三二一——三七九)作《笔势论》，亦引用自然界之物象以喻书法之笔势： 　　划如列阵排云，挠如劲弩折节，点如高峰坠石，直如万岁枯藤，撇如足行趋骤，捺如崩浪雷奔，侧钩如百钧弩发。 　　一个人只有清醒而明察各种动物肢体的天生韵律与形态，才能懂得中国书法。每一种动物的躯体，都有其固有的和谐与美质。这和谐是直接产生自其行动的机能。一匹拖重载之马，它的丛毛的腿和其硕大的躯干，同样具有美的轮廓，不亚于赛马场中一匹洁净的赛马的轮廓。这种和谐存在于敏捷纵跳的灵猎犬的轮廓，也存在于蜷毛蒙戎的爱尔兰犬的轮廓。这种犬，它的头部和足端差不多形成方的构形——这样的形态奇异地呈现于中国书法中之钝角的隶书体(此体流行汉代，经清世邓石如之表扬而益见重于艺林。) 　　这些树木动物之所以为美，因为它们有一种对于波动的提示。试想一枝梅花的姿态，它是何等自在，何等天然的美丽，又何等艺术的不规律！清楚而艺术的懂得这一枝梅花的美，即为懂得中国艺术的性灵说的原理。这一枝梅花就令剥落了枝上的花朵，还是美丽的，因为它具有生气，它表现一种生长的活力。每一棵树的轮廓，表现一种发于有机的行动的气韵，这种有机行动包含着求生的欲望，意求生长则向日光伸展，抵抗风的凌暴则维持干体均衡的推动力。任何树木都含有美感，因为它提示这些推动力，特殊是准对一个方向的行动或准对一个物体的伸展。它从未有意的欲求美观，它不过欲求生活。但其结果却是完美的和谐与广大的满足。 　　就是自然也未曾故意的在其官能作用以外赋予猎犬以任何抽象的美质：那高而弓形的犬的躯体，它的连结躯体与后腿的线条，是以敏捷为目的而构造的，它们是美的，因为它们提示敏捷性，而且从此和谐的机能功用现出和谐的形体。猫的行动之柔软，产生柔和的外观。甚至哈叭狗蹲踞的轮廓，有一种纯粹固有的力的美。这说明自然界典型的无限之丰富，这样范型常常是和谐，常常充溢着饱满的气韵而千变万化，永远不会罄尽它的形态，易辞以言之，自然界的美，是一种动力的美，不是静止的美。 　　此种动力的美，方为中国书法的秘奥关键。中国书法的美是动的，不是静止的，因为它表现生动的美，它具有生气，同时也千变万化无止境。一笔敏捷而稳定的一划之所以可爱，因其敏捷而有力地一笔写成，因而具有行动之一贯性，不可摹仿，不可修改，因为任何修改，立刻可以看出其修改的痕迹，因其缺乏和谐。这是为什么书法这一种艺术是那么艰难。 　　把中国书法的美归诸性灵说的原理，并非著者私人的理想，可以从中国通常的譬喻来证明。他们把笔划用“骨、肉、筋”这些字眼来形容，虽其哲理的含意迄未自觉地公开，直到一个人想起要设法使欧美人明了书法的时候。晋时有位女书家，世称卫夫人，王羲之尝师事之，她在论述书法时这样说：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波动的动力原理，结果产生结构上的一种原理，为了解中国书法所不可不知者。仅仅平行与匀称的美，从未被视为最高之风格。中国书法有一个原则，即一个四方形不宜为完全的四方形，却要此一面较他一面略高，左右相济，而两个平均的部分，其位置与大小也不宜恰恰相同。这个原则叫做“笔势”，它代表动力的美。其结果在这种艺术的最高典型中，吾们获得一种组织上的特殊形体，他的外表看似不平衡而却互相调剂，维持着平衡。这种动力的美，与静止的仅仅匀称的美，二者之间的差异，等于一张照相着一个人或立或坐取一个休息的姿态，与另一个速写的镜头，照着一个人正挥着他的高尔夫球棒，或照着一个足球健将，刚正把足球一脚踢出去的比较。又恰像一个镜头摄取一个姑娘自然地仰昂着脸蛋儿较胜于把脸蛋保持平衡的正面。是以中国书体，其顶头向一面斜倾者较之平顶者为可爱。这样结构形式的最好模范为魏碑《张猛龙碑》，它的字体常有鸾凤腾空之势，但还是保持着平衡。如此风格，求之当代书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的获有今日之地位，也半赖其书法的盛名。 　　现代的艺术为寻求韵律而试创结构上新的型体，然至今尚无所获。它只能给予吾人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是在力图逃遁现实。其最明显之特性为它的成效不足以慰藉我们的性灵，却适足以震扰我们的神经。职是之故，试先审察中国书法及其性灵说的原理，并赖此性灵说原理或韵气的活力，进而精细研习自然界之韵律，便有很大可能性。那些直线、平面、圆锥形的厚薄的应用，仅够刺激吾们，从未能赋予美的生气。可是此等平面、圆锥、直线及波浪形，好像已竭尽了现代艺术家的才智。何以不重返于自然？吾想几位西洋艺术家还得用一番苦功，创始用毛笔来写英文字，苦苦练他十年，然后，假使他的天才不差，或能真实明了性灵的原理，他将有能力写写泰晤士大街上的招牌字，而其线条与形态，值得称为艺术了。 　　中国书法之为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基础之详细意义，将见之于下节论述中国绘画及建筑中。在中国绘画之笔触及章法中，及在建筑之形式与构造中，吾们将认识其原则系自书法发展而来。此等气韵，形式，笔势的基本概念，赋予中国各项艺术如诗、绘画、建筑、瓷器及房屋装饰以基本的一贯精神。 　　三 绘画 　　绘画殆为中国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独立的精神气韵，纯然与西洋画不同。中国画之异于西洋画，犹如中国诗之不同于西洋诗。这种差异是难于了解亦难于言宣的。绘画有某种情调与气韵，西洋画中亦可见之，但根本上两方是不同的，而且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中国画显出其材料的经济，可注意其许多空白的地位，一种调合组织的意象，用它自己的和谐来构成，而显著有某种神韵的灵活的特征，更有一种笔触上的豪迈与活泼的情态。这使观者印着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陈设在吾们面前的绘画，它是曾经作者性灵的内在行进的转化的。作者把题材削除它的不对题，不恰当，不和谐的成分，而递予我们只是一个完善的整体，这样真实的表现生命却又这样同于生命。意匠更为显明，材料之整理更为严峻，相对点与集中点较易于案索，吾们可以坚决地觉察艺术作家一定曾经干涉过材料本身的现实而呈现给我们仅以现实所表现于他意匠中的形象而不失其基本的逼真，亦不致丧失别人的可能理解性。它是主观的，但没有西洋画家的强烈的“自我”主张，也没有西洋画之非普通人所能了解之弊。它所构成的主观的物体外观，不致有所歪曲。它并不将一切意匠绘之于画面，却剩下一部分须待观者的拟想，但也不把现实的形体改成令人迷茫的几何形体。有时对于某一直觉对象之专注意味那样浓厚，致整幅画面只画一条梅枝的梢头，就算工作圆满。可是虽经将材料的现实加以主观的处理，其效果不是作家自我的困扰的固执，却为与自然完全的融和。这样的效果何由得之？此特殊的传统法式如何生长起来？ 　　这种艺术的传统法式非出于幸致，亦非出于偶尔无意的发现。它的特性，我想最好用“抒情性”一词来统括起来。而此抒情性乃来自人类精神及文化的某种典型的。吾们必须注意，中国画之精神与技巧紧密地与书法并与诗相关连。书法赋予它以技巧，原始的一曲即决定它后来的发展，而中国的诗，假之以神韵，因为诗书画在中国为关系很密切的艺术。欲期懂得中国绘画艺术的最好途径，为研究此构成特殊传统法式的各种势力。 　　简言之，此特殊传统法式吾人所称为抒情性者为二种改革的成果，这种改革现代西洋画还正在行进的过程中，而中国绘画史上在第八世纪已经出现了。这种改革便是反对作家的被奴役于所勾描的物体，反对将题材现实作照相式的重映。中国书法帮助它解决第一难题，中国的诗帮助它解决第二个难题。将此等改革及此传统法式之起源一加研究，使吾人得以明了中国绘画何由演成今日之特性。 　　中国画的第一个问题亦即为一切绘画的问题：即不论在帆布上绘油画抑在绢本上绘水墨画，第一须问作家将何以善用其线条或涂抹。此问题纯粹为技术问题即“笔触问题”。没有一个画家可以避免笔触的应用，而笔触将决定他的作品的全般风格。倘此线条机械地摹拟所绘对象物体的线条，不能获得具个性的豪放精神，吾人不久终将厌弃之。 　　这种改革是吾人今日所见于现代艺术之同样的革新，这个改革在中国系由吴道子(七○○——七六○)创导，吴道子以其善于运用毛笔而完成了这个改革。他的特色为其笔触之豪放自然，非但不掩省线条，且从而尽量发挥之(吾人在中国建筑中将见此同样原理)。顾恺之(三四六——四○七)的死的沉闷的线条，宛如用铁锥所画者，今由吴道子的活泼线条代之而兴，这种笔姿世人喻之于“莼菜条”，曲折粗细变化无穷，笔意所至，无不暗合自然之韵律。他的门人张旭实脱胎于吴氏的笔触而始创惊雷激电，雄视千古的狂草。王维(六九九——七五九)更纵其天才，益精练其笔致以从事绘画，时而改进前人模拟轮廓的方法，结果创造了南派画宗。他所远被的影响，吾人在下面即将见之。 　　第二个问题为作家的个性将怎样映入作品中而使此作品值得称为艺术，超越无意义的写真，但不牺牲物体的真性及和谐？反对单纯的物理上的正确性，亦为现代艺术倾向的骨子，此种倾向可视为逃遁物质的现实而寻求灌注作家自我意识于作品中的方法。这样的革新在中国艺术史上发生于第八世纪，当时有新作风的树立。人们感觉到不满于照相型的物质现实的重映。 　　另一同样悠久的问题为作家怎样始能将其自我的情愫或反映输入作品中而不致流为怪诞的游戏画？这个问题在中国诗中早经解决。其改革为反对无意义的正确与琐细匠人式的手艺。新作风与旧作风的对峙，有一有趣的故事，李思训(六五一——七一六)与吴道子同为盛唐名画家，玄宗时奉命图绘四川嘉陵江风景于大同殿壁上，李思训为北派大师，设色敷彩，金碧辉煌，一月而蒇事；吴道子泼水墨图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竟。玄宗因说：“李思训一月而竣，吴道子一日而成，各尽其妙。” 　　当此反对琐细手艺之革新发生的时代，产生了一位天才大作家王维，他是一位第一流山水画家，他将中国诗的精神与技巧灌注入书画中，他用诗的印象主义、抒情、气韵的崇拜，与山川万物皆为灵秀所钟的观念来作画。如是，此具有艺术真价值而享盛名的“南派画宗”的开山大师，乃为一中国诗的精神所养成的人物。 　　就年代顺序言，其发展情形可概如下述。大概中国人的艺术天才之初次自觉的注意，约当第四至第六世纪，彼时艺术批评与文学批评相当发达。王羲之以望族世家而擅长书法，有“书圣”之目。继乎六世纪之后，佛教势力颇形发达，遗传给我们以著名之大同石刻与龙门碑志，其书体发展而盛行于北魏者，至今有碑拓存留，为人所珍视，立下很高的书法艺术法则。据著者所见，魏碑实为书法艺术史中最光辉的作品。魏碑之风格至为伟大，它不独为美，而为美、力、工，一致融和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谢赫第一个表彰六法论，树立了“气韵生动”的原则。千四百年来，凡绘画的创作与批评，未尝越过他的范围。 　　其后继之以伟大的第八世纪，这一个时期为中国历史上创造最丰富的时代，在绘画，在诗，在散文上都有新的伟大的创造。其原由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前一世纪战乱时代新血胤之混入，李白和王维都出生于西北，那里种族的混和最为活跃，不过吾们对此仍缺乏更适宜的系统论据耳。无论怎样，人类性灵在这个时期变成活泼而富创造力。这个时代传给吾们以李白、杜甫及其他第一流诗家，李思训、吴道子、王维的绘画，张旭的草书，颜鲁公的正楷，韩愈的古文。王维生于六九九年，吴道子之出生，约当七○○年，李白七○一年，颜鲁公七○八年，杜甫七一二年，韩愈七六八年，白居易七七二年，柳宗元七七三年，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又适当这个时期，出了个绝代美人杨贵妃以伴天子，而奇才李白以增辉朝廷。惜乎好景不常，这个时代终究也不获久享太平。 　　无论北派之盛如何，南派终于应运产生。而吾们对于中国绘画所感之兴趣实亦集中于南派。因其为纯粹中国所特有之作风，这一派后世称之为“士大夫画”。到了十一世纪，在宋代学者像苏东坡(一○三六——一一○一)、米芾(一○五○——一一○七)及其子米友仁(一○八五——一一六五)辈创导之下，技巧更趋简单而主观化。此派称为“文人画”。苏东坡尝作墨竹，从地起一直至顶，观众不解，问其何不逐节分。苏东坡答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类如此。苏东坡又为书家及大诗人，长于画竹，是以极爱竹。尝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的画竹喜用水墨泼成，不施彩色，而气势变化，颇类醉书狂草。他的绘画方法亦往往先酣酒畅饮，既醉且饱，当酒后耳热之际，受着酒性的刺激，用毛笔沾饱水墨，乘意兴之所至，或以作书，或以作画，或以题诗，胸无定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一次在这样意兴之下，提起笔来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它的字句英气自然，不易翻释，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那个时候，绘画无复是绘画，却是像书法那样在“写”了。吴道子的绘画，也都乘着酒兴，或当观友人舞剑之后，舞剑的旋律，足资他的模拟而灌注于他的作品中。那很明白，在这样暂时兴奋下的作品，只能迅疾地寥寥数笔挥成，过了这个时刻，酒兴的效力怕不早就烟消云散了吗？ 　　在此一切酒兴的背后，还有一种很优美的画学哲理。中国精研画学的学者，他们遗留给后世篇帙浩繁的艺术批评论著，很精细的分析“形”，即所绘物体的物质的外貌；“理”即物象内含的条理或精神；“意”，即作家自身的概念。“士大夫画”为一种反对“被役而非自主的象真”的抗议。这样为物象所奴役的手艺，自古迄今可资例证者很多。宋代文人特殊着重“理”，物体内含的精神。无意义的外形之精细正确为商业美术家的工作，绘画之值得称为艺术者，其惟一目的为把握住精神，固非是常人所见之无意义的醉态而已也。 　　所可注意者，此等绘画，非为专门美术家的作品，而为文人学士消闲游戏之作。此非专业的游戏三昧的特性，使作者得抒其轻淡愉快的精神从事绘画。当十一世纪之际，有所谓“士大夫画”的勃兴，这种士大夫画称为“墨戏”。这是文人学士的一种消遣方法，出于游戏性质，与作书吟诗无异，故没有一些沉滞不活泼的神态。大概那辈文人学士在书法中已把毛笔运用熟了，洞悉笔性，乃出其充溢有余的精力，发挥之于绘画，以为精神上愉快之调剂。书法与绘画，其物质的设备是一样的，同样轴子，同样毛笔，同样水墨，这四五样便是案桌上所有一切齐全的设备。米芾为“士大夫画”派的一大家，他的作画可不用毛笔，有时用卷纸渲泼，有时用甘蔗莲梗挥抹。当兴会已至，此辈文人腕下，简直有一种魔力，无不可为之事，因为他们具有把握住基本韵律的本领，此外的一切，都为气韵的附庸。就是当代画家中也有用手指作画，有一人甚且能用舌卷动舐纸而作画者。绘画是以为文人学士陶情遣性，修养身心的娱乐，虽至今犹然。 　　这种游戏三昧的精神，既为中国画中一种特质的来源，这个特质叫做“逸”。欲将这个逸字译为英文，取其最相近的意义，只好用fugitiveness一个字(这个字在英文中的原义为浮浪性)，或许这个字能同时包括“浪漫性”和“隐逸精神”二种的意义，则它的意义就该很与逸字相近了。李白诗的特点就是这种活泼无挂虑的特性。这个逸，或是浮浪，或是幽隐的特性被视为士大夫画的灵魂，而它是从游戏精神来的。仿佛道家精神，它是人类想摆脱这个劳形役性的俗世的努力，而获得心情上的解放与自由。 　　这种愿望是容易了解的，只要吾们明白这些士大夫精神上所受道德的政治的何等样束缚。他们只有从绘画中寻求自由的恢复。元代大画家倪云林(一三○一——一三七一)尤富于这种特性，他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是以在南派的水墨山水和人物画中，吾人必须认识其所受书法之影响。第一，你可以看出其敏捷有力而常含高度韵律的笔触，从一枝松干的皴法你可以看出书法中旋曲线条的同样原理。董其昌云：“画树之法，须专以转折为主，每一动笔，便想转折处，如写字之于转笔。”而王羲之论书法则云：“每作一笔，须有三顿折。”董其昌又说“士人作画，常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你又可以从怪石的多孔而波浪形的皴法看出一种所谓“飞白”的书体，这种书体系用墨沈较为干燥的毛笔写的，每一笔的中间，露出许多白痕。又可以从斜曲的一枝枯树看出虫纽形的篆文的形体。这是赵孟告诉我们的秘诀。更进一步，空白地位的艺术的处置，亦为一重要书法原理，因为适宜的空白布置为书法之第一要诀，如包慎伯所说：“章法为一大事，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令透风，常计白以当黑。”故章法适当，不在墨守左右均齐之形式，如今日于右任之书法可以见之。中国字体的左右不平衡，无关乎宏旨，而结体章法布置失当为不可饶恕之过失，犯了这个毛病，便是充分证明他的书艺之未臻成熟。 　　从一幅简单的图稿，你又可以进而辨出驾驭毛笔的律动，称为“笔意”。“意”的意义为艺术家心中的概念。作中国画实不过为写出胸中的概念，故谓之“写意”。笔墨尚未着纸之先，艺术家胸中已有一确定的概念，然后着手下笔，一路画来，不过经由某些笔致写出此概念。他不能容忍不相干的笔意参入，不欲添加一枝一叶以保存有机的调和，致牺牲胸中的主意；当他已经达出了心上的基本概念，那这幅绘图的任务业已完了，他马上搁笔而完稿。由此理由，可知画面的所以能生动，因其背后的概念是灵活的。那好像读一篇优美精警的小诗，字句已经尽毕，可是韵味无穷，如缭绕于字里行间。中国艺术家形容这种技巧叫做“意存笔先，书尽意在”。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余韵的大师，他们歇手于“恰到好处”。中国人喜欢啜上好香茗，又欢喜嚼橄榄，这给予他们一种“回味”。这种回味在喝嚼当时倒辨味不出，直等到喝完了香茗，吃完了橄榄，再隔个数分钟，始使你感觉得。这种技巧在绘画中的效果是一种特质，叫做“空灵”，它的意义是：极度生动而伴之以意象的经济。 　　中国的诗，赋予绘画以性灵，如上面讲述诗的一节中说过，诗家往往兼为画家，画家亦往往兼为诗家。这种情形在欧美便没有像中国那样普遍。诗和画出乎同一的人类性灵，那天然其精神及本质上的技巧彼此相通。吾们知道了绘画的怎样影响诗的眼界，因为诗人的眼即是画家的眼。但是吾们也可以看出画家的精神即诗人的精神；画家显出跟诗人同样的印象，同样的暗示技巧，同样的驰想于不可解释的宇宙，同样以万物皆灵的想像与自然相融和，这些物质本为诗的特色，诗的心景就是画境活现的一瞬，而艺术家的心景可以用诗的形式发表出来的，稍事研习，也可以用画面描写出来。 　　所谓眼界，或许在欧美人听来不甚清楚，让吾们再来解释一番，即中国的绘画是假定在很高很高的山岭写作的。你倘使在很高的高度例如从飞翔于离地面六千呎的飞机上所获得的印象，他的眼界一定与处于寻常平面所获得的眼界不同。当然，测视点的地位越高，则符合于中心点的线条愈稀。它又显见地受了中国画轴之长方形的影响，这种画轴的式样，需要离轴的的前景较远的距离，以达足轴顶的天线。 　　无异于现代的欧美新派画家，中国画家之所欲描摹者非为外表之现实而为其自己印象中之现实，因是他们的画法是画印象派的画法。不过西洋印象派画家的毛病是他们似觉过于巧黠又过于逻辑。竭尽一切的机巧，中国画家不能产生艺术的幻象足以惊骇庸俗者，他们的印象主义的基本即为前面所述“意存笔先”这一个原理。是以绘画之要领非为物质的现实而为艺术家由现实所反映之概念。他们不忘他们所绘画者，乃为贡献给人类同侪而绘画，是以他们的概念，必须为别人所能领悟者。他们受了中庸之道的约束，他们的印象主义是以为人情的印象主义。中国画家做一幅画，他们的目的是在传达统一的概念，这概念决定画面上的布局，何者宜描绘，何者宜简略，以达到空灵的美质。 　　因为概念是绘画的第一要义，他必须用最大之毅力使之含孕诗意的概念。当宋代中叶，政府有画院之设立，四方之能画者，得应政府之画艺考试。从此等画试的评判标准，吾们可以看出此诗意概念何等的超越其他要素而独占重要地位。凡中式的绘画，无一非为表现最优之诗的意象者，而此最优的概念又无不赖乎暗示的方法。画题的本身就已富含诗意，因为它们大都为一句或二句诗句。不过其机巧全赖乎最能用暗示的方法表达诗意者。举一二个例子便能够明了。宋徽宗时有一次考试的画题为： 　　竹锁桥旁卖酒家 　　许多应试者，无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故酒店的店景占了全画面的中心部分。一善画者则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帘上写一酒字，画面上但见丛竹孤桥，并无酒家之痕迹，然酒家深藏于竹林之内，意已了然，于是此人被擢魁首，以其善体题中“锁”字之意。又有一次考试，则其画题系采用韦应物的诗句： 　　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的作者，早已运用着暗示的方法，传达一种静寂荒凉的气氛，显示一条孤舟无人管理，受着流水的冲荡而飘泊着；而作画者更把这意思推进一层。那幅中魁首的画，画一只鸟栖息于一条小船上，另一只鸟则下飞作正将栖止之状。这样描写几只鸟的接近船身，暗示这条船是被遗弃着，没有人在近处，它就充分的表现了静寂荒凉的意味。 　　又有一幅图画，乃在描写富贵府邸的奢华景象。一位现代画家，当他描绘现实弄得烦腻了的时候，或许也想用用暗示画法。但是他的暗示或许将描绘一架萨克斯管的错杂音波，幻觉的穿越一只香槟酒杯，这只酒杯搁在一个妇人的胸膛上，这个妇人半身隐掩于汽车里面，这辆汽车正在轻轻掠过柯奈特号海舶的烟囱等等情景。中国印象派画家画起来，背景上画一殿廓，金碧辉煌，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掷弃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黄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同。这样很详细的依现实描写出来，其屋内的奢华盛宴不见于画面，但用这些剩余的残物倾倒于垃圾堆的情景来暗示出来。画家的概念是以万能的，技巧上的诗意的美质赖以表现。率直无含蓄的描绘是羞耻的。中国艺术家所时刻留心的是：含蓄一部分，让人去辨味。 　　中国绘画是否仅以善处概念而感到满足？概念乃思维之产物而非为性灵的产物，是以纯粹的放纵意象，会碰到此路不通的一日，因为艺术最主要的作用，应该迎合吾人的情感与意识，否则将退化成机械的奇形或为逻辑的图表，机械的智力技巧的概念倘它不能引起吾人情感的共鸣，从不能产生伟大艺术。这一点吾们在任何伟大作品中都能看得出来，不论是中国或欧洲的名画。是以吾们不如说心景是万能的。画两只鸟栖息于一条船上，恰恰暗示其附近没有舟子，而没有舟子这种概念倘不能同时引起吾人感觉荒凉寂寞之共鸣便了无意义。苟欲引起观者的共鸣，怎的不画一些湍流把那条船冲个横摆呢？当我们观着这幅画而有一种感触，觉得这条船倘不是被遗弃，它将不会被川流冲得这样横摆飘泊，而这种飘泊的景象引起吾人一种对于荒凉景色的回想，便深深打动吾们的心坎。这样，这幅画就是生动而有意义的了。一幅画倘但凭画着桥边一家酒店隐于竹林中，不生什么效用，直等到吾们被提示而引起回想，如见许多人民聚集于酒肆中，那儿迢迢永昼，光阴的过去似很觉迟钝，而人民的生活是那么安静闲逸，他们或许在闲坐谈天，消磨整整下午，谈些渔翁的风湿病，以至皇后娘娘年轻时的风流史。是以心景之共鸣作用不论在画中或在诗中是万能的。这使吾人重视气韵生动这个纲领，这是自从谢赫首先阐明六法论之后，千四百年来奉为中国绘画之最高理想，又为其他画家从而推敲讨论之中心。 　　吾人必须肯定的记取，中国绘画本不欲仅取细小部分之正确，苏东坡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为诗必以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但是除开了形似，画家还拿什么来贡献给吾们呢？绘画的目的，将是什么呢？他的答语是：艺术家须传达景物的神韵性灵而引起吾人的情感的共鸣。这是最高目的而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吾人固犹忆中国画家常喜历访名山以澄清思虑而培养精神。他攀登最高峰峦以取得精神与道德之提高，他冒凌烈风而淋清雨，以听江海之涛声。他冥坐荒原乱石堆中，或栖息竹林丛树间数日不返以摄取自然界的灵感，他既与自然界的灵感交通，乃以其所获传送与吾人，为吾人创作一幅绘画，充盈着真性与灵感，其变幻灵活，无殊自然界本身。他将如米友仁，给我们一幅山水画，层云叠嶂，烟雾迷蒙，萦绕山树间，在这一幅画面上，一切详细物景，都沉浸于此润湿的大气中。或如倪云林，给吾们一幅秋景图，带着清凉的景色，间隔着一条露白的云气，如雾如烟，树叶是那么稀疏零落，予吾们一股荒凉零冽的寒气的感觉。在这种气氛与韵律之下，一切细节都将忘却而只剩留中心的一点性灵。这便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气韵生动。于是诗与画又复相通。 　　这是中国艺术的使命，它教导我们以广泛的爱好自然之精神，因为中国画的最大成功，便是描写自然的山水画。西洋风景画之最佳者，如柯乐(corot)的作品，给我们同样的自然气氛的感觉。 　　所惜在人物画方面，中国艺术是十分落后的，因为人体被当作自然界物体的点缀物。女性人体美的鉴赏，不可求之于中国绘画。顾恺之、仇十洲的仕女画所给予吾人的印象，不是她们的肉体的美感，而只是线条的波动的气势。照我看来，崇拜人体尤其崇拜女性人体美是西洋艺术卓绝的特色。中西艺术最显著的差异，在两方灵感之不同，这就是东方感受自然之灵感而西洋感受女性人体美之灵感。今画一个女性人体，而命一画题曰沉思，或画一个赤裸裸的浴女，以表现所谓人体美，将使中国人见之，为之惊呼却步。至今许多中国人还是不明了西洋文化需要活的标本，所谓模特儿，剥得精光而放在眼前以供观摩，每日以二小时为度，然后开始学习基本绘画。当然也有许多欧洲人欢喜把韦斯勒(whistler)的名画《我的母亲》高挂壁上，资为范本，而不敢大胆把女性人体供作观摩。今日犹有许多英美人士在房中挂了一幅法国画，歉疚自愧地对人解释：这间房间是租赁的时候早就现成布置了的。倘有友人送了一幅凡尼斯神女像的冬至礼，真叫他不知怎样安排才好呢。他们在通常谈话中绝口不把这些东西称为艺术，而这种绘画的作者一定是“疯狂的艺术家”。话虽如此，正统的西洋画，在其本质上及灵感上是但奥尼细阿斯的(dionysian)。西洋画家好像在裸体或近乎裸体的人像以外看不到甚么东西。如中国绘画家的象征春，将描画一只肥硕而美丽的鹧鸪，西洋画家则象征之以舞踊的少女，后面追随着神话中的牧神；又似中国画家颇感兴味于蝉翼的纹络或蟋蟀、蟾蛙、蚱蜢的肢骨。中国的文人雅士将此等绘画悬挂壁上，可以兴会无穷的朝夕欣赏之，至如西洋画家至少当以海恩纳(henner)的liseuse或madeleihe为标准，否则不感满足。 　　人体的裸露，亦为今日欧洲文化传入东亚的一大势力，因为它改变了艺术灵感的源泉，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观念。倘予以更精密溯源的考究，则此等势力应称为希腊文化势力。文艺复兴挟崇拜人体之灵感以俱来，并其内心之体认，肯定生命是美丽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传统观念就有希腊文化的影响本已很切近乎人文主义，可是所怪者“人体是美丽的”这种说法竟始终付之阙如。吾们倘睁开眼睛，一审人体的美质，恐其印象不致会轻易遗忘。这种人体美的发现和女性人体美的崇拜之所为影响最大的势力之一，因为它跟人类最强烈的本能——性有着密切的联系。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说爱普罗的艺术地位已为但奥尼细阿斯的艺术所夺取；宛如今日的中国画在大多数学校中不列入课程，甚至多数美术学校亦然。他们从模特儿或从古典石膏像(希腊的或罗马的)描摹着女性人体轮廓和解剖。此种对于裸体美之崇拜，实无需托辞于柏拉图的纯洁审美主义藉为口实，因为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把这人体看作无情欲的崇拜对象，也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谨慎地替自己辩护。老老实实，崇拜人体是含有肉欲的意味的，他必须如此。真实的欧洲艺术家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且复公开地说明它。同样的非难不能加诸中国艺术。可是不论吾人愿意与否，这种势力已侵入了我们的艺术界，其势不可阻遏。四建筑 　　“自然”永远是美丽的，而人工的建筑往往反是。因为建筑不同于绘画，它自始无意于模拟自然。建筑的原始不过是石、砖、三合土的堆砌，所以供人遮蔽风雨。它的第一纲领，在乎效用，虽至今日，此旨不变。因是那些不调和的现代建筑：工厂、学校、戏院、邮政局、火车站和那些直线的街道，它们的丑恶、郁闷，使人往往感觉到有逃往乡村的必要。因为自然与人工之最大差别为自然的无限丰富与吾们的机巧之极端有限。最精敏的人类智力，也不能发明什么，左右不过是那些呆钝的建筑拘泥于有限的传统模型，东一所圆顶，西一所三角顶的屋子。予人印象最深刻的王陵或纪念碑尚不足与树木的意象灵巧相比拟，就是吾们大道两旁排列着的经斫削而消毒的树木也不足与之比拟。你看自然是何等大胆！假令这些树木的粗粝的表皮和不规律的形态移之于建筑物，那吾们大概将这位建筑师送入疯人救济院。自然甚至胆敢将树木刷上绿色。吾们畏怕不规律，吾们甚至畏怕颜色，吾们于是发明了“灰黄色”这一辞来形容吾们的生活。 　　为什么吾们竭尽了所有才力，仍不减少胡同、新式人行道、直线市街的郁闷，使吾们不断的想逃避都市生活而寻求避暑胜地？效用便是答语。可是效用并非是艺术。现代的工业时代使这情形更趋恶劣，尤其因为发明了钢骨混凝土以后，这是工业时代的一个信号，而且这情形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现代的工业文明终止的时期才会转变，多数水泥钢骨建筑甚至忘却了装配屋顶，因为据建筑家告诉我们，这屋顶是根本没有用途的。有几位公然自称他们从纽约的摩天建筑物感到一种美，诚如所言，作者本人却从未看出任何美。它们的美是黄金的美，它们的所以为美，因为它们显示出千万万金元的魔力。它们表现着工业时代的精神。 　　但是因为吾们对于为了自己而建筑的房屋，每日都要见面，吾们的日常生活又大部消磨在它们的里头，加以恶劣的建筑会妨害吾们的生活兴趣，吾们有一个很近情理的要求，吾们要使它美观。房屋的外观很机敏地改变吾们的城镇的市容。一架房顶并非单纯为蔽御烈阳风雨的一架屋顶，却是足以影响吾们对于家庭的概念的一种东西。一扇门并非是仅仅供人出入，它却引导吾们跨入人类家庭生活之奥秘的锁钥。总之，吾们敲着一扇褐灰色的小屋门或敲着一扇装着金黄兽环的朱漆大门，二者之间是有些差别的。 　　所困难者吾人竟将怎样砌石钢筋之类赋具生命而说些美的语言。吾们竟将怎样赋予它们一个精灵而使它们说些东西给吾们听，好像欧洲的天主教徒常有一种精灵对他们说话，吾们能否也希望有这样的精灵说无声的语言将最伟大的美丽与宏壮告诉吾们？且让我们看中国的建筑家怎样解决这个难题。 　　中国建筑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是跟西洋建筑沿着两条路线前进的。它的主要倾向是企求与自然相调和。从许多方面看，它的这种企图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因为它能够摄取梅花嫩枝条的气韵——首先转化入书法的灵活生动的线条，然后转化入建筑的线条与形式。更补充以象征的意象。经由迷信堪舆术的流行，换入了万象皆灵的基本概念，这使人被迫地审察四周的景色。它的基本精神是和平与知足的精神，产生优越的私人居宅与庭园。它的精神不像哥特(goth)式的尖塔，升指天空，而是覆抱着地面，且甚满足于它的形式。哥特式天主教堂显示崇高的精神，而中国式的庙宇宫殿显示宁静清朗的精神。 　　书法的影响竟会波及中国的建筑，好像是不可置信的。这种影响可见之于雄劲的骨架结构。像柱子屋顶之属，它憎恶挺直的死的线条，而善于处理斜倾的屋面，又可见之于它的宫殿庙宇所予人的严密、可爱、匀称的印象。骨架结构的显露和掩藏问题，等于绘画中的笔触问题。宛如中国绘画，那简略的笔法不是单纯的用以描出物体的轮廓，却是大胆的表现作者自己的意象，因是在中国建筑中，墙壁间的柱子和屋顶下的栋梁桷椽，不是掩隐于无形，却是坦直地表露出来，成为建筑物的结构形体之一部。在中国建筑中，全部框架工程有意的显露在外表。吾们真欢喜看此等构造的线条，它指示出建筑物的基础形式，好像吾们欢喜看绘画底稿上有韵律的略图，它是代表对象物体的内容而呈现给我们的。为了这个理，木料的框架在墙壁间总是显露着的，而栋梁和椽桷在屋宅的内面和外面都是看得出的。 　　这是导源于书法上的一大原理，便是人人知道的“间架”。一个字的许多笔划中间，吾们通常拣选其中的一直或一划，或有时拣一个方框，作为其余笔划的中心支撑点，这一笔吾们必定使它格外有力，或格外颀长一些，使它自别于其余的笔划。这一个支撑点既经立定，则其余的笔划，或向它作求心的密集，或向它作滩心的辐射。就是在聚集的多数建筑物中间其意匠上亦存在有“轴线”的原理，好似许多中国字也都有一个轴线。北平全城的设计——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古城之一——存在着一个暗中的轴线，南北延展至数里之长，一直从外前门通过皇城而抵煤山及后面的鼓楼。这样的轴线可显明地见之于许多中国字中，像“中”“東”“束”“柬”“乘”等。 　　或许比之直径轴线的原则更见重要者，为弧线、波浪形、不规律的韵律线条之应用，所以与直线相调剂。这在中国建筑的屋面上看得再清楚没有。任何中国的庙宇、宫殿或官邸等建筑物，都是以柱子的直竖线和屋面的曲线相调剂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的。屋顶的本身，包含着屋脊的直线和下面倾斜的调剂。这是因为吾们受惯了书法的训练，在书法训练中吾们被教导说：一方面吾们有了直线的主要笔划，不论是一直、一划、一撇，还得用弧线或柔软的断续线条与之相调剂。屋顶的脊背更用少许装饰意味分裂其单调。只有用了这样的调剂，那些柱子和墙壁的直线始觉可能容忍。倘能看出中国庙宇住宅的最普通的范型，便可以觉察屋顶构成比之墙壁柱子为显著的装饰点(柱子和壁大多不露于前面的)——后者较之屋顶常比例地来得细小。 　　官、家、令 　　官字和家字的顶部，为这两个字的主要组织成分，它表象中国房屋的屋顶。注意其中部的斜倾与屋顶所见之一往直前疾驰的气势。令字的顶部一个人字，很像屋顶的外廓线。更注意底部疾掠的姿态与上向转折的弧形。更注意中国文字所含存的建筑原理。注意官字的有力的垂直线，这是柱子，它怎样与上面屋顶的弧形和其他附着的平行线条相调剂，注意家字中央的垂直弧线有别的笔划集中于它的顶部一点，而巧妙地彼此保持平衡。 　　屋顶斜倾的由来，从未经正确地了解过，而它是中国建筑的最出色最显著的特性。有人想像它是跟吾们游牧时代的帐幕形式有联系关系。其实它的理由在书法中可以明见，任何人能透彻明了中国书法原则者无不能看出其可爱的疾掠线条的纲领，中国书法之最大困难，乃在使笔画饱含笔力，于完全直线的笔画中常尤为艰难。反之，向任何一面略作斜势，立刻可显觉紧张的气脉。只要看一看中国字部首的优美的斜倾表像屋顶，当可见这不是纯粹作者的幻想。 　　吾们爱好含韵律的或波浪形的或继续的线条，而憎恶呆直僵死的线条是很明显的，只要你留意我们从未误会像克利奥潘曲拉方尖碑(cleopatrasneedle)那样拙劣的东西。有几个摩登中国建筑师仿照了西式建筑搭了几座灯塔模样的东西，叫做西湖博览会纪念馆，它矗立于美丽的西湖景致中间，无异美丽的脸庞儿上留下一个疮疤，使人谛视稍久，非引起刺目之感不可。 　　那很容易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吾们打破直线闷郁的方法。最好的模范模本，莫如具栏杆的圆拱桥。圆拱桥的形式便能与自然相调和，因为它是弧形的，又因为它装配有栏杆。它的穹隆不及布鲁克林(brooklyn)桥之长，它的栏杆不及布鲁克林之有用，但无人能否认它显出较少的人工机巧，却是含有天然的美丽。又可以观察塔，试想它的全部美观乃因其轮廓的单调经接续的突出檐层所打破，尤其那些弧形朝上翘的檐角，很相像书法中的一捺。再看一看北平天安门外特殊的一对大石柱，它的顶部的云形的弧线，极为触目，其意匠的大胆，就在中国艺术中也终鲜匹俦。不论它的名义是什么，总之，石柱上有了波浪形的表面，据说这些波浪形是代表云的，但这不过是艺术上的名称，所以传导神韵于石柱的表面。孔庙中也有石柱则浮雕有围绕的龙形波浪线条，因为这种龙形的波浪线条有助于打破直线的单调，吾们觉得这龙形乃有其装饰上的效用，不仅仅为一种表象而已。 　　随时随地吾们尽力以摄取天然的神韵，模拟它的不规律的线条。其精神存在于一切意匠的背后者仍为书法的精灵思想的精神，吾们打破窗框子直线的单调，系用竹形的绿色釉彩瓦管来装饰。吾们甚至敢用圆形的，椭圆形的以及花瓶形的门槛子以打破墙壁直线的单调。吾们的窗框子之形式，多如什锦饼干的花样，也有作芭焦叶形的，也有作桃形的，也有作双叠西瓜形的，也有作扇形的。李笠翁是诗人、剧作家，又为享乐主义者，他为竭力提倡镶镂窗栏及女墙隔屏者。窗的骨架通常是直线的，沿着这个骨架，李笠翁介绍一种雕镂小格的镶嵌方法，使其姿态生动。这个方法也应用于隔屏、床柱，及其他格子花样的用器。最后，假山的堆砌殆为吾们尽力想把自然的不规律的线条介绍入建筑术的最清楚的例子。 　　换一句话说，中国建筑随时随地设法模拟鸟兽草木的形态以谋补救直线单调的弊病。这种企图自然引起应用象征主义的考虑。蝙蝠常常被用作装饰的标本，因为它的弧形的翼翅可以装饰成多种不同的花样，同时又因为它的名称跟幸福的福字谐音。这种象征的用意是很幼稚的，却是很容易明了，虽妇人稚子都能通晓。 　　但是象征主义另有一种功用，它在几种传统的意匠中包含着民族年龄与希望的思想。它激起了我们的幻想，引导我们走入缄默无言的思想境界，好像基督的十字架与苏联的镰刀与锤。因为这种民族的思想是太伟大，非言语所能传达。一支中国式的柱子，挺直的上升，完全是一种单纯的意匠，直等到它接达顶部之际，它骤然隐失于一群纷繁的意匠中间，那儿是横支柱、檐板、短栅，吾们抬头一望，可喜瞧见了生动的意匠，瞧见了一对鸳鸯，或是一只草虫，或是一支笔一锭墨。当我们仰望着一对鸳鸯，那是无时无刻不是成双作对的，吾们的印象遂被导至妇人的爱情；当我们仰望着文房四宝，吾们想到书斋里幽静的书生。那儿描绘着金黄青绿的色彩的有蚱蜢、有蟋蟀，也有鸳鸳，它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尘世间所能梦想得到的快乐。有时吾们描绘着风景，有时描绘着家庭快乐图，这是中国彩描最常用的两个画题。 　　龙为中国所最尊崇的动物，它是象征皇帝的一个标记。皇帝当然是无往而非幸福的。它在装饰绘画上是最多被应用着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盘绕的身体包含着很完美的韵律，优美而有力。我敢说吾们也可以把蛇用入装饰意象中，倘非龙的用入装饰意象中，除了它的外形的美，它的美观的爪、角、须、鳞——那是很有用于打破单调的——它还含蓄着深奥的意义这种特点，龙又代表另一种俗世的思想，那便是上面讲过的逸的原理，它代表道家思想的一大智慧，因为它往往隐匿于云气之间，不大肯显露其全身。这样才是中国的大人物，既挟有权势，又复足智多谋，可是他宁愿隐藏而不显。它可下沉于泥淖，上腾于天空。当其隐于深山大泽，不可见其痕迹；及其际会风云，若诸葛亮者，则叱咤煊赫，震惊一世。大水灾在中国也往往委诸于龙的行动，吾们有时还可以瞧见它的上升，盖当其雷电倏闪之际，一股云气直冲天空，时则狂风大作，废屋盖，拔树根，吾们称为龙阵。然则吾们为何还不崇拜龙？它是威力与智慧的实体。 　　那么龙，不是纯粹为神话的或邃古的物体。由中国人的观念，山川都是神灵，而从许多盘曲的山脊，吾们看出龙背，当山脉渐次下降而没迹于平原或海，吾们看出龙尾。这是中国的泛神主义，是堪舆术的基础。堪舆术虽为不可信的迷信，它具有相当灵学上的和建筑上的价值。这种迷信是这样的，它们信仰：倘把祖先的茔墓安葬于优美的景地，从这个地点可以眺望或俯瞰那龙岭狮峰则可以延福及死者之子孙。倘令安葬的地点及其四周的风景确系卓越，例如五龙五虎聚集而归宿于此茔墓，那他的子孙间，必有一人登立帝统，至少为当国宰相。 　　但是这个迷信的基础是一个泛神的风景欣赏，而堪舆术使我们更锐敏的观察美景。我们乃从山岭的轮廓和一般的地形学上想按索与动物形体一样的韵律。无论向哪一方面观望，吾们觉得自然是真神灵的。它的气脉自东往西的疾驰而同归于一点。又似吾们在山川地形所观得之美，不是静止的匀称的美，而是动态的美。一个弧形的所以可取，大半因其为一个劲疾的姿势，而非因其为一个弧形，故双曲线比之一个完全的圆圈来得受人欢迎。 　　堪舆术的审美观念从广义上讲，是以很邻近于中国的建筑术，它迫使辨别地位与风景的优劣。著者有一个友人，他的祖墓旁边有一口池。这口池是吉利的，因为它被当作龙睛。只要等到这口池枯涸起来，这个家族的资产将遭倾覆。不过在事实上，这口池位于离墓穴不远的一面而地势略低，恰巧与墓穴的另一面保持很美观的平衡，故构成全区风景的重要分子之一。它实在很像画面上的最后一笔，画龙点睛，顿使整幅画面生动起来。虽然它是迷信，又往往引起家庭纠纷或氏族械斗，因为有人或建造了建筑物妨碍另一人的祖坟或宗祠的风水，或有人掘了沟道，致破坏了龙的颈项，打消了一家族兴旺的全部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不信堪舆术所贡献于吾人爱美生活的丰富性，曾不足以盖过阻碍地质学发展的罪恶。 　　中国建筑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原则永久是保持与自然的调和。地位的选择，珍视过于拱壁。建筑物倘其本身很完美而不够与四周的风景相配，只觉令人不快，以其不和谐而粗鲁固执，吾人称之为风味不佳。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和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自高拱桥梁以至宝塔、庙宇、池边的凉亭。其轮廓宜柔和而不棱砾，它的屋面幽静地挨近树荫的下面，让它的柔嫩的枝条轻拂檐际。中国式的屋面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姿态，它涵养着和平的气息，谦逊地对天空作揖。它是一个人类居住处所的标记，它掩盖吾们的居宅显出相当程度的卑恭。因为吾们总是不忘把屋面盖上吾们一切居室，不让它们无耻地裸露着仰望天空像摩登的水泥钢骨建筑者。 　　最优良的建筑应该是这样，让吾们居住在里面，不会感觉到这一个处所天然景象消灭而人工机巧发端。为了这个缘故，色彩的应用至关重要，中国庙宇的赤圬墙壁很和谐地与青山紫气相糅和而它的屋面涂上绿色的釉彩，或是深蓝的，或是紫的，或是黄金的，与深秋的红叶，明朗的青空相融合，给我们一个和谐的整景。吾们立于遥远的处所而眺望之，不禁击节叹曰：美哉！ 　　第九章　生活的艺术 　　中国的人们都很知道生活的艺术。一个文化较晚进的民族，或许是热中于企求进步，文化老大的民族，天然在人生历程上长了许许多多见识，则但切心于求生活…… 　　一 日常的娱乐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吾们倘非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吾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当社会上的业务的压迫解除，金钱、名誉、欲望的刺激消散，他的意思随自己的所悦而行动时，吾们才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人生是残酷，政治是污浊，而商业是卑鄙的，是以依着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下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如此，我察觉许多政治上的恶棍，倒是很可爱的人物；又察觉许多妄夸的大学校长，在家庭里才是道地的好好先生。由此引申之，我想中国人在玩耍寻乐的时候，比之干正经事情的时候远为可爱。中国人上政治舞台，荒诞不经；进了社会，稚态可掬；空闲的时候，方是最纯良的时候。他们有那么许多空闲，又有那么许多空闲的兴致。这一章谈论他们的生活的一段文字，是公开给一般想接近中国人或到中国社会里去的人的。那儿，中国人是保持着真面目的中国人，而且是最纯良愉快的时候，因为他们显露着真实的个性。 　　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促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肾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 　　因为中国人总是愉快，总是高兴，总是韵味无穷而敏慧，大多数人仍是保持他们的和蔼和兴致；虽是智识新青年常是性急和悲观，丧失了一切原来的真意味，仍有少数还时而显见其风韵和敏慧。这是很天然的，因为风韵是跟遗传性以俱来的。人们的爱美心理，不是受书本的教导，而是受社会行为之薰陶，因为他们生长于这个风韵雅致的社会里。工业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是丑恶的，而中国人要废弃一切优美的社会遗传法式，疯狂样的醉心欧化，却是没有欧美遗传本质，那是更见丑恶。全上海的一切别墅，和他的无数豪富家庭，只有一个纯粹中国式的优美花园，而这个花园是一个犹太人的产业。所以中国人的花园都倾向欧洲式的设计，他们布置着网球草地，几何式的花床，整齐的篱栅，修剪成完全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把草花排成英文字母。上海不是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摩登中国趋向的不祥之预兆。它在吾们的口腔里留下恶劣气味，好像中国人用猪油焙制的西式奶油饼干。它刺激吾们的神经，有如中国乐队在送葬仪仗队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精兵》。遗传法式与审美趣味须经历岁月以逐渐养成。 　　古代中国是有审美能力的，吾们可以从美观的书本装订式，精雅的信笺、古代的瓷器、绘画名作，以及其他未受西洋影响的古玩中看出来。一个人抚弄着优美的古装画，或看见了文人的信笺，未有不能看出中国古人的精神对于色调之和谐有深切的了解者。只不过五六十年前，有一个时期，男人还穿着湖色长袍，妇女们穿着月白袄裤，那时绉纱还是纯粹中国丝织的绉纱，而上等朱红印泥还有销场，现在全部丝厂业已濒于崩溃，因为人造丝价格远为低贱，而且洗涤容易，而上等印泥价格三十二元一两者已绝迹于市场，因为人们都用了橡皮图章和紫罗兰印油。 　　中国古人的雅韵，愉快的情绪，可见之于一般小品文，它是中国人的性灵当其闲暇娱乐时的产品。闲暇生活的消遣是它的基本的题旨。主要的材料包括品茗的艺术，镌刻印章，考究其刻艺和石章的品质，研究盆栽花草，培植兰蕙，泛舟湖心，攀登名山，游谒古墓，月下吟诗，高山赏潮——篇篇都具有一种闲适、亲昵、柔和的风格，感情周密有如至友的炉边闲话。富含诗意而不求整律，有如隐士的衣服。一种风格令人读之但觉其味锐酷而又醇熟，有如陈年好酒。字里行间，弥漫一种活现的性灵，乐天自足的气氛，贫于财货而富于情感，鉴识卓越，老练而充满着现世的智慧；可是心地淳朴，满腹热情，却也与世无争知足无为，而具一双伶俐的冷眼，爱好朴素而纯洁的生活。这种愉快的精神最可见之于《水浒传》的序文中——这篇序文依托《水浒传》作者的名义，实际为十七世纪大批评家金圣叹的手笔。这篇序文是中国小品文的一个出色的模型，不论在其方法及材料方面，读来大似一篇闲居杂说，未识何意，作者定要把它冒充小说的序文。 　　中国的人们都很知道生活的艺术。一个文化较晚进的民族，或许是热中于企求进步，文化老大的民族，天然在人生历程上长了许许多多见识，则但切心于求生活。如中国者，以其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使人成为一切事物为中心，而人类幸福为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侧重于生活的艺术，没有什么不自然。即令没有人文主义，老大文化一定有其不同的评价标准，因为只有古老的文化才知道“人生的持久快乐之道”。而所谓人生的快乐者不过为官觉、饮食、男女、庭园，友谊的问题。这就是人生本质的归宿。这就是为何历史悠久的城市像巴黎，像维也纳，吾们便有好的厨师，好的酒，美貌的女人，优美的音乐。经过了相当阶段，人们的智巧到了碰壁的一日，乃厌倦于问题的考究，走上奥玛开俨的老路线，还是享享家园之乐吧。任何民族，倘不知道怎样享口福，又不知道尽量图人生之快乐像中国人一样者，在我们看来，便算是拙笨不文明的民族。 　　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对于生活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在他的精细研究各种花卉竹木的种植和享乐方法的文字中，李笠翁便这样谈论“柳”：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姿，徒长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间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宜于晓之故，则人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呼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非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李笠翁《闲情偶寄·种植部》 　　吾们又在他的谈论妇女“衣衫”一节中，获睹他的慧心的观察：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如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贵人之妇，宜披文采；寒俭之家，当衣缟素，所谓与家相称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称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数妇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为仇乎？故曰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面相宜。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此等即非国色，亦去夷光王嫱不远矣。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玄矣。 　　——李笠翁《闲情偶寄·声容部》 　　于是李笠翁接着大事赞扬玄色之功用，因为玄色是他所嗜爱的颜色，所以他说，“玄之为色，其妙多端，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节，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又说“此色以其极深，故能藏垢而不显，使贫家衣此，可较耐穿。而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穷其底蕴。”娓娓动听，真是韵味无穷。 　　又在另一节中，他给我们讲“睡眠”，这是谈论午睡艺术的最美丽的文字： 　　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非私之也。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之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昼，是以一分之逸，敌四分之劳，精力几何，其能堪此？况暑气铄金，当之未有不倦者。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未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桃源天台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爱旧诗中有“手卷抛书午梦长”一句。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 　　——李笠翁《闲情偶寄·颐养部》 　　待人们懂得李笠翁所讲的“睡眠”的艺术，那时人们才不愧以文明自负。 　　二 居室与庭园 　　中国建筑的要领，前面“建筑”的一节中已略有所论列。至中国式的居室与庭园，示人以更奥妙的神态，值得特别加以注意。这个与自然相调和的原则，更进一步，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居室与庭园不当作两个分立的个体，却视为整个组织的部分。一座住宅跟一座花园倘是一座方形建筑物而围绕以平滑的网球草场，则永远不会连结成一个整体。花园的“园”这个字，并不是草场或几何形花状的涵义，却是指一块土地，那里可以种蔬菜，栽果木，又可以树荫之下闲坐坐。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要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现代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人类文明变迁得那么厉害，致使地位这样东西，不是普通人人所能有，亦非普通人人所能享。吾们的变迁已如此厉害，致一个人倘能享有一亩经整治的草地，在其中央，他得以掘一口五尺见方的小池，养数尾金鱼，还堆一座假山，它的高度让蚂蚁费了五分钟才爬到顶，则他将不胜自喜。这样一来，全部变换了吾们对于家宅的概念。从此不复有饲育家禽的场地，不复有井，也没有空隙的场地可让小孩子捉蟋蟀致高兴地弄脏了衣服。反之，吾们的家宅实质地变得像鸽棚一样，美其名曰公寓，其所有者为电铃、电键、衣橱、橡皮垫子、钥孔、电线、警铃，这些东西的混合，吾们称之为家宅。没有顶阁，没有尘埃，也没有蜘蛛网，吾们对于家宅的曲解的理想，程度真是不差，故有些欧美人方自傲其所睡的床榻原来白昼是一支沙发。他们拿来夸示于亲友，于现代的工艺智识又惊又佩。现代的精神的家宅亦经散裂了，因为实质的家宅已经消失，萨贝尔(edwardsapir)盖已这样说过。人们迁入了公寓的三间一组的小房间仍不解何以总拦不住小孩子们好好住在家里。 　　通常住在乡村里的中国贫苦民众，他们所有的自己的住所比之纽约的大学教授所有者为大。可是中国人也有住在城市里的，不能人人都有宽大的花园。艺术存在于怎样尽量利用一人之所有而仍能容许人类想像力的活动以打破空洞墙壁的单调。《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十八世纪中叶)在这本优美的小册子里替我们计划出怎样一个穷书生也可以想法布置一个美丽的居宅，这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从中国建筑的非规律的原理，吾们以人类奥妙的想像力发展一种隐藏奇特的原理，它可以实现于富贵人家的别墅，也可以实现于贫寒书生的居室。《浮生六记》中便有这个原理的重要记述。依照了他的计划，据这位作者所说，可以使一个寒儒的居室布置得充分美观。这个原理有一个公式可表示出来，叫做“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且看沈复怎样说：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寓侨扬州时，曾仿此法，房仅两椽，上下卧房，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芸曾笑曰：“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气象也。”是诚然与！ 　　——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 　　让吾们往下读一段，看这两个天真的人物，一个是穷秀才，一个是他的聪明的爱妻，看他们怎样在贫愁的生活中享乐最后一点幸福，却尚恐为造物所妒，致不克永享此幸福。 　　余扫墓山中，检有峦纹可观之石，归与芸商曰：“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匀也。本山黄石虽古朴，亦用油灰，则黄白相间，凿痕毕露，将奈何？”芸曰：“择石之顽劣者，捣末于灰痕处，乘湿糁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矶状。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茑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至深秋，茑萝蔓延满山，如藤罗之垂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将移居者然。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 　　私人居宅与公共建筑物的区别，即在吾人所与之接近的感情与吾们为它所费的时间与心思。家宅的设计与室内装饰，不是吾们所能全然从建筑师购买而得；也不能从百货大公司购买而得；只有当心绪十分闲适，胸中自有温情蜜意的存在时，居家的生活，才会成为一种艺术和乐趣。沈复和李笠翁二人，大家都具有温情蜜意，不忽略生活中的细小琐节，告诉我们许多巧妙方法，怎样栽培花草，怎样装配盆景，怎样利用庭院，怎样熏陶粉泽；又告诉我们各色各样别出心裁的设计：窗棂之布置，使推窗一望，宏丽美景尽收眼底，宛如身入画中，画轴之悬挂，椅桌之陈设，务期清雅；李笠翁又发明一种暖椅之制，使下面烘以炭盆，俾在冬令保其肢体的温暖。至于内部装饰的一切详细当为篇幅所限，不容毕叙，但可总说一句，一切庭院书斋，瓶花陈设，总以简雅为基本标准。许多文人的书斋，面前总有一个清雅的小院子，它充满着幽静的气氛。在这个小院子的中央，矗立着一二块嶙峋有致的假山石，满布着波浪形的纹理；或则几块古怪的木根，形如山石，叫做木假山，旁边挤生一簇细竹，它们的线条是那么精致可爱，假设墙壁上的窗眼是开成扇形的，它的框子用瓦管做成竹竿的形式，暗示着外边是一个农村的世界。 　　出奇制胜主义如沈复替贫士狭隘居室所拟的画策，也可以拿来应用之富贵人家的花园设计。倘用英文的garden一字来译中文的“园”字，那不啻赋予以误解的意义。因为garden所给人的印象，是一片草地，和各种各样的花，它的形式总是太呆板，大整齐，不适合中国人的趣味。中文的“园”字给人的印象，第一是一个辽广的风景，它的人工的优美，其部位的恰当，或许超过天然的风景，但仍保持着天然的面目，也有树，也有山，也有川、桥，划子、茶畦、草木和花卉。分布在这个天然景色中，有人们的建筑物，桥亭台榭，曲廊假山，那些建筑物在流线型的屋顶那样完美地融合于风景，彼此混成一体。没有平整的篱栅，没有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没有挺直的路径——没有这一切形式，这一切使凡尔赛弄成那么笨拙，叫中国人看不上眼。在中国花园里，随时随地吾们所看到的是弯曲、参差、掩藏、暗示。 　　没有一所中国的大住宅的建筑式样容许外边人从大门看出屋前绵长的车道，因为这样将违反掩隐的原则。对准大门，吾们或许看见一方小的庭院，或许是一座假山，一些不使人想起其内部庞大的地位，把一个人逐步逐步的引导至更新颖更宏丽的景色，不断地现出新奇而别出心裁的意匠。因为吾们要由小以见大，由大以见小。很少能一览而得一鸟瞰全景，倘一览而尽全景，便没有含蓄供人想像。中国花园的特点为其精密的错综点缀之设计，这种错综的特性才引起“莫穷底蕴”的感觉，尚令人想像他的园景大过于他的实际。 　　至于饱学而富裕的文人，当其计划自己的花园时，有些意境近乎宗教的热情和祠神的虔诚。祁彪佳(一六○二——一六四五)的记述很有趣的表现这个精神： 　　卜筑之初，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点之音，某可亭，某可榭，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于徘徊数回，不觉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无者。前役未罢，辄于胸怀所及，不觉领异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地，若为天开。以故兴愈鼓，趣亦愈浓，朝而出，暮而归。偶有家冗，皆于烛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驾舟，三里之遥，恨不促之于跬步，祈寒盛暑，体栗汗浃，不以为苦，虽遇大风雨，舟未尝一日不出。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复病，此开园之痴癖也。 　　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纡广不一其形；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漏，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用兵，奇正并用；若名手作书，不使一笔不灵；若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 　　——祁彪佳《寓山志》 　　和谐、参差、新奇、掩藏、暗示——这些是中国园亭设计的几个原则，亦为别种中国艺术的一贯原则。 　　三 饮食 　　吾们所吃的是什么？时常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吾们将回答说，凡属地球上可吃的东西，我们都吃。我们也吃蟹，出于爱好；我们也吃树皮草根，出于必要。经济上的必要乃为吾们的新食品发明之母，吾们的人口太繁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吾们不得不吃凡手指所能夹持的任何东西。这当然很合理，我们既积极地体验一切可吃的东西，自可不期而获得新的发现，一如多数科学上和医药上的偶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了一种奇异的人参的滋补效力，它的效力著者愿以自身作证，证明它的确为人类所知的最能滋益精力的补剂，而它的刺激的性能尤为温和。但是除了这种医药上的或烹调上的偶然发现，吾们实在为地球上惟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吾们的牙齿健在，吾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医学者会发觉吾们具有最优良的牙齿。吾们有这样天赋的健全牙齿，而受着饥荒的驱迫，吾们为什么不会在吾们的民族生命中某种特殊时期发现盐炒甲虫和油炸蜂蛹为美味精品。其惟一食品为吾人所未发现抑且不喜吃的为干酪(cheese)。蒙古人无法劝吾们吃干酪，欧洲人也未见较大功效。 　　我们的食品是无益于应用逻辑的理论的，那完全是由偏私来决定的。大西洋的两岸，两种介类是很普遍的，一种是软壳蛤类(myaarenaria)，另一种是淡菜类(mytilusedulis)。这两种软体动物的种类在大西洋两岸是一样的。在欧洲吃淡菜很通行，但不通行吃蛤子；在美洲其情形恰恰相反，这是汤森德博士(townsend)在科学杂志中所发表的著作里告诉吾们的。汤森德又告诉我们，鲽鱼在英格兰和波士顿是以昂价出售的，可是在纽芬兰乡村间，被视为不配吃的东西。吾们吃着淡菜像欧洲人，吃着蛤子像美国人，但是吾们不生吃牡蛎像美国的吃法，你不必相信我说蛇肉之鲜不亚于嫩鸡。我居住中国四十年，未曾一尝此异味，亦未见亲友中吃蛇肉者。谈讲吃蛇肉的故事，传播比谈吃鸡来得迅速，其实吾们吃鸡还较白人为多而且美，而吃蛇肉这种事情，跟西洋人一样是很稀罕的。 　　惟吾人所可为诸君告者，吾人对于滋味，全国有同嗜焉，而任何明理之论，苟从中国人食桌上取肴馔而食之，可无庸内疚于心。命运制于饥荒，非吾们人类所能自决。当其为饥饿所严重压迫，尚有何物不可食者。非至明悉饥荒所加人类之作用，应不配施人以非难。大饥荒之际，吾们中间有烹婴孩而食者——虽如此情形，为仁慈所罕有——不过感谢上帝，吾们尚未将他生吃，像英国人吃牛肉者然。 　　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这个态度的问题颇关重要，因为吾们倘非竭诚注重食事，吾人将永不能把“吃”和烹调演成艺术。关于食物问题的态度，在欧洲可以英法两国为代表。法国人的吃是热烈地吃，而英国人的吃是歉疚地吃，中国人就其自谋口福而论，是天禀的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的。 　　不把饮食郑重将事而有退化为随便琐事的危险，可从英人的民族生活研习之。假令他们知道怎样辨别食品的风味，他们的语言文字曾表现这个意思。英国语言中没有“烹饪”一语，使干脆地叫它“烧”。他们没有适当称呼厨师的名称，但老实叫他“火夫”。他们从不讲起菜单，只是知道一般所称的“盘碟”。他们没有美味品评家的名称，就是用催眠曲里的字叫他“贪吃星”。其实际是英国人不大理会肚皮，除非胃部有了病痛，寻常谈话中不提起肚皮。其结果当法国人谈论着他的厨师的烹调——从英国人的眼光看来——用着不知谦逊的态度，而英国人谈到他的火夫的食品总觉得难免损及其辞令的藻饰。当其受着法国主人紧紧逼迫，他将吞吞吐吐透出一句“这布丁是非常的好”，而没有旁的话可说。至于倘布丁而好，那一定有好的理由，但英国人殊不愿于此多费脑筋，英国人所最注意者，为怎样保持其身体的结实，以抵抗感冒的侵袭，俾节省医药费。 　　然而除非你好好地加以辨味，或改变对待食品的意见，殊不易发展一个通国的烹调艺术。学习怎样吃法的第一个条件是先谈论它。只有在一个社会里那里的文雅人士首先考究厨子的卫生而非寒暄天气，始刻发展烹饪的艺术。未吃之前，应先热切盼望着，东西端至己前，先沾一些尝尝滋味，然后细细咀嚼；即食之后，大家批评着烹调的手法，非如此，不足以充分享受食物。教师应可在讲台上大无畏地斥责滋味恶劣的肉排，而学者应可著述专谈烹调术的论文。吾们在得到某种食品之前，老早就在想念着它，心上不住地回转着，盼望着，暗中有一种内心的愉快，怀着吾们将与一二知友分享的乐趣，因是写三张邀客便条如下：“舍侄适自镇江来，以上等清醋为馈，并老尤家之真正南京板鸭一只，想其风味必佳。”或则写这样一张：“转瞬六月将尽，及今而不来，将非俟明年五月，不获复尝鲱鱼美味矣。”每岁末及秋月成钩，风雅之士如李笠翁者，照他自己的所述，即将储钱以待购蟹，选择一古迹名胜地点，招二三友人在中秋月下持蟹对酌，或在菊丛中与知友谈论怎样取端方窖藏之酒，潜思冥想，有如英国人之潜思香槟票奖码者。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饮馔口福达到艺术之水准。 　　吾人无愧豪色于饕餮。吾们有所谓“苏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在英国，“华兹华斯肉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将为不可思议。华兹华斯高唱简朴生活与高尚思想，但他竟疏忽了精美食品，特殊像新鲜竹笋和香蕈不失为简朴乡村生活的一乐事。中国诗人，具有较重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曾坦直地歌咏本乡的“鲈脍羹”。这种思想被认为富含诗意，故官吏上表乞退时常引“思吴中羹”一语以为最优雅之辞令。确实，吾们的爱恋乡土大半为儿童时代兴趣之回溯。许多美国人，当其远客异国，常追慕故乡的熏腿和甜番薯，但是他不承认这些使他兴依恋乡井之思，也不曾把感想写入诗中。我们对于吃的尊重，可从许多方面显现出来。任何人翻开《红楼梦》或其他中国小说，将深深感动于详细的列叙菜单，何者为黛玉之早餐，何者为贾宝玉底夜点。郑板桥致其介弟的家书中，有赞扬糊粥之语：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呼，嗟呼，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中国人的优容食品一如他们优容女色与生命。没有英国大诗人著作家肯折节自卑，写一本烹调书，这种著作他们视为文学境域以外的东西，没有著作的价值。但是中国的伟大戏曲家李笠翁并不以为有损身份以写菰蕈烹调方法以及其他蔬菜肉食的调治艺术。另一个大诗人袁枚写了一本专书论述烹调术，此外另有许多短篇散文谈论及此。他的谈论烹调术有如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的论英国皇家膳司，用一种专业的智识与庄严态度而著述之。但是威尔斯(hgwells)此人在英国人心目中最见有写作饮食文章的倾向，可是实际到底不能写，至于博学多识不及威尔斯氏者，将更无望了。法朗士(anatolefrance)那样的作家，应该是可望其写一些优美的烹饪文字的人物了，好像炸牛肝、炒冬菰的妙法，可在他致亲密友人的私函中发现之；我却很怀疑他是否遗留给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一部。 　　中国烹饪别于欧洲式者有两个原则。其一，吾们的东西吃它的组织肌理，它所抵达于吾们牙齿上的松脆或弹性的感觉，并其味香色。李笠翁自称他是蟹奴，因为蟹具味香色三者之至极。组织肌理的意思，不大容易懂得，可是竹笋一物所以如此流行，即为其嫩笋所给予吾人牙齿上的精美的抵抗力。一般人之爱好竹笋可为吾人善辨滋味的典型例证，它既不油腻，却有一种不可言辞形容的肥美之质。不过其最重要者，为它倘与肉类共烹能增进肉类(尤其是猪肉)的滋味，而其本身又能摄取肉类的鲜味。这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手法。虽中国人也认为有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甚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与鸡或肉类共烹才有好的滋味，那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像芹菜，可以单独生吃，但当中国人在西餐中看见了菠菜萝卜分列烹煮都与猪肉或烧鹅放入同一盘碟而食之，未免发笑，觉得这吃法是太野蛮了。 　　中国人，他们的恰到好处的感觉在绘画与建筑方面是那样锐敏，可是在饮食方面而好像完全丧失了它，中国人的对于饮食，当其围桌而坐，无不尽量饱餐。凡属重大菜肴，像全鸭，往往在上了十二三道别样的菜以后，始姗姗上席，其实光是全鸭这一道菜，也就够任何人吃个饱畅。这样过于丰盛的菜肴，是出于敬客的虚假形式，也因为当一道一道上菜之际是假定客人乘着酒兴耍玩种种余兴或行酒令，或吟诗句，这天然需要时间的延长，仍容许胃肠以较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很可能，中国政府效率的所以低弱，直接导因于全体官僚大老爷个个须每晚应酬三四处的宴会。他们所餐的四分之一是在滋养他们，而四分之三乃在残杀他们。这又为富人多病的原因，像肝病和肾病，这种病症又为报纸上时常发现的名目，当政治陈情乞退，无不引为现成的藉口。 　　虽说中国在安排宴会时，食料的适量方面应该学学西式才好，但是他们也有许多擅长而出色的烹调法来教导教导西洋人。烹调普通的菜肴像青菜和鸡肉，中国人有很丰富的秘诀可以教教西洋人，而西洋人也很可以服服贴贴学习一下。不过实际上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直要等吾们建造了强大炮舰而国力足以吞噬欧美，那时西洋人将认识中国人为较优良的烹饪家，毫无问题。不过到了那个时期，不用再谈烹调那样的琐事了。上海租界里不知有几千几万英国人，从未踏进中国的菜馆子而中国人又是低能的教师。吾们从未勉强那样非自动来求教的人，况且吾们也没有炮舰，就是有了也不致驶入泰晤士河或密西西比河施行炮舰政策以强制英美人的意志。 　　在饮料方面，吾们天生是很节省的，只有茶是例外。因为比较的缺乏酒精类饮料，吾们在街道上是很少瞧见醉汉的。至于饮茶一道，其本身亦为一种艺术。有些人竟至有崇拜的精神。吾们有专门谈论品茗的著作，有如专事谈论薰香、酿酒、假山石的著作。饮茶的通行，比之其他人类生活形态为甚，致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特色之一。于是各处茶寮林立，相仿于欧洲的酒吧间以适应一般人民。吾们在家庭中喝茶，又上茶馆去喝茶，或则独个儿，或则结伴而去，也有同业集会，也有吃讲茶以解决纷争的。未进早餐也喝茶，午夜三更也喝茶，捧了一把茶壶，中国人很快活的随处走动。那是到处一样的习惯，且喝茶不致有毒害的后果，除掉少数的例外，像作者的家乡，有喝茶喝破了产的，不过喝茶喝破产只因为他们喝那十分昂贵的茶叶。至于普通的茶是很低廉的，而且中国的普通茶就给王公饮饮也不至太蹩脚。最好的茶是又醇厚又和顺，喝了过一二分钟，当其发生化学作用而刺激唾腺，会有一种回味上升上来，这样优美的茶，人人喝了都感愉快。我敢说茶之为物既助消化，又能使人心气平和，所以它实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 　　茶叶和泉水的选择已为一种艺术。这里我引一段十七世纪初期的文人张岱的话以证我说。他写他评选茶叶和泉水的艺术，而在当时，他实为一位罕堪敌手的鉴识家。 　　周墨晨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语，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宜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瓦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也，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余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张岱《陶庵梦忆》 　　此种艺术，现在几已完全消失了，除了少数老年的嗜茶鉴赏家。中国火车上很难得饮优良茶，就在头等车中也是一样，而却是李普顿茶冲调牛奶和方糖而飨客，而李普顿茶对于我个人是最不配口味。当李普顿爵士到上海，他受款待于一位著名的中国富豪家中，他要喝一杯中国茶，竟未达到目的，他被待以李普顿茶冲以牛奶方糖。 　　我想现在已充分讲过了中国人当其神志清明之际，透彻地知道怎样的生活法。生活的艺术对于他们是第二本能和宗教。谁说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便是撒谎。 　　收场语　人生的归宿 　　既将中国人的艺术及其生活予以全盘的观察，吾人才将信服中国人确为过去生活艺术的大家。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集中现实的诚信，一种佳妙的风味，他们的生活比之西洋为和悦为切实而其热情相等。在中国，精神的价值还没有跟物质的价值分离，却帮助人们更热情享乐各自本分中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愉快而幽默的原因。一个非基督徒会具一种信仰现世人生的热诚，而在一个眼界中同时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评价，这在基督徒是难于想像的。吾们同一个时间生活于感觉生活与精神生活，如觉并无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人类精神乃用以美饰人生，俾襄助以克服吾们的感觉界所不可避免的丑恶与痛苦，但从不想逃免这个现世的生命而寻索未来生命的意义。孔子曾回答一个门人对于死的问题这样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在这几句话中，表现其对于人生和知识问题的庸常的、非抽象的、切实的态度，这种态度构成吾们全国的生活与思想的特性。 　　这个见地建立了某种价值的标度。无论在智识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人生的标准即据此为基点。它说明吾们的喜悦与嫌恶心。人生的标准在吾们是一种种族的思想，无言辞可表，无庸予以定义，亦无庸申述理由。这个人生的标准本能地引导吾们怀疑都市文化而倡导乡村文化，并将此种理想输入艺术，生活的艺术与文化的艺术；使吾们嫌恶宗教，玩玩佛学而从不十分接受其逻辑的结论；使吾们憎厌机械天才。这种本能的信任生命，赋予吾们一种强有力的共通意识以观察人生千变万化的变迁，与智识上的盈千累万的困难问题，这些吾们粗鲁地忽略过去了。它使吾们观察人生沉著而完整，没有过大的歪曲评价，它教导吾们几种简单的智慧，如尊敬长老，爱乐家庭生活，容忍性的束缚与忧愁生活。它使吾们着重几种普通道德像忍耐、勤俭、谦恭、和平。它阻止狂想的过激学理的发展而使人类不致为思想所奴役。它给我们价值的意识而教导我们接受人生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优点。它告诉我们，无论人类在思想上行为上怎样尽了力，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为人类的幸福。而吾们总想法使吾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快乐，无论命运的变迁若何。 　　吾们是老大的民族。老年人的巨眼看尽了一切过去与一切现代生活的变迁，也有许多是浅薄的，也有许多对于吾们人生具有真理的意义。吾们对于进步略有些取冷笑的态度，吾们也有些懦弱，原来吾们是老苍苍的人民了。吾们不喜在球场上奔驰突骤以争逐一皮球，吾们却欢喜闲步柳堤之上与鸣鸟游鱼为伴。人生是多么不确定，吾们倘知道了甚么足以满足吾们，便紧紧把握住它，有如暴风雨的黑夜，慈母之紧紧抱住她的爱子。吾们实在并无探险北极或测量喜马拉雅山的野心。当欧美人干这些事业，吾们将发问：“吾们干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是不是到南极去享快乐生活么？”吾们上戏院或电影院，但是在吾们的心底吾们觉得一个真实小孩的笑容，跟银幕上幻想的小孩笑容一样给我们快乐。吾们把二者比较一下，于是吾们安安顿顿住在家里。吾们不信接吻自己的爱妻定然是淡而无味，而别人的妻子一定会更显娇的，好像“家主婆是别人家的好”。当吾们泛舟湖心，则不畏爬山之苦，徘徊山麓，则不知越岭之劳，吾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眼底有花莫掉头。 　　人生譬如一出滑稽剧。有时还是做一个旁观者，静观而微笑，胜如自身参与一分子。像一个清醒了的幻梦者，吾们的观察人生，不是戴上隔夜梦景中的幻想的色彩，而是用较清明的眼力。吾们倾向于放弃不可捉摸的未来而同时把握住少数确定的事物，吾们所知道可以给予幸福于吾人者，吾们常常返求之于自然，以自然为真善美永久幸福的源泉。丧失了进步与国力，吾们还是很悠闲自得的生活着，轩窗敞启，听金蝉曼唱，微风落叶，爱篱菊之清芳，赏秋月之高朗，吾们便很感满足。 　　因为吾们的民族生命真已踏进了新秋时节。在吾们的生命中，民族的和个人的，临到了一个时期，那时秋的景色已弥漫笼罩了吾们的生命，青绿混合了金黄的颜色，忧郁混合了愉快的情绪，而希望混合着回想。在吾们的生命中临到一个时期，那时春的烂漫，已成过去的回忆；夏的茂盛，已成消逝歌声的余音，只剩微弱的回响。当吾们向人生望出去，吾们的问题不是怎样生长，却是怎样切实地生活；不是怎样努力工作，而是怎样享乐此宝贵为欢乐之一瞬；不是怎样使用其精力，却是怎样保藏它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一种意识，似已达到了一个地点，似已决定并寻获了我们所要的。一种意识似已成功了什么，比之过去的茂盛，虽如小巫见大巫，但仍不失为一些东西，譬如秋天的林木，虽已剥落了盛夏的葱郁，然仍不失林木的本质而将永续无穷。 　　我爱好春，但是春太柔嫩；我爱好夏，但夏太荣夸。因是我最爱好秋，因为她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它又染上一些忧郁的神采和死的预示。它的金黄的浓郁，不是表现春的烂漫，不是表现夏的盛力，而是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慈和的智慧。它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乐天。从此“人生有限”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出现一种色彩的交响曲，比一切都丰富，它的青表现生命与力，它的橘黄表现金玉的内容，紫表现消极与死亡。明月辉耀于它的上面，它的颜色好像为了悲愁的回忆而苍白了，但是当落日余晖接触的时候，它仍能欣然而笑。一阵新秋的金风掠过，木叶愉快地飞舞而摇落，你真不知落叶的歌声是欢笑的歌声还是黯然销魂的歌声。这是新秋精神的歌声。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而赞美兴奋、锐敏、冷静的态度——这种秋的精神曾经辛弃疾美妙地歌咏过：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 FILE: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txt ================================================ 丑陋的中国人 柏扬 著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烫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烫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热饶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麽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在中国要创造一个奇迹很容易，一下子就会现出使人惊异的成就。但是要保持这个奇迹，中国人却缺少这种能力。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可怜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灵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会走了，因为他开始发烧。为了两篇文章就成了一个作家。拍了两部电影就成了电影明星，当了两年有点小权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国来念了两年书就成了专家学人；这些都是自我膨胀。台湾曾经出过一个车祸，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出去旅行，车掌小姐说：「我们这位司机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机，英俊、年轻。」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开方向盘，同大家拱手致意。这就是自我膨胀，他认为他技术高明，使他虽不扶方向盘，照样可以开车。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次，罗马皇帝请了一个人来表演飞翔，这个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当他上塔之前，展示给大家看，全场掌声雷动。他一下子膨胀到不能克制，觉得伟大起来，认为不要这对翅膀照样可以飞，接看就顺看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说：「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能飞的，你怎麽可以这个样子？」他说：「你懂什麽？」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脚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盖子一盖，伟大加三级，再往下一跳，噗通一声就没有了。观众大发脾气：我们出钱是看飞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飞。他太太凄凉的对她丈夫在天之灵说：「你膨胀的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麽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於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台北有个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诊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给救活了。两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觉得中心诊所费用较大，预备转到荣民总医院，就跟医生去讲，医生一听之下大发雷霆。说：「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来，现在要转院呀。」於是不由分说，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几乎死掉，朋友向我谈起这件事时，既悲又愤，我向他说：「你把那医生的名字告诉我，我写文章揭发他。」他大吃一惊说：「你这个人太冲动，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讲。」我听了气得发疯，我说：「你怕什麽？他只不过是个医生而已，你再生病时不不找他便是了，难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报复不可？再说，他如果要对付的话，也只能对付我，不会对付你。是我写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麽？」他说：「你是亡命之徒。」我觉得我应该受到赞扬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爱护我，不愿意我去闯祸。然而这正是神经质的恐惧，这个也怕，那个也怕。 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纽约发生了一次抢案，是一个中国人被抢，捉到强盗後，他不敢去指认。每个人都恐惧的不得了。不晓得什麽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力，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我假如是一个外国人，或者，我假如是一个暴君，对这样一个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话，真是天理不容。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监》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後，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胶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一位朋友说，「怎麽没有思考力？我看报还会发牢骚。」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仅有一面，不仅有两面，甚至有很多面。孙观汉先生常用一个例子，有一个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边的人，说它是个白球。另一边的人，则说它是个黑球，他们都没有错，错在没有跑到另一边去看，而跑到另一边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当我们思考问题时，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麽要那麽同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浆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麽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脸，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少鉴赏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有认识字的人，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学说，或注解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於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至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既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乾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麽，我就有什麽。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 上一次美国总统竞选的时候，我们看到侯选人的辩论，从不揭露对方阴私，因为这样做选民会免得你水准不够，丧失选票。中国人的作法就不一样，不但专门揭露阴私，而且制造阴私，用语恶毒。什麽样的土壤长什麽样的草，什麽样的社会就产生什麽样的人。人民一定要自己够水准，人民自己如果不够水准，还去怪谁？对一个不值得尊敬的人，我们却直着脖子叫他万岁。那你能怪他骑到你头上？拿钱买选票这种事情，使人痛心，选民在排着队选举，一看到人在付钱买票，有人就问：「怎麽不给我呀？」这种人还配实行民主？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现在，常有人讲：「政府放宽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系的画就不会有人卖了：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但是外国人有义务帮助我们，不是经济帮助，而是文化帮助。因为中国船太大，人太多，沉下去之後，会把别人也拖下漩涡淹死。在座的美国朋友，请接受我们伸出的双手。最後一点，我的感想是：我们中国人口太多，仅只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使我们想到，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 谢谢！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百姓半月刊》；十二月一日纽约《台湾与世界杂志》；十二月八日，台北《自立晚报》；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矶《论坛报》。 ================================================ FILE: 钟祖康：中国比小说更离奇.txt ================================================ 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钟祖康 推荐序 自序 1.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2.中国贱货残害天下 3.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4.中国的黑奴：农民 5.鸦片餐风行中国 6.挥金如土的阉民工程 7.中国虐杀异族甚於列强侵华 8.中国越统一压迫越惨烈 9.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10.万马齐瘖诚可哀——读《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11.基因研究动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12.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13.不能含情脉脉对待中国 14.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甚麽？ 15.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祸延至今 16.北京邪政大战香港法轮功 17.香港的颠覆传统 18.曾荫权是否饭碗基督徒？ 19.小政府祸患无穷 20.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21.台湾突破华人文化死局 22.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 23.台湾有权独立 24.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25.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26.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谕者」 27.挪威人的手掌 28.欧游思絮 推荐序 　　锺祖康，对我原本是个陌生的名字。最近一、二年，为了更了解中国的动态，我经常阅读开放杂志，在该杂志上开始拜读锺祖康的文章，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确剖析，让我惊艳，尤其是他对中国历史文件的引用，更是开散了我对中国文化认识的新页-----惊人的新页，一页从没有在我的知识范围内出现的、甚至是超乎人性的想像空间的一页。 　　慢慢的，我变得开始期待每期的《开放》杂志，期待想看看这次锺祖康又有什么让人拍案的文章，最后，我甚至《开放》杂志一到，就直接从目录中找找锺祖康的文章看。从我开始注意到祖康的文章后，心中就一百想，这些文章正是台湾人应该看的。因为台湾人对中国的认识，不仅是错误，更是无知的可怕。一些以民族主义超越民主主义、抱持大中国幻想的人，正是中国文化颠倒逻辑、价值坠落的其体呈现，才会不惜以大中国民族主义，出卖人类的基本价值。另一些，自以为反对中国统治的人，也因为没有正确认识中国，不是对中国作出错误的估计，就是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更对应付中国霸权所必须采取的手段，完全没有认知，也没有采取行动。 　　这个心愿一百放在心里，其实也数度请人「协寻」锺祖康先生，但是一直没有联络上。今年有个机会来了，一场有关人权的国际研讨会邀请锺祖康先生来台，我利用此机会约他见面，也很高兴将他介绍给出版界的好友，探询在台湾出版锺先生文章的可能性。很高兴，我的两位出版界的好友：魏淑贞女士及廖志峰先生都是在第一时间就答应出书，成就了台湾出版界难得一见，两个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位作者的美事。我必须诚心的说，感谢淑贞及志峰，这两位真诚热爱台湾，又拥有正派人格的好友，只为了让台湾读者认识中国，这个简单的动机，毫不犹豫地抛弃商业成规。 　　在锺祖康先生来台的几天，有机会和他几次深聊，一改我对他的形象。由於他的文章经常引经据典，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满脑书袋的老头子，退休隐居到挪威。结果他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才华洋溢的香港人。在华人的社会中，因为不能妥协因而带着悲剧性格及境遇。虽然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应该说是一「写」如故，一开始通信就自然坦率交往)，但是，在要见到他之前，我个人因为有一次与中国作家的交往极为深刻的受伤经验，仍忍不住在见到他之前，表达了我的犹疑及踌躇不前。我坦承向祖康说，这个创痛让我对是否再向一位陌生的「中国」作家伸出友善之手，一直犹疑。不过，最终我还是想：可以对某些人失去信心，但不愿让自己失去希望。和锺祖康一聊，在香港出生的他，因为受英式教育长大，又彻底认清了中国，我相信这次我的眼光不会错。 　　在锺祖康编辑此书的同时，台湾的政治因为选举日近，而更为纷扰。我则因为工作的关系，进一步踏入台湾政治，更深刻的体验到，层层桎梏的中国恶质文化的阴影、余孽，在台湾竟阴魂不散。在利益与正直之间，某些台湾人的「中国性格」或可说是「中国劣根性」，完全没有掩饰地表露出来，甚至越来越为大胆、直接、粗暴，粗暴到常常让我不禁怀疑，这样的台湾人有资格享有民主政治吗？这样的台湾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吗？整个社会被政治人物及媒体的引导，陷入典型「笑贫不笑娼」。只求虚荣享受的媚俗文化，媒体每天追逐的是政治人物的家庭八卦、大企业家的豪华生活。政治人物天天以政治教条及民粹催眠人民，神圣的历史使命，以及民主人权的崇高理想，在政治人物眼中，都已经简化为选举时动员人民的工具。台湾人民过着分裂的生活，政治上狂热，社会上冷感，政治的狂欢大戏不断上演，台湾人民的精神文明却持续坠落。 　　这样心痛的一幕日日在台湾上演，此时，锺祖康的书真的要在台湾出版了，我竟似乎失去初始的热情。今天锺祖康的书已经不只是让台湾人认识中国文化的一面窗，更成为台湾人反省民族文明的一道借镜。今天，台湾已创造人类少有不流血民主化的成就，但，要建立一个拥有良善美德、正直诚实的国家，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尚未建立主体性的台湾人，少数人利用台湾人的悲哀所带来的钜大能量，沉迷於以恨为动力的政治煽情，这种属於中国文化的人性败坏，应是台湾人最大的警惕！ 　　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美里 自序 　　我已经活过四十二个年头，虽然有些人出於误解而羡慕我的生活，但我觉得我至今所做过的事当中令自己感到自豪的并不多，而其中一样最令我引以自豪的，就是我对极其欺骗性的中国政治的认识没有出过大错，自问比起许多名教授、名人优胜得多。 　　譬如，我从没有做过大中国主义者，从没有膜拜过毛泽东，更没有追随过四人帮，没有拥护过中共收回香港，不需要等到八九年六四屠杀才明白到中共的残暴，和第一时间认同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和第一时间响应台湾的政治自决立国进程。这些看起来像是谁都会的常识，事实上能做到的人并不多。除非你是已经醒觉的台湾人，或是思考比较讲求逻辑的洋人，否则上述陷阱你总会不是犯了这个，就是犯了那个。此所以有那么多人隔天就要「觉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 　　我如果真的也要纤悔一下的话，那唯一的就是我年少轻狂时曾对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颇为反感，也写过一点点反殖的文章，因为当时我还是低估了大英帝国文明跟中华帝国文明的差距。多年以后，我才觉悟到英国人其实是香港华人，或者说，是中国人的文明导师。我也庆幸，我从来没有像绝大部份中国人那样，为了反殖而倒向比殖民地更独裁残暴的中共政权，又或反日反美霸权却拥护杀人更多也从不忏悔道歉的中国暴政。殖民统治虽坏，但由於中国人的统治更是坏得匪夷所思，所以，基本上任何殖民统治，相对於中国人的统治，都是较可取的。不过，曾经蒙受殖民统治之福的中国人虽已不计其数，但当中肯承认并进而反思何以中国人统治不如所有外来殖民统治的中国人，少得可怜。 　　我对台湾、中国、香港或西藏问题的看法，都只是紧密贯连着一两个很单纯的概念，那就是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而且，我不是靠写这些评论文章为生，为文彻底独立，并像我仰慕的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和鲁迅那样给议论文字注入一些让人赏心悦目的文学元素。大概，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喜欢我的读者会那样喜欢我的文章原因所在吧。 　　在人的解放、平等和尊严这些信念底下，甚么爱国主义、爱党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可弃之而毫不足惜的。当我发现了公义被埋没了，特别是在愚妄的欢呼和掌声之下被埋没了，我就偏要不惜工本，即使押上个人事业前途也要把它暴露出来。 　　为甚么台湾人不可以政治自决？为甚么台湾人不可以争取独立？我越看那些所谓反对理由就越觉其不知所云，全属典型中国式脑栓塞逻辑。但更加令我气愤的是，即使在自由地方，也有那么多中国人，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都纷纷附和这些脑栓塞逻辑。这更让我看清楚这个文明确已腐朽至极，而里面的人就像苍蝇依附着粪便那样驱之不去，恰如鲁迅说的： 　　「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热风．随感录三十九》，1919年〉 　　二零零一年，我争取到一个百年不遇的极罕有机会，在香港的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支持台独的文章。在此文中(即〈台湾有权独立〉，原题为〈台湾有权脱离暴政〉，已收录於本文集)，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台湾人要求独立的最重要也是充分的理由，那就是脱离暴政，就如法庭也会把虐待子女的父母跟被其虐待的子女隔离那样。由於这论点真的搔到中国的痛处，中国当局对这文章及我本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围剿行动，称「中华民族也耻有此败类.....」，比「台独份子」「吕秀莲」更「猖獗」，「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份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其实，谁希罕做这个败类民族的一员？ 　　有人说，台湾不听中国的话，会有灭门之灾的！所以就应任由中国鱼肉了。但我始终认为，当我们被土匪打劫时，总得有反抗的自由吧。现在的情况是，这个土匪说：你反抗我会杀死你的，若我杀死你，这是你的责任，因为我已经警告过你，我是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在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社会，选择是否反抗土匪从来都是被打劫者的权利，当中包括宁死不屈的权利。无论如何，反抗土匪的权利是无可置疑的，只是是否行使这个权利呢？就得由被打劫者自行决定。 　　往后多篇同样引起热烈讨论的文章，都是因在〈台湾有权独立〉一文被中国打压下，为进一步把中国神圣画皮撕破而写的。就如中国打压台湾一样，中国对我的打压只激发了我的反抗。 　　可是，我却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香港。也如鲁迅说的: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而已集．再谈香港》，1927年〉 　　今天，洋主子是走了，但换来的「中国主子」却比洋主子更坏。譬如年薪四百万〈港元〉的香港特首曾荫权才刚刚说，香港不能搞民主，因为中国发生文革十年浩劫，就是因为太民主！若有公仆在台湾胆敢说这样的屁话，来作为在台湾推行独裁统治的藉口，会被人当众掌嘴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的文章会有怎样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好的中国人作家那么少，不仅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也是因为中国甚至香港，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正常读者。如果台湾从世界上消失了，用中文创作就没有甚么意思。 　　所以，我特别要在此感谢香港《开放》杂志。《开放》杂志负责人金钟先生让我有自由畅所欲言，这种自由在文明得多的台湾当然已寻常得不值一提，但在香港这个已被北京爷们相中、饲养和阖割为荣的地力却是非常罕见的。 　　本文集的文章初次刊登时，限於篇幅而不得不时有删节，现在都把文章的完貌呈上，并略作修饰补充，使之更为完备。我同期的其他文章则收录於另外一本文集《来生不做中国人》，两者可一并阅读。 　　最后，非常感激急公好义的周美里小姐，没有她的热情推动，这批文章是难以这样顺利出版的。 　　撰文．锺祖康二零零七年十月挪威 1.中国比小说更离奇 　　童年时读中国历史，总觉得许多中国历史里许多情节相当荒诞离奇，我不敢断定这是历史还是文学。譬如赵高献给秦二世一只鹿，故意指称是马，并问臣子是鹿或马，藉此找出不肯曲意屈从的臣子并暗中杀害，以谋纂位。那时我觉得，世界上会有赵高那样无聊无耻的人吗？而且，会有人屈从於那样无聊无耻的的把戏吗？由於情节太突兀太夸张太丑陋，我一直对此当作粪便一样的厌恶物来处理：保持距离，不予深究。又如甚麽「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底是文人故作惊人之语，还是现实，若是现实，但中国人却自称是「礼义之邦」，那不是人人你揖我让的麽？后来又屡屡读到「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之类更耸人听闻的历史片段，益发感到迷惘，今我迷惑了好多年。 　　「指鹿为马」古今如一 　　隔了好多年，在读了多年书，苦苦追寻，并且在中国人的社会打滚了多年之后，才终於明白，无数关於中国人如何邪恶的历史记载十居其九是可信的。「指鹿为马」，不是依然在我们这一代人眼前不断重演麽，当代中国历次的整人运动、六四屠杀，到最近的香港伪特首选举，不都是活生生的颠倒黑白的「指鹿为马」把戏？特别是那个香港的伪特首选举，六百四十九名选委即使在没有生命威胁、酷刑、囚禁的威迫下，而只是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也自动乖乖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赏在令人惊叹，应是所有探索人类自发奴性的学者的个案研究重要教材。更坏的是，赵高尚且没有宗教信仰，但香港伪特首选举的主角却声称是天主教徒。 　　贫富悬殊冠於历朝 　　至於「富者田连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但看看今天中国，有人以三十六多万元人民币吃一顿满汉全席，但数以亿计穷人每天仅能消费一至两美元之间。有人用二十二万美元的VERTU手机，但无数人还要靠卖身、卖血卖器官度日〈而且卖血的还随时被「血头」所操控，就如皮条以操控妓女维生那样〉、农民甚至会养不起犁牛而要以人代牛拉动犁耙，儿童要在泥地课室甚至露天上课又或根本上不起学。 　　香港仅有人口七百万，却有人身家两千多亿〈港元〉，晋升全球十大富豪，但竟有一百多万相当穷困人？最低组别住户每月收入中位数是二千九百七十七港元，2004年数字〉，另分别约有十三万人及三千人居於板间房及笼屋等所谓恶劣居所〈inadequale housing〉。据社区组织协会今年公布的调查，板间房及笼屋居民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仅分别有三千二百五十及三千四百港元，其面积中位数仅分别有十八平方尺及三十三平方尺！香港最富有的十％人口与最贫穷的十％人口收入相差四十五倍，美国和新加坡在这方面分别是十六倍和十八倍，而美国和新加坡与北欧等均富社会相比原已相当贫富悬殊，因此香港的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量度社会上收入分布不平均程度的指标〉已高达约0.55，据世界银行二零零一年报告，在一百一十二个有统计的国家或地区中，香港的坚尼系数排名接近一百！这是全球最落后最原始的一类国家才会有的坚尼系数。 　　香港社会始终能保持「稳定和谐」的表象，只是因为香港华人困苦到走投无路时，也罕会发狂杀人，扰乱社会，而多只会自行了断残生或灭门了事。 　　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指，二零零四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就高达约四千亿元至近七千亿元人民币。单单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收贿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索贿案，及汕头走私案及厦门远华案四大贪案就已经涉款近三千亿人民币。另据中国大陆学者估算，中国每年因赌博外流的资金高达六千亿人民币。连香港《文汇报》月前也披露，中国的资本外流一九九八年时已高达每年四百八十亿美元，而且趋势有增无减〈见2007年3月8日香港《文汇报》〉。旁证铁证俱在，无容狡辩。然而，中国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一年才五百多亿元人民币！〈2006年数字〉由此可见，中国本身本来是绝对有钱发展教育的，是完全无需靠「希望工程」沿门托钵的〈而且最后连「希望工程」也沦为骗钱的「欺望工程」〉。这就今人很有理由怀疑，过半中国人口穷得那麽凄凉，究竟是中国真是不得不那样穷，还是只因为有一小撮人中饱私囊所致。就姑且当一年贪污五千亿人民币吧〈还不计其他合法的惊人浪费和公费大吃大喝〉，这就是十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或等於五亿人每年一千人民币收入的总和！对於许多农民来说，这已经是个好大的数目。 　　这些全球也罕见的超级贫富悬殊现象，跟「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比较，岂不是犹有过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否也显得有点平淡？ 　　惟其如是，中共依然自称是人类「道德的典范」，倡八荣八耻，共青团广州市委等单位更联合发起寻找「广州十大孝子」，这不就活像传统中国人一边弄虚作假奸淫掳掠一边自称是礼义廉耻的龙的传人？而在香港，香港特首曾荫权则竟然说，量度贫富悬殊的坚尼系数并不适用於香港〈这就等於虽然全球人类都可以用公斤作为量度体重的单位，或以公分作为量度提高的单位，但香港人的身体却不能这样量度！〉。而香港统计处长冯兴宏得悉主子喜好后，便把屁放得越加猖狂，称「坚尼系数高未必是坏事」！！ 　　人肉的筵席现在还排着 　　许多外国人听到中国人吃猫狗就已经大惊失色，却极少知道中国人有极其璀璨的、令吃猫吃狗问题，吃熊掌、猴子脑也显得琐碎的人食人历史，目下国内流行的婴儿汤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在有八亿汉字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作全文搜寻，「人相食」出现了一千零八次，「易子而食」出现了二百三十六次！细读内文，都是实指，不是修辞学上的夸张笔法。而且，不但吃，还公然贩卖。 　　「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宜钱百，犬肉直五百。」 　　〈《资治通监》卷二百六十三〉 　　「人肉之价，贱於犬豖，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 　　〈明《玉芝堂谈荟》〉 　　「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 　　〈《曾国藩日记》〉 　　鲁迅就曾说，「后以偶《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指《狂人日记》〉。」 　　中国人不但贩卖人肉，而且食人肉不尽是迫於饥荒，和食法每每是毫无必要的残忍。易牙为了逢迎想吃人肉的主人齐桓公，而把自己的长子烹掉给齐桓公享用。五代时赵思绾喜食人肝，「赵思绾好食人肝，常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八〉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食人方法多样而且要新鲜活煮： 　　「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於铁架上生炙。或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此与唐初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寨，谓啖醉人如食糟豚者无异.....」。 　　〈《南村辍耕录》〉 　　至於新中国的人食人历史，尽管本朝的资讯封锁比中国历朝都更厉害，但我们依然有郑义的《历史的一部分》、《红色纪念碑》或John Gittings的Real China：From Cannibalism to Karaoke〈《真实的中国：从食人肉到卡拉OK》〉一类揭发中国人继续食人肉的着作，可见情况依然严重。至於近年婴儿汤成为壮阳补品，更是令人侧目，而且，从年前一宗震撼全国的贩婴案件显示，中国人不但吃死婴，甚至极有可能也屠宰活婴！二零零三年三月十七日晚，广西宾阳县公安局黎塘分局根据举报，在桂海高速公路宾阳收费站，从一卧铺车上查获二十八名女婴被喂了安眠药，手脚被捆的装进旅行袋内当货物一样打包运送〈其中一人已死亡〉，女婴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三个月。一般相信，这批女婴是正在运往制药厂或食店途中。主犯谢德明、崔文献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被判死刑，并於当天执行。 　　借用小说家倪匡的警句，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用餐刀吃人肉」而已！ 　　监今可以推古 　　限於篇幅，中国的荒诞历史只能聊举以上一二。由此可见，只要参照一下当代中国人的表现，多离奇多龌龊的中国历史也很容易水清石现，变得清晰明确。在此再举两个例子，譬如无数人觉得中国人手握四大发明而竟然走向衰落相当离奇，但今天中国统治者控制、糟蹋和误用互联网，不就是我们的祖先糟蹋纸张和印刷术的翻版吗？两千年后人类准要研究何以互联网不能提昇中国的文明水平。又如不少人依然不敢肯定样子看起来比洋人阴柔恭顺的中国人，两千多年来是否如某些人指控那样，是贪得无厌的殖民主义者或扩张主义者，但只要看看当代中国怎样残暴镇压疆独运动，怎样把迟至一六八四年才被划进中国版图的台湾说成是「自古以来」属於中国，怎样对南韩把首都汉城改称为首尔感到气愤和失落，监今而推古，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样的荒诞历史，少不更事者或心灵纯洁者是难以想像，难以入信的。特别是那些在温室长大的洋人，钗h甚至会逃避这样的荒诞历史，连认识的兴趣也没有，怕会大呕不止，面容抽搐，摧毁心情。他们听到狗肉猫肉已经会叫你闭口，接收恐怖的极限级别就只是希特勒。钗h洋人憎恨希特勒，却接受毛泽东，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相信人类会邪恶到那个地步。 　　中国事太离奇惹人怀疑 　　记得好像是中国研究大师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讲过，对中国的描述有时需要刻意淡化一下，否则更加难以今人相信。有人问张戎写《鸿》时是抱着写小说还是写历史纪录的心态去写，张戎说:「本世纪中国人的生活过得比小说更离奇〈stranger than fiction〉，在局外人眼中，根本是戏剧化得无须雕琢。」张戎出《毛泽东传》时，又有人问她何以不继续用小说文体，她说，因为中国的故事「比小说更离奇，比小说更戏剧化。」但我从读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中国人的生活过得比小说更离奇，并不是始於新中国，而主要是自秦统一六国、中国厉行独裁统治胡天胡帝后便大抵如此。 　　毕竟，任何文化，包括中国文化，都只能慢慢演变。虽然我们厌恶中国共产党，但不应因而把它描绘为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的，如从石头爆出来的外来邪魔杂种。中国人的本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使是那些天天上教堂的自封政治家，也不例外。 　　原载於2007年5月《开放杂志》 2.中国贱货残害天下 　　大约自五年前开始，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产品出现极严重的品质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日显，中国劣货所残害的已不仅是自作自受的中国人，更包括全球其他数以十亿计使用中国劣货的外国人。所以，问题非常严重，於是我几年前开始监看近千个中国大陆新闻传媒，和约一万种中国大陆学术期刊，再辅以国外对中国入口劣货的退回和回收的有关纪录和报告，以追踪整个问题的演变。 　　以下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约於过去三年间多次抽检中国货的典型结果： 　　玩具-----往往有高达七十％甚至有时达到一百％的玩具〈当中包括色彩斑斓的儿童书〉，铅、铬、苯等含量超标。 　　家私-----往往起码有五十％的中国制家俬由於甲醛释放量过高等问题而不达标。於近年曾作室内装修的楼宇，通常起码有九成出现甲醛释放量超标。 　　服装-----往往有高达五十％甚至七十％的童装不达标，原因包括甲醛释放量过高、酸硷值不当、使用偶氮染料、染色度太弱和材料标识不确等等。 　　茶叶-----往往市场上近五十％的茶叶不符标准，原因包括含过量农药残留、使用达禁农药如DDT、铅含量、染色，甚至含有毒染色素等。 　　瓷器-----虽然中国供应了全球日用瓷器总出口额逾六十％，却未能为其国内市场生产安全的日用瓷器。中国国内出售的中国制瓷器平均有二十％在铅、镉、辐射等毒素方面超标。小型生产商的日用瓷器更平均有高达四十％不合格。 　　中国劣货降低中国人智商 　　中国已经为其劣不堪言的国货付上惊人代价。二零零四年安徽阜阳的大头婴奶粉事件，导致多名婴儿丧命，成千上万婴儿健康被毁。另外，北京儿童医院及深圳儿童医院分别在其研究中发现，九成血癌儿童来自过去半年内装修过的家庭。中国制建材多释放大量甲醛、苯、辐射等可致血癌的物质。然而，这些灾难若与中国劣货的整体问题比较起来，却只是九牛一毛！比如，中国城市的儿童一般有近五成中铅毒，以致智商偏低、学习困难、过度活跃、头围偏小和身材偏矮等。而这些铅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铺天盖地的中国国产劣货。上月英国最大玩具店Hamleys停售的中国制儿童首饰中，一款项链的成分中竟有九三％是铅！〈国际安全标准只是0.06％〉这种超高铅含量的产品，不但破坏健康，儿童若咀嚼或误吞，足以急性中毒丧命，去年就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发生过。着名国际健康组织「终止儿童中铅毒联盟」〈The Alliance to End Childhood Lead Poisoning〉就警告，若中国继续任由铅毒问题失控，二十年后中国人的智商将平均比美国人低五％。而香港由於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一面倒依赖中国供应，民众健康水平也远远落后於同类经济发达地方。香港有近四分之一新生婴儿血液中水银含量超标〈这些水银的主要来源是鱼和其他海产〉，有近两成特别是低下阶层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在同类经济发达国家的儿童血铅含量超标比率一般是二到三％左右〉。 　　中国劣货无奇不有 　　中国人死不悔改，又拒绝优质文明的启迪，结果把自己的道德伦理搞到连禽兽不如。中国人自己残害自己，是自作孽，就由他吧，但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劣货大量流出国外，对全球民众造成极大残害。且聊举几宗最近发生的中国劣货事件。含三聚氰胺(melamin)宠物食物在南非和美国等地毒死了上万只猫狗；贩卖含有致命工业有毒物质二甘醇(diglycol)的牙膏。连许多被中国人鄙夷的亚非拉穷国也纷纷宣布要召回销毁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有毒劣货。但更可怕的是一些不会令人暴毙、却让人在不知情下慢性中毒，以致身体慢慢瓦解瘫痪以致饱受折磨而死的中国劣货。中国制造商最善於在产品中加入一些匪夷所思的材料，或拿走一些理所当然的元素，令人防不胜防。譬如：在非配方牙膏中加入抗生素；用含酚的废光盘做奶瓶；用哮喘药克伦特罗(Clenbuterol)喂猪以增加瘦肉；把无铅汽油跟有铅汽油混合当无铅汽油出售；把铅粉或铅条加进名贵茶叶或药材中以增加重量；在火锅里加吗啡以令顾客上瘾；用羊油或羊尿泡猪肉、马肉充羊肉串；过期月饼馅来年翻用；从食店馊水猪食榨取食用油；用过期陈粮酿酒；制假窝点《编注：中国常用术语，意指窝/藏起来制造假货的地点。》专替过期食品换装，甚至连疫苗也造假充斥全国和流入医疗单位。月前南韩电视台MBC就经追踪发现，越来越多南韩餐馆用的廉价中国米，原来是在中国用陈年大米经漂白、抛光处理翻新的，其细菌含量比厕所的马桶还多！其实这种「漂白米」或「抛光米」在中国已盛行有年，在中国不是新闻。同样，在中国大陆，在厕所尿槽洗羊肉也不是新闻〈注1〉，用人粪做臭豆腐的添加剂更加已是街知巷闻。 　　两年前，当时还有不少人觉得中国货又便宜又好用的时候，我在〈中国畸形崛起全球文明遭劫〉一文中就发出鸦鸣，「中国人为自己同胞制造的产品低劣得如此触目惊心，为老外生产时是否就可以一下子变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样的戏剧性呢？我看是，既无心，也无力。」回顾过去两年的发展，我是说对了。 　　中国劣货肉眼难辨 　　由於中国是个典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民族，中国产品之粗劣毒，不容易以肉眼看得出来，即使像张五常那样自认聪明、甚至在假货泛滥成灾的中国古玩市场也似能逍遥自得的人，早前也暴露了经济学家的典型局限，他居然说「引进科技的国内独资产品，也极有看头。这可见於建筑、装修等材料，例如瓷砖之类，与进口的相比，恐怕上帝也不容易分开来。」 　　〈见2007年4月26日《壹周刊》《提升中国产品质量的法门》〉 　　看来，许多中国瓷砖含高放射性锆类原料以求增白导致血癌的严重问题，是不属於张大教授的知识范畴了。 　　因此，我曾劝谕无数外国人若经济能力许可，最好别买中国制品，因为中国以其目前文明水平，尚不足以制造符合国际基本安全规定的产品，以致消费者的安危往往端赖个人运气！但现实是，中国制品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哪可能统统回避呢？所以常人只能避用一些直接送进人体内的中国制品，那就是食物、食具，以及儿童总爱放进嘴里的玩具、饰物和儿童书籍等。但毒素也可以通过呼吸、毛孔等途径进入人体的，所以还是在经济能力许可下，少用中国制品为妙。随着最近在国际间接二连三爆发中国产品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多外国人相信我对他们的警告，我们也终於开始听到越来越多外国消费者发誓说不会再买中国玩具给孩子。但在此之前，许多外国消费者还是对中国制品毫无戒心，外国政府也向中国货大开中门，那是因为，他们那里会想到人类社会会可能有这样丧心病狂的成员，那个有点教育的洋人不对这个所谓「五千年文明」有两分敬意。就如有一段很长时间，无数外国人死也不肯相信毛泽东确是一条光棍，一个混蛋！於是拚命的从这个混蛋身上阅读出一点逻辑和人性来。 　　世贸犯下了弥天大错 　　过去世贸组织主力把中国拉进经济全球化，所用理由固然冠冕堂皇得令人怀疑，但他们似乎在过程中埋所当然的假定了中国的文明水平已达到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假定了中国制品可以满足国际的基本安全要求。从过去几年的发展可见，世贸组织这方面犯下了弥天大错，不但令全球生态因中国不讲工业环保而大受斲丧，更令全球各中国劣货使用国的国民健康或自然生态受到摧残。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祸患，也就是直接影响用者健康的制品的生产基地，从较清洁、较讲环保和较讲伦理道德的国家转移到较肮脏、较污染和较不择手段的国家，这实在是很大的讽刺，就如我们偏要在厕所而不是在厨房做菜那样。 　　中国人对人命〈特别是他人的〉的价值视如草芥，当然不会对劣货反应很大。而中国人为了面子，也万分不愿意面对中国劣货残害外国人的事实，一般的处理方法是把事件政治化和阴谋化，指控对方搞所谓「绿色壁垒」〈即当作是「贸易壁垒」之一〉，刻意以技术关卡来刁难中国，譬如最近全球最大玩具制造商Mattel下令回收两千万件中国制造玩具劣货时，竟有在中国经营玩具厂的港商形容这是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另外一种常见回应伎俩是马上设法张罗一两件属有关投诉或发起回收国家〈或其他国家〉的问题进口货，然后大事宣传，企图制造「臭虫不是中国独有」，甚至是「天下乌鸦一样黑」的效果。 　　注释 　　〈注1〉：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成都一家着名羊肉店被食客发现员工在厕所的尿槽里洗羊肉，有关食店解释说「系刚进店小工所为」，并且「当天我们就将这个小工辞退了。这事儿在我们店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该店附近的羊肉馆纷纷贴出「尿槽洗羊肉非本店所为」，以示清白。但有食客称，此店羊肉「味道最地道」。〈见2003年货月23日四」四川《天府早报》〉 　　原载於2007年9月《开放杂志》 3.中国公然修例御准容貌歧视 　　最近广东教育当局修例规定，任何人若面部有较大(3乘3厘米)疤痕、色素病等缺陷、有斜颈、面瘫、唇齶裂及其手术后遗症及一眼失明，五官先天或后天性残缺、畸形，又或有先天或后天因素造成的肢体残缺、畸形致功能障碍者，俱一律不准当教师。按此规定，因出於误解而仰慕中国的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Stephen Hawking)必被褫夺教书先生资格。此刻中共上下正在温家宝号召下，苦苦思索何以中国的大学「难出大师」，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当全球其他国家对残疾人士的扶助尚惟恐不及之时，中国居然进一步把对弱势残疾人士的歧视和压迫从潜规则走向「制度化」，公然把对残疾人士的歧视落实为如此露骨的法规，足见中国文明的确已颓败、堕落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对於它的衰落，是不值得掉一滴眼泪的！ 　　我跟一位挪威朋友提及此事，她却说对此已有心理准备。她说六年前在海外向香港一所由华人经营、极其规模的国际学校申请教席时，居然要强制填报体重时，就开始领教久仰大名的所谓「中国文明」。她说会永远保留这份申请书，以立此存照。 　　严格而言，中国教育当局此一最新规定，其所歧视的不仅仅是残疾人士，其实可将之概括为所谓貌丑者，或以中国人审美观而言属貌丑者。按中国人典型的审美观，这里说的貌丑主要不是指气质上的邪恶如毛泽东之流，猥琐如李鹏之流，妖形妖势如郭沫若之流，或皮笑肉不笑如江泽民之流，也不是指因三日不读书、读坏书或过量阿謏谄媚而导致的面目可憎，而主要是指面容、外表有异於常人，当中不一定包括任何功能残疾。中国人审美观的重点是「五官端正」，是否人面兽心并不重要。 　　中国人最好言「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甚至甚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但全都是纸上文章，没有落实的，如梁漱溟说的「〈中国文化〉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甚至如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正正因为欠缺某些美德，要提倡，所以才要大讲特讲。 　　貌丑者入学也艰难 　　中国当局或中国人对貌丑者的压迫，罄竹难书。在这次残疾者和貌丑者被禁止当教师之前，已发生无数因歧视貌丑者而起的惨绝人寰事件。当中最瞩目的大概是发生於二零零零年的「酒吧驱逐貌丑顾客事件」。二十四岁的少女高彬因儿时面部被火烧伤，但北京朝阳区三里屯酒吧「敦煌」(The Den)认为她「脸上伤疤很多，怕进店影响生意」而公然把她驱赶。高彬告上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结果竟然只要求北京敦煌餐饮有限责任公司向高彬赔礼道歉、并赔偿高彬交通费等共计人民币四百零三．五元，甚至撤销一审法院关於赔偿高彬精神损失人民币四千元的民事判决。 　　中国人利字当头，也擅於锄弱扶强，而且也大多认同容貌歧视，从舆情看大多数人是体谅酒吧东主多於同情高彬，此所以这酒吧事后也没有因干犯众怒而要结业，反而越做越旺，这一切，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去想像都是不难理解的。同样，据中国国内传媒报导，在中国无数人因貌丑而求职无门，即便如安徽师范大学的吴慧明於在学时因拚死扑入大火中人救了六个人而容颜被毁，而获「先进典型」、「十佳人物」等多个荣誉，但毕业后也被「一视同仁」，找了工作一年依然屡试屡败。 　　因貌丑而求职无门，还是可以想像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中国，貌丑者除了可以被禁止进酒吧和找不到工作之外，还不准教书，还有不准入学。这样的歧视，恐怕举目全球都是极其罕见的。无数人因貌丑被拒於大学门外，甚至要整容才获准入学！有的幼儿因貌丑而「入托无门」。学校不是该有理想有爱心的么？教育不正正是开啓民智的地方么？在连教书和读书也要外貌娟好的学校读书，这样的教育值得希罕么？有意义么？爱因斯坦说： 　　「单单授人一门专门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已.....」 　　就是这个意思。 　　年前，残疾人作家杨嘉利到四川的西南石油学院探望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残疾学生时，正在等候时就被大门口的校卫斥令「出去！出去！」，甚至连站在校门外等也不准，理由是：「因为你长得影响市容市貌！」 　　因貌丑而不准入学，发生一宗都嫌太多，都是惊人的。下面五个案例，足以说明中共处於怎样的「开化程度」。 　　案例一 　　葛南海，男，江西於都人，生於一九八一年，父母务农。葛身高一．五米，胸椎右侧四十五度弯，俗称驼背。葛虽家贫兼残疾，唯天资过人。一九九九年参加高考，考得五百零九分，高出本科线五分，但不获本科院校录取。葛说，「都是因为高考体检表上有『舵背』两字」所累。葛想上省外的专科学院，也不获录取。最后，还是父母出面疏通关系将儿子送进了赣南医学院专科临床医学专业就读。两年后葛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升读本科。大学期间，葛还屡获奖学金，是全校优秀毕业生。二零零四年一月，葛报考应聘请州市一大型医院，在一百四十名求职者中考试成绩名列第五，但未获录取。随后他又报考赣县一间大型医院，在四十八名求职者中考试成绩居第一，一样不获录用。葛找了七次该院院长，对方表明不满意他的外貌，还坦言：「如果招了你，你将是医院第一丑男！」葛每想起这番羞辱，痛不欲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葛报考广州中山三院的研究生。葛以第一名的复试分数进入了复试，但最后依然不获录取。 　　案例二 　　袁勇，男，湖南湘潭人。袁孩时被邻居泼硫酸而毁容。二零零四年袁以理科成绩五百零四分，专业二百二十九分的成绩考上了长沙某高校，但因貌丑被拒於大学门外。在二零零五年的高考中，袁的成绩更好，理科五百四十分，专业二百四十三分，能上华中科技大学。为了能上大学，袁勇母子特意找到该大学驻长沙招生办事处了解情况，负责招生的老师得知情况后，监於袁勇样貌太丑，表示要和学校商量才能定夺。结果，袁勇母子只好来到长沙的华美整形医院做整容手术。袁於手术后，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中终於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案例三 　　徐红，女，生於重庆开县龙安乡的山区。徐一岁时摔倒在火盆里烫伤，左脸留下了疤痕，也因而立志行医济世。二零零五年，一直品学兼优的徐红经过十年寒窗，终於在高考〈大学联考〉获得五百五十九分的高分，达到大学医学系录取的标准。但川北医学院突然退回徐的入学申请，理由竟是「脸上有疤痕，不适合从医」。川北医学院坚决不收，最后幸得重庆医科大学仗义录取。报载，徐红「从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董志手中接过了企盼已久的大学通知书，泪水在她脸上肆意流滴」。 　　案例四 　　福登，男，深圳市福利院孤儿。七岁的福登一直因为「长相丑」，而遭户口所在地的福田区梅华小学拒於门外。梅华小学的校长认为，福登的长相会把别的孩子吓跑，学生家长会有意见，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其后在引起教育部门及传媒报导等各方压力下，梅华小学才於二零零四年九月让其入读。 　　案例五 　　邓禧，女，成都市温江区人。两岁半的邓禧於二零零三年一场火灾中面部和手部六成遭毁容，一年后到了幼儿园学龄，其父先后给她到几所幼儿园去报名，校方都以种种理由拒收。其中一家拒绝他们的「芳芳幼儿园」建议邓父给邓禧整容，说只要邓禧能整容，学校绝对不会拒收她入学。但邓家说，他们是失地农民，哪里有那笔整容费。 　　领导红光满面、群众满脸病容 　　以上的受害人其实已经算是幸运，他们虽已深受伤害，但因为得到传媒报导而引起关注，甚至获救。无数没有被报导的受害人，就这样在羞辱和贫困中偷生，然后在所谓「稳定和谐」的社会气氛中黯然死去。 　　从「丑男」、「丑女」在中国大陆的悲惨遭遇，可见残忍和没有同情心的本性，在中国人当中依然如旧。貌丑者可轻易的把同学「吓」哭「吓」跑，更引来学生家长的声讨，也可见这民族之神经衰弱与品德教养。 　　中国最高领导人由於养尊处优〈按理还有无限量人体器官供应〉而个个可以神采飞扬、平均寿命远非其他发达国家领导人可比，与中国的落后完全不成比例。胡锦涛於六十岁接任国家主席时，才是「中共历来最年轻的接班人」！当年胡耀邦以七十四高龄辞世时，人民大学民主墙哀胡的对联居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万寿无疆；宁作良臣勿为忠臣英年早逝」！但与此相反的是，由於政府对於一般民众不是蓄意残害就是任其自生自灭，一般中国人平均寿命〈男性〉只有七十岁，知识份子平均寿命更只有五十八岁。而且，一般中国人的残疾率奇高，目前全国各类残疾人总数高达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六．三％，所以容貌歧视在中国牵连甚广。而且，中国是个有一亿三千万乙型肝炎带菌者、五亿五千万结核菌带菌者的病夫大国，人人满脸病容，要不丑就更难。虽然领导人个个红光满面，童颜鹤发，但广大中国人多面色惨黄、形容枯槁，恐怕跟肝功能偏弱和其他五痨七伤的关系，多於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特有的〈惨〉黄面孔，似乎都跟中国的黄土地、黄河那样，看来并不是许多中国人相信的那样是上天赐予中国的「神圣商标」，而只是人为疏於保育的结果。 　　加上统治者的奴役、压榨、阉割和镇压，中国人每多脸容扭曲，简直是折腾得不似人形。甚么叫脸容扭曲，你看看被洋人收养了的中国娃娃长成一个甚么模样，又看看呆在中国的娃娃长成一个甚么模样就会明白。甚至我多次发现，大概由於所用管养手法的文明水平不同，洋人所养的狗也明显比中国人养的狗活泼和有自信，牠们碰面时就高下立见。 　　在中国，若非属於统治阶层，常人绝不会像大熊猫那样备受关爱和保护的。在这样的一个鬼哭神号的国度，统治者或其治下的奴才却偏偏要人长得眉清目秀、秀外慧中，连教书的、读书的都要外貌娟好，企图以最丑恶的手段，制造一张美丽的新中国画皮。更令人心寒的是，受害人在多年媳妇熬成婆后，也随时以同样手法蹂躏后来者。於是，「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 　　原载於2007年4月《开放杂志》 4.中国的黑奴：农民 　　过去几年无数论者不断在争论中国会不会崩溃的问题，结论大抵还是停留在众说纷纭的阶段。其实，对中国经济会否崩溃的关注和疑惑不是新问题，近六十年前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1910-2005)已相当认真的思考过，我认为其观点到今天还是值得重温。他一九四七年在《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一文〈其后收录於《乡土重建》一书或见群言出版社《费孝通文集》第四卷〉中说： 　　「『中国似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的确，中国在现代西洋人，或是熟习西洋观念的人，看来多少是个谜。譬如说目前的经济，已经有不少人预测说，总崩溃就在眼前了；可是一关一关，似乎还是在拖，而且也好像还是拖得过去。这样很使不少人觉得拖是一个万应灵丹了。拖拖也许会拖得出头，正如抗战一般，拖到胜利；经济的困难是不是也可以拖到繁荣呢？要中国的经济豁然崩溃，我想是不太可能，但是拖却拖不出繁荣，倒是一定。小农经济不会崩溃只会瘫痪.....慢性和逐渐加深的病不是轻症。医生和病人都最怕这种深入每个细胞的瘫痪.....我不敢预言在若干都市不会有些类似闪电式的大事件发生，但是以整个中国的经济说，却显然在沿着另一种公式进行，是日渐瘫痪，一直到溃烂不治。.....我们没有〈大崩溃〉这种危机，有的是每个细胞的逐渐在瘫痪。病害得重得多，是沉痛不是险症。.....瘫痪是慢性的崩溃，可是并不使经济结构突然受阻，在还有可以生产的细胞时，还是可以维持着半身不遂的局面.....」。 　　七亿人口并无经济起飞 　　那么，中国经济，或者说中国的农民经济，到今天的发展是否仍然如费孝通六十年前所说的「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一旦沉痾不起呢？从陈桂棣和春桃刚发表的震撼中外、迅即遭党查禁的《中国农民调查》看来，情况确是如此。且看： 　　「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下，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困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淮北〉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 　　作者在书中一再将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国民党年代〈即所谓解放前〉比较，有今不如古之叹。这分明就是比乔治．欧威尔《动物农庄》更荒唐的场景。中国本土作家天天在哀叹被诺贝尔文学奖歧视，一本《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动物农庄》不就是夺奖的不二之选？ 　　由此可见，若问中国当前的经济起飞是真还是假？我看对於绝大部份人口〈即农民〉来说都只是如水中捞月。就如陈桂棣和春桃说，「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谁人有权先富起来？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发展是极其极端的。有人要盖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但更多人是屋无片瓦；有人要建没有人坐得起的磁浮列车，但更多人还是要赤足走路；有人要斥资百亿送人上天，但希望工程的失学小孩还是在等待香港同胞的捐输；有人要将中国的奥运金牌数目推高至仅次於美国，但全国却有一亿三千万乙型肝炎患者、五亿五千万结核菌带菌者、逾半数人口营养不良和半数以上青少年中铅毒。当然，中共这些好大喜功的「成就」对广大受压迫民众的麻醉效果也是不容低估的，被压迫者也许以为中国人民这样就页的在世界站起来了，尽管在自己国家之内还是要像狗〈而且是乱世狗〉一样的匍匐而行。 　　邓小平说，「让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但谁知道其心底话不是「让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几百年」，甚至是「永远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为甚么有人可以有权决定谁可以先富起来？ 　　中国政府一直能有效严厉箝制农民，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中一支呼之即来、任由驱使的超级生产大军，并以强有力的人民解放军子弟兵作为有效吓唬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后盾，令中国千疮百孔的中国经济能够将非人承受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是中国经济尽管千疮百孔却不易崩溃之要因，也很不幸一直是多方论者议论「中国崩溃论」时所严重忽略的原因。而为了让中国的失业率数字没有那么难看，暴露了党的无能，中国政府并没有把中国农村极其庞大的失业人口计进中国的失业率数字里面，中国的失业率叫做「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对於农民的失业率是没有统计，或者说是没有公布的。这确是天下奇闻，也正正反映了中国统治者心目中微不足道的农民低贱地位。 　　中国农民在中国经济所发挥的角色和在中国社会所处的位置，其实可以比作美国南北战争前的黑奴，而论其规模，当前中国黑奴〈即农民〉之众、生产力之巨甚至还远远超越美国黑奴，但由於中国统治者的政治宣传远比洋人出色〈可参见笔者另作《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加上中国农民跟其奴隶主绝大部份同属黑头发黄皮肤的汉人，所以国际间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被牲畜化的问题提升为「种族歧视」或「种族隔离」之类的严正议题。其实，《中国农民调查》不就是中国的《黑奴吁天录》？ 　　农民税款比城市人高两倍 　　中国农民在防止中国经济崩溃起了多大作用，看看他们缴了多少税款就可见一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研究中国贫富悬殊问题时说，「当前我国每个农民的税负要高於城里人。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三十七元人民币，而农村每人约为九十元人民币。 　　城市里，低收入者的税负要高於高收入者.....我国最高收入户的税负，差不多世界最低。」除了有效压榨农民之外，另一个辅助方法是利用股票市场五鬼运财，将城市开始薄有资本者的钱吸乾，如林保华说，「中国股市.....简直就是蒙骗中国小投资者的大陷阱，而这个陷阱不但由中国政府制造，也一直是由政府支持，借老百姓的资金积少成多，来支撑中国百孔千疮的国有企业，并满足贪官污吏的无底慾壑。」 　　只要中国政府确保可以继续有效箝制占了中国人口七成的农民，使之继续发挥美国昔日黑奴一样的角色，我认为以中国人之千年奴性，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很难会在中国发生，「不是崩溃而是瘫痪」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基调，我还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之中短期「稳定」颇感乐观。但由於压迫过甚，中国被压迫的农民一旦有机会发难，必如「黄河决堤」那样「一发不可收拾」，比文革式疯狂更疯狂，中国统治者在处理水患的围堵设堤方法跟处理民怨是如出一辙的，甚至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可见中国许多成语确不是无中生有，而且能够传诵千年，也显示有关问题历久常新。但问题是，决堤后也不一定有重生，农民也只会寻觅一个新皇帝或共产党之类鸟东西，这就是中国巍巍五千年文明的风采。 　　原载於2004年12月《开放杂志》 5.鸦片餐风行中国 　　打从懂得独立思考以来，就发现所谓「鸦片战争」存有许多不对头的重大疑点。譬如说，一个国家何以会总动员吸毒呢？人家又没有把手枪对住你的太阳穴威胁你非要吸毒不可，何况洋人也不懂吸鸦片烟膏的方法，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当全球的「化外之民」都主要把鸦片用於医疗之时，中国这个自称最优秀的文明却在没有生命威迫之下，自动把鸦片当饭来吃，直到满清当局再三取缔也无效，这个现象是极不寻常的，当中所涉及的责任，怎样也不可以一概推到洋人身上。 　　人生苦闷沉迷恶习 　　后来，当我再认识更多中国文化时，就深深体会到中国人的生活几千年来真的是苦闷无聊到无以复加。即使不吸鸦片，他们也会沉迷於这样或那样的无聊恶习，如缠小足、炼丹之类，害处随时比吸鸦片更惨烈。后来，再读到周作人分析中国人嗜鸦片主因是「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见《关於命运》〉简直令人拍案叫绝！寥寥数字，即描尽中国人的颓废精神面貌。对於中国人藉鸦片来排遣苦闷之说，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表认同。〈见史景迁着Opium，收录於Chinese Roundabout：Essays in History and Culture〉。 　　又到后来，我读到中国共产党的发迹历史时，才知道那个骂「鸦片战争」骂得最七情上脸的中国共产党，原来自己在革命圣地延安就是靠种植和贩卖鸦片发财致富起家的，更加荒唐的是，他们的鸦片不是卖给洋人，而是卖给自已的同胞。从这段历史，我又更看清楚中国人那种「严以律人，宽以待已」的精神。 　　以鸦片劫持食客 　　但只要中国人的苦闷颓废精神状态不改变过来，只要中国人那种不择手段草菅人命的阴险心态不改变过来，中国人还是要靠鸦片过日子的。过去二十年，中国人进一步把鸦片的「功用」发扬光大，竟然把它应用到烹调上面去。开餐馆、酒楼的为了令客人成为长客，任其宰割，竞於烹调时暗中添加罂粟壳或罂粟籽之类，今客人吃后上瘾，绕梁不去。将鸦片广泛用於烹调的做法，至少可上溯到一九九零年代初，早在一九九二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学刊《中国药房》(第三卷第三期)上面就有一篇题为〈对罂粟壳应加强监督管理〉的文章，该文警告：「有些不法饮食店〈摊〉主，为了牟取暴利，拉『回头客』竟置国家法律和广大人民的健康於不顾，采用非法手段，通过各种途径套购罂粟壳，并将其辗成粉末，加入饮食汤汁、火锅内，或掺入调料中，使食客用后欲罢不能，以达到赚钱的目的。据有关部门调查情况表明，此举已非个别现象，如不加重视，有继续蔓延的势头。」 　　自食店老板嚐过以鸦片入膳俘虏客人，把客人变成提款机的甜头后，全国无数食店纷纷效法，以改善营收，特别是避免在人人都用鸦片留客的形势下挨打、出局。 　　监於事态严重，中国卫生部不得不於一九九二年颁布《食品中鸦片生物硷成分测定方法〈暂行〉》，但直到二零零零年左右，据有关科研人员所作的多次抽样检验显示，中国多个地方的食店所供应的火锅或汤料，甚至其他食品，还随时有高达三到四成不等含有鸦片。其中一个报导更加惊人：「新密市向河南省防疫站送检五份样品，竟有四份含有罂粟壳！洛阳市卫生局突击抽检了二十三家糊辣鱼及烧鸡等饮食店，十家饭店使用了该类物质。」〈见2000年6月19日《质量时报》。 　　其后「鸦片食店」虽稍见收敛，但依然像所有中国恶习那样：屡禁不止。 　　火锅界的至爱「鲜香王」含吗啡、古柯硷 　　在鸦片餐较盛行的福建，当局到二零零一年年底才通过《福建省禁毒条例》，三令五申饮食业掺用罂粟壳者重罚，彷佛不作此申明，饮食业就可以用鸦片餐款客那样。 　　二零零四年六月中，贵州竟有二百一十五家餐馆因被发现在饮食中掺入罂粟而遭停业整顿，消息震惊全国。含有吗啡的「罂粟调味粉」、「罂粟籽调味油」等罂粟制品相继惊现广州、云南、太原多地。 　　二零零五年年底，据香港《东方日报》题为《罂粟毒火锅悄悄袭港》的报导，发现「部分本港厨师为求『箍客』，不惜铤而走险北上深圳买入内地违禁品罂粟壳，炮制成秘制『罂粟毒火锅』，使客人在不知不觉间吃上瘾。」二零零六年七月，广西南宁警方验出，一直风靡全国火锅界的「鲜香王」调味料竟然含有吗啡、古柯硷等毒品成分，并於涉案公司查封了六十七箱十九种包装的「鲜香王」罂粟籽调味品罂粟籽油；但到二零零六年八月，「鲜香王」又在重庆热销，重庆市卫生监督所专家称，该产品涉嫌违法，禁止食用。 　　鸦片餐甚至蔓延到西藏。据《西藏日报》报导(2005年11月29日)：「在年初，拉萨市禁毒大队在一家火锅店曾一次查获数百斤罂粟壳，而这只是火锅店在锅底中添加罂粟壳的冰山一角。一位在火锅店打工人员称，现在拉萨的饮食行业竞争非常激烈，火锅店也不少，而火锅没有多少特色，要在拉萨立足、发展非常不容易，很多火锅店都在火锅里添加罂粟壳。」 　　许多游历过中国的老外常对我说，对中国餐馆的饭菜念念不忘，时有心痒难熬之感，我就怀疑部份原因是鸦片的作用而已。幸而至今排山倒海的鸦片餐新闻和研究只见於中文刊物，我还没有听过一个洋人说看过「中国鸦片餐」的新闻，否则许多来华朝圣的洋人会吓得鸡飞狗走的。 　　暗中下毒比鸦片商人更可耻 　　鸦片餐得以在中国崛起并盛行全国，到今天屡禁不止的失控局面，是完全其有中国特色的，暂时我还没有听过世界上那个地方的饮食业会为求赚钱把人命作贱到这个地步。我也不明白，中国人的道德号称全球第一，为甚麽会干出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来。从媒体就鸦片食店店主所作的采访可见，他们都是为了求生存才这样狼心狗肺，他们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跟毛泽东在延安为求生存而不择手段种卖鸦片，看来没有很大的差别。 　　同样，就如毛泽东这样不择手段，最终除了自己做了皇帝之外并没有造福中国人民一样，卖鸦片餐也只是为了活己而不理他人死活的绝对自私劣行。若衡以中共的最新道德守则「八荣八耻」，这些卖鸦片餐的食店老板和靠种卖鸦片起家的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就起码囊括以下五大耻：「以危害祖国为耻」、「以背离人民为耻」、「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违法乱纪为耻」！ 　　如果当年英国的鸦片商人是可耻的话，现在这些卖鸦片餐的中国商人则可耻十倍，因为前者是明买明卖，愿者上钩，但后者就是暗中下毒，令人防不胜防，上了毒瘾还以为只是食慾大进，或以为是遇到天下间最棒的厨子。 　　中国人最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资格 　　但奇怪的是，除了几个因吃鸦片火锅而自觉上了毒瘾的受害人向传媒稍作投诉或呻吟之外，似乎一般中国民众对鸦片餐并无很大反应，尽管鸦片餐的问题相当严重，但也没有听过有多少人因而刻意回避这些鸦片餐。就像体育之星姜波、安琦和张宝峰等人一天到南京一火锅店吃火锅，吃到一半的时候，姜波从火锅里捞出一个好像罂粟壳模样的调料，就狐疑说「这个调料里不会含有兴奋剂吧？」於是大家都停下了筷子，但安琦接着就说「都吃半天了，现在不吃也没有用啦.....大伙儿似乎吃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份羊肉。」〈见2004年2月4日《南京日报》〉毕竟「吃」就是中国人用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逃避茫茫前路的主要途径，嘴部的蠕动和对被咬噬物的绝对控制，是无数中国卑微老百姓自觉尚可体现自主权的重要活动，是人生快感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有人暗中把鸦片跟食物结合起来，无疑有助於把中国人吃的快感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也许这正是许多中国人抑压在潜意识里面的秘密慾望，吃过鸦片餐的中国内地朋友对我说，他们一般都是知道食物是加了罂粟的，但还是会大吃特吃。他们说，当然是有人吃得上瘾了，但基本态度是：并不在乎！看来他们对待鸦片的态度并不如外面世界的人想像的那麽认真，这也可从当局对掺用鸦片的食店经营者一般只是轻微罚款了事的宽松态度得到旁证。 　　在一个有六五％国民希望来生做外国人，甚至宁愿做猪也不再做本国人的国家，万马齐瘖，举国若盲，做人那麽清醒有甚麽意义呢？醒着只会感受到更多的痛楚。就如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麽？」诚然，中国人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有以毒品自我麻醉的资格。而在中共当局眼中，沉迷鸦片当然也比沉迷台独疆独或法轮功安全得多，就像旧社会中的财主会觉得儿子呆在家里吸鸦片比到外面狂赌败家安全得多那样。 　　满清时中国人要吸鸦片，还要到药店假「试药」之名，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到食店大吃大喝鸦片餐，方便多了。 　　原载於2006年11月《开放杂志》 6.挥金如土的阉民工程 　　自鸦片战争以来，无数中国人和洋人就开始追问，为甚么一个可以发明纸张、印刷术、火药和罗盘等等奇技的文明，如今会如此落魄坎坷呢？有人认为只是中国运气不好，在国运低沉之时要迎向世界，也有人以「中国衰落之谜」视之为无法解释，又或建构理论巨厦，不一而足，但都未能服众。而我对此问题思考、探索了二十多年后到近年方有突破性顿悟。我发现，中国之所以会一方面发明纸张、印刷术而却长期衰落不起，主要原因是中国并未能同时发明或从外国输入言论自由。纸张和印刷术一直置於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根本就如同垃圾，纸张上所载的都是斲智的官样文章和陈腔滥调。更坏的是，中国统治者不但没用善用这些伟大发明来造福人群，提升文明，而是恰恰反过来，绞尽脑汁利用这些伟大发明去控制民众的思想的行动，但求自己的江山万世不堕。所以，纸张和印刷术一俟传入夷人手中即大放异彩，成为启蒙、解放人类的利器，但在中国却是用以培训奴才、控制奴才、向奴才发施号令的工具。造物者第一时间将纸张和印刷术送到中国人手上，也无法将他们从黑暗的半开化世界中拯救出来！中国统治者为了一己私慾彻底糟蹋纸张和印刷术，弄得举国非奸即愚，中国人有甚么法子不用火药来吓鬼，用罗盘来看风水呢？毫无疑问，中国人误用知识的纪录是人类社会罕见的，一如鲁迅说： 　　「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 　　〈《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1934年〉 　　中国人和夷人对伟大发明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应用，中国衰落确是死於自然，原是用不着引经据典考究死因的。 　　互联网过滤系统全球最精密 　　然而，中国人对伟大发明的糟蹋和误用并未终止，当前中共对互联网的控制，跟历代皇朝对使用纸张和印刷术的控制，毫无二致，都是为了保住政权，而不惜断送民众提升民智的机会。按此发展，两千年后，那些博学鸿儒难免又要苦苦研究为甚么互联网跟四大发明一样，不能拯救中国。 　　中共对互联网之控制，已引起国际间的深度关注和研究，今年四月由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多伦多大学联合研究及发表的报告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中国的互联网过滤2004-2005》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以近六十页篇幅力陈中共这方面的罪行。报告说：「中国的互联网过滤系统之精密，全球无出其右.....它包括.....立法监管和技术控制，动员无数的国家机关和成千上万的公、私人员，审查的内容.....包括网页、网路日志、讨论区、大学的留言版以及电邮。」并称「这些扭曲的网上资讯对中国使用者影响深远，令人忧虑。」 　　Google是世界上最出色并以绝对优势领先的互联网搜寻器，但在大陆最受欢迎的搜寻器居然不是Google，而是数据贫乏速度又慢兼且名列「网络十大流氓软件」的国货-----百度。当中主要原因除了是百度提供大量流行曲及电话铃声下载等软性兼非政治资讯之外，就是大陆的Google已被当局删检得七零八落，受到诸多限制，搜寻极其不便，於是百度才得以称王。知名资讯科技分析公司Yankee Group亚太区副总裁王学军最近〈2007年初〉就披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就是中国手机用户经常使用手机搜寻率相当高，使用率比美国的手机用户还高，不过中国手机用户大多只是搜寻电话铃声或萤幕墙纸一类资讯。这不得不含我们想到中国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专制皇朝的顺民每每沉溺於靡靡之音，这情况跟今天应无甚么分别，因为靡靡之音不涉思想、政治，多能被统治者所容忍，甚至鼓吹。 　　中国公安部和国安局为了控制互联网和利用尖端资讯科技控制民众的「金盾工程」，据学者何清涟研究，前期投入到现在为止，已花去八亿美元。而中国现在一年的中央财政教育支出才仅仅三百五十亿元人民币〈2005年数字〉，人均教育开支长居世界倒数几位，这八亿美元要今多少中国学龄儿童失学，要等待海外的「希望工程」打救！Greg Walton是互联网技术与人权民主运动问题专家，他深入研究「金盾工程」，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金盾工程」要发展的国家保安控制机关，包括：(一)一个包罗全中国成年人口的全国性资料库；(二)全民要随身携备的智慧卡，让当局可在几米的距离内在持卡人不知情下扫瞄；(三)设立闭路电视以监控公众地方；(四)发展一种可让公安当局可以即时对照指纹的技术；(五)建立中国网路上的防火墙，最终目标是「将一个巨大的网上资料库跟一个无所不包的监视网络结合，当中包括语音和面貌识别、闭路电视、智慧卡、信用纪录和互联网监视技术。」(见China's Golden Shield：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国人过去尚因「山高皇帝远」而有一点「自生自灭」的自由，皇帝即使要处死一个在边疆的蚁民也要花好长时间快马加鞭才将圣旨送到目的地，蚁民尚可偷生一段时间。但现在的皇帝发来一个电话或电邮，在「金盾工程」的协助下，从抓人、处死、摘取器官大可几天内就完事。 　　国际大企业鼎力协助 　　中国当局这些阔民奴民大计在加拿大北方电讯(Nonel)、美国的思科公司(Cisco)、太阳公司(Sun Microsystem)及摩托罗拉等国际大企业鼎力提供最尖端科技下进展非常顺利。为中国当局提供度身订造路由器用以拦截网路资讯和搜寻电邮内关键字的思科公司的技术高层称思科无需为中国当局怎样应用这些技术负责：「我们不管中国政府的事，这与思科无干。」〈见Ethan Gutmann着 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Desire and Betrayal，页一三一〉尽管希特勒如毛泽东一样在中国大陆是颇受推崇的人物，但我还是建议参与「金盾工程」的科技人员读一下Racial Hygiene：Medicine Under the Nazis或Cleansing the Fatherland：Nazi Medicine and Racial Hyiene之类关於大批德国医生协助希特勒屠杀的着作，以及他们在纽伦堡大审判上的自辩。 　　我随手在Google搜寻器上打上「思科」和「金盾」两词一并搜寻，竟然有一万两千多个结果，扑面而来的就是思科公司网站的大字标题：「实现『科技强警』-----思科助陕西公安打造『金盾网』」。我再走进有七千多种国内期刊一千五百万篇文章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用「思科」和「金盾」两词一并搜寻，有关文章有几十篇之多，印象最深刻的一篇叫《天罗地网思科帮忙-----我国公安系统的第一个VoIP网路系统》！ 　　广州市公安局在其「广州金盾网」www.gzjd.gov.cn上，以「把互联网装进口袋有助於移动处警」为题，强调康柏掌上电脑iPAQ等科技设施对公安人员如何重要： 　　「当公安民警追捕犯罪嫌疑人时，所有行动小组和独立行动人员均配备随身电脑，行动人员根据情报判断追捕目标所在区域，通过iPAQ在目标地区的数位地图上分析周边地形地物，布置相应的包围圈并迅速占据有利地形。在行动过程中，行动人员通过相应的通讯方式.....将相互间的位置随时传送到iPAQ上，并在数位地图上显示出来。与此同时，移动调度中心的终端.....将所有行动人员的位置、行动轨迹、移动速度等资讯即时显示.....」。 　　一篇推销iPAQ产品的文章这样说， 　　「康柏公司的iPAQ为公安行业提供了量体裁衣式的端对端无线解决方案.....对於通缉案件，无线应用更是大显身手，以前通缉公告是公安部发传真，后来变成网上公布，照片也比传真清楚，但无法在执行的时候查看。现在公安干警在盘查时，可以直接通过iPAQ随身电脑从后台数据库取得嫌疑犯的照片.....再狡猾的嫌疑犯也无所遁形。」 　　中国若再发生六四事件，缉捕学运领袖就省力得多了。康柏中国对其「金盾工程」相关争议业务的回应是「我们不是唯一的公司，所有人都在做。你们可以去问Sun(太阳公司)！」(见上述Greg Walton报告) 　　孙中山若生於今天 　　中国公安部早前更大摇大摆的在其「中国公共安全网」(http://af.cps.com.cn)上以「『科技强警』商机无限」为专题，进一步深化「以商围政」的统战策略： 　　「科技强警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工作。近三年来，廿一个科技强警示范城市共投入近百亿元资金用於科技强警建设.....『科技强警』这项政策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商机，而且这个商机是长久的、持续的。这个商机可以说不亚於北京奥运商机，值得企业去认真研究和把握.....各级公安机关以『金盾工程』建设为契机.....」。 　　国际特赦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二零零四年因为网路言论被中国政府关押的人数比二零零二年多了六十％，到目前已知的仍有三十多人被关押，这就是「金盾工程」一个很好的业绩报告。为了打入中国市场，多少人要出卖灵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为人所忽视的全球危机，就是中国经济勃兴，不仅会以其受污染的产品损害全球人类的健康，也必会拖低全球的道德水平。在中国商场跑了三年的Ethan Gutmann列举了无数勾当案例后说，在中国商场胜利的外商，都无一例外要投入肮脏不堪的勾当，否则只有出局。任你在国外讲甚么自由人权，要来中国发大财，就要参与箝制、奴役和剥削中国平民的勾当，人人都要失节破身，个个着粪。从北方电讯、思科作金盾工程的尖兵，到雅虎应中国政府要求签订《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自行过滤其搜寻器上的内容，到最近竟然向中国公安提供异见人士师涛在雅虎电邮户口内的电邮资料，使其获刑十年，谁敢不从？ 　　中国国父孙中山若生於今天，必被「金盾工程」歼灭於萌芽状态。「金盾工程」将令中国的民主运动和独立工会运动更加艰难，到头来中国工人无了期的被压榨，被迫继续以极低工资出卖劳力，以廉价货倾销全球，为「金盾工程」提供技术的西方国家也是大难临头的。 　　中国当局对资讯科技的误用和滥用沉溺日深，今民众受到人类历史上，甚至是预言小说上也没有出现过的监控，也可能令中国人错过了藉互联网作知识飞跃的机会，他日将中国搞得更焦头烂额之时，必又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闹，不然就是继续「中国可以说不」之类义和团式宣泄。 　　中国今天得以用钱收买灵魂，鱼肉乡民，大家难免会想起始作俑者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森。曾任尼克森捉刀人的William Safire在他逝世前跟他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未能令中国的自由寸进，尼克森语带伤感地说，他对此所抱的希望已不如从前，「我们或已制造了一个科学怪人。」 　　〈"We may have created a Frankenstein."，见2000年5月18日《纽约时报》〉 　　原载於2005年11月《开放杂志》 7.中国虐杀异族甚於列强侵华 　　较早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祝贺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声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又称俄罗斯政府坚定支持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和立场云云。中国居然向仍然霸占中国逾两百万平方公里(尚未计外蒙的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自古以来」神圣领土的俄罗斯乞讨对中国领土完整诉求的认同，也可见饥不择食、无辨米粪之凄凉，也同时将中国政治之胡闹妖妄，推向新的高峰。 　　本来中共一方面坚持共产主义，同时又靠大汉民族主义的招牌沿门托钵，就是今人齿冷的意识形态淫乱。但中共的民族主义及与此并生的领土完整诉求却又搞得不伦不类，一方面以君临天下之势收回香港澳门，以「自古以来」之名日夜死缠台湾，却又对俄罗斯境内比台湾大几十倍的中国领土不闻不问。江泽民甚至於一九九九年与俄罗斯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於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承认了从中华民国到中共政府都拒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条约，也就是放弃了追讨俄罗斯境内两百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权利。但江泽民却又扬言，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若论「自古以来」，俄国境内的中国领土许多比晚至一六八四年才被以武力掠夺、收进中国版图的台湾更古。面积等於两个台湾的库页岛(俄称萨哈林岛)唐代已属黑水都督府，双城子(俄称乌苏里斯克)於明朝西元一四零六年建立双卫城。混帐繁衍，兹不尽录。中共如此演绎「民族主义」和「领土完整诉求」，恐怕除了斥之为「屁话连篇」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 　　对於中国怎样於近代将数以百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拱让予俄国的历史，笔者以为，是值得大书特书，认真研究的。潘恩博〈S．C．M．Paine，1957-〉的大着Imperial Rivals：Chinla,Russia,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两霸相争:中俄的边界纠纷》〉就是对这问题的压卷之作，此书获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评为「确然不同凡响」(truly exceptional)的学术上品，并夺一九九七年的Barbara Jelavich书奖，绝非过誉。本身是人权鼻祖潘恩Thomas Paine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Roberl Treat Paine之后的潘恩博士出身於哈佛大学，并於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俄历史取得博士学位，本书是按其一九九三年的博士论文润饰而成。潘恩博士所以能一鸣惊人，不仅是因为她过人的分析力，也因为谙中、俄、日语的她，有幸於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间在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档案室工作了三个月，此外五年间跑遍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外交部外交史料馆、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Bakhmeteff档案室。 　　中国官员对国土认知一塌糊涂 　　潘恩博士在书中致力粉碎几大神话。一是尽管中俄两国都以九牛二虎之力声称自己是有关疆上的第一个主权拥有者，否定有关疆土在此之前曾为任何人所拥有，但事实是，纠纷中的有关疆土的物主既非中国，亦非俄国，而是原来早在中俄君临之前就居於当地，完全属於另一个文化的人。潘恩博士指出，俄人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未在有关疆土附近出没，一百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该地铁路建成后才有大批俄人抵步。但中国也不是有关疆土的物主。潘恩博士发现，尽管中国一直声称黑龙江和蒙古是中国所有，但从《筹办夷务始末》等文献可见，晚至一八五四年，清朝官员等到要和俄方代表议定边界谈判地点时，才赫然得悉蒙古的库伦〈即今天的乌兰巴托〉并非在吉林附近！毕竟，到十九世纪末，外蒙古还只是归理藩院管的中国殖民地而已，中国官员的无知也是可以辩解的。 　　潘恩博士说，监於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掌握西方的地图学，一八八零年以前的中国疆界谈判官员对他们声称的中国领土疆界的认识是糊里糊涂的。满清官员对於自己的家乡满洲的范围无知得令人震惊，对於黑龙江一带及以北的地方近乎一无所知，对乌苏里江也所知极少，咸丰皇帝足足花了三年才弄清楚黑龙江一带的位置。结果，俄国代表认为中国谈判代表所用的中国地图不知所谓而拒绝采用，但俄国自己也没有有关争议边界的准确地图，俄国就在如此不清不楚的情况下乘中国之危，尔虞我诈的侵占了几百万平方公里中国声称拥有的领土。 　　至於中俄另一个疆界战场-----新疆，中国也绝不是其第一个物主。这一点在言论自由的地方基本已有公论。潘恩博士引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l900-1989〉和徐中约〈1923-2005〉等学者的研究，显示两千年来中国能有效管治新疆至多四百多年，而百到乾隆皇帝才将那里已立国一百多年的准噶尔汗国歼灭，才首次将之收进中国版图，并极其露骨地改称之为新疆，也就是「新侵占的疆土」之意。因此，新疆当然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了，但中共政府却并没有因为新疆不是「自古以来」的领土就让其独立。 　　两国藉扩张体积证明伟大 　　作者指出，可以说，中国所损失的边土，虽然面积惊人，也不过是他人之物，慷他人之慨而已，冤大头别有人在，那就是恰恰居於中俄这两个对领土贪得无厌，而又暴野蛮的巨霸之间的中亚民族。作者进而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就是两个帝国之所以如此热衷於争夺根本不属於他们的领土，一大原因是两个帝国进入近代后的经济表现已乏善可陈，军事上也节节败退，但心理上仍然以为自已是帝国，结果双双走上以不断扩张领土来证明依然伟大之路，因为舍此以外已别无凭藉。作者说，中国尚且还可以缅怀一下过去文化上的光辉岁月，但俄国则确实惟有靠庞然的体积来说服自己大地依然在我脚下。但作者认为，庞大的边陲领土对俄国或中国的发展都是负累，这正是俄国经济发展较中国更难的一大原因，但中国自己看来并不意识到，也不会承认，过去被俄国夺去大片边土其实是因祸得福。 　　另一个作者要粉碎的神话是俄国常挂在口上的中俄友好说。虽然俄国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中国是其老朋友，与中国有着有别於其他所有列强的特殊友好关系，但作者从俄国的档案发现，俄国政府私底下对中国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外交官曾纪泽(1839-1890)於一八八零年为伊犁问题到俄国交涉，据理力争，令俄方非常头痛，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Aleksandr Genrikhovich Zhomini(1814-1888)去信与曾纪泽谈判的外长Girs(1820-1895)说，「这些中国人，不饱以老拳是不会讲理的，但我得承认以我们目前的财困，这很难。」其后又再致函Girs说「不用枪杆对住他们的咽喉，他们是不会就范的.....」，又说「指望这些中国人的尊重和友谊，幻想而已。」在另一封信，Zhomini更揶揄中国人是无尾猿(Barbary ape)。作者说，俄国在八国联军事件中的表现，进一步确定俄国的中俄友好说只是神话。的确，俄国是八国联军中惟一一个乘机侵占中国领土的列强-----占领东北全境，而且也只有俄军屠杀数以千计的中国平民。 　　异族被虐倒向俄国 　　但作者认为最为讽刺的是，中国一方面不断悲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但事实是，当中国有能力欺凌较其弱小的少数民族时，手段每每比其他欺凌中国的列强凶残得多。乾隆皇帝为了降服新疆，对准噶尔汗国的准噶尔回民，实行了我们今天所谓的种族清洗，据估计当时八成的准噶尔人被屠杀，以致乾隆事后不得不移殖大批汉人或汉化回民以填补空荡荡的准噶尔。其后中国西北部回民多次起义反抗中国统治，据基督教传教士MarshaIl Broomhall(汉名海恩波，1866-1937)统计，单在甘肃一地，当地人口就由一千五百万减杀至一百万，当中三分之二是回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人口史》则以数据显示，甘肃人口由一八六二年的一千二百六十九万锐减至一八七四年的三百八十三万，书称「回民起义.....一八六二年到一八七四年(人口)每年平均递减九十万。其间同治九年(1870年)战争较烈，估计减二百万。」另据十九世纪俄国汉学家Aleksei M．Pozdneev(1851-1920)的研究，回民在十九世纪中叶后在中国西北区的起义，葬身其中的达三千万之众。当代研究中国回民历史的专家Michael Dillon教授，也认为当代论者均大抵同意清朝中国政府对西北回民实施大屠杀(carnage)，他除了参考上面说的Marshall Broomhall的研究，也引用了《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八十六卷)上面由屠杀主理人左宗棠将军(1812-1885)向同治皇帝报告的屠杀成绩。 　　潘恩博士说，从中国对异族得势不饶人的疯狂虐杀，可见中国人的所谓「中庸之道」又是另一天大神话。这与笔者的一贯观点不谋而合，潘恩博士能够参透中国人这个极为隐蔽的特性，非常难得。 　　潘恩博士痛陈，中国一直没有反省其虐杀边区异族的帝国主义行径，只是沉溺於被列强欺凌的受害者角色，将自己手上沾满的少数民族鲜血洗得一乾二净，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正义的受害人。到共产党夺权后，更利用社会主义共产国家例必反帝反殖的假象，甚至毫不面红地三令五申：「永-----不-----称-----霸」！中国若不称霸，不向外扩张、不四出侵城掠地、不歼灭异国，今天就只是蜗居於其文化摇篮地-----黄河流域一个角落而已。中国的汉人尽管鄙夷满人及满清政府，不惜追怀比清朝更残暴的汉人政权-----明朝，但对於由满清亲手掠夺回来的领土〈当中包括於康熙23年即西元1684年抢回来的台湾〉，中国的汉人却是照单全收的。原来他们完全无意把那个不义的鞑子皇朝的贼赃物归原主，回到大明的疆界。 　　作者说，西方学者长期深刻反思欧洲帝国主义就中国或鸦片战争的所为，汗牛充栋的反思着作，相对之下对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人统治下大苦大难的低调处理，都无形中令中国永远贞洁永远受害的神话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即便是作风前卫的中国知识份子或民主人士，也罕会反省中国的帝国霸权秽行，深挖中国人灵魂的阴暗面，有的更甚至将所谓「领土完整」的价值放在一切价值之上，闻者心寒。 　　作者说，中国对待边区异族的手段远比俄国残暴，结果使他们纷纷「离家出走」，倒向俄国，令中国与俄国处理边界争端时非常吃亏。作者批评中国到今天还是没有汲取历史教训，对待西藏和新疆的手法仍然不改残暴，只会助长分离主义。原来人类历史上虐杀中国人最多的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虐杀回教徒最多的看来也是非中国人莫属。但回教世界反而每视中国政府或中国人为同路人，而中国则向欺负中国最甚的俄国挤眉弄眼，反而视历史上较善待中国的美国为寇雠。中东与中国品味彷佛，两者俱从世界盟主之位双双坠崖，看来并非意外。 　　原载於2004年5月《开放杂志》 8.中国越统一压迫越惨烈 　　许多「惟统一论者」深深认为，中国国力越强，国家越统一，民众就必然更幸福。这种大错特错的观点流传甚广，让中国人民〈不是政府〉付上了悲惨的代价。 　　要批驳「中国国力越强，民众就必然更幸福」一论很容易，只要到网址http://hdr.undp.org/，看一看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全球理想国家排名榜，看看有多少小国寡民、毫无力量左右世局的小国长期位居人类理想国之首列，又有多少在国际间举足轻重的大国如中国者长期位处榜末，便足以恍然大悟。 　　至於中国越统一，民众就又是否必然越幸福呢？要回答这个看来非常庞杂的问题其实也不太难，我们只要用计算机把中国历朝的分裂与统一的时间计算一下，再看看有关朝代中民众受压迫的程度，就可以得到重大启示。 　　中国分裂是常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1945-)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一本非常重要、在国外日受重视、却在国内被「置之不理」〈作者语〉的着作，名为《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作者就以非常广博的中国史地知识和惊人的学术能耐，精算中国历代的分、合时间，结果「计算结果与传统的说法完全不同」。他发现，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一七五九年即乾隆年间实现的，历时只有八十一年。但这个界定太严格了，他采用了另一个宽松得多的准则，就是「把基本上恢复前代的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为标准」，以此算法则中国统一的时间约有九百五十年，而在「这九百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是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崇祯后期等。」这九百五十年是从中国百次出现统一局面的秦代算起到清末，也就是统一时间有四五％，若从西周共和算起，更只有三五％！当然，若不以清末为终点，统一时间就更短了。 　　这个发现跟一般人甚至中国史学界所抱的「中国合多分少」的印象式看法几乎相反，难怪这个学术发现到今天很多人在情感上还是不愿接受，设法回避。 　　中国统一时压迫最烈 　　按葛剑雄教授的统计，中国最统一的几个朝代依次为：明(统一时间有二百三十六年，占八十五％)；元(统一时间有七十三年，占八十二％)；秦(统一时间有十二年，占八十%)。其他朝代的统一时间的比例都在七成左右或以下。 　　然而，在明、元、秦三朝统治下的中国人是否特别幸福呢？对中国历史稍具认识的人都会同意，这三朝都是除中共之外，中国历来最独裁、最残暴的暴政，在最统一的明朝，其特务制度之严密，对民众箝制之严苛，更公认为历朝之最！反而并不以残暴着称、为不少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汉(西汉)、唐其统一时间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五十八％和四五％！』 　　由此可见，中国越统一，政局越稳定绝不表示人民就一定越幸福，这两者之间绝对没有正面的必然关系。反而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已充分说明，国家非常统一时，人民是可以被强大的政府压迫得很悲惨的！ 　　无怪葛剑雄教授统观了中国的分、合历史后禁不住发出「乱世的魅力」之说，认为「国家越统一人民越苦，国家越分裂人民越幸福，思想越发达」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国家越统一越有利於滋长定於一尊的权威思想，统治者越没有时局危稳之虑就越有余力暴虐蚁民。 　　中国的言论、思想自由自从在万国林立、你争我逐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过后，便一直到二千六百年后同样四分五裂的民国时代才重临中国，而且还主要只是外国人统治下的租界。 　　越统一，人民真的越快乐吗？ 　　原载於2000年6月13日台湾《自由时报》 9.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糟蹋 　　中国大陆官、民之浪费，是举世无双的了，郎咸平就写了篇广为传诵的〈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但我认为中国人的浪费不仅仅是一般文明世界所说的浪费，也是有其浓厚「中国特色」或「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国式的浪费往往与摧残、蹂躏合而为一，所以是糟蹋。而且这种槽蹋也是世所罕见，所以要在前面加「畸形」二字，以资识别。 　　从馊水榨取食用油 　　虽然约占中国八成人口的农民生活仍然困苦得无以复加，全国有两亿人每天人均消费不足一美元，但中国人浪费食物也是毫不手软的。调查显示，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吃剩十％，一家餐馆平均每天要倒掉五十公斤剩饭菜。仅对陕西一个省的统计，一天就要浪费掉五千吨饭菜。全国一年下来，就这样倒掉的饭菜高达六百亿元人民币。浪费到此为止，已经是要千咒万骂的了，但还是可以想像的。但利字当头不理他人死活的中国人竟然大举从食店收集这些馊水，这些馊水或再混合食店中无数次反覆油炸至不能再用的废弃油，然後把这些油淋淋的馊水里面的油压榨出来当食用油卖钱，再把剩余的残渣汤水用来喂猪。这些馊水本来就是来自中国市场上典型的伪劣食品，加上在储存、运输过程暴露在空气中，微生物、细菌大量繁殖，动物性油脂氧化腐烂，腐败变质产生毒素，其实就是连猪也不应该吃的，现在却「物归原主」，回流到食客的胃里。 　　这种从馊水或泔水中榨取的油就叫做「馊水油」或「泔水油」，在中国大陆相当流行，防不胜防，避无可避。我把这些「中国新貌」跟我的曾畅游中国的挪威友人分享，他们都流露出极度震撼和痛苦的神情，看来是很想多知道一点，但又怕再知道多点真相会承受不了。 　　这些「馊水油」〈还有从地下废水道采集而来的「地沟油」〉由於比正当食油便宜得多〈每斤一元左右〉，很受餐馆欢迎。其他一般需用大量油炸的食物如即食面，也爱用这种贱价「馊水油」。西安市政府早前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清理非法从事加工销售废弃食用油脂专项行动，从二零零六年四月起三个月内就收缴了泔水油近十六万公斤！西安市商贸局并组织了全市四十五家餐饮参与「西安市饭店餐饮业坚决抵制使用泔水油，确保市民健康用餐」行动。但这跟「(黑龙江)牡丹江捣毁泔水油黑窝点每天千吨假油运往全国」的新闻比较起来，其是何足道哉。 　　这种「馊水油」今人极度恶心尚在其次，最大问题是一般含有大量黄麴毒素(aflatoxin)、苯并芘(benzopyrene)和砷(arsenic)等多种烈性毒素，在国外只会作生物柴油用。每年成千上万吨的「馊水油」倾进胃里，诱发了多少癌症、怪病，槽蹋了多少人的健康，浪费了多少医疗资源，又多制造了几多亿个的东亚病夫？ 　　活牛活猪注水惊天地泣鬼神 　　在中国，注水肉才是家常便饭，注水牛肉、猪肉、鸡肉、羊肉最普遍，而注水狗肉、驴肉、兔肉、蛇肉等等也时有所闻。中共虽然对法轮功台独疆独等民权运动控制到几乎滴水不漏，但面对注水肉等无数食品祸患却是出奇无能。《南方都市报》月前就报导，「东莞注水牛肉日流深圳六十吨」，全国加起来有多严重，可想而知。但中国大陆的注水牛肉、猪肉〈甚至是注水羊肉和狗肉〉的制法跟全世界的注水肉都是不同的。全世界的注水肉都只会在动物屠宰後才注水，但在中国，注水分成两个步骤，屠宰後固然要注，屠宰前也要注，而且以後者注入的水分更大。在中国，这叫「活牛注水」或「活猪注水」。注水工把水管强行从牛嘴巴或鼻子插进胃里，有时为了灌进更多的水，注水工会把锋利的钢管插入牛的胃里放气，腾出注水的空间！牛只经注水後体重通常增加三分之一，也就是三百公斤变成四百公斤了，这样牛宰杀後就会有大量的水残留体内。至於活猪注水，方法是在屠宰前用铁钩挂穿活猪的下巴，迫使猪头昂起，乖乖让插进来的水管任注。有些中国人扬言「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若他们指的是中国猪，大抵只是因为还不知道中国猪死前随时要灌水这样的事。 　　中国中央电视台於二零零三年底在着名节目「生活」中播出了活牛注水的整个过程後，相信让好多观众一段好长时间也不敢再碰牛肉，也让我想到曾被日军灌水的中国人其实不是那麽值得同情，只要有机会对付弱者如猪如牛，中国人是绝不会比日军失色的。到二零零四年中，央视再於「生活」中播出「四川泸县给生猪注水成专门职业」。的确，在中国，给猪牛在屠宰前灌水已成专业，就如山东省聊城市荏平县洪官屯乡一家屠宰场的老板在「生活」中受访时居然说，他们精於「活牛注水」，宰场都是根据市场行情和客户的要求，以提供不同含水量的牛肉，「我们做生意的要讲究信誉，你要甚麽质量给你甚麽质量的。十％的，十五％的，五％的，二十％的水都是自己掌握。这个一头牛出多少肉，咱们自己心里不是都有数嘛。」这样灭绝人性的话，这个年代除了中国人，还有甚麽人讲得出来？《注：公然谝钱的技俩，还矢言「讲究信誉」，中国人真的烂到不可再烂了！》 　　虽然，当局也似乎在努力企图以设立定点屠宰场以解决私营屠宰场制造注水肉的问题，但定点屠宰场的管理也如中国的所有管理那样：千疮百孔。「定点屠宰场加工死母猪」、「定点屠宰不定点主管部门装哑巴」、「定点屠宰亟待改进」、「定点屠宰亟待规范」、「定点屠宰令成一纸空文」等等新闻排山倒海而来。而且，国内的肉品稽查人员还流行收取『注水许可费』，总之，当任何的监督措施都变成敛财揩油机会之时，一切所谓变法改革治理整顿都是徒然。 　　中国目前每年约屠宰六亿头生猪，一亿三千万头牛，即使当中只有一成在屠宰前灌水，要给三百公斤的牛或一百公斤的猪注水增加三分之一体重，再加上在灌水过程中动物挣扎而浪费掉的，还有在屠宰後用针筒之类工具大量注入肉块的水分，一年下来所浪费的水，可以灌溉多少公顷乾裂的农田，可以填满多少断流的河溪？虽说这些用以给活牛和活猪灌水用的水部份并非自来水，而只是不宜饮用的受污染井水或河水，但在中国许多地力，由於地下水乾涸，就连这些受污染的井水或河水也是没有的。 　　中国大陆民众的人均水资源只有全球人均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些地方甚至每四天才供应自来水一次，也越来越多人发出中国将亡於缺水的言论，却有无数中国人以数以千万立方米的水资源用於活牛活猪灌水以敛财，害了人类，也给动物带来极大痛苦。所以，即使中国最终或会亡於缺水，倒也不算是甚麽坏事，因为这到底是自取其祸而已，最坏的是中国人的自作孽祸连别国，譬如中国的污染物飘到台湾或日本，或如最近报导指中国为了缓和对水源的渴求，而有意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以让这条从西藏流向印度的河流改道流向中国境内，置印度国民死活於不顾。每想到中国人对天然资源对人类对动物完全不可理喻的摧残，就非常怀疑他们有没有资格继续扩张，或收回由其他文明国家代管的领土。 　　卖血、活摘器官、人造孤儿 　　虽然中国大陆奉行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五十多年，却培养不出会自愿捐血和捐赠器官的国民。结果，血是要买卖的，而器官，不是从死人身上摘取的，而是从活人身上活摘下来。即是说，明明可以废物利用不做，却偏要把一个健康的活人好端端的弄至半死或死亡，而去救另一些较有钱的活死人，这也是适者生存演化论在中国恶土上的怪胎。中国有数百万人以卖血维生，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赤贫得一无所有的人，而铺天盖地的卖血活动也令爱滋病在中国濒於失控。跟卖血、活摘人体器官的颠倒谬行一样，外国人到中国收养的婴儿也未必是真正的孤儿，而随时是人口贩子拐带或收买回来，或是中国赤贫妇女为改善生计而为黑市婴儿贩卖市场刻意繁殖的「人造孤儿」。但中国当局对於这些「人造孤儿」的勾当一直不想张扬，因为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已经是门大生意。 　　据法新社月前报导，单单在二零零四年一年，仅从官方传媒报导中就已有三千五百名婴儿从人口贩子手中救回，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拯救对这些原本有机会落入洋人怀里的婴儿来说，是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不幸。最为槽蹋生命的是，中国的「人造孤儿」市场除了刺激了婴儿拐卖活动，更催生了以繁殖并售卖亲生骨肉作「孤儿」的行业。《时代杂志》就曾报导云南妇女靠不断贩卖亲生骨肉来餬口的惨况，当中一名已卖了两个亲生骨肉的二十三岁妇女说了一番必须载入《中华五千年文明》或《新中国万岁》的话：「以前我们靠养猪赚钱，但要一年才养大一头猪，而且饲料又贵，生个孩子九个月就行，而且不花钱！」 　　(见TIME Asia 2001年一五七巷第一期www.time.com/time/asia/magazine/2001/0108/babies.smuggle.html)。 　　年前当局就揭发「河南一农民为『快速致富』七年卖掉五儿女」，「获利三万」！但报导指：「在理论界，关於自生自卖算不算拐卖、犯罪颇有一些争议，这客观上增加了打击的难度」！ 　　以上数例，就是我对中国式畸形糟蹋的一点观察。 　　原载於2007年1月《开放杂志》 10.万马齐瘖诚可哀——读《谁是丑陋的中国人》 　　在Arthur Smith、鲁迅、柏杨、孙隆基、刘晓波等人都已经数落了中国人无数的缺点後，「丑陋的中国人」这样的课题还有甚么好写？很奇怪，真的还有。而且写得很好。 　　拔刀相助的神话 　　相信任何心智上已获启蒙的人也不会反对，传统中国人-----或者说是传统汉人的社会，一般都是虚伪得叫人作呕的。比如父母或师长在我们小时候都会三令五申的叫我们做人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要切戒「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民族陋习，但要是我们信以为真，有天真的给不幸的人「拔刀相助」、要跟恶势力战斗，我们便会马上看到，这些曾经鼓励我们要做好人好事，要有牺牲精神的人往往是第一个上前阻挠我们仗义的人。 　　一代人中仅有的几个实践家就这样很快的幻灭了。这样的道德教诲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不停的讲，但实践是绝不可能的。要是搁开人道主义不论，这一类讲一套做一套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师长-----活下去也只会令这个堕落的世界变得更加堕落。 　　我常想，要是有人坚持在一个人人都不会行侠仗义的社会上行侠仗义，这会是一个怎样勇敢、可爱的人？特别是，这个人会有怎样的「下场」？ 　　现代豪侠吃尽苦头 　　这样一个要硬闯中国野兽社会的现代豪侠，笔者最近终於发现了。他是梁晓声(1949-)，在中国的文化界名声不小，写有颇受欢迎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还有《雪城》、《浮城》等。 　　他以自己在大陆社会无数因看不过眼而冒死给弱者拔刀相助的经历为骨干，写成《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九三断想》一书。作者也以实例刻划了大陆社会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出现的疯狂百态。 　　一次，作者又目睹了两个壮健的北京人流氓欺负一个蹬着平板车看来是来自乡间的青年，企图敲诈，态度凶甚。他马上就决定这事他一定要管。 　　然而，作者却只是个个子不大，长期伏案写作，害上颈椎病，满身都是大小毛病的汉子。他马上从水箱抓起两只水瓶子，一手紧攥一只，向两名流氓严正宣战：「三个数以内，你不放开他，老子管叫你脑瓢开花！一、二......。」 　　他那时暗忖，「我想我当时的样子，大概确实使他们意识到-----碰到一个不要命的。颈椎病，令我脖子不能完全伸直。即使正视别人的时候，脖子也是显得硬挺地硬着，头也是侧着，尽量将目光向上挑起而已。打一个比方，斗牛场上的斗牛，一般就是那么地瞪着斗牛士的.....。」 　　他还未数到三，两个流氓就给吓退了。作者冷醒下来後有这样的判断：「他们不算是真正的流氓。更非亡命徒。充其量是两个『准流氓』.....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相当不少，并且已在逐渐增多。平时他们混杂在正常的人群之中，一个个人模人样的，总不至於被认为是流氓。但在某些特殊的，那怕稍微特殊一点儿的情况下，他们.....便会产生出某些丑恶和邪恶、凶狠和残暴来。比如落井下石.....以强欺弱.....遇有可以坑人一次.....虐同胞以消遣取乐一次的机会，他们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又一次，作者排队买火车票时看到公安把排队的人完全像牛像马的用警棒敲打，便忍不住批评几句：「同志.....你是人民警察，这样子对待公民，影响就不恶了？.......秩序本来就是由於你们售票人的做法不当才搞乱的嘛。」话音未落，公安的警棒己狠狠的捣在他的胸口。他还是压低声音说，「这跟解放前的旧警察作风还有多少区别啊........」鬼知道公安耳朵那么灵，他马上被揪了出来，肩上又挨了一棍。更糟的一次是，作者为了救一个被众人往死里打的嫌疑小偷，而被人群殴至遍体麟伤。 　　作者在言论上的胆子也是大得不要命的，如人权问题，他说：「我想坦率的说，我们中国，在人权问题方面，值得我们自己反省和忧患的『阴暗面』，有时候的确是今我们不能不摇头叹息的。」就申办奥运问题，他说：「对於中国申办奥运成功与否，并不抱兴奋和失落截然的心理.....举办一次奥运会，至少需八亿美元.....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据我看来，如果不够用来将全国大中城市里那些目前仍存在着的低矮破旧的民宅一次性地全部推平，盖起楼房使老百姓早日住上，至少也能一次性地解决掉三分之一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吧？」就经济改革，他说：「问题在於，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如鱼得水，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惘。」 　　「见死该救还不该救？」 　　作者这样自问：「从小就爱打抱不平，因而自讨了许多苦吃.....而我又经常奉劝自己，梁晓声你已经四十四岁了，你已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了……爬格子这一种你自己选择的活法，早已大大耗损了你的健康。你早已不是当年在兵团抬大木的那个梁晓声了.....你若有个三长两短，你的老婆孩子就该落到很可怜的地步.....」但是，「每遇到这些事，还是不能够保持矜持的沉默。」 　　作者一再沉痛地追问：「为甚么在我们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见死不救的事层出不穷？」一天，作者碰巧在大学的课堂内看到学生在热烈辩论「见死该救还是不该救」的课题，他对於这样的问题也要争辩感惊讶，但讨论结果更加令他困惑：意见严重分歧！ 　　为此，作者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他拿这问题就教於一些中小学生，高中生说：「救当然还是要救的，不过要尽量避免牺牲自己........。」初中生回答更趋一致：「小猫小狗能救也该救哇，何况人？.....」小学生和他的小儿都清楚的说：「要救。」 　　作者想：「如果儿子以後读上大学，又和我重新讨论起见死救与不救的话题，我应该说他学有所得了呢，还是该认为大学.....误人子弟呢.....。」 　　原载於1996年香港《星岛日报》 11.基因研究动摇「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 　　最近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遗传学家合作完成对澳洲土着的基因研究，首次确定澳洲土着也跟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那样，其祖先均来自非洲。在此之前，虽然国际间的基因学者已几乎无不同意现代人类均起源自於过去十万年间从非洲走出来的晚期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但对於澳洲土着的起源仍然不敢肯定，因此依然今多年来节节败退、数目越来越少，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的「多地区人类起源论」信徒尚有一点幻想的余地。正如负责这次研究的Toomas Kivisild教授和Phillip Endicott教授说，这个研究发现给「多地区人类起源论」又再加上另一口棺材钉。而望着这副棺材发愁悲泣的，自然是中共当局和大中国主义者的了。 　　中国死守「人类多地区起源论」 　　学界曾有多年对人类起源抱有两种主流看法，一是单一起源论，通常就是指现代人类约於过去十万年间从非洲外移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二是多地区起源论，意思就是现代人类乃从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科动物(hominid)独立演化而来。但自现代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兴起以来，基因学者以人类基因里面的忠实准确的标记追踪并测定现代人类过去的生物演化过程和时间，至今已多次反覆检定了现代人类确是於过去十万年间起源自非洲，於是学术界已纷纷扬弃「人类多地区起源论」，「人类单一起源於非洲论」几乎已成定论。但惟独中国大陆，出於「政治需要」，依然竭力对近年基因研究对人类起源的重大发现装作视而不见，继续拥抱着一大堆缺漏不全的化石，垂死挣扎的迷恋着「人类多地区起源论」，依然坚称中国人起源自中国本土，特别是来自在中国出土的北京直立人(即所谓北京人)。基因研究已清楚显示，中国的现代人类绝不是从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或北京猿人演变而来，而是在距今一万八千至六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这些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把早前同样来自非洲的北京直立人全面取代，两者也没有杂交。研究人员一般相信，生活於东亚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在於上一个冰川纪即第四冰川纪(发生於一万五千年至七万五千年前之间)，由於气候恶劣而灭绝。自北京人出土(并遗失)六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出土的直立人化石越来越多，已不稀罕，现在还加上基因研究显示北京直立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北京人」头盖骨的研究价值与意义已经暴跌，但中国大陆还是不改对「北京人」的膜拜，并一次又一次的发起寻找「北京人」头盖骨行动，这是极具「愚民效果」的政治小动作。 　　那为甚么中国大陆的学者绝大部份依然不理会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要坚持中国人是起源於中国呢？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中国学术界负有重大政治任务，在中国人起源的问题上尤甚；其次是许多中国学者都是狂热、盲目的大汉或大中国主义者。 　　中国式民族主义内容荒诞 　　按照共产主义的教义，民族主义按理只是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东西，所以共产主义信徒原应只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却不但讲民族主义，而且由於它是彻底把民族主义用於政治目的，所以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更讲民族主义，甚至把孙中山当年为了制造全中国和谐表象而捏造出来的「中华民族」概念窃为己有并狂用(但对於孙中山的另一个产物「中华民国」则要赶尽杀绝)。无论如何，共产党人讲民族主义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乱伦，但中国共产党并不以此为耻。更坏的是，中共所讲的民族主义异常狭隘，其内容不但由政府任意规定，而且是建基於极其荒诞胡闹的基础上，那就是，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大前提必须是：中国人的始祖一定要来自中国大地，如中国人就必是「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那样〈而且由於势利眼，似乎连做败将蚩尤的子孙也不可以〉。这样的民族主义应是中国独有，可以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中共企图让人相信，中国人都是来自一发源自中土的祖先，并在此共同血缘下、万世一统的发展下来。 　　所以，说中国人不是起源自中国，是中共当局甚至是许多中国民族主义者难以接受的事，特别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统治的救命稻草，中共非经过一番漫长的捶胸顿足挣扎，是不会承认中国人不是起源自中国的，承认中国人是「黑帝子孙」的。 　　统一台湾的藉口更形牵强 　　既然中国人的始祖是非洲人，那么中共要求统一台湾的诉求就变得有点尴尬。几年前中共曾骂吕秀莲搞台独「数典忘祖」，到去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还是弹着「数典忘祖」的老调说「(陈水扁总统)数典忘祖，妄图割裂中华民族的血脉，切断两岸同胞的骨肉联系」。以前基因研究不够发达，许多人胡里胡涂才相信中国人是黄帝子孙，那时讲「数典忘祖」还有一点点意义，但现已发现中国人的始祖是非洲人而不是三皇五帝，那么温家宝骂陈水扁「数典忘祖」就相当无稽了。而且，基因研究甚至发现，台湾目前为数几十万的原住民最初约在一万四千年前由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一带迁徙而来，并极可能是玻里尼西亚人(Polynesjan)的祖先，又与北美伊努依人、南美印地安人的血缘相关。那么，他们与中国大陆的血缘关系就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统治者晚至一六八四年才首次成功侵占台湾并将之划入中国版图，但中共却一直以台湾『自古以来』为中国神圣领土为由而『坚持要收回』台湾，那么，台湾原住民一万四千年前就已经来到台湾，若以「自古以来」为领土归属依据，台湾原住民不才是货真价实的台湾主人么？但为了不惜一切的证明中国人与台湾人是「万世一统」、「血肉相连」，《人民日报》就曾发表了以下这篇可以反映中共的逻辑能力处於灾难性低水平的千古奇文： 　　「地理上，在远古时代，台湾岛与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地壳的变动，与大陆连在一起的部份沉入海底，形成海峡.....也就是说，台湾岛本是祖国大陆的组成部分.....」 　　(2000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注：倒不如说：「地理上，盘古初开时，所有国家与大陆是连在一起的，后来因为地壳的变动，与大陆连在一起的部份沉入海底，形成海峡.....也就是说，地球上所有地方本是祖国大陆的组成部分.....」，好一套愚人谝己兼无知低能学说，虽然这类学说在中共高官来说是「潮流语」。》 　　若按此理论，恐怕全世界只能有一个国家了，因为，就近在一万年前，澳洲还是与新几内亚相连〈所以非洲人才能从新几内亚步行到澳洲〉，而在更早之前的盘古大陆(pangaea)期间，地球上的陆地还是全部连在一起的。中国人过去一百以中国人身为发源自神州大地的原住民〈甚至是中国最古老的原住民〉，以爷爷身分作为统一台湾的重要依据，但现在发现两者都是来自非洲的移民，那种幻想出来的「爷孙」臣属关系就更属痴人说梦了。 　　总之，中国人为了扩张领土而歪理连篇的前科之多，已指不胜屈。譬如中共一方面反对英国人使用「新界」〈即新侵占的疆界〉，自己却肆无忌惮地坚持使用「新疆」〈一样是指新侵占的疆界〉，甚至在无数文献中居然厚颜无耻地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那么，为甚么英国人不可以也说「新界自古以来就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呢？ 　　曾鼓吹全人类都是起源自中国 　　中国大陆学者或一般中国人由於多属狂热、盲目的大汉或大中国主义者，无论被中国文化折磨得多悲惨，也绝大部份依然对身为中国人极其自豪，依然深信不疑中国文化跟其他任何文化比较都无比优越，所以绝大多数不但难以接受中国人不是起源於中国，甚至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曾鼓吹全人类都是起源自中国，譬如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几本书籍，就都载有以下一段文字: 　　「亚洲多是黄种人，美欧多是白种人，非洲多是黑种人。但不论甚么肤色，其现代人的鼻祖仍被推论为黄种人.....许多科学家认为，不管是黑人、白人，都是从五十万年前的猿人进化到大荔人，进而衍生成现代人的。」 　　〈见《人文地理学概论》、《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千古之迹[世界文化史五零零疑案]》、《人类未解之谜新探索》等〉 　　正如一中国大陆考古学者说：「试问会有哪个中国人会不想见到人类证实起源於中国呢？」〈《亚洲华尔街日报》1998年6月17日〉 　　《注：难道支持以上学说就不是数典忘祖、离经背道、忤祖逆宗、不求甚解的理论了吗？》 　　但今天，由於实在太多科学证据显示现代人类确是起源於非洲，中国大陆人士才不好意思再撑不去，不得不悄悄少提全人类起源自中国的论调，一些中国学者暗中把中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调整为「人类演变的摇篮」！但对於中国人起源於中国这条「防线」则依然拚死坚持。这情况跟中国在过去几百年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几乎一样。最初，中国不知天高地厚，都以为中国是天下第一，外国人都是野蛮人，都要奉中国为王，必须以中国天朝的标准行事。到后来中国终於醒觉自己才是野蛮落后之邦时，才不敢再指令各国按天朝的标准行事，只要各国不再干预中国「内政」，不阻止中国政府「关门打狗」就於愿已足了。 　　中国人不屑做非洲人后代 　　中国另一个要坚持中国人是起源於中国的原因，相信是因为中国人实在太难接受中国人的祖先，竟然是深为一般中国人所鄙视的非洲人。要是基因研究证明全人类是来自欧洲，相信中国人不会那样抗拒，那样苦苦坚持中国人非要起源於中国不可。在人人是「监貌辨色」专家的华人社会，当中包括香港特别是中国大陆，种族肤色歧视向来非常严重，一般人对於非洲人的歧视尤其露骨。「黑鬼」之声，就像排泄那样自然的随时从当地华人之口溅射而出。早前连饱读诗书的陶杰也说:「卢〈维思〉同胞，谂真鱓(编注:广东话，「谂真D」意指想清楚一点。)，认清国际大势，连非洲黑鬼，都当中国系神咁拜，千祈唔好咁冲动做傻事呀！」 　　(香港《苹果日报》2007年2月9日) 　　其他的市井就可想而知。年前香港就有一本地男子斥骂一尼日利亚黑人为「死黑鬼」，被该黑人还以颜色，迫令该港男受「腋下之辱」。结果黑人被判监并获缓刑，但骂人「死黑鬼」的港男却完全不被检控！但我肯定这港人事后不会忏悔，而只会怨自己倒霉或哀叹其他同样歧视黑人的同胞居然见死不救。华人稍一听到「黄皮狗」马上就会指人辱华并发癫撒野，於是早前无数大陆民众由於不懂义大利文并深受中国式民族主义的毒害，一看到一着名手机的测试讯息中跳出意大利文Ciao(意思即「再见」)，就误以为这是指松狮犬(Chow Chow)，并进而肯定这是国际间把中国人当作狗的辱华图谋，於是群起而攻扬言杯葛，但警惕华人「辱洋」却从来不是华人的兴趣所在。虽然有人争辩说，中国统治者在自己国民大饥荒屍横遍野时，也以天文数字援助非洲国家呀，但这些援助完全出於政治利用，毫无关爱成分，此所以何以当毛泽东正重金援助非洲国家时，可以同时发生中国学生排挤并驱逐非洲留学生的大笑话。无论如何，中国人对非洲人的歧视已经根深蒂固，虽然其他某些国家也歧视或曾经歧视非洲人，但像中国人那样弱於反省、不知悔改的，则闻所未闻。所以要一般中国人接受自己的祖先是非洲人，是非常痛苦的事。我曾就此询问过多位外国人和中国人，当中没有一个外国人介意自己的祖先是非洲人，但中国人则显然相当介意。而我，则为单纯的非洲人可以在几万年之间，继续进化为某些文明国家那样的仁人君子，或退化为盛产於中国的奸邪凶恶奴才小人，而陷入深深的沉思。 　　「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怎样继续在「非洲人是中国人祖先」这残酷事实下胡混下去，将是一出比香港「伪特首选举」更富娱乐性的闹剧。 　　原载於2007年7月《开放杂志》 12.东亚病夫已成世界病夫 　　最近又看了几宗惊心动魄的中国大陆新闻。 　　第一宗，新华网报导，中国大陆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达一亿三千万人，三十％至五十％的病人透过母婴传播而感染。广东感染率高达一七．八％(全国为九．七五％)，每六个人中就约有一人携带病毒(注1)。 　　第二宗，英文中国日报网站报导，中国卫生部营养专家说，「营养及健康问题至今在中国人民当中萦绕不去；不合理的饮食、营养的缺失，譬如碘、铁及维他命，已成为全国存在的问题。此外，大量民众的健康在水平以下.....由於缺乏营养，偏远地区的慢性疾病正在急速增加；目前接近七亿二千万人住在缺碘的偏远地区.....」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营养不良令中国每年经济损失高达三百亿人民币，相当於国内生产总值的三％至四％。 　　第三宗，新华网报导，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承认，中国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全国共出动执法人员一百三十一万人次。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说承认，「污染反弹屡禁不止.....环境执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据山西、河南、四川等十二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这些省发生环境执法受阻事件已达四千四百余起，其中暴力抗法事件就有一百二十多起.....环境执法面临尴尬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执法者要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破坏环境罪』，二十年来至今还没有司法解释。」 　　第四宗，香港《文汇报》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二零零四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去年中国总用水量达五千五百亿立方米，较上年增长三．四％，全国七十九个城市缺水，超过二千三百万人口、一千三百万头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第五宗，中国新闻社报导，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称，中国的煤炭产量约占全球的三五％，事故死亡人数则占全球约八千名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中的八成。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印度的十倍。 　　第六宗，新华网报导，中国科学院公布「中国科普现状调查」，「带来不少震撼人心的数字」：在中国，两人中有一人迷信求签；四人中有一人迷信星座；五人中有一人迷信周公解梦。然而，五十个中国人中只有一个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第七宗，人民网报导，「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非法监定胎儿性别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方新等表示，「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达到116.9：100，有的省高达130：1000，而正常值仅为102~107：100.....在个别严重的地方，男女性别比例甚至到了150：100。」 　　第八宗，上海《文汇报》报导，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张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的漏洞，是导致屡屡出现贪官成功携带大笔资金外逃的重要原因。」 　　「东亚病夫」提升为「世界病夫」 　　以上的报导绝不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恶毒造谣，而是全都由中共官员或党控机关研究所得并经新华网、人民网、香港《文汇报》、《中国新闻社》、上海《文汇报》、英文中国日报网站等党传媒喉舌发布的中国国情。按常理，官方数字多趋保守，以淡化事件为首务。所以，实际情况可能较上述情况严重得多。但单从以上情况看来，中国不但极其腐化、肮脏，中国人甚至可能已冲出亚洲，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世界病夫」了。 　　然而，类似以上不可思议的中国真人真事其实多的是，我也只是略举一二。以上任何一事若发生在世界上稍微文明的地带，或会引发民众以选举更换政府、或会触发革命、或会有人废寝忘食以求解困良方，或会有人以断指剖腹自焚以激励民心。孟子若在生，除非已被关在北京第一监狱，否则也早已鼓吹「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了。 　　但面对中国千疮百孔的现状，中国人的反应是怎样呢？还有点良心的会说有心无力，绝大多数会是无动於衷，甚或对情况也不清不楚，总之是继续洁身自爱、莫谈国事，继续热烈参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继续灯红酒绿卡拉oK，继续相信中国的问题都是由天灾、西洋人或东洋人所造成，继续等待每一个获官方御准的排外机会、以发泄被奴役的苦闷和夺回中国失落的自尊，继续相信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监狱一样的稳定，继续相信中国文化优越无比、继续以身为中国人为无上光荣、继续相信中国人不管有没有能力治国但统治面积还是越大越好〈譬如中国官、民日夜扬言要解放台湾和钓鱼台等〉，尤甚者，他们继续越来越相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十亿工蚁任其压榨 　　中国国内的大问题几乎每一个都严重得足以今中国陷於万劫不复的深渊，它凭甚么问鼎世界盟主呢？当然我不是说中共或中国就会走向崩溃，正如我以前引用费孝通的观察那样，中国这样的社会只会慢性瘫痪而难以崩溃的，中国社会有极其深厚的「烂活文化」，人人都是有潜质忍受大苦大难大侮辱的苟活专家，鲁迅就说：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华盖集．导师》，1926年〉 　　我们已越来越看清楚，中国人心目中所谓世界盟主，无非是凭藉其经济威力。而其经济威力说穿了无非是通过统治集团牢牢控制着全中国超过十亿的劳动人口，将这十亿人当作工蚁一样的呼之则来任其压榨。中国大陆於一九八二年颁布的宪法中已删去工人有罢工权利的字眼，理由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罢工列为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全国工厂均需成立由党控制的工会，目的当然是确保工人不会引进及行使自由国家劳工所享有的权利。 　　中国官、商乘着世界进一步走向经济全球化，就牵着这这十亿只工蚁像海啸一样扫荡全球。文明国家讲人权，雇员开支不能太低，生产也要顾及环境生态，在在都是开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AFL-CIO)已经指出，「中国政府对劳工的剥削，已经严重扭曲了全球的劳工市场，要不是中国镇压工人权利，美国国内制造业职位和工资所受打击会大为减少。」 　　至於其他穷国也不容易与中国匹敌，原因是在这地球上也不容易找到一个像中国那样集奴性、卑怯、阴险、爱财、自私於一身的穷民族。 　　中国以这样原始野蛮的管治模式称霸於世，对这个世界的文明发展又有甚么意义呢？典型的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中国是原始野蛮〈就如精神病人没有几个是会自认是精神病人那样，这点也是常识〉，而且他们肯定会反问：现在的世界盟主美国不野蛮吗？可怜的中国人，为甚么总是要以美国的一言一行作为自己行事的最高指标呢？放目全球稍微文明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你那曾见过一国会事事以美国做这做那恶事来证明自己也有权虐杀国民或胡作非为那么讨贱的呢？某社会名流奸淫掳掠，难道我们就有理由奸淫掳掠吗？中国人将孔子捧上天，为甚么所作所为总是跟他所教诲的「见贤思齐」背道而行的呢？ 　　举国皆奴难望救国 　　许多人认为，解决中国这些老大问题，发展教育就是不二法门。却素来极少极少(中国)人指出，共产党(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党)控制下的教育其重点只是洗脑，而不是培养国民独立思考或监督政府施政。可以说，中共控制下的教育，目的主要是方便让民众接收政府的命令，认同当政者的意识形态，纵容或原谅当政者的恶行，概言之，都是为培养奴才而设的「教育」〈就如中国的工会是为压制工人的利益而设的那样颠倒〉。所以，从这角度看，在中共控制下，有能力上学也不一定是值得庆幸的事。陆九渊说的「虽不识一字，亦能堂堂正正做个人。」亦意境全出矣。 　　那么，甚么比教育更加重要呢？当然是政治，是政体。因为控制学校课程、调拨教育资源的并不是教育专家，而是最高政治领导，教育部门至多是统治者的工具。更实际的情况是，政治责任荡然，统治者无法无天，即使当局页的有心想花钱搞好教育，教育经费也会由於官场腐化而被侵吞，「希望工程」也会变成「欺望工程」。将一切管治问题的根源非政治化，本身就是极其政治化的举动。筑堤修坝偷工减料导致水灾，倾全国之力在奥运摘金而无视民众健康和运动普及设施，斥千亿送人上天而要乞灵於「希望工程」来振兴教育，高干子弟个个家财亿万而无数人年均收入不过数百数千，难道这些不是与腐败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即从简单的人性看，如果一个政治制度只是待民众如牛马，视民命如草芥、以剥削奴役草菅人命为己任，担心监狱而不是民房的稳固，那么也休想这些牛马不如的奴才会有公德精神，不滥伐不滥垦不滥采，爱护长江黄河淮河漓江洞庭湖，或响应统治者任何救亡呼吁。毕竟，奴才的天职只是依法舐痈吮痔、蝇营狗苟，救国救民的大任，叫奴才太沉重了。 　　注释 　　(注1):另外，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确认，全国有有多达五．五亿人感染结核菌，占中国总人口的四五%。有关资料可见《人民网》二零零六年三月的报导，http://politics.people.com.cn/BlG5/1027/4236518.html 　　原载於2005年4月《开放杂志》 13.不能含情脉脉对待中国 　　出身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Andrew Roberts(1963-)在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九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专栏痛陈，近来两个事件足以警示西方：尽管前苏联未能像赫鲁雪夫扬言那样埋葬西方，共产中国却大有可能做到。第一件事是中国首次成功送人上太空；第二件事是汇丰银行刚刚宣布会关闭其在英国境内多地的数据处理及电话转接中心，裁减四千员工，将中心迁往生产成本较低、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 　　作者以极不满及不安的语调说 　　「中国醒来了，以其增长率，其经济规模预料到二零二五年就超过美国。而且，中国仍然相信英语世界的文明是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年代发展落后的元凶，因而仍对之仇恨不已。第二次义和团事件开始了.....中国统治者本性残酷，手握两百三十万军队，邻国怕得有理.....正如经济学家大都预测那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就如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沿海城市拥抱自由市场经济，制造了世界上最具本能色彩的资本主义人类。」并称，「一旦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龙头，世界就会变得非常不同和让人不安，而这看来到本世纪中就势有必至。当美国从英国手里接过帝国指挥棒时，起码还是有着同一样的语言、一样的价值观，还有美国是我们在战场上两度考验过的盟友。相反，中国是现世最邪恶的国家之一。国际特赦组织在二零零三年年报里称，〈中国政府〉依然严重侵犯人权，某些方面更变本加厉。继续有成千上万民众由於和平行使自由表达、集会或信仰的权利而横遭拘留、囚禁。受害者被施以酷刑、虐待的事件仍然普遍.....控制着西藏、二零零四年国防开支预计增加一成，不断吓唬民主的台湾、一队时而有妄想被迫害狂，时而一派大国气焰的军队，还有维护北韩的核武发展，如此行径，中国世纪实在难望和平。』」 　　作者结语悲叹 　　「对我们来说，这世界若为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所主导，当无异於邱吉尔警告纳粹一旦胜利后出现的『新黑暗时代』................一旦西方文明被中国的共产军国主义所压倒，悲矣。」 　　酷评中国始得真相 　　也许一般中国大陆民众，甚至一般香港人都不会欣赏Andrew Roberts的坦白，而只会对其露骨的言论反感，觉得这只是一个典型大英主义保守派的门户之见，或是国外有组织反华势力的一员。但从几年来的西方舆情看，这种恐华情绪有增无减，而且从过去无数议论中国的洋人的往绩来看，似乎这样对中国较严苛较「露骨」的观点才比较经得起考验，反之那些对中国或中国政权满腔同情、谅解，处处惟恐冒犯中国的论调则每每错得无影无踪。前者最着名的莫如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大家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他在其巨着《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x)中，力陈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sont ne'anmoins le peuple le plus fourbe de la terre)，并从中国人生活艰难与独裁统治解释之，其高论至今盛行不衰，日久弥真；又如一百年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对中国人性格丑陋面的精到描述，至今还是无出其右；又如当今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半世纪以来对中国问题一士谔谔，当世人在大饥荒、文革、五人帮、六四屠杀中目眩神摇时，他始终藐然不动，不为中国的烟幕所惑。 　　对中国严苛而见解独到的洋人中值得一书的还有China：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1926年〉的作者WaIter H.Mallory(1892-1980)，他於二十世纪初踏足中国从事几年救济人道活动后即能明白一个无数中国人不肯承认、无数外国人不清不楚或不敢宣之於口的事实： 　　「尽管不时有人说中国是爱和平的国家，但其实它的内乱跟任何西方国家比较只有过之。当马克吐温说『杂乱的中国人难得一见』时，一定没有翻过历史，也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情况。马克吐温大抵曾听过一些甚么中国哲学主静之类东西，他也许就是凭藉这种难得的幽默感，得享大名。中国人爱和平之说从来只是理想，按事实而论，从来只是高高置於理论层次，而没有付诸实践。中国各省从来都是时而起乱，反抗中央，叛乱、平乱，史不绝书。中国东征西讨，不亚於任何一个西方列强，汉人在公元前就已藉武力扩张，扫干异族，统治一片比当时罗马帝国还大的领土。」 　　见该书第三章《饥荒的政治成因》〉 　　对中国含情脉脉大谬不然 　　相比之下，对中国采取温情主义的洋人似较多。原因不难解释，一是洋人生来断断不会跟中国人有先天性的恩怨，也多没有受过中国本土政府的虐待，情况类似那些从想像世界中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二是中国文字与文化跟西洋文字与文化几乎完全相反，加上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上下一心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神秘化、玄学化，更令洋人感到如入迷宫，不敢造次，不敢像鲁迅或笔者那样，满怀自信的唾骂中国文化；三是洋人惯於反思，二十世纪经启蒙的洋人都每每为祖先曾侵略中国而感内疚，努力摆脱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因而相当乐於向中国示好，管不了这是自由还是独裁的中国。至於中国汉人有没有为自己侵略无数异族而有同样的反思和内疚，也不是一般洋人感到兴趣的；要是洋人还要处处从百姓自由水平或统治残酷程度去审视中国，就很不容易满足他们为祖先赎罪的心理需要，向中国示好之心就变得无处落脚。加之在八九东欧变天后出现了「和平演变」之论，也令人扪着良心或勉为其难与中国交往时找到似是而非的理论依据。 　　在这批对中国含情脉脉的洋人中有绝顶聪明的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1646-1716)，他曾对极其欺骗性的中国文化深深着迷，他不知道中国人的话许多都是出於仪式化说说而已，并不当真，而且连中国人自已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文化系统。因此，莱布尼兹以为中国文化可有助於挽救西方沉沦中的道德，於是他写道：「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传教士」，建议从中国输入中国文化导师，教育西方人。幸而，后来莱布尼兹还是发现了中国文化中越来越多问题而大大减弱了早年对中国的狂热，而他的输入中国文化导师的建议也未见实行。〈详见Jonathan Spence着Matrers of Enlightenment，收录於其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法国文化巨人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则是始终执迷不悔的中国迷。他厌恶天主教教会的野蛮和干政，所以看中了彻底世俗近乎反宗教的儒家，以及宗教人士完全不成气候的中国政治，显然他无法想像举国无神的灾难后果，以及宗教人士暨全体平民在中国均属帝皇附庸的万马齐瘖惨象。 　　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则以左倾知识份子为职志，处处从反思祖先对中国的罪孽来理解中国，对他个人而言这是有益於心理健康的活动，但对目力不深的中国人可以是糖衣毒药。至於斯诺(Edgar Snow，l905-1972)、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和早年的谭若思(Ross Terrill，1938-)等一大批甚至曾死力拥护共产中国的人，除了是因为受到左派或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理想主义所驱使之外，一个很重要而被长期忽略的原因是，这些出身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人〈尽管他们的知识份子身分每每也令其变成反基督教或无神论〉，根本不可能想像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那么热衷於弄虚作假和砌辞狡辩的民族，不相信凡人可以坏到这个地步。人坏到超乎文明人的想像能力，就很容易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很难受到公义的制裁。然后炮制种种洗脑奇技，令自己立於不败之地。从辜鸿铭的排外怪论到《中国可以说不》的仇外歪论依然深得中国大陆人民锺爱，就可知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国情特殊西方难与匹敌 　　中国有全球五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全球惟一可以依法压榨九成国民让一成国民富贵的国家，也是全球依法践踏工人权益最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可见的未来都大可以依法将生产成本压低到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水平，也因此才可以在逾三亿人人均年收入低於两千人民币、一亿人未能温饱的悲惨世界下花上千亿於太空研究，这些太空研究於政府形象、军事发展或侦测疆独、藏独、台独以及异见人士活动或大有帮助，但对改善民生、民权则不见明显效益。 　　毕竟，今天的中国，正如笔者所断言，由於长期受重创，现在只是一个四肢发达但尚在儿童心智阶段的异形巨物，因此今天中国之冒升，主要也只是在其军力、总体经济力，而绝不是指全体国民的智力或公民权力。甚至是中共最引以自豪的经济发展，也每属剜肉补疮。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於二零零三年即将卸任时，就坦承在其五年的任期里，农业政策受到了忽略，农民收入成长明显减少了，并极其沉痛的呼吁，要为中国大陆的八亿农民，做更多的实事。朱熔基上任时说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但事实是，当中许多口是给农民用了。 　　Andrew Roberts的忧虑恐怕不仅是英国人的忧虑，任何信奉现代文明价值的人都难免感到不安，因为小孩子的玩物应是奶嘴、洋娃娃、假毛毛虫，而不应是会杀人的真刀真枪。然而，我们倒不必惶惶不可终日，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时不是那么直线的。譬如中国的黑死病并没有摧毁欧洲，反而为欧洲的工业革命提供了中国求之不得的上好条件；譬如甲午战争令台湾和韩国得以摆脱中国，最后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又如中国政府过去二十年强行收回香港中的所有标榜「爱国爱港」、「维持繁荣稳定」的举措结果都是适得其反，逐步将香港送上死路。中国能否真的以其小孩子的心智当上全球霸主，号令天下，为中国的「动物农庄」取得ISO国际认可？还是不妨审慎悲观的。 　　原载於2003年11月《开放杂志》 14.中国人可从挪威学到甚么？ 　　中国政府或中国人越来越有一种怪癖，就是只要找到美国任何错失，就以此作为替中国类似错失开脱的理由。最典型的当然是，以美国曾屠杀印第安人、歧视黑人，杀害他国军民等，作为中国践踏人权的自辩理由，又或以美国天文数字的总统选举经费，认定民主只是有钱人的玩意；甚或以美国也有贫民窟，来说明资本主义之失败，和中国的贫富悬殊也不足为耻等等。类似援引，也渐次蔓延至香港。至於世界上是否有其他选举经费低廉的民主政体，是否有其他没有贫民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人似乎是没有甚么兴趣研究的。 　　中国人这种与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恰恰相反的心态，从鲁迅说的「外国也有」，到今天的「美国也有」，一脉相承，原意是反美自保，结果却变成美国的价值观和经验世界的俘虏，这是非常可怜的。 　　世上最共产主义的国家 　　我来了挪威半年，潜心学习挪威语和研究传诵天下的北欧模式，赫然醒觉他们的社会才最具共产主义特色，也跟中国人理想中的「大同社会」最为相近。但为甚么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对此毫无兴趣呢，这自然又再令我想起「叶公好龙」的故事来。 　　这里的人几乎比中国人更反美，但他们反美的原因跟中国人反美大不相同。他们反美，绝对不是因为像中国那样因被美国批评人权问题而光火；中国反美，也绝不是因为嫌中国的麦当劳分店太多。他们反美，确能自力走出一条美国人也望洋兴叹的康庄大道来；中国人反美，则多只是作为自我作贱或作贱同胞的遮羞布。 　　无论是按旧中国的「大同社会」，还是「新中国」的共产理想世界，我渐渐发现，似乎北欧才是中国人最应研究、取经的社会模式。对於中国发展的历史死结，如彻底畸形的贫富悬殊、对大一统的疯恋、对少数民族的虐杀、对宗教的摧残、对自然生态的糟蹋等等，北欧国家都提供了极佳的正面教材。来了挪威七年的英国朋友还在向我抱怨：挪威人口只有四百多万，学挪威语很不划算，他的苦闷我完全了解。我开解他说，挪威语和丹麦语、瑞典语甚为相似，学会挪威语大抵也明白丹麦语和瑞典语，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忽略的是，这是一个最高文明人类之一的语言，是一个论质而不是论量的文化结晶，其重要性，其正面意义，绝对不下於五分之一人类讲的汉语。 　　到底北欧的文明高在哪里？挪威又何以能够连续三年成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全球最佳居地？下面我会首先介绍一下北欧精神的灵魂-----平等，并以我较孰悉的挪威社会为例。 　　挪威社会之平等精神、或者说人道主义是令人震惊的。这起码体现在两方面，财富分配和社会民风。从人类历史看，一个社会要发达难，但均富更难；要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或永远一小部份人先富起来，更是只要稍稍收敛疯癫行为即可。一个社会可以做到共患难、共富贵，是极难极难的，这是人类极高度文明的体现。挪威被外国统治达五百年，三十年前以欧洲的标准而言还是穷国，惟全国上下只是胼手胝足，有饭吃饭，有粥喝粥，没有像中国那样终日以国际苦主身分哭闹化缘，卒将挪威变成民无怨声的人间均富乐土。挪威人均年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二万四千七百港元〉，但其个人月薪中位数达二万七千港元。香港的人均年收入也逾二万四千美元〈即平均月薪一万五千六百港元〉，但个人月薪中位数至多只有一万元左右，月薪数千而每周工时近百、劳累至死者比比皆是。香港的坚尼系数高达0.53〈一是绝对不平均，零是绝对平均〉，美国也达0.45，中国则是「一富九贫」，无容细表，而挪威等北欧国家只有0.25左右，全球最低。据福布斯二零零四年全球富人排名榜，挪威首富John Fredriksen的身家只约有十九亿美元(注1)，全球排名第二百九十三位，而香港首富李嘉诚的个人财富达一百二十六亿美元！全球排名第十九位！但挪威一般平民的富裕程度则稳踞全球最前列，远在香港之上。怪不得一名挪威富翁颇沉重的对我说，「在挪威，钱不会令你特别快乐」。(注2) 　　香港也是有钱的，但只集中到极一小撮人口上面，以致一小撮人饱死闲死，但无数平民要不是失业，就是在可耻的待遇下被奴役而死。可见，香港那种典型中国式贫富悬殊病态社会是毫不足取的。但居然有不少华人，当中甚至包括许多生活困苦的华人，竟然为李嘉诚跻身世界级巨富而感自豪！ 　　不准有人「饱死，饿死、做死」 　　挪威社会不容许出现有人「饱死，饿死、做死」的香港模式，所以公务员不会像香港公仆那样的「依法掠夺」，或中国大陆高干那样「假低薪真官倒」，挪威虽然经济强劲，加上四百五十万人口拥近万亿〈港元〉石油基金，但堂堂总理月薪也只有六万〈港元〉左右，税後只有三万多元，税後薪金与最低薪的公仆相差只有两至三倍左右，试问世间有多少公仆愿意这样拿九流的薪酬，提供一流的领导？香港则恰恰相反：薪酬一流，领导九流！但挪威公仆并没有因为不能「依法掠夺」而吓唬「人才流失」！ 　　由於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所以没有出现高干、高官「饱死」的病态，当然更不会有人以吃路边垃圾以至於饿死的悲剧。而且为了防止有人做死，政府规定民众一般每周工时不得超过三十七．五小时，加班工资双计，为了防止有人滥用加班，每人每年加班总时数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小时。为了防止剥削，有关工会将最低时薪订为约港币九十三元〈十六至十八岁雇员则约为港币六十五元〉，最低月薪约港币一万五千元，另外薪酬由工会和雇主共同磋商议定，个别员工〈包括公务员〉也可另外自行与雇主议定薪酬。为了让劳动阶层确能享受假期，绝大部份商店不得於周日和公众假期营业。为了让员工不致於在假期无钱消遣，员工在每年夏季获发放相等於年薪十分之一的「假期金钱」。六十岁以上的「假期金钱」会增至年薪的十二．五％。失业人士可以领得约等於其在职时收入六成的失业救济。 　　也由於挪威公仆没有「依法掠夺」和深厚的平等精神，挪威妇女产後有十个月的全薪分挽假期，或十二个月的八折支薪分挽假期，以确保母亲和婴儿得到最人道的照顾，北欧的有薪分挽假期全球最长，当中又以挪威为最。为了确保儿童的福祉和任何人都有财政能力养儿育女，政府对儿童发放现金补助。儿童二到三岁每月可得约五千多港币〈若选择在家照顾，不使用托儿服务〉，四到十八岁每月约得一千一百港币。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无需缴费，除了出於人道，当然也因为这里的教授没也有像香港教授那样「依法掠夺」。挪威之人道更泽及异族，那怕只是居於挪威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起码学习八百个小时的挪威语课，以我为例，更令我深为所动的是，开学不久，校方即为全部学生检查听力，以确保不会有人因有听障而延误学习，有听障的学生会由专家一对一或一对二到三教授〈常人最多是一对十五〉，班上无法追上进度的学生会调到程度较低的一班或小组教授，务求做到国无遗孤，人人识字，都能与当地人沟通。政府这种真的将人当人、「爱民如子」而又认真务实的人道精神，贫穷如中国做不到，富贵如香港也做不到。 　　可见，挪威才是超级福利国家。但是挪威并未闻有「综援养懒人」《编注：「综援」即指香港政府的福利救济》、「车毁人亡」或「拖垮经济」之类威吓，在此全球经济尚在痛苦挣扎之际，眼下挪威民众消费力强，没有泡沫经济、不需要宏观调控、失业率不足四％。 　　「民选皇帝」旷古绝今 　　挪威的平等精神，除了充分落实到经济、政治上面，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弥漫平等气氛。这可以用几个鲜为外界所知的事件稍加说明。一是挪威独立後从丹麦皇室请来重建挪威皇室的卡尔皇子也是通过挪威全民公投通过才就位的，做皇帝的也要经民众通过，实属奇闻。现任国王Harald五世早於一九六八年即娶平民为妻；其子Haakon王子更进一步，两年前娶一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为妻，挪威人无不引以为傲，因为皇室为人人平等和扶助弱者的的挪威精神树楷立模。最近Haakon王子得一女即未来挪威女王，挪威举国若狂，视若已出。候任皇帝和曾染毒瘾、育有一孩的失婚妇人结婚，在别的皇室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使有也必会成为传媒八卦负面新闻的重点。 　　另外，现任挪威总理的女儿将与总理的近身保镳结婚，亦成城中美谈，又一社会平等精神的见证。至於挪威人与有色人种通婚，专业人士和低技术人士通婚，更是寻常不过。 　　挪威人「说大人则藐之」的作风，在最近一件全国瞩目的事件中得到经典演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组织前领袖，着名回教精神领袖兼拉宾友好Mullah Krekar由於被发现在挪威继续以难民身分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而将被遣返伊拉克，他出席挪威的巴基斯坦裔政治谐星Shabana Rehman小姐的辩论节目时，一脸虯髯，一派严肃，席间Rehman小姐问这位回教精神领袖可否接受一个测试，以检验他是否真的如许多人所说的那么原教旨主义《编注:指其信仰是完全接受《古兰经》里所述的每一件事的真实性》，问准後二话不说就以双手从精神领袖的臀部将他抱到半空中，精神领袖大惊失色，继而大发雷霆。Rehman说，要是她这样一个只有五尺四寸的女子也能一手把他抱起，他应当难以危及挪威的国家安全。但精神领袖对这谐星的幽默毫无兴趣，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并成为这样被这位政冶谐星抱过的人当中第一个为此告上法庭的人。但民意调查显示，近九成挪威人认为无伤大雅，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对我说，挪威是很自由的，而且这是政治谐星节目。我说，精神领袖大可以选择到不会被人抱起的回教国家当政治难民，何必来挪威呢？但他却还在苦苦争取不被遣返。 　　其他北欧四国的社会平等精神，俱与挪威雷同。都是均富、没有贫民窟、民主选举不是有钱人的专利、福利社会没有导致车毁人亡，善待国内少数民族，甚至成为回教国家和有色人种的政治避难胜地。但「好高骛远」的中国人就是置之不理，只是要「超英赶美」，只以美国模式为战靶，奈何？ 　　注释 　　(注l)：John Fredriksen由於不能接受挪威的均富政策，已於二零零六年入籍塞浦路斯(Cyprus)，但一般挪威人对此毫不在乎。 　　(注2)：挪威政府对待巨富的态度，不会像香港政府那样的通融。John Fredriksen曾於一九八七年入狱；最近，身家约有三百亿港元、全挪威第四富有的Kjell lnge Rokke也因贪污丑闻入狱三十天。若在香港是不容易发生的。 　　原载於2004年7月《开放杂志》 15.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祸延至今 　　一九八零年初，中共着手收回香港，虽然我是中国人，但始终认为，一个独裁而且残暴的国家，万万不可任其扩张，特别是染指任何自由的净土，不论理由如何堂皇。这个道理，就如法庭会把虐儿的父母跟子女隔离甚至施以惩罚一样，也如孟子说，人民有权讨伐甚而诛杀暴君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按理非常容易明白。然而现实看来相反，中共不但执意收回香港，而且尽管当时只有一成左右港人支持「回归」《注1：这样强而回收实不应叫回归，应叫「掠回」或「收返」》，整个前途会谈竟「完全禁止事件中最受影响的香港人参与」。我就深深感到，如此把自由乐土交予大独裁者之手，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是强逆天理、强压民情而行的特大冤案。回归三脚宝鼎断脚，马会名驹「直通车」、「顺利过渡」暴毙，「明天会更好」花车撞死人，莫不为香港回归提供了一个充满象徵意义的序曲。 　　香港即使到「回归」前夕，民意调查一律显示，主张「回归」中国的香港人也是四成左右，希望香港独立的倒有三成半，希望英国继续统治的约有两成，(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1997年6月26日报导How our views have changed)「迎回归」只是政治宣传口号。中国收回香港，确是不得民心的「霸王硬上弓」，今港人痛得死去活来，至今还是流血不止。 　　不断以错误修补错误 　　中共当局就在这错误的前提下不断以错误修补错误。首先，他们禁止港人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然后再力阻他们表达恐惧！一九八三年十月，无法用政治手段表达恐惧秘密谈判和中共统治的香港人以经济手段尽情表达，狂抛港元。港府马上实施「联系汇率」，阻止港人以经济手段表达政治恐惧。虽然有人觉得联系汇率是女蜗补天之作，我却觉得这是妄图以人为力量来掩饰港人恐惧回归独裁政权的邪行妄举。惟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 　　联系汇率已经令香港经济趋於僵化，而多疑的邓小平等一夥又为防止港英在过渡期把香港的土地卖光，规定港府在过渡期间每年卖地不得超过五十公顷，令香港经济自我调节能力益减。於是土地供求失衡，楼市大炽，投机资金涌入，市场过热，推高通胀，但碍於联系汇率，政府要死跟美国利率，而不能借利率调节过热的经济，最后在回归前的几年通胀率高於存款利率，形成负利率，成为楼市泡沫的元凶。香港财政司梁锦松在当年财政年度预算案中也承认，「在一九九七年和以前，由於种种原因，包括土地供应量受限制，以及美国利率偏低而香港则通胀偏高，在联系汇率制度下，香港出现实质负利率。香港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一样，出现了泡沫经济。」彷佛是鬼使神差，「联系汇率」与「卖地协议」这两个原为「顺利回归」而机关算尽的一双圣物，到头来成了香港经济的催命符。香港上下坐困於前途问题、复陷溺於泡沫经济之时，全球先进地区经济已慢慢转型，中国又猛力释放劳动力。正是：港人黄梁梦醒时，回头已是百年身。 　　《注2：所以台湾应坚守立场，不要相信中共的屁话什么「一国两制」，它们的「制」字，是解「禁制」、「制止」的意思，可以香港立作前车！》 　　弃民保官楼市两度硬着陆 　　「联系汇率」之毒还在於，它迫使港府必须扞卫「七点八」的汇价，加上识时务者为了避免「一国两制咁快趣就玩完(那么快就完蛋)」〔前财政司长曾荫权语〕，为求政治目的，不择经济手段。在九七年十月金融风暴中，港府为了扞卫联系汇率，竟将拆借利率狂加至三百厘，实行弃民保官，继续「顺利回归」。结果是，保住联系汇率，赔上股市，迫使泡沫楼市硬着陆。 　　当香港股市因拆借利率狂加至三百厘而马上暴跌了一成后，董建华应该知道泡沫楼市也已同样硬着陆而重创，但他似乎无知无觉，继续推行他刚刚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订下的每年八万五个单位的建屋大计，结果是楼市又来另一次硬着陆。董建华有此失误，原因看来是他对香港经济的纹理掌握不够，也蔑视彭定康叫特区政府不要乱动楼市的忠告。直到他当年强力倡议的「高官问责制」，看来看去，也跟当前香港的困局牛头不对马嘴，除非他认为进一步「中央集权」就是香港出路所在。 　　「衙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当局不惜以「吃砒霜药老虎」扞卫了联系汇率，保住政府通过卖地透支市场而来的几千亿，却赔上市民在此高地价政策下买来的物业，制做出一批「负家产」；保住了官府的储备，却赔上市民家里的储备。联系汇率也令本已长期偏高的香港币值在金融风暴后益发偏高，让香港竞争力再下滑，只能目送没有联系汇率的亚洲国家逐一复苏。正如《财富》杂志当时在一篇引起港府震怒的大文Who Needs Hong Kong？(〈谁还需要香港？〉)中指出，「九七年金融风暴，亚洲许多国家都得以藉货币贬值来化解，就是香港不行，结果失业率应声而上，而且未见有回落的迹象.....联系汇率看来至少末来十年不变，而联系汇率端赖港府有万亿储备、没有外债和灵活经济体系始获投资者信心。」联系汇率要有庞大储备作后盾，所以不要妄想政府会动用庞大储备救民於水火，但资产价格和工资则要继续大幅下调，以弥补因无法贬值而远被高估了的香港币值，加之香港没有社会保障安全网，「衙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遂成特区常态。 　　《注3：所以现时人民币的兑换率偏高并不表示大陆经济好，而是久病沉痾的香港币值在日跌而已！》 　　现在已有不少学者经研究发现，亚洲金融风暴暴露了独裁政府如新加坡和香港等由於资讯封闭和无需向民众负责，其应变能力和复原能力明显不如南韩和泰国等民主国家。对此，强行收回香港的独裁中国自然要负起很大责任。 　　曾荫权曾说，「维持联系汇率虽然要付代价，但其他选择的代价只会更大。」噫！联系汇率可不是香港人与生俱来的原罪，若非「有人」溺信人定胜天、逆天而行在先，强行不义在先，将自由的香港交予独裁中国，又怎会有联系汇率？又怎会演为「联系汇率扞卫战」？而且，只要一天有联系汇率，只要港府继续手握惹人垂涎的庞大财富，只要港元的汇价长期偏高，就随时再有人来狙击这「七点八」的汇率关口。特区五年来五年后的管治，也是这个荒唐故事越演越荒唐的的连连演化。 　　原载於2002年7月《开放杂志》 16.北京邪政大战香港法轮功 　　香港自一九九七年被中共收回后，人权法治受到严重破坏，今天香港的人权已大抵可比新加坡，法治已成幻影。中国汉人政府统治不如洋人殖民地统治，於此又添一例。 　　继炮制「特首假选举」、还原港英政府已经废除了的违反人权的恶法、通过违反人权的「国旗法」和「区旗法」、剥夺香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港权、律政司司长包庇权贵等等恕难尽录的恶行之后，最近特区政府又犯下另一件滔天大罪，就是夥同北京政府，迫害香港的法轮功信徒，并已引起国际关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两名代表於二月初访港时，港府相当紧张；更严重的是，原於当年二月六日访华会见朱熔基的荷兰外长范阿特森(van Aartsen)由於计划路经香港时会见法轮功人士，竟遭中共反对，一怒之下已取消访华。《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此事非同小可，显示国际社会不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袖手旁观。 　　专人监视，「闲人」劝阻 　　法轮佛学会在九六年在香港登记注册时，只有约一百名学员及骨干份子，至九八年内地打压法轮功前，人数增至最高纪录的一千人。法轮功信众本来一直可在香港自由活动，特区政府也似乎不把他们放在眼内，但自中共於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把「法轮功」定性为非法组织，打压升级后，香港的法轮功信众被迫回应，於一九九九年七八月间到中共驻港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外对面的行人道上集体练功，抗议中共镇压大陆的法轮功活动，也同时把他们在中共机关门前集体练功这种颇有新意的抗议方式带来香港。 　　法轮功香港负责人简鸿章对笔者表示，自中共加强打压后，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下降至目前的四百人左右，但随着北京指有学员在天安门自焚，「舐共」人士狂批法轮功后，要求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又似有增加之势。目前全港有三十多个练功点，每天早上五、六、七点就齐集练功。但特区政府过去几个月来进一步跟贴中共对付法轮功的口径，肆意打压香港的法轮功，比如竟然禁止法轮功人士在国际交流大会上展示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政府施酷刑的照片、特首《注：所谓特首还不是听从中共的舐共鹰犬而已，岂敢不从「中央粪示」？》公开认同北京说法轮功是邪教、入境处人员禁止外地法轮功信众入境并被发现向信众动粗、以至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语带恐吓的扬言「会密切留意香港法轮功的活动」等等。简鸿章表示，这些早上到练功点练功的法轮功信众最近受到的骚扰不一而足，包括受到专人监视，「闲人」劝阻，公园工作人员刻意在他们练功位置浇水等等，以致有报导说连一些不是练法轮功的气功爱好者也不敢再到公园练功，以免「无妄之灾」。不仅练功权利遭到侵害，连学员在街头派发传单时也遭到「舐共」人士殴打。简鸿章也透露，至今已有两名学员因习法轮功而被上司解雇。另外，电讯业也积极合作，去年年初就有人向香港电讯管理局投诉润迅传呼拒绝为客户发出法轮功信息，到最近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钱果丰任主席的中华网china.com更加勇猛，竟然在主网页的电子邮件视窗刊登启事，称「强烈谴责和抵制一切反动势力及邪教组织的违法活动」，并呼吁用户「收到有关法轮功及其他反动言论的邮件后，百接将原邮件转发到中华网.....我们会尽快处理，积极封堵」。 　　香港人一向「搵食」(编注：广东话，「搵食」意指为生存而奔驰。)至上，按理是不会像大陆同胞那么「积极」响应中央的。他们如果不是得到特区政府的鼓动纵容，肯定不会那么放肆。北京当局对法轮功的攻击加上特区政府的附和，就像给猎犬放哨一样。特区也显然越来越懂得以群众对付群众的伎俩，例如说收到有民众投诉在街上派宣传单张的法轮功信众把单张塞给他们〈却对香港街上无数同样派发传单的公司、团体视若无睹〉，又或说他们大厦的信箱收到法轮功的宣传品〈却不去查究是谁人派发的〉，然后特区当局就振振有词说法轮功扰民，警告或会取缔。 　　被指过度容忍纵容暴君 　　请问各位有没有见过一种宗教或信仰比法轮功更谦卑更讲求和平更更与世无争的呢？很难吧！强调「真」与「善」的信仰也许不少，但恐怕没有几个会把「忍」奉为最高美德之一。这难免让我想到，李洪志创立这个运动时把「忍」放到那么高的位置，彷佛是为了向中共暴政示意：你怎样残暴，我们也容忍得下，绝对合作的。难得的是，李洪志及法轮功信众也一直表现得十分克制、对中央领导十分容让、更刻意淡化受压迫的政治本质，说这是为中共暴政度身订造的「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信仰」，并非胡诌。就约在一年多前我在网上看李洪志的演讲和经文时，仍然对其容让得一副典型汉人奴颜的态度颇为反感，我还记得在一九九九年中在国外英语报章上看过一位知名专栏作家批评法轮功的理论太讲容忍，纵容暴君，并怪其受到镇压是咎由自取。在此几个月后，我闻风而去接触了一些正在香港新华社门外集体练功的中外法轮功信众，他们给我的印象是驯良得过分，我刻意问了他们许多人对中共的镇压是否感到很愤怒，觉得中共很无耻？心想挑拨一下他们的政治触角，真没趣，他们-----甚至竟然连那些按理是脾性刚强的洋人信众也一样-----居然没有一个说感到愤怒，更不要说中共无耻了，他们表现得对中共的恶行很包容，并说了一些我不太明白的理论。因此，到那个时候，尽管我绝对厌恶中共的暴行，绝对愿意跟法轮功信众一起争取信仰自由，但心底总觉得此功看来只是中国汉人无数奴才处世哲学其中一个变种而已，兴趣也就此打住。 　　但无论法轮功怎样谦卑驯良，怎样不沾政治，还是不可能见容於中共领导的，原因是它有庞大组织力而又不受党的领导，这就触犯了中共暴政的大忌。可见，法轮功今天的高姿态，是完全被中共逼出来的，一切都只是回应性的自卫动作。而所谓高姿态，也只是以中国大陆的奴才标准而言，以国际标准言其性质仍是相当温和的。以法轮功信徒之众，以其所受迫害之巨，若发生在别的民族，恐怕没有几个不早就爆发革命，把暴君革掉了，还用温良恭俭让的在政府机关门前集体练功鸣冤！？ 　　中共抹黑宣传相当成 　　中共对付法轮功的手段还是万试万灵的阴谋与暴力，但由於法轮功信众善忍，暴力作用不会很大，所以中共还是以阴谋蛊惑群众为主，手法也和对付其他有组织宗教相若，公式是把某宗教贬为邪教或非法组织，指其由外国势利操纵，志在敛财和蛊惑人心云尔，然后再借传媒极尽抹黑，只是由於中共感到法轮功威胁最大，对其所用的宣传抹黑也属空前。其抹黑手法尽管相当低能，对大陆甚至香港的华人却看来相当管用。我曾就此问过香港这里不少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亲友，他们大都认同中共和特区政府的讲法，就是法轮功是邪教，甚至敛财，总之就是要敬而远之，就如我母亲虽然也很厌恶中共和董建华之流，却也敌不过中共和特区的宣传，对我学舌说法轮功是邪教。 　　中共建政以来「弄虚作假」已成「国技」，自认的冤假错案已经无数，杀害的民众以数千万计，出口的难民为全球之冠，其暴政造成的祸害还会在可见的未来直接毒害五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的人类，间接拖累全人类，令希特勒的罪行也变得琐碎，却到今天还未能痛改前非，这不是邪政是甚么？这样的一个大邪政大话精制造出来的所谓「新闻」，当然归宿应是垃圾桶，而不是你的耳。比如中共在大吹特吹法轮功信众在天安门自焚，却为甚么一直不准外界任何传媒甚至当事人的家人去接触这几个自焚人士呢？而所有非中共控制的消息来源〈如法轮功海外分部或曾接触过部份自焚者邻居的《华盛顿邮报》等〉，均称无迹象显示自焚人士为法轮功信众，因此，为甚么事实不可能是：中共强行火烧这几个人，然后或加点耸人的影像特技，编一些如十二岁小孩被无知母亲所累的煽情卖点，然后给在现场或不在现场的外国记者罗织一些如知情不报、教唆自杀等罪名以证明确有外国势力介入，进而掀起拳民的排外情绪等等。当然，即便这些「自焚」的人是法轮功信众，也显然只错在那个把他们迫死的北京邪政，而绝不可能是法轮功，为甚么蚁民不可以以自残来反抗暴政呢？当中的道理是非常显浅的，相信也只有「严重缺乏逻辑思维传统的中国人」感到有理解困难。 　　原载於2001年3月《开放杂志》 17.香港的颠覆传统 　　中华帝国尽管发明了纸张和印刷术，却无法发明言论自由；发明了指南针，却无法发明行动自由，这是中国一直枉有文明外表的主因。它不单不能发明这些真正文明之所系的自由，而且严禁外来文明体系输入这些自由，这情况到今天几乎一样。结果，在西洋甚至东洋文明统治下或改造後的中国领土，如上海的租界或英治的香港，其文明一直远高於中国本土，因此一直是中国难民的天堂，特别是颠覆中国本土腐朽文明和专制政府的基地。 　　当年协助孙中山革命的蒋梦麟(1886-1964)在其名着《西潮》里说： 　　「上海曾经是我国革命份子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的知识份子和革命领袖，躲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地，可以享受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政治犯和激烈份子在租界里讨论，发表他们的见解，思想自由蓬勃一时，情形足与古希腊的城邦媲美.....进化论和民主思想的种籽最初就散播在这些绿洲上，之後又随风飘散到中国的各文化中心。」 　　一九二六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1885-1935)也说： 　　「我曾说想在上海创立一个组织，统合各行政机关，让当局得以集中权力改善市政府........慢慢将租界以外的地方转变为现代城市，让我们有理由提出废除租界。这一直是我的梦想。但每当我踏足通商口岸，就感到羞辱不已，这不单是因为通商口岸是丧失主权的标志，也因为我每次离开租界时，就觉得跨进另外一个世界，前者是上流社会，後者则暗无天日；原因是中国本土的建设........无一可与租界比拟。这才是最大的国耻，在我看来比丧失主权耻辱得多。」(注1) 　　香港向为颠覆中国基地 　　与上海租界发挥着一样颠覆作用的就是香港。这一点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重游母校香港大学时就讲得很清楚： 　　「曾经许多人问我，我的革命思想从何而来？答案是：就是从香港这个殖民地而来！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求学时，闲时常四处逛街，见秩序井然，建筑闳美.......我每年两次回家乡香山，注意到两地差别之大，香山有的是混乱而不是秩序，人身安全不保.......家乡与香港虽仅隔五十英里，为甚么两地政府竟判若云泥？香港这一荒岛落於洋人之手不过七、八十年，即有此成绩，反观中国历经四千年而无一地可媲香港.......我对政府之研究，由是而起.....中国如无良好之政府，办事必不能成.....深愿各位同学.....须以此英式好政府之模范，传遍中国。」(注2) 　　若论中国人之颠覆性言论，孙中山这番话必占一席。 　　至於香港作为革命颠覆基地对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贡献，也是有史为证。这一点，只需看看刘洁贞教授的大着From nothing to nothing：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1921-1936，或蔡华榕先生(老榕)的《名人居港旧事录》等书即可。 　　的确，中国文明已经生了大病，它早已丧失了自我清洗的能力，需要外来文明的援手。中国文明今天它已从纯技术文明「四大发明」堕落为「四个坚持」，却始终开不出、容不下「四大自由」。惟今天中国已再没有环伺四周、防止中国过度腐化的异族，也不可能再有列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租界或殖民地，香港的位置就益见重要。但中国文明的代理人为了使其政权垂诸永远，不惜延续中国文明的黑暗时代，矢志取缔香港一直作为颠覆中国本土腐朽文明的历史角色，野心甚大，用心甚恶，从中国历史宏观之，这将是把中国本土腐朽文明进一步置於死角的历史性举措。 　　在这个文化历史背景底下，由北京控制的香港特区政府终於在回归五年後，开始给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即反颠覆法立法，事件攸关今後中国历史走向。 　　二十三条立法严苛 　　刚已发表的「二十三条立法谘询文件」共列出了「七宗罪」，即「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窃取国家机密」、「禁外国政治组织或团体在港作政治活动」及「禁香港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文件争议之处甚多，包括将「颠覆」(subversion)和「分裂国家」(secession)两个不属於普通法的概念强行塞进香港的普通法体系，而且整体箝制甚严，譬如不得在没有合理辩解下，处理或保有煽动刊物，不得知情不报，或不得非法披露未经授权取得的受保护资料(即所谓「国家机密」)，叛国颠覆可囚终身等等。另外，文件也建议警力有紧急权力，无需搜查令即可破门入屋。 　　在世界其他文明地方，官员往往会因为个人被证实甚至只是被指控打压民权而引咎辞职，香港却看来完全相反。负责硬销此法例的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声言：若未能成功完成这项立法工作，就会引咎辞职！(见香港《东方日报》2002年10月9日港闻版〈叶太：倘二十三条立法失败将辞职〉 　　以特区政府的本性，相信谘询文件也只是一贯的「假谘询、其独裁」把戏，实在不谈也罢。 　　二十三条立法有利香港民运 　　不过，笔者倒有两点看法。一是有关法例的确如当局所说，只会影响很少数人。据笔者观察，香港的汉人，正如其他传统社会的汉人一样，是极端洁身自爱的，即使在没有这些法例箝制之前，他们也实实在在没有去颠覆政府，或分裂国土，个个做好奴才的本分，行不出其位。所以没有理由相信，有了箝制之後，这群顺民反而会突然冒进起来。但笔者的结论却与当局完全相反，当局认为有关法例只会影响「一小撮人」，因此可以接受，惟笔者却笃信人类的进步正正每由这样极少数的一脑子颠覆思想的人杰所推动，当中佼佼者如马丁路德、哥白尼、罗素、爱因斯坦、孙中山、曼德拉、魏京生等等。所以，为政者若要箝制民众，关键就在箝制当中几个有反叛倾向的杰出脑袋。 　　另外，监於香港的民主运动都已几成死局，以「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待之亦不为过。香港民主运动向来死水微澜，显性压迫太小正是祸源之一。所以笔者倒觉得二十三条立法将有利於香港的民主运动。此举会大有助於清除特区政府的欺骗性，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香港特区政府专政的真面目。过去，笔者曾向无数外国人介绍特区政府的专政系统，发觉他们多对香港的专政系统所知甚少，甚至有的还误以为特首是民选出来，为甚么会有这误解呢？是因为香港产生行政首长以至立法议员的机制都复杂无比，事事弄虚作假，民主的皮相裹着独裁的本质，加上特区政府也死口「自称民主」，莫说是外人，不少香港人也被搞得头昏眼花。二十三条通过後，特区政府的专政面目就清晰得多，大家向人-----特别外国人-----解释香港的专政系统，也容容易得多。这对於香港民主力量争取国际支持是甚有好处的。 　　注释 　　(注l)：Foreign Affairs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卷二九五页 H.G.W.Woodhead Shanghai and Hong Kong：A British View。 　　(注2)：见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Dr.Sun Yat-sen's Address－Neat Compliment to Hong kong：why he became a revolutionist。 　　原载於2003年11月《开放杂志》 18.曾荫权是否饭碗基督徒？ 　　早前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回应一记者提问时无意中提到，现为香港特首的曾荫权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当天(当时曾为行政署署长)也有出席支援中国六四民 　　运的「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活动，司徒华并表扬曾荫权说，「他那时还有些热忱」。但远在昆明「朝圣」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居然马上至少三次严词否认曾经参加过支联会举办过的任何活动，也没有参加过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并解释说，当日只是偕儿子到跑马地马会(即「民主歌声献中华」义演地点)的会所餐厅晚膳后，离开时刚好遇上司徒华，彼此闲谈两句而已，绝不是参与当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尽管其后当时一些义工也说确曾看到曾荫权父子参加这活动，并招待过他们到贵宾席，但曾荫权还是坚决否认普出席过这个民主活动和支联会举办过的任何活动，尽显他的奴性又一力证。 　　机关算尽「下错注」 　　曾荫权的强烈反应自然引来许多人的质疑，当中可算以资深传媒工作者方苏的分析最中要害。方苏说，「马会餐厅与义演场地明显有一段距离，假如曾特首说的是真话，他当日是到马会吃饭，但也有到义演场区去，而且是长距离特地走过去亮亮相。曾荫权当时是殖民地高官，理应知道那次义演是甚么活动，也理应知道当殖民地高官的守则和禁忌。可是他偏不避瓜田李下，偏要到马会，还要到义演场区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非「公事」或身负特殊任务，可能的解释是，这是他对北京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又或者希望被人认为或「误认」自己支持民运。在当年全港以至全世界都支持民运的大气候下，表示支持中国民运完全是「政治正确」的取态。」方苏说，「大抵是曾荫权「下错注」而已。」 　　(香港《苹果日报》2006年6月13日《假如他说的是真话》) 　　三年多前，为了撰写《高官废话公式宝监-----探讨香港社会超稳定的语言学基础》，没有人比我研读过更多的香港高官废话，曾荫权给我留下颇坏的印象，特别是他在香港金融风暴中彻底保官弃民的做法，其后又乱点鸳鸯谱的胡乱预测以致延误香港救治。而且过去他也确曾人赃并获的被发现干了几件见不得光的事，其操守也难令人留有幻想的余地。譬如於一九九六年，他为求令长子曾庆衍从英国学成回港之后，不必考专业试即可注册行医，竟以财政司信笺，致函香港医务委员会，企图以官威促令修改成例；又如於二零零一年他担任财政司长时，绕过本港的汽车代理，远渡伦敦以较低价买下八十多万港元的平治豪华房车，再运返香港，省下车价连税款近二十八万港元，并藉其过往宣布的政策，额外省回三万元的首次登记税优惠；再如於二零零一年，劳资审裁处裁定曾任他财政司司长官邸的家厨于燕平索偿被欠超时补薪得值，于燕平获偿还四万港元欠薪！香港官场透明度低，按常理，失职行为极易隐藏，连被发现的也有那么多，若对那些未被发现的也稍作估算，我也不敢想像。换作是任何一个官员，早就要琅当下野，告老归田了，但曾却可以奇迹地活下来，而且越爬越高，活得越来越好。他曾罕有地解释过自己的成功因素，就是：「作为公务员.....我们工作的其中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脸皮要厚。」(见香港特区政府2002年3月18日《新闻公报》。的确，厚黑学宗师李宗吾先生不就曾说过，纵观所有英雄豪杰成功之秘技，不外是「脸皮要厚」和「心要黑」！ 　　吊民伐罪是「政治家」的天职 　　有这样履历的「政治家」(曾荫权早前申报职业为「政治家」)会怎样看待民主运动呢？大家都是不作妄想的，只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再三否认那样的心拙口笨，连陶杰等也耻笑他说：他不是才刚刚高薪聘用了一些政治化装师(spindoctor)么？我跟在教会做事的妻子谈起此事，她马上就说，不是很像马可福音中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吗？我说，彼得也知道这样做是错的，只是若不这样做就随时马上跟耶稣陪葬，是可怜可悯的，但曾荫权绝没有面临这样的人身危险，最坏的也只可能是少一点点荣华富贵，譬如由十个家佣减为五个家佣之类而已。也有人说，可能曾荫权真的如他所说只是路过活动场地而没有参加呢？若这是事实，难道这样三番五次否认参与过这样的民运活动是很光彩的事吗？有没有人见过，在外国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其领导人会公开拚命否认参加过反纳粹统治或反独裁统治的活动？曾荫权声嘶力竭地说：「我不想纠缠於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中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这不就是等於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大声疾呼说：「有人说曾看见我出席反纳粹统治的活动，我不想纠缠於这些无证据、无厘头、莫须有的指控，我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参加『民主歌声反纳粹』活动。」 　　吊民伐罪，伐桀放纣，不正正是政治家的天职么？ 　　教大有枯枝 　　令人更加不耐烦的是，观其言听其行，谁会想到曾荫权居然也是个天主教徒，而且看起来相当虔诚，他每天早晨都到教堂祈祷。那么，就算不是政治家，但身为上帝的儿女，不也是应有吊民伐罪、明辨是非的道德责任么？於是，早前曾荫权角逐香港特首时，深受敬重的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就只好「大义灭亲」，「清理门户」，极其罕有的发出预警：「天主教徒未必一定是好特首」，这句话是说得极重的，却全属事实，无奈香港特首是由北京政府一手钦点，换句话说是曾荫权本身舐出来，擦出来的，这样的特首，绝不用良知或一身所学，人民拥戴的！也绝无尊严，得来何用？谁会稀罕(除了奴才)？ 　　当然，教大有枯枝，问题是这样的枯枝似乎都集中於中国地方。鲁迅就当头棒喝： 　　「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於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呢？只要看他们的善於变化，毫无特操(即无操守)，是甚么也不信任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1927年〉 　　还说，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 　　〈《准风月谈．吃教》，1934年〉 　　已故的着名人类学家许烺光教授(1909-1999)在其大作Americans and Chinese〈《美国人与中国人》〉中就曾详述中国人每藉信教得到物质利益这个现象，并称他们是饭碗基督徒(rice-bowl Chrislian)。 　　何以香港许多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竟然名义上都是基督徒呢？原来他们当年之所以入教，多是因为就读於教会学校，香港的名校十九是教会学校，在这些学校读书而又坚持不入教是极其不便的，也会因而失去不少好处，加上入教后较容易被人特别是英国人误认为同类的「文明人」，所以这些教会学校往往变成饭碗基督徒的温床。自然，可以为了饭碗而入教的人，也会有本事很轻松的出卖信仰以求保住饭碗的。不过，这些寡廉鲜耻的官员或社会名流对待其他宗教也同样多出於功利，如甚么玩佛、求长生、积功德以抵偿贯盈罪孽等等。这种以弄虚作假大耍猴子戏来对待宗教的做法，也可见於中共以无神论者身分操控藏传佛教金瓶掣签、委任中国主教等等这样的胡天胡帝。到最近中共更以《达文西密码》一片亵渎基督信仰为名予以禁映，表现得比绝大部份基督教国家都更维护基督信仰，无非也是想藉此误导世人，以掩饰他们蹂躏宗教的事实，就像老奸巨猾偏要坚持天天上教堂或建佛造庙行善那样。 　　天真的香港记者於是又跑去追问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有没有参加过支援六四的民主活动。唐司长马上斩钉截铁的表明自己由八九年至今，从未参加过六四烛光集会！也没有出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又有记者问唐司长有否听过《血染的风采》？唐司长闻言呆了一呆，面有难色的反问：「你问这首歌呀？」随即箭步逃去。果然，唐司长也是教徒，是英国圣公会。 　　原载於2006年7月《开放杂志》 19.小政府祸患无穷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又再强调，香港要坚守「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并把公共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以二十％为目标上限。即使计及香港原应要负担的约占几个百分点的国防军费支出，这个公共开支比例依然是低得惊人的。这个饼那么小，怎样去分呢？於是，香港公务员为求自保，就拿掉公共总开支中的七成作为自己的薪金，这是国际一般水平的两倍多，一般同类发达国家的公务员薪金开支只占公共总开支中的两成左右。这是为甚么香港官员的薪酬之高，举目全球仅有另一个统治者，同样可以为所欲为的独裁政府新加坡可与之较量。这是为甚么在香港这样富裕的社会，一个令台湾首富郭台铭也相形见绌的社会(香港人口只有七百万，但台湾首富郭台铭的身家只及香港首富李嘉诚的四分之一)，居然会有数以千计的香港人要像狗一样的居於铁笼(即约十八平方尺或两平方米的所谓笼屋，可参见电影「笼民」)，有无数人每天要被奴役十多二十小时而依然仅足以餬口，有一百多万人属贫困户。 　　香港政府日夜吹嘘的「大市场、小政府」的本质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崇尚自生自灭 　　香港和中国这两个传统华人社会的一个惊人相似之处是，都对所谓「福利社会」极其敌视，绝大多数人对贫富悬殊并不反感，大都认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贫穷负责，也大都认为富豪尽情享受是天经地义的事。香港不少巨富如胡应湘、吴光正等更公开表示缴税较多的人应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如投票权)！更加恐怖的是，当其他文明国家都已一律毫无保留的把贫穷视为必须予以根除之恶时，许多中国人甚至把贫穷讴歌为推动个人奋发向上的原动力，视贫穷-----那怕是赤贫-----为人生难得的磨链，其原理跟传统中国人笃信的甚么「棒下出孝儿」、「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相近。至於中国人说的「奋发向上」，所指也甚为狭隘，基本上只是指专心谋财而言。只要得到适当酬金，绝大部份人并不介意一辈子做极其无聊或无耻的事。谋财以外的活儿，叫不务正业，这样的人叫做不洁身自爱。 　　《二十四孝》中的郭巨为了把不足的食物留给娘亲而把儿子活埋，本来就是一个对「冷血社会」、「反福利社会」一个极大的控诉，但中国人却只是一味褒扬郭巨的孝心，而没有反思和追究一个所谓文明社会为甚么会迫到父母要把子女活埋，为甚么政府、宗教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的救济组织会见死不救？难道孟子说的「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也像其他绝大部份的儒家宝训那样，都是纸上文章？又难道这个堂堂「礼义之邦」没有洋人圣经上说的「好邻居」概念？同样，尽管香港发生了一宗又一宗，因每周七天每天工作近二十小时，而最终以过劳死暴毙或过度劳累发生工业意外致死惨剧，但传媒几乎每一次都只是一味褒扬死者是为养家而牺牲的「好爸爸」或「好妈妈」，鲜会追究何以一个有那么多百亿千亿(港元)巨富的社会会有那么多人随时要天天工作十五或二十小时也不能餬口，会有那么多人被迫走上绝路。请看：「求养活妻女日獱客货车十八小时《编注:广东话，「獱客货车」意指开客货车。》-----辛劳好爸爸猝死炒车《编注:广东话，「炒车」意指撞车。》」、「日做十六小时假期不休息-----好爸爸遭三吨工字铁压死」、「日做十九钟养五女儿-----好母亲推到死」....这分明就是变态冷血社会之下逆来顺受并纵容奴隶主的奴才，难道是值得推崇的「好爸爸」或「好妈妈」榜样么？这跟传统中国人只顾褒扬《二十四孝》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也如鲁迅训斥中国人那样：「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加上在一些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如佛利民、张五常等长期串铃叫卖下，今不少本身文化已经敌视「福利社会」的中国人更加振振有词的反对福利，也更加以为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就是奉行这样的极端自由派经济理论，以为福利社会就必如这些极端自由派经学者(或学棍)所说的那样恐怖。但有趣的是，就如绝大部份独裁主义信徒如要移民都会选择民主自由国家那样，这些在言论上对「福利社会」咬牙切齿的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却又绝大部份选择在「福利社会」定居。这种言行严重脱钩的现象，就已相当有力的说明了这些理论家有多相信自已的理论。 　　福利社会有利於经济增长 　　那么，福利社会，或者说，由此伴随而来的大政府，是否那样如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或一般中国人相信的那样为祸人间、破坏经济发展呢？政府是否如他们所想的是越小越好呢？这个超级大问题，虽然我们也多少可凭常识和个人观察而心中有数，但以严谨学术的力法予以分析论证，并令各方为之叹服的研究直到近年才出现。那就是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Lindert於二零零四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大册巨着Growing Public：Social S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Lindert教授其中一个要回答，而且也很漂亮的回答了的重要问题是：究竟福利国家是否如某些经济学者〈特别是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所声称的那样，会危害经济发展？结果，Lindert教授巨细靡遗的精研了欧洲及美洲多个国家三百年来无数经济发展数据，发现福利国家中所作的福利，或用以改善贫富悬殊的所谓财富再分配，其国民成本净额〈net national costs〉基本上是零〈essentially zero〉！也就是说，所谓「免费午餐」本身的确是免费的。研究并发现，社会性开支〈即包括救济、公共健康开支、服务补贴及教育公共开支等〉增长最快的民主国家，并没有如极端自由派经济学者所危言耸听的那样，会饱受收入下降的煎熬，而是恰恰相反，通常都有较高的和迅速增长的人均收入，研究结论是庞大的社会性开支是有利於，而不是阻碍了经济增长！Lindert教授说，「一些经济学者把福利国家的成本夸张得太离谱了。」 　　按照Lindert教授的发现，我们就更能明白为甚么北欧民主国家最讲福利，也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发展傲视全球。Lindert教授成功的让人更看清楚大政府的优越之处，并驳斥了一些不学无术的同行，惟始终主要从其经济学本行的角度立论。但「反福利社会主义」，或所谓「小政府」的害处，并不仅仅是妨碍了经济发展，更对社会的其他许多发展祸患无穷。 　　小政府催生病态大家庭 　　小政府的第一大害处就是催生病态大家庭。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民众自然不得不长期投向朋友，特别是家人亲戚之间求助。这令家人或朋友之间的关系趋於功利化，较难有在福利社会下洋人之间的君子之交。而家人之间不得不互相倚赖接济，甚至是养儿防老，也很容易令人为了得到亲人的打救或长期照顾，而不惜放弃个人思想或性格之独立，而有能力接济家人的成员纵然可以盛气凌人於一时，但也往往因要承受令人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而提前衰歇。这样被小政府迫出来的、金钱瓜葛长期互相纠缠不清的大家庭不仅往往於个人身体有害，而且是训练低眉顺眼小奴才的温床。因此，中国人的小政府社会很容易迫出「孝」来，并将之提升到病态的地步，每一代人若不能再自食其力，就由家里的下一代人照顾，尽管年轻一代往往连自已也无法养活。不负责任、敌视福利社会甚至社会保险概念的中国人政府很快就领略到「孝」之妙用无穷。 　　统治者由此得而把照顾民众、为民众尊严生活作规划的责任，统统借「孝」这个道德指令推到每个家庭身上，好让统治者自己有钱尽情挥霍，和领取比一般民众高出几十倍的薪金，「依法掠夺」。 　　在小政府下，家人之间的接济和异常艰辛的养育，常令受者感到「恩重如山」，并会诱发在华人社会中常见的「有私无公」、「有家无国」的反社会行为，反使人人为己自私自利，对自己国家没有归属感，而渐次失去向心力，这股离心力则被视为「反动派」，离心力小的时候还可用暴力等等粗暴的镇压下来，但长此下去只会相继循环，终会有一发不可拾一天；相反，国民若主要从政府而不是家人得到救济，不但无须低眉顺眼，而且保有尊严，也无须担忧被终止援助而出卖灵魂，而受惠者如要感恩图报，对象也不是狭隘的家人，而是国家，这才是培养爱国心的健康途径。 　　中国统治者反福利社会和迷信小政府，任由民众自生自灭，也是中国的黑社会社团惊人发达的一大主因。当无拳无勇的民众投靠无门时，投靠黑社会也并非难以理解的事。甚至共产党在中国之兴起，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拜中国统治者任由国民自生自灭，以致国民病急乱投医所赐。 　　小政府另一个缺点是，每个人不论是否擅於理财，也要做自己的金融师。首先，这会令国民因孜孜於敛财掠富而气质趋於庸俗，并因而浪费大量时间而荒废其他许多非常重要的事。也许有人认为这会有助於锻链个人的钻营之道，甚至有人建议这种理财能力应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培训，但正如以上所说，这做法是害大於利。 　　在这种人人要做自己的金融师的社会结构里，常见的结果是，不少人在忧虑沦落街头或老无所依的恐慌下过度而囤积财富，但更多人是因理财不善而落得一穷二白，潦倒半生，甚至一世。所以，这方面的理财工程最好还是尽量由政府的专业人员统理。 　　「经济衰退」的不同含义 　　虽然有人一度以瑞典从一九七零年代中至一九九零年代中经济衰退为例而扬言福利国家已死，但瑞典到一九九零年代中起已慢慢全面复原过来，也让人见识到福利社会的巨大复原能力。而且，许多人不知道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跟非福利国家的「经济衰退」是完全两码子事。北欧福利国家即使遇上「经济衰退」，由於全国国民都获纳入安全网，生活水平仍是相当高的，只是逊於他们自己原来的生活水平，但比起非福利国家而言还是明显优胜的。而非福利国家由於没有安全网，一旦遇上「经济衰退」，即民不聊生，悲惨万状，就像香港要排队跳楼烧炭自了残生那样，而在传统中国社会，则动辄要「人相食」或「易子而食」。这种种在北欧福利国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像中国大陆不少美少女为了给兄弟姊妹〈特别是男丁〉攻读大学而卖淫的事，或像香港在最繁荣时候也要有几千人居於笼屋的事，在北欧福利国家最穷、最「经济衰退」的时候也绝不会发生那怕只是一宗的。老实说，非福利国家即使在所谓经济繁荣时，除了一些豪强巨富之外，国民的平均福祉也不可能比「经济衰退」时的福利国家优胜，由於工作条件苛刻，许多即使有幸受雇的人其实只是「奴工」而不是劳工。 　　反对福利社会的人又说，人的报酬必须与其对社会的贡献成比例。如其是这样，敢问甚么叫做「页献」呢？以蒙骗消费者、以内幕交易、以官商勾结，以糟蹋生态环境、以指鹿为马、以扶助独裁政权、以拥护伪选举等等而致富者是否对社会有「贡献」呢？若一定要把报酬与贡献挂钩，我们要给爱因斯坦、贝多芬、梵谷、乔治．欧威尔等巨人多少报酬才够呢？然而他们并不富有，甚至相当潦倒。又如乳牛一天生产近三十公升牛奶，蜜蜂为人类的农作物授粉，其贡献比起无数饱食终日，以整人害人为乐的人类都大得多，那么这些动物又该得到怎样的报酬呢？说到底，当人类自认已进化到离开了森林、不需要天天忧虑被狮子吃掉之后，人道主义就是终极真谛所在。否则，森林里的野兽世界不是更具自由竞争的精神么？这也是香港多次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森林式经济体系现在已绝不可能出现於民主国家，只可能在人类文明的停屍间-----即独裁政体-----中找到。 　　基督新教关键所在 　　似乎许多华人总是深信，人有滥用福利的天性，在香港，连身为中国共产党代理人的政棍也公然以「综援养懒人」为由而力主削减原已不多的福利救济！但何以在全球福利之最的北欧国家反而远没有那么多对滥用福利的指控！而何以福利也没有被滥用到拖垮整个制度的地步？在挪威这里，人们没有为了一年的全薪产假，和每月五千多〈港元〉的儿童津贴而像母猪一样的生育，倒是在移民社区中，特别是伊斯兰社区中生育率较高，据闻在奥斯陆一伊斯兰家庭生了十六个孩子。尽管监狱的居住服务条件一流〈而一般量刑也极轻〉，也从没有听过挪威人乐意入住，现在倒是给乐不思蜀的外国人住满了，但为了保持优质的监狱居住环境，现在连坐牢也要轮候逾年。那么，笃信严刑峻法的中国人必以为挪威会变成罪恶城了，但事实居然是，挪威的犯罪率，就如其他量刑也轻并对罪犯极人道的北欧国家那样，都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到底是甚么力量让最讲福利的北欧人那样自律、自尊？是甚么力量让他们愿意把自己太多的财富拿出来，跟较穷的人分享，让强者弱者都能活得有尊严，活着有意思。这是值得我们这些来自假大空《编注：「假大空」是指文革浩劫结束后，中国民间社会对1949年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阶层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多年以来，祸国殃民的种种浮夸、虚饰的「极左」政策措施和言行作法的一种通俗表述。》文明的人深切反思的。越来越多人相信基督新教的伦理是关键所在，这也是经济学家所不懂的。 　　原载於2007年6月《开放杂志》 20.香港民主派/党错在那里？ 　　从香港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发展历程和结果来看，民主派的表现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而当中又以民主党为甚。香港民主派或者民主党今天的处境，实在已到了末路穷途的地步。到今天，香港民主派已经堕落为民主大花瓶，但这个花瓶由於主要是自发而且是不自觉的，因此其花瓶作用远比中国大陆的八个花瓶民主党派大，对香港特区的一党专政统治有特大贡献。 　　到底香港的民主党人派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是没有人可以答得上，看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香港，真正有民主抗争实战经验的行动派，十九不擅理论探讨，遑论深刻反思，譬如他们对人类民主发展历程和目前国外民主发展的情况以至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的历史也都不甚了了，譬如他们也无法申述一下国际间民族主义与民主发展间的关系等等；至於平时对香港民主发展雄辩滔滔的学者教授，却又可能为了所谓学术中立，又或为了洁身自爱，鲜有投身香港的民主运动，因此他们的意见又多是闭门造车之作，这些理论其的是吓死外行，笑死内行的。放眼香港，有民主运动实战经验而又擅於理论探讨、总结经验的人，少得可怜。 　　「仁慈的独裁」窒息抗争意识 　　香港民主派共有的一个相当致命、却是他们罕会意识得到的先天弱点是，他们在过去，特别是现在大都没有受过香港政府很强烈的迫害，以致当中绝大部份都是政治温室的小花小草，也有很多是后知后觉半途出家的民主插班生，这类民主派每每对政治与权力态度幼稚、抗争反抗意识薄弱、处处为主子设想、思想底子单薄，信念容易动摇，总之，就是缺少了一种源自被压迫经验而发自心底的反抗动力。这种深植於个人内心的反抗意识，并由此引发出来的对公义的追求，是一切抗争运动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香港的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魂不附体的运动。 　　回望历史，当年香港人由於中共统治远比殖民地残暴专制而无可选择地贴贴服服地接受殖民统治，以致英国无需在香港实行高压手腕；也由於中共统治比任何殖民统治都更残暴专制，使得香港人对英国人在香港的恶行相当宽容。特别是当中共於加入联合国后表明不会接受香港像其他英国殖民地那样走向独立后，香港往后一切的所谓民主改革都只可能是逗小孩的积木游戏。香港人先而没有受过严重压迫的「福分」，继而被完全封杀了练习自治培养政治领袖的机会，就只能呆在政治温室里咬着政治奶嘴度日。说得悲观一点，如此先天背景加上中国汉人历史悠久的奴才文化，香港的民主发展是没有甚么希望可言的。最初谁会想到英国的「仁慈的独裁」会如此斲丧香港人往后追求人权民主的意识呢？最讲反殖的中共以其残暴造就了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光荣」的在香港发生的殖民统治，独裁而「仁慈」的殖民统治〈ps.每天放宽176~200大陆人「移民」香港，搞得香港变成「大陆化」，人文、知识、经济、管治落入「走一步退五步」局面！〉靡烂了香港人的抗争意识，历史的发展何其吊诡。 　　民族主义误人不浅 　　香港的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之民族主义狂热，已明显到了损害民主理想，特别是基本自由原则的地步。比如由於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竟然大都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划时代的突破不是态度暧昧，就是意兴索然，甚至一派蔑视，他们绝对没有强力呼应台湾的民主起飞，因为他们始终对台湾随着落实「主权在民」，逐步摆脱中共暴政走向独立，感到耿耿於怀。他们会把台湾民主发展琐碎化为李登辉的台独阴谋或独台私心，或以「黑金政治」一言蔽之。这种对领土分离运动的厌恶，也不会因教育水平不同而有明显差异。香港人大多依然笃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也有人大多依然笃信中国文化无比优越和中国领土越大越好。中共有没有能力管理好那样大的地方，中共统治者怎样虐待老百姓，和中国老百姓有没有权利脱离(更遑论讨伐)虐待他们的中国统治者，从来不是他们兴趣所在。 　　也由於民族主义狂热，即便新疆或西藏等地的独立抗争人士多年来受到中共残暴对待，基本人权荡然，香港的民主派也长期视若无睹，充耳不闻。也由於民族主义狂热，香港民主派对香港於九七年被中共暴政收回一事竟然毫无异议的拥护！来个逆来顺受，他们坚决不理，当时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拥护中共收回香港的香港人从来最多也只是四成左右。 　　香港民主派特别是民主党由於很介意中共指其「反华」、「不爱国」，因此长期努力跟中共争取代表「正统中国的的地位」，藉此堵住中共严重失禁的嘴巴。所以他们要不断跟中共较量：我比你更中国！我比你更爱国！但这样的争夺和较量的后果，正如上面所分析，是很严重的，最终只会损害了非常基本的自由原则。不仅如此，还会显得胡闹。比如李柱铭在「六四大屠杀」后为了证明民主党(或当时的港同盟)并不反华，年复一年的到美国游说美国政府不要制裁中共，跟全球许多因人权理由要求制裁中共的人大唱对台，就显得很造作很无聊，而其所持理由是中共受制裁将会拖累香港经济。这就是孔子说的巧言令色了，绝不应是一个心智成熟抗争者的所为。当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不论甚么理由也不会出来为压迫自己的独裁者辩护，甚至如前南非或目前缅甸等无数异见人士均视制裁自己的独裁祖国为天经地义之时，李柱铭为了洗脱「反华」的指控，四出为中共向国际求情，使之免於经济制裁之举，在国际反压迫运动中实在显得不伦不类，变得面面不是人，更显示了个人「奴性」！ 　　香港民主派由於绝大部份都沉溺於民族主义，也可能为了买个政治保险，因此宁弃已经民主起飞的台湾，而与残暴的中共在民族主义问题上耳鬓斯磨，结下孽缘。 　　严重错估九七后形势 　　连民主党的领导层都已承认，他们严重错估了香港九七后的形势。他们在就九七前都以为，九七后中共会镇压他们，起码会对付当时的领导层，因此他们当时都煞有介事的培育第二第三梯队接棒，更有一些民主派人士特意在回归前到外地痛快一游，称担忧回归后一离开香港，中共就不会再准其入境。我当时早就对人说，由於他们在中共最看重的所谓「领土完整」问题上完全声气相投，而且最多只是很罕见的在言论上说说推翻中共，整体上对中共根本毫无威胁，更有舐共之嫌；熟悉中国汉人政治行为和中共政治传统的人，是绝不会有他们那样的政治评估的。当时我说，即便中共九七后有镇压，受害者也只会是一些行动上绝对比他们激进但又没有高知名度保护的无名英雄，这些小人物即使人间蒸发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但为甚么他们的评估会错得那么厉害呢？原因看来又和他们来自政治温室闭门造车有很大关系，而他们普遍不读书、读错书或读书不求甚解则令问题恶化。 　　由於民主党严重错估了九七后政治形势，这今许多领导层方寸大乱，重心顿失，对意料之外的局面无法回应，这不但令市民觉得民主派有「唱哀」特区政府之嫌，也给党内的权力斗争埋下多一条火药线，也令党魁李柱铭竟而一再发出九七后政治局面远比他「预期」的好那样有利於特区一党专政的惊叹。 　　跟世界任何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相比，香港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是缴了白卷的，尽管他们死也不会承认这点，坚决闭门造车自恋下去。民主派在过去二十年在政治上连陪跑的位置也做不到，到今天还对擦屁股草纸也不如的「基本法」毕恭毕敬，对绝大部份香港人被剥夺了选举特首的基本人权，爱理不理，但他们对北京邪政极尽屈辱的迁就，并没有感动了奴隶主而苦尽甘来；而在民生方面则继续要面对由全中国民脂民膏无限量支持的左派。 　　民主派，民主党，救救自己吧！ 　　原载於2001年4月《开放杂志》 21.台湾突破华人文化死局 　　阔别台湾两年后又去一趟，发现台湾人现在最忧心的不是中共武力犯台，而是中共对台湾经济从蚕食到鲸吞。显然，台湾必须认真增强经济竞争力，尽力给台湾人装备一些非中国大陆民众所能轻易习得并取代的能力，提升台湾人在国际环境的生存能力，否则台湾今天从中国虎口悻存而来的文明水平，很容易随着被大陆经济蚕食鲸吞，拾级而降。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不幸。 　　虽然台湾跟世界一些人间胜境还有距离，但我每一次去总觉得我在传统华人社会久已形成的昏暗人生也忽然微亮起来。我於十多年前开始造访台湾之前，一直无法相信华人社会是可以发展成这个样子，我无法想像奴气淡薄、文艺气息四溢的华人社会如何可能，也无法想像一个华人社会可以趋於均富，而不是如中国大陆、香港等典型华人社会那样的富者家财动辄成百上千亿(港元)，贫者以垃圾为食；当然，最让我难以想像的是，华人社会居然可以发展到普选最高领导人这个完全违反华人文化格局(其实是死局)的文明水平。 　　中国的极限：巨型新加坡 　　台湾的文明水平抛离中国大陆有多远？说一百年当然是太小，即使说一千年，也很难说太多，任何一个不为大汉民族主义所困的人都会难以确定，中国大陆一千年后就一定可以赶上当前台湾的文明水平(更不要说台湾一千年后的文明水平)，原因很简单，以中国大陆目前依然死守晚清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莫谈国事、小心烟火」的体用模式，用共干的的摩登词汇来说，就是「经济挂帅」、「稳定压倒一切」、「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之类。中国大陆发展到最好，也只可能成为一个巨型的新加坡，也就是一个没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司法独立等等基本公民权益、却让你衣食无忧〈只指富人和贪官〉的地方。这种管理显然是从人类的养猪经验中衍生出来，惟西哲苏格拉底早就忠告世人「宁为痛苦人，莫当开心猪」，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健力士世界纪录的大猪圈〈而且也总不会像新加坡猪圈那么乾净〉，实在不是很值得自豪的事情。从新加坡的例子可见，经济发展不是必然会带来政治改革的。台湾必须洁身自爱、跟中国大陆划清界线的最关键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两个地方的文明已经相距太远。中国本土官民经过两千多年的胡天胡帝，已经成功把过去华夏被化外之民包围的格局倒转过来。今天中国本土文化之低之劣，莫说是东亚，举目环宇，也难觅对手。 　　台湾所承传的中国文化看来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七彩文化，而是大抵自郑成功以还的官化儒学专政的死水文化，以此不利条件而有今天的政治自由和均富式的经济繁荣，实属奇葩。这朵奇葩怎样长出来呢？一是台湾属於中国的边陲地带，而且有海峡相隔，中国本土文化不容易彻底覆盖，中国本土政府也无心经营，晚至十七世纪中叶后(1662年)才因郑成功逃亡至此赶走荷兰人，方全面汉化起来，而台湾一直到一六八四年才被满清统一，第一次被收进中国版图，绝不是甚么「自古以来」的。此所以清世宗〈雍正〉一七二二年即位时下诏曰:「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我皇考(指康熙)神武远届，拓入版图.....」。其他清朝着名学者如魏源、赵翼等，也一概认为台湾自古「不属」或「不隶」中国，只是到了中共掌政后，台湾才於一夜之间变成「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而已！是以，相对於其他中国本土地带而言，台湾过去所遭受的汉文化毒害是较轻的。其实，要不是郑成功逃到台湾搞「两个中国」，很难想像清廷会对台湾有那么大兴趣，情况跟近两百年后国民党赶走日本人逃到台湾搞「两个中国」、进而将中国本土的汉人文化、制度和政治争端带进台湾几乎如出一辙。从这角度看，台湾一直是任人宰割、无可奈何的沉默恙羊，而来自中国本土的败将残兵则一直一厢情愿的要台湾人不问缘由、毫无保留的跟他们一起背负东山再起、逐鹿中原的大汉皇帝梦，以及一家独大的儒家道统。 　　梁启超歌颂日治台成绩 　　固然台湾正式沾染中国本土文化的时间较短，另外也非常重要的是，它至少经过两个文明水平远在中国之上的外来文明即荷兰和日本的教化、善化，统而言之，就是文化排毒和启蒙。荷兰人不仅致力铲除台湾原住民的猎头风俗并教以文字，传以福音，整体而言是让台湾人第一次领略现代文明的滋味。日本优质文明和中国劣质文明的文化大战，在甲午战争后日占的台湾土地上轰然展开。女子缠足、男子蓄发、全民吸毒等汉人几百年到上千年一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痼疾落在日人手上即应声而溃，这些成绩当时除了获得国际社会的赞扬外，连最热爱祖国的中国思想巨人梁启超於一九一一年游台湾后也很痛心地倾吐对日本治台成绩的赞美: 　　「吾兹行之动机，实缘频年居此，读其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未尝不揪然有所动於中。谓同是日月，同时山川，而在人之所得，乃如是也.....非亲见又乌乎之？.....台湾隶我版二百年，岁入不过六十余万.....日人得之仅十余年，而频年岁入三千八百余万，本年预算且四千二百余万矣。吾内地若能教之，则尚何贫之足为忧者？.....台湾之行政措施，其美备之点极多.....其中又岂无一二可师者。就中若改币制、办专卖、兴水利、调查土地户口、干涉卫生等，多有独到之处，应用最新之技术，万国所共称叹。吾又安能违心以诋之耶？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效之耶？」 　　〈见梁殷超(游台湾书牍)，《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四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梁启超对日本治台成绩的赞叹并欲师法，跟其后另一位爱国者孙中山对英国治(香)港成绩的推崇并立志将中国「香港化」的做法，惊人吻合，不在话下，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澳门、以至昔日中国租界的发展均凌驾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本土管治之远逊於殖民统治，显非例外，而是常态。 　　中国的文明，在梁启超那个年代到底是处於一个甚么的水平。且不说当时中国妇女依然要缠足，中国人依然会被凌迟。从清末大官李鸿章外访时的表现，就可推知当时中国的文明程度。例如他在英国探访旧友常胜军的戈登将军(General Gordon)的遗属，获赠一只曾於多次狗展中获奖的名犬猎狐梗(foxterrier)，李鸿章却认定这是送给他吃的，回去吃完后还回信说：很好吃。荷兰女王伸手让他行吻手礼，李以为是索贿。最荒唐的是，在中俄谈判期间，属东亚病夫典型的李鸿章不断咕噜咕噜的把痰吐在名贵地毡上。但在中国人的世界，这个李鸿章已经是知书识礼、满腹经纶的中国绅士。这样的一个文明，你相信可以给台湾带来甚么？ 　　所以，一些学者如中央研究院的周婉窈博士在其颇畅销的《台湾历史图说》(2001)里依然说：「在中日马关和谈中，这个远离甲午战火的海外孤岛，竟不幸被议定割让给日本。这是台湾近代悲剧命运的起源。」就令人相当费解。台湾落入日本之手是千年不遇的摆脱劣质汉文化、展开文明升格的大好机会，也因此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才有超过七成的学龄儿童就学率，以及其他各方面均雄视整个中国本土的发展水平。日人就如英人改造香港那样，帮台湾人解决了中国人搞了几千年也无能为力的难题，加之台湾的「祖国」又不是文明比日人文明更高的北欧、西欧或北美诸国而是中国，落入日本之手又何来「不幸」、「悲剧」呢？这岂不就是梁启超说的「违心以诋之」之论？我不是不知道殖民统治的奴性本质，只是很难很难找到一种比中国统治模式更奴性、更恶劣的殖民统治。 　　中国不经殖民无以重生？ 　　台湾能够先后被两大先进文明殖民统治，从而奠定了走向现代文明的不拔之基，这是整个中国本土所没有的福分。从过去两百年的历史来看，已经开到荼蘼、千疮百孔的中国文明除非经过强力的殖民统治，否则难以像火凤凰的火浴重生。着名中国通兼《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W.J.F Jenner教授(1940-)在其力作The Tyranny of History〈《历史的枷锁》〉深刻反思说： 　　「中国数千年来的.....专制官僚系统，已经渗透了所有在此环境成长的脑袋，要摆脱这样的思想枷锁，非常困难。我一直认为，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皆因为有外来的殖民统治，才得以打断中国的官僚传统，从而仿照外国模式行事，推动社会发展。惟中国已经拥有强大军力，这样打断中国文化枷锁的做法已不可能。」 　　的确，这个年代谁还会还敢大搞殖民事业呢？殖民主子也不是呼之则来的，而且看来是一去不返了。现在中国本土民众如要享用蛮夷戎狄的文明制度，就只能远走高飞国外或者高薪聘用外国顾问好了。 　　台湾於一六六二年跑来一个文明水平较低的郑成功政权，逼走文明水平较高的荷兰政权，当然是台湾的恶运。但要不是郑氏家族据台称王，触犯「天无二日」的中土天条，清朝也未必会劳师动众将台湾武力统一，要是台湾不是中国领土，那么甲午战争后也就不会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并由此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历史之发展，何其吊诡！但历史是否总是这般「塞翁失马」式的重演下去呢？台湾再一次再坠入劣质文明体系如中国大陆的统治后，会否又是祸福相伏的历史情节？从中国本土五十年来的统治来看，不问这帖狗皮膏药叫「武力统一」还是「一国两制」，恐怕很难有人会希罕甚么「塞翁失马」的了。 　　原载於2003年9月《开放杂志》 22.中国越来越惹台湾讨厌 　　这次到台湾出席「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有机会再睹阔别了几年的台湾，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我特别喜欢台湾，是因为其发展够均衡。它有亚洲大部份地力没有的物质生活，有新加坡、香港没有的民主，有日本和南韩没有的妇女地位。在亚洲，发展上能够全面超越台湾的看来就只有澳洲和纽西兰。台湾人在中国恶质文化污染下，加上中国大陆长期敌视和打压下而有此成就，是应感自豪的。 　　上次来台降落的「中正国际机场」，已易名为「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正纪念堂」也已易名为「国立台湾民主纪念馆」，我不像许多中国人、香港人甚至部份台湾人那样的感到失落，因为台湾若要继续完成其急不容缓的建国历程，就得突出台湾的主体意识，否则台湾人的国民身分认同会更加支离破碎，国不成国，非驴非马，后果非常严重。就像挪威虽然被丹麦统治了四百年，被瑞典统治了一百年，虽然他们在文化语言宗教上的关系比台湾跟中国还密切，而中国统治台湾也没有四百年那么长，但今天绝对不会有挪威人会说自己也是丹麦人或瑞典人，也不会有挪威人会供奉丹麦或瑞典人的政治图腾。就如不会有美国人搞不清楚自已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或奉丘吉尔为国家英雄。这绝对是匪夷所思的，尽管许多美国人都是来自英国。若按照典型中国人思维，挪威肯定是「自古以来」就属於丹麦或瑞典的了，而且文化语言宗教那样相近，国土又相连〈中国人视土地相连或甚至曾经在远古相连为重要的领土归属依据〉，挪威到底有甚么理由、有甚么需要争取独立呢？其实挪威在一九零五年时所摆脱的瑞典已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了，但挪威人就是耍复原他们在几百年前拥有的独立国体。今天加拿大也算是全球最民主和富裕的国家之一，但那里的法语区魁北克还是要独立，而加拿大政府也让他们公投，只是他们自己投输了。当中国人都已经视加拿大为移民天堂时，魁北克人却要「离家出走」，确是今他们非常费解的。由此可见，摆脱暴政固然已经是争取独立的足够理由，就像目前台湾那样，但即使没有暴政在前，一个地方的人若由於身分认同问题而要独立，也是大有道理，在国际间大有先例可援的。 　　虽然有不少用心善良的人，特别是一些香港人或台湾的国民党人，说希望台湾不要分裂开去以便有助於中国的民主化，但我并不同意。一是台湾并没有这样的责任，特别是当这个责任的履行会严重妨碍台湾进行中的建国历程；二是台湾的发展经验跟中国本土的发展经验相当不同，譬如中国本土所受中国文化的毒害远比台湾深，又没有经过全面的优质外来文明殖民，文化心态依然极端傲慢，依然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满清阶段，所以台湾人的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未必合用；三是，即使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对中国适用，台湾也绝对无需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才能发挥这个作用，只要中国减少打压台湾，让台湾能继续正常发展下去，或比今天发展得更好，这个独立的台湾本身就足够让中国人看到，即使是华人社区，或者即使是一个在中国出尽了九牛二虎之力重重打压的华人社区，也可以发展出民主来。要是中国连向文化、语言那样相近的邻国学习模仿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即使把这个邻国收归其版图之下也不会学得更好。人类历史上许多国家就是虚心向邻国学习而成功，并不需要先把学习对象占领才行。 　　台湾独立成国有利中国 　　台湾正正规规的独立成国，对中国是利远大於害。这会帮助中国政府或中国人治疗其过长的孩子气行为(prolonged infantile behaviour)，尽快发展出较成熟独立的政治人格，不应再过分依赖台湾作为战靶，来掩饰中国政府的无能管治。其次，当台湾与中国正式平起平坐后，中国才有可能从完全掩盖理智的傲慢当中稍微清醒过来，这样中国才能从台湾身上学到中国应该学习的东西，就如假若中国引徐福东渡日本之类历史为据，一口咬定日本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则中国人肯定不会把日本人放在眼里，不会放下身段，向日本人讨教。中国人的性格很复杂，对外他不是善邻，对内他也看不起自己人。 　　我就鼓励台湾朋友说，中国的动作只是虚张声势，因为中国政治历来多的是以废话为始，以废话为终，说话多是出於仪式化的形式需要，也可解释为志在逞能斗嘴的孩子气行为。中国最擅长的其实是接受现实，所以台湾更应趁着这个奥运多制造一点现实让中国去接受，也不用瞻前顾后。就如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杉本信行在其大作《大地的咆哮》里说： 　　「美国走过奴役黑人的历史，如今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因为它负有使命，必须向世人展现尊重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立场.....换言之，要美国对早已接受民主薰陶的台湾见死不救，等於要它放弃国家的宝贵理想一样.....因此，日本必须对中国坚持主张：『美国绝不会放弃台湾，日本也绝对会和美国站在统一阵线。』」 　　当然，台湾人也应为其建国理想作好要付上一定代价的心理准备。为理想而付出代价，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虽然台湾在中国的畸形崛起兼长期蓄意打压下，士气似略见低迷，但整体而言，台湾人表现出来的文明修养和理想主义依然令人无限神往。若受到这样长期蓄意打压的是香港，恐怕早就变成废墟鬼域了。多年来，香港〈特别在经济上〉不但没有受到中共蓄意打压，更被北京以行政手段，置中国其他更有需要的省分的利益不顾的，强行以「个人赴港自由行」和「资金自由行」等等多种经济措施，以数以千亿(港元)的外来资金「北水南调」为香港苟延残喘的经济输血，藉此令香港免於在「一国两制」下崩溃，今中国不致丢脸，从而向外人，特别是向台湾人吹嘘「一国两制」如何成功。 　　普世关怀提升台湾文明层次 　　就以这个「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为例，这样一个貌似地区性却具普世性意义的课题，这样一个严肃的研讨会，台湾人居然有识见，投入这样大的资源去隆重其事，把研讨会做到这样的高规格，更难得的是，几百位参与者两天里热烈参与其中。参与人数之盛，衡以国际水平都是极其可观的，即使是电影首映礼也未必有此规模。 　　德高望重的欧洲议会副主席Edward McMillan-Scott在其专题演说中无所顾忌的向中共发话： 　　You cannot kill religious faith and if you try，history tells us so recently，it will kill you ..... I am convinced from my numerous visits to China and its neighbouring countries， whether Hong Kong，Tibet or Taiwan，that the endgame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now underway. Beijing is the most murderous regime in world history.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s of 70 million of its own people-38 million from starvation - and now thousands in Darfur and elsewhere.(译文：「你(中国)不可以杀掉宗教信仰，要是你真的这样做，才前不久的历史就告诉我们，你只会被这宗教信仰杀掉.....从我多次造访中国及其邻国〔不论是香港、西藏或台湾〕，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终局之战。北京是世界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政权。它要为其七千万同胞之死负责-----当中三千八百万人死於饥荒，现在又在苏丹Darfur等地造成数以千计民众死亡。」 　　然后他提到法轮功，指从他在北京所作考察可见，中国政府根本就是要把法轮功信众灭绝(genocide)，并描述他接触过的法轮功信众的受迫害骇人惨况。我并非法轮功信众，法轮功信众受迫害的事件我也已听过无数次而近於麻木，但经他这样庄严和悲天悯人的把这些我已知道的再说一次，我听得眼泪差点掉了下来。会议中也遇到不少法轮功信众，我对他们说，今天中共迫害法轮功，大有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影子，虽然论残酷程度，还是罗马帝国仁慈得多。就如杉本信行先生寄望梵蒂冈重回中国以救中国那样，我也相信真正能令中国人已跌至谷底的道德水平反弹回升的不是「衣食足然后知荣辱」(中国的领导人和大款难道衣食还不足吗？)，而是宗教力量。但看来不是在中国土地上已经徒劳了几百年的天主教或基督新教，更不是已被中共政权收编的中国本土佛教或道教，而是较吻合中国人文化格局并对中共虐杀视死如归的法轮功。 　　台湾人大有继续善化的潜力 　　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在中国当然决无可能举行，在香港，即使竟然有民间组织不「洁身自爱」，坚持主办，与会人数肯定最多只及台湾这次研讨会的十分之一，而且，香港政府不但不会像台湾政府那样的主动筹办这样的人权活动，香港特首曾荫权更肯定不会像台湾总统陈水扁那样出席这样研讨会以表支持，而且，港府会为了向北京主子邀功献媚，肯定至少会拒绝一半来宾入境〈这在过去类似活动中已发生过无数次〉，务使会议搞得满盘皆落索。至於同样在中国劣质文化毒害下的澳门和新加坡这两个御用太监，也绝不可能举行这样公然宣扬人权的研讨会。其实，际此中国正迅速畸形崛起，开始以其原始人类价值观号令天下，莫说是较落后的东南亚，即使是其他欧美国家，依然敢像台湾这样跟中共对着干的，也多乎哉，不多矣。然而，似乎台湾人却并没意识到，他们这种普世关怀已把他们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人类文明层次，已经把阉人的中国和被阉的香港甩到不知那里去了。 　　大概是由於早年许多来自中国的汉人与品性单纯的原住民杂交后令其后代秉性趋於单纯，加上中国殖民台湾的历史较短，以及台湾幸而有荷兰和日本的优质殖民以抗击中国的恶质殖民。还有那道让台湾人道遥於中共铁蹄之外、得以追风逐梦的台湾海峡，台湾人显然极具可塑性，极具继续提升的潜力。但我也对台湾人说，说台湾发展好，只是以亚洲的水平而言，若以我熟悉的、已连续六年当选为全球最理想居处的挪威为座标，则台湾还大有改进余地的。我觉得，台湾人普遍有一种向善寻真的单纯性格，所以，若向他们宣讲独步天下却又鲜为外界认识的北欧模式或挪威经验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都是可以继续善化、见贤思齐的一群人。相反，若向香港人推广北欧模式或挪威经验，则属对牛弹琴，若向中国做同样的事，简直是对狼弹琴，自招杀身之祸。就如那些洋传教士对我说，向单纯的非洲人传教多容易，向入世太深、诡变多诈的中国人传教多困难。 　　台湾人讨厌中国人更甚於从前 　　此行我也发现许多台湾人对中国人的讨厌和顾忌似乎又更甚於从前，原因当然是中国政府这几年来的霸权行径变本加厉，以及一般中国民众的表现也实在令人失望。大概，就像甚么「礼义之邦」、「礼义廉耻」之类口号那样，中国人说的「出污泥而不染」只是理想，「臭罂出臭草」才是社会主流现象。所以，现在台湾人似乎颇在意你是来自中国还是香港的，他们往往会把他们区分开来，这当然不是在表扬香港人道德过人，只是说中国大陆民众的文明修养跌穿下限而已。而我，也因为被误以为来自中国而非香港而深受其害。的确，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没有自知之明的民族，要中国人明白他们惹人讨厌是万分困难的事。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台湾就仿如中国的妻子，中国人会觉得按照中国人三纲五常的祖训，妻子是要无条件臣服於丈夫的，双方绝无可能谈判，有的就只是休妻，绝不可能有离婚。丈夫不需理会自己的生殖器是否已因乱嫖而溃烂，不需理会自已是否已深为妻子所讨厌，也不需要理会妻子是否有生理周期的障碍，而晚晚强迫行房，但求一泄。在现代文明社会，即使是合法夫妇，若妻子不愿意行房，而丈夫霸王硬上弓，做丈夫的也可被控以强奸罪，妻子也可以要求离婚。但中国人却狡辩说这妻子「自古以来」就是属於他的。其实，这全是中国人自己幻想出来的，因为台湾根本从来没有跟中国结过婚，台湾跟中国的短暂结合绝不是两情相悦，只是在中国铁蹄施暴下的结果，所以他们即使有任何后代，也不是爱情结晶，而是孽种。中国只不过是过去几百年里殖民过台湾的多个殖民者之一而已，不要把自己看得那样神圣。若其的要说「自古以来」，西班牙和荷兰都在中国前面，那轮到中国说三道四。不过，中国若依然死不暝目，强要斗早，那么基因研究已经清楚显示，早於一万五千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就早已越过中国以外的地方定居於台湾，成为当地的原住民。那中国算是老几？若中国真的还不识趣夹着尾巴逃窜，那么我就只好再引用我在七年前提出的、令中共气得狂性大发的理论，那就是：摆脱不公义统治或摆脱暴政本身就已经是很充分的寻求领土脱离的理由，其他的都不用多说。 　　中国和香港不了解台湾 　　我从跟当前台湾人的接触中觉得，台湾对中国的理解虽也有其天真之处〈比如一些台湾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好的，坏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统治〉，但比起中国对台湾的理解，还是有深度得多；同样，台湾对香港的认识也远比香港对台湾的认识多。香港绝大部分民众即使到今天依然不会明白，也不认同台湾人渴求摆脱中共暴政的诉求，依然不明白为甚么台湾人不能像香港人那样「委曲求全」，宽衣接受北京爷们的阖割，依然不明白为甚么台湾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相反，许多台湾人已很清楚香港人只是条毫不值得羡慕的可怜虫。就如在去年病死的着名香港左王《编注：此语源自中国，并移植到香港，意指极端保守派。》邬维庸就曾有这样一句的经典金句：「既然香港人明知一定要被(中共)强奸，何不躺下来好好享受一下呢？」这种灭绝人性的话，尽管一般香港民众听起来也可能会说觉得极度呕心，但从香港人自已的实际行为看来，这话其实其有令人心悸的写实成分。 　　在「西藏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誉满国际、文采风流的哈佛大学教授Ross Terrill(汉名谭若思)说，「胡锦涛为了营造出「和谐社会」的表象，纡尊降贵到农村里大作关怀秀，并由党推出一连串的小动作，」谭若思说，「这就仿如「想靠抚摸一下鸟毛来医好小鸟的心脏病那样」(stroking a bird's feathers to cure its heart disease)中共处理台湾问题上也莫不如此。台湾说讨厌中国，中国却皇恩浩荡的说要把绝大部份中国人都享用不到的「一国两制」〈其实是「一屁两响」的变调〉送给你；台湾人说要生存空间，中国则连世卫也不让台湾加入；台湾人说要摆脱中国暴政，中国就偏要说更加要跟台湾人爱抚厮磨，说这有助「改善两岸关系」。 　　原载於2007年9月《开放杂志》 23.台湾有权独立 　　大概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共把统一中国视为全党全国首要之务，到今天已经先后「统一」了香港、澳门。在自由民主政体已获公认为典范政体的今天，一个独裁残暴的政权竟然可以相继收回两块远较其自由的土地，而且还是在掌声中完事，此刻更向另一个更文明的现代民主政体伸手。要是人家可以摆脱一刻汉族民族主义，客观想一想，就会感觉到这是多么可怖、可耻的事，情况就如我们拚命反对法官把虐儿成性的父母与子女隔离一样。的确，在此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有发生过这样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下把自由土地交予独裁政权的事。人类的文明进展正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 　　可是，香港、澳门甚至台湾三地的自决论者，至今并未能针对中共漏洞百出的的「惟统一论」发出有力的还击。 　　民众有权摆脱不义统治 　　其实，台湾人有权自决其理甚明，首要原因当然是：中国毫不含糊实行个独裁统治。只要我们翻一翻国际学界就「领土脱离」问题(secession)的讨论，就看到即使是对脱离权设限最多的着名学者(如Duke大学哲学教授布坎南〔Allen Buchanan，1948-〕)也同意：摆脱不公义(unjust)统治是民众寻求领土脱离的有力理由。布坎南教授以脱离权比作夫妇的离婚，并名之为「政治离婚」(political divorce)。布坎南教授在与笔者的通信中称，由於台湾被中国收回后人权难保，所以在道德上绝对有权要求独立，并称其性质可归为先发制人式脱离(pre-emptive secession)。至於像贝楞教授(Harry Beran)等笃信自由主义的学者，更认为民众有自由组合(free association)立国的天赋权利，无需因为被统治者奴役才有权行使脱离权。 　　在西班牙大独裁者佛朗哥横行的年代，当时由英国殖民的西班牙领土直布罗陀便在一九六七年透过全民投票，结果以一万二千一百三十八票对四十四票之比选择离弃祖国，投进较西班牙自由的英国殖民主子怀抱，这个事例不是说明了「民权」与「民族」的致命区别吗？ 　　脱离暴政属温和行动 　　其实，民众岂止有权脱离暴政，更有权推翻暴政。这个权利甚至是责任在西方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以降已深受肯定，随着以压抑神权为历史背景的绝对主权论(absolute sovereignly)日见衰落，主权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思潮日兴，即使在过去盛行绝对主权论的大陆法地区，以国家主权压倒一切的做法也日受唾弃，民众有权推翻暴政的理念几已成为所有文明先进国的常识。即使再保守如中国者，两千多年前，圣人如孟子已认许民众有权推翻暴政。无怪研究脱离权的学者认为，面临暴政时民众尚且有权革命，若只是脱离暴政其实已是很温和的行动。 　　国际社会没有明显质疑中共的绝对主权论，只是为其带有自毁性的霸道慑服而已。 　　台湾独立技术无碍 　　因此，国际间就脱离权的争议绝不是针对民众有没有权脱离暴政，这方面是没有甚么争议的。他们主要研究包括在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国家某部份民众有没有理由脱离独立呢？范例如魁北克想脱离加拿大独立；又如一国之内不同文化背景的小数族群是否都有权独立呢？又或者若要求独立的领土是被原来国家包裹着的裹地(enclave)，如何解决技术问题等等，很明显，所有这些问题台湾都是没有的。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方面的学者都同意，任何一群人若想自立一国，以便实行独裁统治，则万万不可、必须制止。 　　国家分裂自古已然 　　中国统治者永远弹着老调：那个那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请问「自古以来」有多「古」呢，有没有非洲现代人六万年前踏足中国时那么古呢？自古以来还有许多许多地方是中国的，如何挑选呢？「不可分割」又有什么科学根据呢？中华帝国今天衰落，原因是不是外蒙古甚至台湾等地分割开去呢？还是我们要为外蒙古、台湾等地因为摆脱了中华帝国而走上民主路而庆祝？尽管中国统治者的「愿望」是世界大同，全球一统，但世界的发展却恰恰与此相反，全球国家的发展趋势是：分裂不止，从一七七六年的二十一个暴增至今天的约二百多个。至於国家规模与民众福祉高低也没有必然关系，反而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标」的理想国排名中，所谓小国(如挪威、比利时、瑞典、荷兰、冰岛、瑞士、芬兰、丹麦、奥地利、卢森堡.....等等的一半以上。)倒占了头二十名。 　　「一族一国」制难以成立 　　毕竟，这个世界的领土不是「自古以来如此」就万世不变的，否则世界版图就要彻底重划了，特别是若提出这个要求的是独裁政权，问题就更大。这个世界的发展不是也不应如中共的宣传那样：一个民族只能成立一个国家，否则世界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日耳曼民族、阿拉伯民族、拉丁民族等等已分裂成大批国家的民族便要重新走在一起，不得「数典忘祖」，更加严重的是，按此逻辑，中共当年就不得同时承认处於分裂的东、西德，今天也不得同时承认仍处於分裂的南、北韩，刚果情况亦如是，此外，中共还必须让国内其他起码五十多个小数民族独立，以贯彻「一族一国」。 　　权力趋向腐化，绝对权力只会绝对腐化，绝对主权也逃不过这条铁律，民族主义不过是一条遮羞布、一帖救命符而已。 　　后记： 　　本文发表后，大概由於文章刺中中共要害，中共当局勃然大怒，在香港发起史无前例的围剿行动。香港三份左派报章《大公报》、《文汇报》和《香港商报》对作者持续几十天，每天指名道姓的以专文谩骂，并把作者提升到台独份子之首的高度，如称「中华民族也耻有此败类.......」，指作者比「台独份子」吕秀莲更「猖獗」，「丧心病狂鼓吹台独.......比台湾岛内台独份子的言论更为嚣张、荒谬和无耻。」到二零零四年，中共当局似仍余怒未消。香港《文汇报》(2004年7月14日)称「某报〈即香港《明报》〉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四日发表锺祖康《台湾有权独立》一文，其分裂国家的谬论当时就受到社会广泛抨击。事隔四年，某报又发表鼓吹港人追求『政治自决』的文章，令读者感到惊讶。」 　　原载於2000年5月4日香港《明报》 24.大恶者妙用隐恶之法 　　在欧洲、拉丁美洲、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反美情绪高涨；欧洲人则普遍对苏联没有好感，苏联的前卫星国更每视之为喜怒无常的无赖；惟独中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左右逢源，即使中国统治之暴虐和独裁与欧洲的开放大异其趣，即使中国征服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王国，并极其露骨、狂妄、挑衅地称之为新侵占之疆土〈即「新疆」〉，即使中共曾胆敢冒得罪全球回教徒之大险，公然迫害和「种族清洗」当地上千万的回教徒，长期镇压当地回民的复国运动。单单想到这是一个连伊斯兰世界都无奈之何的无神论兼反回教国家，就可知其绝非一般善类，绝不是美国等老粗可望其项背的。 　　极度荒唐不易批判 　　对于中国得以长期多行不义却不被追究的问题，笔者过去已稍作论述，譬如中国人之恶行之荒唐完全超越文明人的想像程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人砌辞狡辩、言不由衷举世无双也是必不可缺的「成功」因素。也许有人觉得我在插科打诨，挖苦中国，但要批判一个极度荒唐的事物，若要言必及义，批判本身每每也免不了看起来有几分荒唐的。中国研究泰斗白鲁恂教授(Lucian W Pye，1921-)藉其儿时在中国的十四年成长经历，及其过人悟力，对中国问题目光如炬，但其中国见解却被传统学界斥为武断荒唐而曾遭长期排挤。当年(1968年)白鲁恂教授出版其大作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中国政治的精神》〉独排众议之时，简直被目为怪物，无数对中国含情脉脉的中国通群起而攻，譬如W．J．F Jenner教授(1940-，《西游记》、《我的前半生》英译者)就在着名的严肃的剑桥大学学刊Modern Asian Studies〈《现代亚洲研究》〉的书评中斥其「荒唐」(ludicrous)，并警告「此书误人，后果堪虞，诚盼各方莫以权威待之。」(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is dangerously misleading book will not be treated as authoritative．)，但经过文革以后，无数悲剧闹剧的考验后，含情脉脉的「中国通」无不五经扫地、声名尽丧，惟独自鲁恂等一些「荒唐」、「误人」的中国专家才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孑然耸立，这一口冤气白鲁恂在该书一九九二年再版时也详细交代过。 　　W．J．F Jenner直到八九年六四大屠杀才醒觉过来，极其痛心疾首地写出用The Tyranny of Hisrory〈《历史的枷锁》〉，称对当前中国的困局感到绝望(despair)，下笔几乎比白鲁恂更悲观〈白鲁恂也尚且只说「审慎悲观」〉，并开始思考殖民统治对打破中国千年僵化传统的必要性。但其正了解中国的人哪里要等到六四大屠杀才醒觉，才「痛心疾首」呢？其实在文革闹剧上演之前，识者已不应抱有幻想。难怪那些要等到六四大屠杀才醒觉的人，当中不少隔不多久便又再一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重投中共的怀抱。看看赛珍珠(Pearl Buckc，1892-1973)在其自传里关于她怎样在一九三零年代末就看到中国大势已去，势将步苏联后尘，而难舍难离地离开至爱的活了四十年的中国，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赛珍珠到临死前央求周恩来御准还乡游也被严拒，抱憾而终。 　　恶行荒诞识者不敢听信 　　与中国比较，美、苏的恶行无疑是可用文明人的想像力理解的，比如美国被指经济压榨第三世界，搞大美国主义，又或证据确凿的尼加拉瓜contra丑闻。但这些恶行，以常人智力即可了解。苏联国内侵犯人权，国外肆意攻城掠地，其恶，也是不解可明。但中国的土炉炼钢；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大饥荒肆虐之时政府倍增粮食出口；文革的盲斗；政府以坦克辗人而不是假弹或实弹驱赶示威民众；爱滋成村，自生自灭，而报导疫情更属「泄漏国家机密」；民众可以在食店品嚐任何生物，包括女婴屍体。中国这些恶，由于太过荒唐，超乎文明人的想像力，心智正常的人是不容易听信的。这是中国政府或中国人在国际形象上一个从来都受到忽视的绝大优势。其次，事后砌辞狡辩、言不由衷，百般文饰、故弄玄虚，也是中国政府跟美苏政府一个极不相同之处。洋人行恶，始终是赤裸裸的居多、比如希特勒以毒气室杀人的作法，也只会在西方出现，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屠杀方式要么极其隐蔽、要么用尽方法增加死者痛苦，那会用毒气室那样便宜受刑人，当然事后也死力隐瞒。此所以常人或历史学家了解洋人的屠杀虐杀事件易，了解中国的屠杀虐杀事件极难。 　　政治修辞妙绝天下 　　中国人笃信「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政治修辞之精妙，也不是美苏等后进可以临摹。譬如杀人掠地，不是「殖民」、也不是「开拓」，当然也不是「扩张」，而是「通」、是「征东」、「征西」、「文化泽被」、「声威德泽」、「恩泽」、「威震」、「声教」、「圣化」、「风吹草偃」、甚至是将异族异国当扫垃圾一样的「罗通扫北」，与此相比，日本说「进出」而不是「德泽」中国或「通华」、「扫西」之类，就显得自制、笨拙得可爱。中国人的政治或军事修辞本事，或可用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笔法为样板： 　　「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内地之三叛么髍，弗屑数也。」 　　(见《御制文集》三集卷入) 　　又如将「奴役」说成是『解放』，将「人为大饥荒」说成『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将「文化大催命」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将「钦点」说成是『等额选举』或『特首选举』，将「极权集团」说成是『共和国』，将「爱党」说成是『爱国』，将「党情」说成是『国情』，将「治水无方」说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暴洪』，将「人奴并居」说成是『一国两制』，甚至是当成『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构想』。试问世界上有那一个政权会花那么多人力物力这样大搞特搞政治修辞？ 　　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 　　中国另一个甚为奏效的伎俩是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旧帐、敲竹杠。正如白鲁恂教授说，世界上曾被列强欺凌得更惨的国家比比皆是，起码中国从来也至多是一小部份领土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地，而且中国自己也在这些殖民统治中蒙益不浅，但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曾受欺凌的国家好像中国那样长期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翻陈年历史旧帐，白鲁恂教授封之为「哭闹小儿」(crybaby)，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靠日本侵华夺权，现在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放，当然不是甚么讨回历史公道，而只为赖以养命的民族主义送氧，和向日本每年的巨量援助敲竹杠。自七九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对华提供开发援助约三万亿日圆之巨，从这角度看，日本侵华不但让中国共产党夺得政权，也带来巨额财富。加上近年越来越多历史研究，譬如The Manchurian Myth：Nationalism，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满洲的神话：现代中国的爱国、抗日与勾结》，Rana Mitter着〉，或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1932-1945：The Limit of Accommodation〈《中国人与日本的勾结，1932-1945》，David P.Barrett等编〉之类，一再揭示日本侵华期间与之勾结的中国人甚众，甚而编造抗日神话等等，中国死缠日本侵华历史，不仅显得有点幼稚，更给人有贪得无厌之感，也有如一个失婚女人，老抓住前夫陈年旧事来长期敲诈索偿一般。 　　但较此更加哭闹的是，中国至今还是翻来覆去，重提英国卖鸦片的历史，将中国全民吸毒的责任全推到英国人身上。李圭(1842-1903)在其详加考证的《雅片事略》(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刊)中指出〈鸦片最初称「雅片」，其广告效果大抵与「香」烟相同。〉中国人将鸦片这种直到明朝还属于止泻药的药品当饭吃，纯乃中国人独创。「煮土成膏，镶竹成管」，是中国人的专利发明，就如菜刀原本是用来切菜的，却有人发明拿来砍人一样。当然，操刀砍人间或有之，不足为奇，但要是全民都在挥舞菜刀自残互砍，不是拿来切菜，而且越禁越砍得起劲；又如煤炭本是用来烧烤、取暖的，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用来吸取二氧化碳，了断残生；又如天拿水〈即稀释溶剂〉，原是用于工业生产，却有青年蜂拥吸食以求快感和幻觉。到底问题在产品的供应商，还是这个社会已有大病，我看后者的原因起码占了一半。对此周作人已一语道破，「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俱)以麻醉消遣。」(见〈关于命运〉)而中国人之中对此分析最为深刻的，还数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他说： 　　「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自国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溥及也；自国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虚之感，深于他国民，而除雅片外，别无所以慰藉之术也.....苟不去此原因，则虽尽焚二十一省之旦罂粟种，严杜印度、南洋之输入品，吾知我国民必求所以代雅片之物，而其害与雅片无以异，则固可决也。」(见〈去毒篇-----雅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一文) 　　也请注意，留学日、英，研究逻辑学、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的章士钊教授(字行严，1881-1973)是吸鸦片的，学贯中西兼剃度出家的苏曼殊(1894-1918)是吸鸦片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大家、以「进化论」向中国人警以优胜劣败的严复(1853-1924)也是吸鸦片的。你会相信这些按理是最有知识最清醒的中国精英也会为鸦片贩子所惑？ 　　中国人胡天胡帝两千年，到清朝实在已经苦闷无聊愁苦到末路狂奔，深化「嫖赌饮荡吹」藉以苟活是必然发展。千万种正气洋货不要，独爱鸦片，殊非偶然。但中国却将全民滥用药物的责任往外推得一乾二净，当然更对近年学术界发现的延安革命政权以种植鸦片资助反政府活动的历史绝口不提。惟其如是，还是没完没了的在捶胸顿足，哭哭啼啼，以奠定国际大苦主的有利形象，实在也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来。 　　原载于2004年4月《开放杂志》 25.萨斯疫症下的中港台 　　萨斯疫症(SARS)还末平息，已经凸显了中港台三地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的生态。 　　中国:满清中叶的光景 　　正如我曾经讲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次只是继承中国自引发欧洲中世纪黑死病到十九、二十世纪诸流感的『自古以来』传统。今次整个事件不外乎再一次说明了中国人肮脏成性、贱视人命、迷恋面子、仇视资讯流通、甚至还停留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口慾期(oralslage)即视食如命等种种普遍病态。」的确，一个囊括了以上几种特性的民族，因「病从口入」而闯下弥天大祸、人瘟漫天是早晚的事，这一点从中国本土瘟疫、瘟神之事不绝於书，以及中世纪以还世界多次瘟疫源自中国就可证明。只是中国人溺信「无后为大」拚死繁殖，加上资讯封闭，瘟疫彷佛没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伤痕。 　　所以，萨斯疫症在中国爆发以至波及全球，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是一个停止独立思考了两千年的衰败文化的体现。这是经两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只能慢慢改变〈自然也不能说在人类灭亡之前一定可以改变〉，大革命只属妄想，撤掉一两个庸官并无碍於整个文化的基调，甚至只是虚应故事，制造新的包揽一切罪名的「四人帮」。这样的文化因素虽属毫无疑问，却是为绝大多数中国论者所忽视或刻意回避的。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只有小孩子心智却四肢相当发达的人，他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服人，也是以力而不是以德挤进了国际文明社会，结果他以其小孩子心智并没有力量去履行国际文明社会一员的责任，而恼人的是，『不容干涉内政』的万用警告并未能像制服国际文明社会一样的制服病菌。 　　尽管中国政府还未有胡闹到以「不容干涉内政」这样的「老法宝」来对付病菌，但在其他方面还是充满中国特色。譬如企图以重刑来吓唬违反疫症规则的人，以重金奖励举报匿藏的病人，将洋大人像猴子一样的愚弄，以天朝之态以自身也严重短缺的物资安抚听话的奴才如香港、澳门等，也以天朝之态惩罚不听话的逆子如台湾，加上各地民众不惜自毁对外通道、封村自保等等，中国大陆官民的表现将我们带回到起码是满清中叶的光景。 　　台湾：怨气冲天的萨斯孤儿 　　在这次萨斯疫症中，全世界都被中国所害，而当中最感到愤愤不平的自属台湾。台湾人对於中国大陆隐瞒疫情祸延全球，一开始就咬牙切齿，一些传媒为此将SARS叫做「中国肺炎」。但更加令台湾当局和民众气愤的是，台湾一方面被迫接收了「中国肺炎」，却因为中国政府的阻挠，无法像其他受害国那样及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 　　由於中国政府反对，台湾一直未能成为世卫的成员，以致世卫只能把台湾当成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当局早在今年(2003年)三月初出现第一宗通报萨斯病例后，就向世卫求助，但在中国政府的反对下，世卫一直对台湾的求救充耳不闻，一直到五月二日，也就是台湾通报第一个萨斯病例之后的第七个星期，北京眼见台湾情况日见严峻，自己承担不起后果时，才同意世卫人员到台湾施救，足足将救治行动延缓了两个月。中国当局身为世卫成员，不但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残害全球人类健康，甚至肆意阻挠世卫救治被他残害的人，这岂是一般的王八无赖做得出来的！台湾人对中国或中国当局的厌恶，倍增可期矣。 　　由於中国当局从中作梗，台湾人在对抗萨斯过程中吃了不少哑苦。他们在电视上看起来较激动的反应，可以理解。不过，台湾人和台湾医护人员在对抗萨斯过程中似乎有欠公德、理性的做法〈在电视上看是如此〉，还是值得探讨的。我看，原因除了是因为觉得这是中国当局加诸他们身上的无妄之灾之外，他们的所谓「非理性夸张」表现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关。 　　台湾直到十七世纪，仍然是「番民有生熟二种.....男女相悦即野合.....」之地〈《皇清职贡图》语〉，现在占台湾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多从十五世纪起陆绩自福建、广东移入，由此得以稍稍远离礼教中土并走进「化外之地」，加上当时的汉移民绝大多数是男性，很自然就跟多属母系社会的台湾原住民通婚，是以台湾本土人都明显比传统汉人豪放、善於抒情、弱於压抑，他们在萨斯疫症上的「夸张」举动，看来跟他们在国会跳上议事桌上打架是有着同样的文化根源。 　　惟中国文化毕竟以「有私无公」着称於世，大多数祖籍中国的台湾人不容易出污泥而不染，有着若干中国劣根，特别是到十七世纪末起被中国政府统治了两百年。加之台湾过去有系统的良性殖民统治不足五十年，似不足以矫正「有私无公」的中国文化余毒，在这一点上跟经过英国人一百五十年良性殖民统治的香港有点差距。 　　另外，台湾医护人员看起来没有香港医护人员那么「无私」，我看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基督教文明对香港的教化还是比台湾大一点点，其次是台湾医护人员的薪酬比香港的同行低几倍。台湾政府医生的起薪点只约有台币六到七万元〈即港币一万三千五到一万六千左右〉，月薪达三十万台币的已属相当不错〈即港币不足七万〉，至於护士当然更低，而香港政府医生的起薪点高达四万港币、月薪十万港币的比比皆是，顾问医生月薪高达二十多万港币，医院管理局头头每月仅薪金近四十万港币，至於护士则从起薪一万六千至顶薪八、九万港币，比台湾医生的待遇还好。难怪，不少人说，拿香港医护人员的薪酬，特别在目前这个经济环境，他不但也会十分「无私」，「死」都愿意。 　　香港:中国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江泽民有一句经典废话：中、港两地「河水不犯井水」。事实是，除了深圳水库时而向香港泄洪，每令新界北洪水滔大之外，也不定时的向香港输出疫症。香港和中国之间没有中、台之间那样的海峡隔开，是香港和大陆「命运相连的保证」。不同的是，发生在香港的会举世皆知，发生在大陆的就如藏在五里雾中，或是『国家机密』。 　　所以，香港蒙受萨斯疫症浩劫已是宿命，特别是香港在中、英两国强逆香港民意被交回中国后进一步和中国融合，彼此的病菌自然更如坐直通车了。所以，香港的萨斯瘟疫首先可说是本身严重管理不善的中国强行收回香港的其中一个代价，尽管这是许多人感到难以敢齿的。 　　也由於来自中国当局的箝制，香港在对抗是次萨斯瘟疫中受创甚深。至今香港的感染个案累积数目为一千七百多例，当中医护人员个案近四百例，比例逾百分之二十几。连党喉舌香港《文汇报》的社评也说，「如果再加上普通病房病人及初期探访者在医院受到感染的比例，本港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情况委实十分严重。」为甚么香港政府每年花花近三百四十亿(港元)到公共医疗服务上仍然会有这样严重的医务人员感染和院内交叉感染呢？至今各方专家包括世卫病毒专家索尔特〈Mark Salter〉等已经提出了相当不错的解释：医护人员防护措施不足、休息不足，过度疲劳以及各医疗分区拥兵自立，各自为政等，但却未能指出问题的其正病源。 　　为甚么年花近三百四十亿港元而无钱买防护措施，为甚么医护人员特别是医生动辄连续开工三十个小时或以上，那不正是因为医务人员薪金太高？！较早时广州能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前线医护人员每更工作四小时，在香港这可能吗？香港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已经入职了一段时间的〉，就像香港其他公职人员包括教师、社工，一个人就拿了发达国家同类职位起码是两个人的待遇，当然工作量是没有可能是一个人的，自然健康也是没有可能好的，这是敛财的代价。三百多亿当中近八成都是员工薪金和福利开支，原来用来买口罩、买防护衣的钱都已经变成员工的薪金了！哪里还有余钱添置应急的物资呢？如此，物资怎能不短缺呢？因此才会出现大陆向港捐赠物资「以表关怀」的闹剧，以及各医疗分区一方面要争夺「短缺」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拉帮结派、不务正业，以期巩固一己来之不易的「肥缺」。 　　既然薪酬过高已经令香港整个公共医疗体制陷於困境，为甚么当局不予适度降低呢？这就要回到中国一手造成的老问题里去。当年中国当局为了减轻香港人回归独裁中国的恐惧，不惜百般讨好，甚至在基本法第一百条中承诺公职人员待遇绝对不会低於回归之前，但在金融风暴后特区政府出现巨额财赤后仍然为了面子，死也不肯修改基本法中这项规定，并以「减人不减薪」来弥补基本法在这方面的缺陷，后果可以想像。这种完全不理性的资源分配破坏极大，英国人在香港留下的优良文化遗产-----如资讯自由和基督教文明，在萨斯疫潮中只可能造就广为人知的动人故事，未能扭转败局。结果医护人员死伤数百，其他非死即伤的平民过千，半百小儿痛失双亲，香港经济受空前巨创，始作《基本法》俑者，其无后乎？ 　　中国对形式主义的小孩子式执赺，已经让香港付上惨烈的代价-----联系汇率、庸才治港、死守基本法.....，萨斯瘟疫仅属其中一端而已。 　　原载於2003年6月《开放杂志》 26.达尔文：「我从来不是无神谕者」 　　最近与友人畅谈宗教，友人说，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最后在其《自传》中为其揭櫫的进化论〈其实应译为「演化论」才对〉「误尽苍生」忏悔，并称假如可以，愿意收回其学说云云。此说我闻所未闻，但与宗教问题有关的类似野谈甚多，我也姑妄听之，但事关重大，甚感好奇，随即找来未经删节的《达尔文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1882：with original omissions restored)，另加他生前的大量书信〈现大多已可在网上读到，见 http://darwin.lib.cam.ac.uk/ 及 http://pages.britishlibrary.net/charles.darwin )，小心求证一下，岂料大有发现，几乎比起我在《四库全书》里找到雍正及其他清史家说「台湾自古不属中国」更加激动人心。也再一次证明，「误尽苍生」的也许不是进化论或其他甚么理论，而是「人云亦云」的处事态度。 　　监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共政权一直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无神论的镇山宝，比起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投入，本课题的澄清对中国人至为重要。 　　「我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达尔文于一八七六年百病缠身之时执笔写《自传》，回顾自己毁誉交加的一生，目的并非出版，只是写来留给子孙和妻子作留念之用，所以语气亲切可人，字字出自肺俯，毫无造作虚饰的废词。然而，他的儿子Francis Darwin(1848-1925)于一八八七年把这本家传《自传》出版了，但属删节版，直到一九五八年达尔文的孙女Nora Barlow(1885-1989)才把《自传》原封出版。当时的科学历史大师Loren Eiseley(l907-1977)就说：「没有人可以不读过《达尔文自传》而可以假装了解达尔文。」 　　尽管无数旁人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作为无神论的首要依据，也有无数人想听取达尔文对个人信仰的意见，但正如Francis Darwin说，达尔文在其发表过的作品中从没有议论过其个人信仰的，只会在私人信件及其《自传》中论及，他推想原因是父亲认为个人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情。一八七九年，无神论者John Fordyce去信问达尔文有神论与进化论可否并存，达尔文回答说： 　　「若有人怀疑一个人不可以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也是进化论者，我觉得似是荒谬的.....我的看法，除了对我自己之外，对任何人都是无关重要的。但既然你问我，我会说我这方面的看法是反覆多变.....但我在最反覆多变的时刻，也从来不是个无神论者，不会否定神的存在。我想，一般而言.....说我这种心态是个不可知论者(agnostic)，会较为恰当。」 　　宗教：「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 　　达尔文不公开讨论个人信仰问题，看来不仅是因为这是私人问题，也是因为他自己也感到相当迷惘，他一再申明，宗教不是人类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他于一八六零年 　　在写信给其友人也是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的Asa Gray(1810-1888)说： 　　「至于这个问题〈人类起源〉的神学观点，总是令我感到痛苦的。我也感到迷惘。我决无意写文章宣扬无神论。但我承认，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在我们周围看到造物设计(design)和上天慈悲的证据，这个世界看来还有太多苦难......但另一方面，若要我把这个奇妙的宇宙，特别是人的本性，都看作是蛮力(brute force)的结果，我又无论如何心有不甘。我是较相信万物是按设计好了的法则而行，只是细节.....就听任所谓机遇(chance)。但这种想法也毫不令我满意。我感受至深的是，整个问题太高深莫测了，不是人类智力可以解决的.....当然我同意你说，我的观点绝非就是属于无神论的。一个人〈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遭雷殛而亡，可归因于极其复杂的自然法则；小孩子得以诞生.....当中涉及的法则就更为复杂，而我不明白，为甚么一个人，或其他动物，不可以是最初是按其他法则孕育而成，不可以是所有这些法则都是有一个全知全能、已预见了未来所有事件和后果的造物主所设计的。但我越想，就越感迷惘......。」 　　就在一年前(1859)，达尔文即使在刚出版《物种起源》后，已表现出类似的迷惘，他去信好友兼自然科学学者John Lubbock(1834-1913)说： 　　「针对我〔在《物种起源》〕的观点，是可以有许多有力的反面论据的，你或者任何人若想站在我的对面，大可轻易今自己相信我是完全错的，而我无疑有部份地方出错，甚至全错也说不定，尽管我看不到我的盲点在哪里。我敢说，当人类有天发现雷电大作，是由于第二因(Secondary causes)的缘故时，就会后悔放弃了每一道闪电都是由上帝之手造成这个想法。」 　　一八七三年达尔文写信回答一个荷兰学生的宗教问题时，再次表达了信仰问题非人类智力所能解决的看法： 　　「很难简单回答你的问题......但我可以说，这样一个雄伟奇妙的宇宙......是不可能是偶然造成的，这就是我认为有神的首要论据，但这论据是否真有价值，我也从来无法断定。......但我也不能无视全世界还有无数苦难的事实。虽然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么多有能之士都完全信神，不会都看错吧，却又再看到这是多么不济的论据。似乎最稳当的结论还是，整个问题不是人的智力所能解决的，但人可以尽自己的责任。」 　　「科学与基督毫不相干」 　　毫无疑问，要是达尔文只有科学家的天才，而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典型批判精神，在宗教问题上就不会如此困扰。这再可从他在《自传》中的自白得以印证。达尔文毫不隐瞒他对基督教的质疑，他说，「我的确难以明白，为甚么有人会希望基督信仰是真的，因为，要是基督信仰真有其事，则其经文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和几乎我所有最要好的朋友，都将要永世受罚。这真是可堪咒谊的的教义。」在《自传》中他又说，「当今之世，人们最常用来说明有一智慧之神的理据是诉诸大多数人所具有的深刻内在信念和感受，但印度教和回教无疑也可用同样的态度、一样的说服力，称只有一神，或多神，或佛教的无神。」所以他接着说，「另一个诉诸理性而不是情感，有力得多的有神论理据是，这样一个雄伟奇妙宇宙之诞生，是极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可能是盲打误撞或出于需要而成的......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无法不追寻一个智慧过人的第一因，则有神论者的称号，我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结论，依我记忆，在我写《物种起源》时是深信不疑的，但此后渐见动摇，在无数反覆之中转弱。但我随之又有另一疑惑，那就是，要是人类的脑袋如我所完全相信的那样乃由最低等的动物那里演化过来，那么，他们所作这些堂皇之论靠得住么？......面对这样玄奥不已的问题，我不能假装我有半点一得之见。万物最初从何而来，这个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开；我是必要继续安于我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身分。」 　　一八七九年，达尔文已俨然是全世界的首席思想家，更多人来信问学。一个德国学生来信问宗教问题，达尔文在信里说： 　　「进化论与信仰神是颇能并行不悖的。」但这德国学生并不满足，达尔文在第二封信中说：「......我已年老体弱，固然没有时间完满回答你的问题，而且你的问题也根本是没有答案的。科学与基督是毫不相干的......至于来生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在彼此冲突而又含含糊糊的可能情况之间自行判断。」 　　「猴子脑袋的信念靠得住么？」 　　达尔文在去世前一年身体已虚弱不堪，仍然继续在书信中不断与人切磋宗教问题。 　　一八八一年七月，即达尔文去世前的九个月，爱尔兰哲学家William Graham(1839-1911)刚出版了The Greed Of Science,Religious,Moraland Social一书，达尔文去函问疑，他说： 　　「你在书中的某些论点我消化不了。特别是你说那些所谓自然法则本身有其意志(purpose)......且不说许多人相信这几条重大法则有朝一日会被发现统统源于某一条法则......要是月球只有些最低级、毫无意识的有机体，你会认为这有甚么意志么？......尽管这样，你已经表达了我的内在信念......那就是宇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但随之而来的又是那可怕的疑惑：既然人类的脑袋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这脑袋的的种种信念可有任何价值？或可予任何交托么？一些来自猴子脑袋的信念〈若这样的脑袋会有任何信念〉，会有任何人愿意信靠么？......最后，我可以向你展示，(人类)反抗物竞天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过程中为文明带来的建树，是大得非你可能会同意的。」 　　一八八一年八月，达尔文去信友人Farrer勳爵(1819-1899)说，「要是我们审视整个宇宙，思维上是会拒绝视之为一个偶然的结果......也就是没有设计或意志。整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对于这个我深信是从动物演化过来的人类脑袋的所谓直觉，我不能太有信心，甚至不能有任何信心，那么，他们的信念和直觉又有甚么价值？」 　　「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 　　一八七八年，英国神学家Edward Pusey博士(1800-1882)从神学观点批评达尔文的着作《物种起源》，达尔文在一封给C．Ridley的信里说，「由于我从来只会回答科研人员对我的批评，我不希望这信会被出版.......Pusey博士想像我写《物种起源》时是针对神学，是错误的。我以为，任何人只要费神读一下这书，特别是导言的头几行，都会很清楚这点......我蒐集资料写《物种起源》时，我对所谓人格神(personal God)的信仰，就跟Pusey博士所信仰的一样坚定。」 　　其实，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就用了造物主(Creator)一词起码五次之多。达尔文在《自传》里说，「我的观点常被严重歪曲，被穷追猛打，被无情讥讽，但我相信他们这样做都是本自真诚。总的来说，我相信大家对我的作品是一次又一次的过誉了。」 　　从达尔文对人类苦难的关怀，面对大自然奥秘的好奇、谦卑与坦诚，以至对各方误解和唾骂讥讽所表现的风度甚至幽默，在在说明这确是个伟大的心灵。讨厌他的人，说他死前为其进化论「纤悔」，但我在其《自传》或信件或任何其他地方俱遍寻不获；拥护他的人就更可恶，把他与无神论划上等号，在中国情况尤甚，中共更辗转窃用之为迫害宗教自由的「学术」依据，为无神论虐民的护符，相反，进化论的原产地英国却依然泰然自若，甚至不去其国教！还是鲁迅说得好，「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甚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彷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译文序跋集．〈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1929年) 　　p.s.中国的「望文生义」、「不求甚解」而演练出「文字狱」一套「国家范围技」，其杀伤力比秦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练成此技条件——心胸狭窄、多疑、食古不化。《怒讯》 　　原载于2005年4月《开放杂志》 27.挪威人的手掌 　　几年前去探望一位年逾七十的退休挪威重量级政要，和他握手时，发觉他双手粗糙不堪，对此我感到非常意外，为甚么这样一位并非从事徒手劳力职业的人，而且也算是绝对衣食无忧的人，更是中国人口里的社会贤达，他的手掌竟会如苦力那样的粗糙。当时我马上想到的，就是中国人笃信的甚么「掌软如绵，食禄万千」、「掌软如绵，闲且有钱」、「掌硬如铁、奔波不歇」、「掌硬而圆者愚，掌软而力者富也」之类，总之，都是把「掌硬」跟命硬和命苦划上等号的宿命论。而事实上，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掌硬」的人命苦，也确是屡见不鲜的事。 　　然而，挪威这位社会贤达的命一点也不见得苦，跟一般已经相当幸福快乐的挪威人相比，他看来还犹有过之，比起九九．九％的中国人或香港人，更简直是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我抱着这个迷惑追寻下去，终於发现了挪威人中间一个意味深长、非中国人所能想像的的普遍现象，就是挪威人，特别是男人〈女人也不罕见〉，相当多的人的手掌是异常粗糙的，但同时他们也绝大部份绝非苦命人，绝非穷人，而且当中不少是极有学养的知识份子。常见的典型是，仪表堂堂，气质儒雅、非香港九九％的大学教授所能比拟，就是他们的一双手却比农夫的手还粗糙。他们硬绷绷的手跟他们的优雅的面容和谈吐，格格不入。而且，他们看来对自己一双粗糙无比的手十分自豪。 　　就是从他们的这一双粗糙的手，我不单更看清楚中国人沉溺其中的掌相学之蛊惑人心(详见拙文《来生不做中国人-----〈中国好讲命理反趋衰落〉》)，并终於领悟到这一双粗糙的手正是挪威人(或北欧人)平等精神的结晶所在，是一等优秀文明之精魂所在。 　　崇尚技艺、拜服「能」者 　　为甚么他们的手这样粗糙呢？主要原因是他们往往要体力劳动。中国人在儒家的伟大教诲-----「君子不器」、「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的支配下，一直对体力劳动极其鄙视，人人以十指纤纤、掌软如绵为人生理想，过去中国的男子(或女子)为了炫耀自己不需劳动，还流行蓄长达数寸的指甲，进而为呵护这脆弱的长指甲而要戴指甲套，胡天胡帝，达於毫颠！此所以，在中国，社会生产彻底分工，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角色彻底分离，劳心者既无需劳力也厌恶劳力并因而最终「四体不动，五谷不分」〈就如年前贵为香港首富李嘉诚之长子现为长江生命科技主席的李泽钜居然分不清丝瓜和节瓜那样〉，当中许多更以不需体力劳动、以饭来张口为荣。就如《颜氏家训》说的那样： 　　「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差务工仗，射则不能穿札，笔则绕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 　　挪威人，或北欧人〈其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大抵如此，只是程度稍逊〉却对体力劳动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他们没有儒家或孔子之流，没有「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那样「博大精深」的巍巍五千年中华文化！挪威人，或北欧人一方面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样，如卡莱尔(Carlyle)常说的那样，有拜服「能」者，重实务技艺而轻玄思虚想空谈的民族本色，而更重要的是他们那种讲求平等的核心精神。 　　劳心者劳力者待遇接近 　　他们讲求平等，令到劳动工人的尊严和薪酬都不会像在中国人社会那样的远远低於劳心者，白领阶级和蓝领阶级的工资纵有差别，也不大。譬如在我曾就读的语言学校中，那清洁工跟教师的薪酬会很接近，若清洁工稍作加班，收入可轻易的超过教师。而那清洁工开的宝马车〈这里的新车价一般起码比香港贵一半，旧车价起码贵几倍到十倍〉，正是这学校停车场里面最贵的一部私家车。至於学校里的校长，其薪酬也不会像香港那样比教师多出几倍那样荒谬〈校长相对於教师而言自然又更「劳心」了〉。这里的教师月薪若是二万五千挪威币(约为港币三万一千)，那校长就一般是三万五千挪威币左右，跟大学正教授的薪金相约(香港的大学正教授月薪约为十万港元)。另外，一个入职了三十年的教师的月薪，也只会比新入职教师的月薪多五千挪威币左右，不像香港的那样多几倍的依法敛财。一位挪威朋友这样解释说，老年人的开支按理比青年人少，这做法是合乎逻辑的。又如在政府机关，日理万机的部长月薪不过四万五千挪威币左右，但那做清洁的月薪也会有近两万。若像香港的局长月薪起码近三十万(港币)饱食终日，清洁工月薪仅得数千(港币)仅足餬口那样，这里即使没有人要上断头台，也肯定会有革命！若问，何以挪威的部长或其他最高管理阶层愿意拿几万元月薪就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更不介意那个清洁工的收入只是比自己低一点点呢？又为甚么香港的高官个个自命「爱国」、「爱港」第一，却非要有起码高达二、三十万，甚至近一百万的月薪不可呢？而且其表现还远在挪威高官之下呢？又为甚么香港高官对於自己的收入比清洁工的收入高出几十倍而不以为耻呢？这就真的触及一个文明的整体水平，若全民不达到极高的文明修养，是势难接受挪威这种抑强扶弱的人道社会模式的。 　　我一位挪威朋友到香港一家港资公司打了一年工，对我说，她对公司内部的勾心斗角固然大开眼界，对於公司同仁对待清洁工等低层职工之无礼嚣张，也深感震惊、恶心，我向她保证，他们的可耻薪酬，会合她更感震惊、恶心。她说尽管如此，还是非常庆幸有这样亲历其境的机会，否则她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相信一个号称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会如此不堪入目。我从旁提点说：冰山一角而已。 　　劳力昂贵事事自己动手 　　我打听过，挪威人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日夜吹嘘「职业无分贵贱」而又讲一套做一套，却在实际行动中默默付之实践。由於这里的劳力者的地位和尊严充分反映到他们的高薪上面，在这里要得到任何真人〈而非机器〉的服务，是昂贵的。所以人人可以自己来就自己来，不懂的就去学，否则，很容易倾家荡产也还不够。这里的人，都是靠自己一双手，把偌大的独立屋和花园打理得像皇宫一样。有车的，当然是自己开，尽力自己修理；许多人都有游艇，或帆船或小艇，也九九．九％是自已开，也尽力自己修理；也越来越多人有非豪奢型的廉价私人飞机，自然也是自已开，也尽力自己修理；自己盖房子或加建，比比皆是，手艺比我在香港见到的所谓鲁班师傅还好，一位务农的朋友更连盖房子的木材都是自己去树林砍伐和锯成。别的不说，这里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漏水或窗缝渗水的房子，而在香港就算是天价豪宅也随时是漏水或渗水户，我怀疑这并非仅是降雨量不同所致。至於一般个人嗜好，也由於每爱亲力亲为，也进一步令挪威人手掌的茧加深。我就有一位爱飞蝇钓(fly-fishing)三文鱼或鳄鱼的朋友，就像许多飞蝇钓友那样，他不但动不动整天或一连数天的在河中不断行走抛线收线一无所获也不以为累，连那些极其精致的飞蝇也多是亲手制作。他是收入不菲的油田工程师，绝对有钱买得起飞蝇，但他对自己制作的飞蝇极感自豪，而他的手掌自然是满布风霜、掌硬如铁了。总之，寻常一个挪威人所懂的技艺，都足以令一般香港人或中国人自惭形秽。 　　总理也要洗衣熨衣 　　挪威或北欧的平等精神，也令住家佣工变得非常罕见。即使在奥斯陆的皇宫里面，也没有住家佣工。像香港的港督府或高官官邸里面奴婢成群、二十四小时候命、呼之则来的做法，在这里的人看来简直就是腐化堕落不堪。事实上，这里上至总理都是一律没有官邸的，都是住在自已家里，没有住家佣工，现任挪威总理更只是住在一家一屋两伙《编注：指两个单位》的房子里面。没有住家佣工，要自力保养起码过千尺的大宅另加花园车房(由於善加保养，这里以木屋为主的房子多能住用百年以上，几百年的也有，约千年的木教堂也有多座)，照顾一般起码两个的孩子，要做的体力劳动自然甚多。 　　劳心者也会并也要劳力这种平等传统，基本在北欧一般如此。自一九九六年上任以来表现不俗连任至今的瑞典总理的培尔松(Goeran Persson，1949-)每天早上就会亲手熨好当天要穿的衣服，他说，「我每天都会熨一件自己洗好的衬衫，这些事我都是我自己做，没甚么好奇怪的」。他说这话时(2001年)，还身兼欧盟轮任主席。我跟挪威人论及此事，他们的回应是「very normal」(非常正常)，这就是北欧社会很典型的平等精神，但在国际间甚至是一般欧美地方都是新闻，对於中国人而言更几近野谈。反过来，这里的劳力者也多不是粗头粗脑的蛮牛，在在都是温文尔雅，自尊自重，甚有教养的，许多於工余会参与社区的施政或教会工作。譬如一位电器技工早前对我说，在网上看到中国麦当劳的员工被剥削的事件，问我他们可以做些甚么？中国腐败到这个用地，我那里会有答案，他这提问，只今我对他们一般劳力者的文明水平肃然起敬。他这样的人道关怀，在香港就是连大学里面的所谓知识份子也不多见的。 　　P.S.在中国或香港，用来衡量尊严的尺就是「钱」，换句话说：「有钱有尊严，没钱没尊严」，令整个社会变成功利社会，只要有钱或高薪，中国人所谓「依法掠夺」〈想不到掠夺打劫也有合法的、官冕堂皇的。〉，那管是作奸犯科贪污贿赂、目不识丁，也懒管你是贼，皆跻身上流社会；反之，低收入靠劳力或可能学贯中西的则不会被看得起，财大气粗由此可见，亦深为有文化文明的社会唾之如沬！《怒讯2010.03.13》 　　原载於2006年9月《开放杂志》 28.欧游思絮 　　在语言学校刚完毕的暑假，我和妻子背着背囊坐InterRail火车到欧洲诸国游历了一个月。这些少年人的玩意，我到一把年纪才作处女航，很多时候在火车上连续呆上近十个小时，舟车劳顿，披星戴月，负重奔跑赶路，还时而被迫与渗出异味发出杂音的陌生人亲密接触，几乎令人口吐白沫，目的不外是一睹在北欧之外的当今人类高度文明之林。 　　「好邻居」意义重大 　　从挪威到丹麦、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到西班牙，当中除了边陲的西班牙看来真的日暮途穷之外，其他诸国可说各具风骚。国与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或略有差距，市容管理或瑕瑜互见，但其他方面，如自由开放程度、生活素质等彼此相当接近，都是可以久留之地。当中没有一国突然沦居为赤贫、化外之邦，也没有一国穿金戴银、独得天宠。这令我重温「好邻居」这个每每被人特别中国人忽视了的概念。在亚洲，中国从历史上到今天都是深具流氓本性的恶邻，要他们理解「好邻居」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并不容易。 　　所谓「好邻居」，大抵不是甚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陈腔滥调，而是这个邻居有没有虐待自己的国民、制造大量难民？有没有糟蹋自己的天然环境、导致环境灾难祸延邻国？有没有对邻国武力恫吓、甚至夺人国土？而当中乎最为人忽视的「好邻居」定义是，这个邻居有没有能力发明或引进高度文明的思想或制度、让邻国见贤思齐？ 　　好邻居在往日四海不通的世界更加重要，因为民众可以游历的范围甚窄，近的只有家门四周的邻居，远的也不出与国境接壤的邻国。邻居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摹仿、参考对象。这些欧洲国家的人权价值、基督信仰、到社会全民保险制度等等，可以说，都是彼此参照、依样画葫、甚至互相强加的结果，譬如回教的信仰『能在欧洲的外围如塞尔维亚小量繁殖，甚难一步跳到欧洲的中心地带。然而，在这个世界「坏邻居」却是主流，北、西、中欧的好邻居是不常见的。欧洲东面的苏联是欧洲最大的「坏邻居」，可以说，在现代只要位处欧洲而没有皈依回教或接近苏联，已几乎是免於悲惨世界的保证。能够在低档或劣质文明之林中拔地而起需要惊人的能力，或者优质殖民统治，日本、以色列、澳州、台湾等是当中样板。 　　瑞士湖光美绝唯欠真实 　　自年来见过挪威无数水清有鱼的峡湾和湖泊之后，已不大容易对水动心，即使甚么多瑙河、塞纳河，原来也不外如是，但想不到瑞士的湖水和河水美得那么厉害。水质清澈、蔚蓝，最迷人的是，水面总是不断涌起旋起旋灭的漩涡，望之目眩。我坐火车登上欧洲之颠、三千四百米、终年积雪、比海拔二千二百公尺的阿里山森林铁路还高出一千多公尺的瑞士少女峰主峰之一的Jungfraujoch，途中目击久仰大名的阿尔卑斯山乳牛、冒烟奔流的溪水、和平生所见最美的雪景，无怪当年歌德、拜伦、雪莱等诗人来到少女峰山脚已经不能自控、徘徊低吟。瑞士人从一八六六年起花了四十六年，到一九一二年千辛万苦建成了这条一百五十公里通往山颠的铁路，技术文明和刚毅不屈，缺一不可。但要是瑞士不是中立国，可以长期免於战火，这些鬼斧神工也未必留得下来，甚至根本未必有人愿意花半世纪去「愚公移山」，这也是瑞士的建设得以长期平稳发展和保留的重要原因。所以，瑞士之美，我觉得有点温室培植的失实感。 　　西班牙-----欧洲文明的临界线 　　从桃花源一样的瑞士辗转到西班牙南端酷热和缺水的Ronda，当中的差异，令人思绪万千。西班牙南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因为这里曾被信奉回教的摩尔人统治了七百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被西班牙人以武力统一，当地无数信奉回教的摩尔人被迫改信天主教。顽强无比的回教徒居然改信天主教，令我极感兴趣，我很想去问问他们的感受，但怕冒犯他们而没有开口。他们从北非移殖至相对没有那么热的西班牙南部，皮肤已经变成浅棕色，但阿拉伯人的轮廓还是清晰可辨，阿拉伯音乐仍然处处可闻。这样一大群白化了的伊斯兰世界叛徒就在眼前，再想到西班牙在当前反恐行动中成为美国少数的坚定盟友，我感到相当震撼。但我估计，他们如果还是清醒的话，是应当没有遗憾的。试问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能够从伊斯兰世界的十指关中逃得出来？ 　　然而，摩尔人得以在西班牙南部火浴重生，只是以基督文明或工业革命文明相对於伊斯兰文明而言，这对摩尔人而言已是大丰收。但在我看来，西班牙无疑已是欧洲文明的余唾，这单从其经济长期死气沉沉及其残暴对待巴斯克独立运动中已可见一斑。从Ronda到马德里，我在西班牙第一次感受到午睡的威力，店舖中午打烊近四个小时到六时重开。天气乾燥酷热，任何人，包括我，自中午开始就想睡觉，若不是在冷气间根本无法思考。一位居於当地，正在修理自己屋顶的爱尔兰人抱怨说，在西班牙不能在户外工作，并说难以清醒思考，以致开工时频频出错。在Ronda我探望了一对从香港去的英国恋人，他们刚在无水无电的荒野买了八公顷地，一心搭建他们的梦想家园。但是花了四千欧币钻了两个分别七十公尺和一百五十公尺的科学井还没有水！而他们计划兴建的住宅，以及附近一带的民居，更没有任何保险可买！可见那里的环境资源和现代文明社会制度如何贫乏。甚至连买一辆车都麻烦到不得了。譬如买主不单要有当地的居民号码，而且要有车牌！但这对恋人恰恰是女的有居民号码但没有车牌，男的有车牌却没有居民号码，结果要高价租车代步。原本男的按例起码要等两周才获发居民号码，但当有关政府人员得知他的汽车保险经纪是其老友时，即自动将两星期缩短至两天！我这位已被折磨得半死的朋友感到悲喜交集：为他自己喜，为西班牙的腐败悲。他们马上拿着八千欧币去测试那辆被卖主形容为性能一流的二手四驱车，卖主出动五、六个人鼓如簧之舌热情招呼，却不料一开车就死车。两位朋友说这显然是个骗局，说这些平时对英语很抗拒的的西班牙人居然逗她说英语时已感不妙。我安慰他们说，这车在试车时垮台，不是他们的运气么？ 　　气温与文明似有关系 　　从马德里到巴黎，令人看到，同样是拉丁民族，可以有这样大的分别。在马德里弥漫着的暮气、小家子气、穷酸气、和餐馆职员在门外兜售味精餐的阴阳怪气，还有特别是中年男士个个仿如怀胎九月的痴肥，在巴黎变成精致而豁达的雅气、美食当前而居然人人身段标致又没有港式瘦身之病态，女士没有俗不可耐的一窝蜂露脐而是各具风姿，餐馆不会有职员在门外自贬身价恳求路人赏面。我在巴黎，就像在慕尼克或者挪威那样，是可以思考，乐於阅读，不觉昏睡的，我看气温差异与西班牙和法国的文明高下似有关系。但由於全球生态恶化，近年巴黎夏天的气温屡创新高，长此以往，我看足以成为当区文明一大隐忧。 　　回到奥斯陆，我第一时间与阔别数载的英国好友叙旧。这位英国怪士几年前曾连续八年骑单车作以落后国家为主的环球之旅，他是我的地球活字典。我向他就教一个我思考了好几年、可惜过去只引起了如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之类一些有识之士关注的问题：寒带地方的文明是否普遍较温、热带地方的文明为高，若是，为甚么。他沉思片刻后说，看来确是如此。他说恐怕主要出於两大原因，一是温、热带的天然资源几乎垂手可得(至少在被破坏之前是如此)，人们不需用脑规划；二是天气太热，人们根本不想用脑，无法思考。我们就此交换了许多看法，我说，也许这个世界有许多热死人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应列为生人勿近的禁地。我以为，「炎热」确是人类无数灾难的根源，但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就「人类可居温度」定出任何规限，反而在热带地区住上更多人，恶性循环，伊於胡底？ 　　原载於2004年9月《开放杂志》